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散文探奥 精装上海交大•全球人文学术前沿丛书

中国不仅是诗歌的国度，更是散文大国。本书中，文史大家杨庆存教授带您领略中国古代散文的渊源流变

本书以严谨详实的历史实证和文献材料，立足于中国古代散文与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关系，全面梳理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发生、演进、传播和影响。本书还从中国古代散文的递嬗规律出发，历时性地对先秦诸子以及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李清照、杨万里、辛弃疾等散文大家的创作实践和历史地位予以梳理，并提出不少新理论、新观点、新思考。本书旨在发掘中国散文丰沃的思想文化和审美资源，以助益“文化自信”的落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

 

杨庆存，中国古代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新人文学院（2015）首任院长，博士生导师。山东平邑人，先后就读于曲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1993年师从王水照先生，1996年获博士学位后，任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5年受聘上海交通大学。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导等。在《中国社会科学》（中文、英文版）、《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期刊发表论文150多篇；在中华书局、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个人专著《宋代散文研究》《黄庭坚与宋代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文化论稿》《社会科学论稿》《神话九章》等，合作专著《宋代文学史》（上下）、《宋代文学通论》、《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等，共38种。主持或参与国家及省部级各类课题12项。获教育部第七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山东省第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获评上海交大名师、“凯原十佳”教师、“最受欢迎教师”。现任中国宋代文学会常务理事，世界汉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理事，中国唐代文学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委。获评“2022中国大学高贡献学者”“2022上海市大学高贡献学者”。

本书内容涉及散文渊源流变、基本理论、创作史实、经典作家、民族特色等方面，深刻揭示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博大精深与艺术创造，由此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作者详细考论了散文的产生并不晚于诗，散文概念在南宋典籍中广为使用，并非“舶来品”；提出以音乐性为标界确立散文研究的范围，论证赋与骈文均属散文范畴；重点考察了宋代散文以体派衍传为演进模式的繁荣景观与“以人为本”的深厚人文底蕴，深入分析宋代散文体裁样式的开拓与创新；以苏轼、黄庭坚、李清照、杨万里、辛弃疾为具体论述对象，逐一指出了这几位大词人、大诗人的散文成就，揭示了他们开创的散文奇观。

自序：我的学术之路     
第一章 散文发生与散文概念新考
第二章 古代散文的研究范围与音乐标界的分野模式
第三章 古代散文经典与儒学思想精髓
第四章  先秦散文体裁样式的开拓
第五章  宋代散文的繁荣兴盛与文化底蕴
第六章  宋代散文体裁样式的开拓与创新
第七章  论北宋前期散文的流派与发展
第八章  欧阳修文道观生成与散文创作实践
第九章  苏轼人文史观与《六一居士集叙》
第十章  苏轼的人文思想与文化创造
第一节 苏轼的非凡处：“深于性命自得”     
第二节 苏轼人文史观：“功与并天地”     
第三节 苏轼书法独创：“端庄杂流丽”     
第四节 苏轼“以诗为词”：“新天下耳目”     
第十一章  黄庭坚的散文创作与艺术境界
第十二章  李清照散文的多维审视
第十三章  杨万里的历史贡献与当代启示
第十四章  辛弃疾散文艺术论
第十五章  古代散文史料文献的发掘与运用
第十六章  中国散文的当代思考
后记     
杨庆存著作一览  

易安（李清照）散文的文采首先表现在雅善用典方面。用典是古代文学的传统。宋代之前，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中都有程度不同的用典现象。宋代书籍的广泛传播和学子的博闻通识，使用典空前普遍，成时代大潮，从西昆唱和，到江西诗社，用典蔚成风气，故李清照也把“典重”、“故实”纳入衡词标准之中。宋代散文与诗歌不同，基本上承继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优良传统，沿着平易自然的路子走。从王禹偁“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答张扶书》）的理论主张，到欧阳修自然平易的创作实践，乃至苏东坡“滔滔汩汩，不择地而出”的艺术风格，北宋散文诸名家名作，一般典实甚少，除赋体作品仍旧保持着用典传统，其他体裁的散文并不讲求用典。李清照在这方面与前辈圣哲有所不同，她的散文一方面力求平易自然，同时又大量用典，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其一，用典频率高。《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全文四十五句（分句不计，下同），典实近五十；《打马赋》通篇不足五十句，掌故过半百；《打马命辞》、《打马图经序》、《金石录后序》诸篇中的典故均以十计。易安散文不仅篇篇有典，有的句句用典，乃至一句数典。《打马赋》中“若乃吴江枫冷，燕山叶飞；玉门关闭，沙苑草肥；临波不渡，似惜障泥”，文才三句，而实五典；《打马图经序》中“故庖丁之解牛，郢人之运斤，师旷之听，离娄之视，大至于尧舜之仁，桀纣之恶，小至于掷豆起蝇，巾角拂棋，皆臻至理者何？妙而矣！”文只两句，而用八典……其用典之多、之密可见一斑。
其二，用典精博明当。易安散文典实密集，却无堆砌感和艰涩感，这主要与作者的精于选择、巧于组织、善于表述有关。如《贺人孪生启》云“无午未二时之分，有伯仲两楷之似。既系臂而系足，实难弟而难兄。玉刻双璋，锦挑对褓”。这里挑选了前代四个有关孪生的故实：任文二子、张伯楷仲楷兄弟、白汲兄弟和《西京杂记》中霍将军妻孪生二子论长幼，分别从出生时辰相去无几、长相极相似、亲人难以分辨三个方面，层层深入地予以运化成文，结尾两句又用“双、对”挑明，即便读者不知典出何处，而文意亦已十分明确，知者自诧其精博，无怪乎俞正燮惊叹“其用事明当如此”（《易安居士事辑》）。再如“王涯、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名虽不同，其感一也”（《金石录后序》），此三句为一意群，前两句运化四个典故，王涯、元载事见《新唐书》，长舆、元凯事采自《晋书》，后一句则点明其实质皆“惑”，读者不必详审典实，仅据其文，意亦甚明，且典出一书，异事寻同，又非博熟而不能。
其三，用典妥贴自然，了无斧痕。上面胪列的例子，已略可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