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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汉学家杨联陞的首部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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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联陞的学识是最传统的中国百科全书的知识。他把一己的才性灵活运用在中国最好的博雅传统上面。
——著名汉学家 戴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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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汉学家杨联陞的首部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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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联陞的学识是最传统的中国百科全书的知识。他把一己的才性灵活运用在中国最好的博雅传统上面。
——著名汉学家 戴密微
杨联陞先生为著名文史学家、哈佛大学燕京讲座教授,被誉为“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其与海内外学人有着广泛联系,互相砥砺前行,堪称学界传奇。本书从传主与胡适、赵元任、钱穆、萧公权、缪钺、何炳棣、余英时、吉川幸次郎、戴密微等海内外学人的学术往来切入,铺开一幅异彩斑斓的杨联陞学人交往图卷,并旁及其诸多爱好、特别纪念册及生命的最后时光,展示了传主一生中重要的学术和生命历程。
雪上冰橇留迹踪,白云闲暇客从容
——《杨联陞别传》由来
为已故哈佛燕京讲座教授、汉学家杨联陞作传的缘起,并非因为他是我的外祖父,不夸张地讲,完全是因为作家韩石山先生的怂恿。
“非典”期间我所编的《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我给至今尚未谋面的学者谢泳寄样书(他在此前回复我的邮件中,允我在书末附录了他的《杨联陞为什么生气》一文),顺便烦请他代我转送他在山西作协时的同事韩石山一册。那时我与韩先生亦未曾谋面,也不相识,只是读过他的部分著作。没想到他收到《哈佛遗墨》后,迅速读完,并一连写了两篇文章, 一是谈“前辈风流”,一是“重审赵俪生电话案”。后一篇的影响显然更广。大约十多年前的一个冬日,我去太原办事,电约韩先生求见,他答应当晚来我下榻处。那天下午他在某高校演讲,之后有晚餐招待,他喝得兴致甚佳,到我住处已时近子夜,兴仍未尽。石山先生与我虽是初见,却一见如故。所谈话题中,当时我最不以为然,之后则甚以为然,乃至由动心直至动笔的就是他的这句话 :“你该写《杨联陞传》。”这句话说完片刻,他似乎就已看出我的不以为然,又强调了一句:“这个人很有意思,很值得写,我都想写,就是没有材料。”石山先生的传记文学创作我是很爱读的,譬如《徐志摩传》。韩石山与徐志摩是隔代人,不可能见过面,不会有直接的接触,只能在“材料”的基础上凭其感受、理解、分析和研究来写传记,但他竟能写出那么厚重的一册。蒋力与杨联陞,更是隔代人,但是好在见过几次面,有一点点接触,手头也有一些独家的材料,自 2003 年“非典”期间编辑《哈佛遗墨》一书开始,我一直未中断对杨联陞的资料收集和人物研究,为什么不能写呢?
其实,比我更有资格写、当初也更想写杨联陞传记的,大有人在。譬如杨联陞的弟子、后来的同事更兼友人、被他称为“英时弟”的余英时教授。杨联陞去世后,余先生陆续写了带学术归纳性的悼念文章,写了关于杨联陞与胡适先生论学谈诗的文章, 还为杨联陞的诗做了笺注。论资格,他当是第一人选,可是从未见他动过此念,毕竟,他是学者,不是作家。杨联陞的另一位半是弟子半是友人的陆惠风教授,是当初就已想写传记的人,为此他复印了杨联陞四十余年的日记,很有进入状态的样子了,但后来不知何故,陆先生放弃此念,连他复印的那套日记,都送给了哈佛燕京图书馆(原件则由杨联陞夫人做主,捐给了台湾“中研院” 史语所)。原件和复印件,我都未看过,但我意识到,杨联陞这个1914年出生、已经去世了二十多年的人,如果再没有一本关于他的传记问世,他的生平、容貌、个性、爱好、成就等等,后来人肯定更难说清了。尽我所能,依据手头现有材料,把我对杨联陞的了解和不断加深的认识落在纸面上,是我不应推卸的义务。尽管了解和认识都仍有一定的局限,我还是勉力开始了《杨联陞别传》的写作。
因为有局限,所以我很清楚,正传、大传我绝对写不出来,“别传”之体裁,也是受了传主观念的启发。1981 年杨联陞写给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主编刘绍唐先生的一通书信,实则是一篇关于蒋彝先生的人物随笔,其中提到:“兹想选录打油诗试写《行者学究交游打油唱酬记》。(自传亦是合传,实是别传而已!)”在他晚年给缪钺先生的书信中,也提到要写日本游记。可惜的是, 他虽动此念,却未来得及付诸笔端就已病衰,否则,一定有数篇生动的文字,再现当年情景和若干风流人物。要指出的是,杨联陞毕生很少写长文专著,沿此习惯,若有别传之文,每篇也当在几千至万字之间。即便写成,也不可与其师寅恪先生之大作《柳如是别传》相比,那是三卷本的巨著。后生之我,更无类似指望, 只望读者诸君对“别传”亦有宽容之理解,认可传记也能有各种写法。此为我对“别传”概念的解释。
这本别传,选择了与传主关系密切(甚至是密切到特殊程度)的一些学人,如 :胡适、赵元任、钱稻孙、缪钺、洪业、蒋彝、何炳棣、台静农、余英时、贾德纳、吉川幸次郎、宫崎市定等人, 分别记录了传主与他们的交往,多自唱酬切入,与杨联陞“自传亦是合传”(其实还可称为诗传)的意思暗合。然因局限,譬如与某人的书信往还,目前笔者只见到一方多通信函,另一方的信函则少见或一通未见,所以实难详尽描述。且我亦坚决杜绝想象 与虚构,所以难免遗漏,但绝非忽略,只祈日后有新发现,或能 再有增补。欧洲汉学界当时活跃的前辈和同辈,传主亦多有交往, 但大都限于学术范畴,然其中有一位不能不提,那就是法国汉学 家戴密微教授。1951 年,37 岁的杨联陞游学欧洲,用他自己的话, 叫“拜山”,戴密微那时就是一座巍峨的汉学之峰。尽管我们对杨联陞与戴密微的结识缺乏了解,但就所知来看,戴密微从那次见面起就对杨联陞这个晚辈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爱。他安排杨联陞住在他家隔壁的旅馆,然后是当天的下午茶、晚饭、持续多日的论学,然后是介绍他去瑞士登山。十年后,安排他到法兰西学院演讲,以致杨联陞在这个演讲稿的法文本出版时,特意表示了他对戴密微先生“满怀的诚挚和敬意”,并将这个法文本题献戴密微教授。1977年是他们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杨联陞大陆探亲返回美国途中,在瑞士的苏黎世(杨译为楚芮克)转机,戴密微先生特意赶到苏黎世,与杨联陞住进同一家旅社,利用短暂的时间,做了最后一次学术探讨。杨联陞的日记中记下了一个小细节: 到机场登机前,夫人宛君没有买到想买的栗糖,回到美国一周后, 竟收到戴密微寄来的一包栗糖。杨联陞感慨不已,立即代夫人回信致谢。这种隔辈、跨国、同道、亲如父子般的友情,于今说来,几如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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