然而，“物”的凸显并不仅仅局限于把玩“长物”之风的流行。柯律格曾在他的著作中提出，前述晚明那些以“长物”为主题的著作实际上实在建构一种“文人趣味”，进而维系社会和文化的“区隔”。这自然是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但也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晚明时期更为波澜壮阔的物质文化景观。在本书中，我们将看到，不仅是作为“多余之物”的“长物”，而且连日用常行之物，哪怕是乡间妇女的鞋袜、贩夫走卒的衣衫，抑或是社会大众的饮食居处、乘舆轿辇，都呈现出史无前例的繁庶态势：就其“量”而言，可谓“极大丰富”；就其“质”而言，可谓“匠作精良”；就其内容覆盖而言，可谓人生日用无远弗届；就其形式创制而言，可谓极尽工巧华美奢靡……如果我们单从“文人趣味”的角度加以理解，我们就容易将目光停留在艺术的领地，忽视那股以“物”为表现形式、贯穿于晚明日常生活、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潮中的潜在力量——物质、感官和欲望。这也正是前文所提及的晚明道学家、正统知识分子所密切关注、严厉批评的核心问题，触觉敏锐的思想家意识到，原本驯服于古典生活观念、社会规范和文化秩序的“物”及其背后潜藏的人类的物质、感官和欲望冲动，到了他们这个时代，喷薄而出，不仅在生活事实领域开疆拓土，而且冲击、破坏了既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稳固性。
由此，我倾向于将晚明社会文化的这一新动向称之为“物”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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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思“晚明”：“早期现代”还是“前现代晚期”？
有关这一历史图式的把握和命名，20世纪以来出现了诸多影响较大的学术概念。在前文中，本书业已对中国现代史学界常用的“晚明”“明末清初”及“明清之际”等概念进行了分析，阐释了他们虽然冠以朝代称谓却力图摆脱中国传统史学之“朝代循环”论述的内涵及用意。值得关注的是，自20世纪后期以来，在西方汉学的影响下，有关世界体系中的“早期现代性”的讨论逐渐被引入明清史研究领域，逐步取代了此前风靡一时的“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等问题，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学术命题，诸如“晚期帝制中国”（Late Imperial China）、“早期现代中国”（Early Modern China）和“前现代晚期中国” （Late Premodern）等，由此也拓展了当前重新审视晚明历史定位的新方向。
其实，“早期现代性”（Early Modernity）是一个萌生于欧洲史研究的史学分期概念。20世纪以来，欧洲史学研究界在有关欧洲现代性的本质及意义的讨论中发现，“17世纪开始出现的早期现代经验，最终会产生出特征在启蒙时代已表露无遗的现代性”，这些“早期现代经验”包括“单一民族独立国家的形成、公民社会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等。后来的史学家的雄心，显然不满足于此，他们“经过一番对其重要性及意义的演绎，本来只是西欧世界的一个历史片段，就成为了一个可被识别的纪元/时期/时代”。这种“早期现代性”之外延扩张的显例，就是从20世纪后期以来，它被广泛用来阐释16世纪至19世纪的世界史进程，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非欧洲区域均未能幸免。然而，史学家们也很快意识到这种根植于欧洲经验的“早期现代性”并非灵丹妙药，其所立足的民族国家、公民社会和资本主义三要素，在解释非欧洲区域的“早期现代”史时往往捉襟见肘。因此，一种内涵更为丰富、力图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多元现代性”观念得以建构起来：如果说市民社会和民族主义构成了欧洲现代性的独特标记，那么“公共空间和超越原初人际纽带、世俗化的地域性集体认同便是东方与西方早期现代性的共同标记”。
按照这一思路，许多汉学家开始在“中华帝国晚期”或“早期现代中国”寻绎传统的衰落与新生的可能。1970年，孔飞力出版了其蜚声世界的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他在该书中提出，“回顾100年前，若干不祥的发展表明，新的力量已起着削弱传统中国社会的作用；清代中叶时期的中国经受了种种持久且在扩散的弊端，这些弊端全然超出了王朝衰落的限度，将不可避免地决定它的前途”。在他看来，尽管清帝国成功地平定了太平天国的叛乱，维系了王朝的命脉，但在平叛过程中随着各地团练的兴起，地方的控制权逐步由基层官僚转移到地方精英即绅士手中，催生了地域认同和自治观念等——清帝国的统治根基依然稳固，但中国的社会结构却由此被改变，再也无法重建，这就是所谓“帝国晚期”之“晚”的内涵。孔飞力所强调的中国社会在历史的连续演进中所呈现的内部变化，经由后来的学者一再阐发，终于形成了一种侧重于讨论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中国文明内部变迁的“晚期帝制中国”学脉。虽然这一学脉着重阐发中国文明在遭遇西方文明冲击以前自身的结构性变迁，但这种结构性变迁所指向的并非“现代”，而是传统的“衰落”。正如孔飞力所言，只有“外界因素——新技术、新观念、新的社会结构模式——的影响”，亦即西方入侵，才是构成中国历史走进现代的“决定力量”。这就未免又回到了“欧洲中心”的目的论。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后来所出现的“早期现代中国”论者们的乐观信念。在他们看来，过去的五百年间中西方有着“平行发展的经历。在这一时期里，中国社会像西欧一样，也变得更加都市化，更加复杂，经济更加发展，文化更加成熟。所不同的在于东西方变化的步子。西方在18、19世纪的变化开始发生得如此迅速，以致相比之下中国显得停滞不前……事实上中国在这一时期绝非停滞而是正在变革之中，甚至也许比历史上大部分时候都变革得更为迅速，只是西方空前的变革步子才使得中国的变革看似停滞不前”。比如最早使用“早期现代中国”概念的汉学家罗普在研究《儒林外史》时，曾感叹道：“尽管吴敬梓已经去世200多年，而且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是他的生活和思想中的某些方面却看起来具有显著地现代性”——令他感到惊奇的“现代性”，即《儒林外史》中所反映出的城市化、商品经济和世俗化的文艺走向。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也在思考明清社会如何“走出中世纪”的问题。比如朱维铮先生认为，晚明以降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繁盛、王学的流行与西学的输入，共同酝酿了一种“近代意识”的觉醒：“那时的中国也同当时的欧洲一样，已经有走出中世纪的必然性在起作用。”而柯律格在其著作《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中由观念史转向物质文化史，提出“16世纪的中国呈现出如此众多与欧洲相近”的“资本主义消费模式”，则进一步推动了中西方颉颃并进步入“早期现代性”的结论——与“晚期帝制中国”论相较而言，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早期现代中国”论不过是“把中国目的论的衰落时间之箭换成了欧洲目的论的兴起时间之箭”，换言之，尽管多数学者已意识到要“在中国发现历史”，然而其衡量历史的坐标系，却依然是欧洲历史的现代化轨迹。
如此说来，晚明以降历史，竟不可避免地或跌入衰落、或奔向欧洲么？晚明社会所孕育的丰富的变化，“物”的崛起所暗藏的巨大力量，究竟要牵引着中国历史走向何方？在本书看来，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仍在于严格界定所谓“早期现代性”的核心内涵。仔细玩味前述诸多学者的观点，不难发现，商品经济的繁荣、城市化的推进、社会体制的科层化以及文化的世俗化等构成了他们判断中国文明是否步入“早期现代”的主要标准。然而，根据金世杰的观察，“至少从上一个千年之交开始，经济的发展、大规模的城市化、政治上的集权和领土的控制正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并不断扩张”，也就是说，至迟从宋代开始，被人们奉为“现代性”之主要尺度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都已露出端倪。这也正是20世纪前期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提出宋代是中国历史“近世”开端之历史命题的原因所在。他注意到，“唐宋之交在社会各方面都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贵族势力入宋以后趋于没落，代之以君主独裁下的庶民势力的上升；经济上也是货币经济大为发展而取代实物交换；文化方面也从训诂之学而进入自由思考的时代”，这些变化共同促成了中国社会由“中古”向“近世”的转变。就此而言，如果说上述标准依然奏效，那么中国社会甚至比生产这些标准的欧洲更早萌生出“早期现代性”。正因此，金世杰强调经济方面的增长并非其时欧洲的专利，它也不能构成判定一个文明是否进入“早期现代”的决定性指标；同样，“城市化、繁盛的国内外贸易、集权和科层化版图的政府这些普遍现象，与后来的工业化和宪法政府”之间也“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充分的联系”。
那么，判断一个文明是否进入“现代性”的标准又当如何确立？金世杰说，“没有普世的或欧洲的现代性提供给这个世界去采纳或抗衡；只是说，在欧洲文化里有一股特别的细流——机械科学——它对自然知识的生产和生产力的提高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是这股“机械科学”的细流，构成了推动欧洲工业资本主义亦即“早期现代性”兴起的根本性力量。就此严格的尺度而言，明清时期中国并不能以“早期现代性”视之，其所蕴藏的变革冲动，也并非仅仅指向“帝国的衰落”，而是处于“前现代晚期”的历史阶段。在本书看来，这一论断既描述了10世纪以来的世界史演进区别于以往的整体进程及其晚期所呈现出的新动向，又与“欧洲中心论”的现代史观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它为我们开放、公允地讨论、阐释和判断包括中国在内的非欧洲区域的前现代史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因此，与“晚期帝制中国”与“早期现代中国”相比，我更倾向于使用“前现代晚期”来概括“物”的崛起所隐喻的历史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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