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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印度佛典,观照中古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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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印度佛典,观照中古佛典。
偈颂是佛教文献中的一种重要文体,在佛典中广为采用。本书以中古汉译佛典偈颂为研究对象,溯源印度佛典,考察了其发展变化,进而观照中古佛典的发展样貌。本书还深入剖析《法句经》和《佛行所赞》两部经典,探讨了佛典偈颂文体对中国佛传文学的影响,佛典偈颂与中古诗歌在形式、内容、修辞手法等方面的彼此镜鉴。
导 论
研究缘起
佛教自两汉传入汉地,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文化因子,与儒家、道教共同构成了三教鼎立的中国文化格局。可以说,“佛教关系中国文化者至巨,其尤显著者,若哲学,若文学,若艺术,乃至社会风气,自六朝以迄今兹,直接间接受其影响者实夥”。佛教在汉地的阐扬托命于佛典传译。译经对佛教发展有着特殊意义,“译经是佛法之本,本立则道生”。道依人弘,佛典汉译仰赖众多缁素倾尽心力、夙夜呗颂转梵为汉,其渊源历历可溯。汉译佛典经过佛教徒数百年薪火相传,对中国思想、哲学、文学、艺术、语言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可以说,“我国近代之纯文学,—若文学、若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
“无论是艺术还是诗歌,它们自古以来就为表达宗教观念和宗教情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所有与宗教相关的东西都是通过它们的表达形式浮出水面、暴露给世俗世界。”偈颂是佛典中的诗歌,隶属于佛教经典九分教和十二分教之一,是佛典汉译过程中被频繁使用的佛教诗体文学体裁,形似中国的诗歌。遍览汉译佛典三藏,可轻松瞥见偈颂灵动跳跃的身影。有些佛典甚至通篇采用偈颂行文,如《长老偈》《长老尼偈》《法句经》《佛所行赞》《中论》等。偈颂并非佛教所独有的文体。佛教诞生前,偈颂即是古印度广为流行的一种诗歌体裁。偈颂渊源可追溯至公元前十五世纪的吠陀。古印度四大吠陀经典集歌谣、赞诗、仪式性和巫术性法式之大成c,如《梨俱吠陀》即是一个诗歌总集。九世纪已有节本流行的《瑜伽婆私咤》在第三篇提到,使用譬喻、故事以及诗体语言说道理易于感染人心,好比油滴到水面迅速布满,反之则不能打动听者的心。与佛教同一历史时期的耆那教徒也创作了大量诗偈,来宣扬义理和赞颂其教主大雄。
佛教创立后,积极汲取了这种广受欢迎的诗歌体裁。这些广泛使用譬喻的格言式诗,用简单明了的形式表达了清新的道德思想,形式单纯,音调和谐,在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国家流传广泛。诗歌体裁的偈颂也因此发展为佛典中影响最大、文学兴味最强的文体之一。印度佛教经典主要凭借记忆流传。“这种记忆文学在诗歌方面达到了最高的卓越性。编撰短篇颂偈,用少数简洁而意味深长的字眼在一对偶句或一段简短圣歌的篇幅中,表达一种思想感情或精神体会,早期佛教徒使这种艺术达到了后人尚未超过的完善境地。”偈颂因内容言简意深而得以口耳相传,因韵律跌宕起伏而广为传颂,因浓郁的宗教情愫而泽被深远。汉唐时期,佛教在汉地经历了初传、渗透、扎根以至“征服”的历史转变。佛教与中国本土儒、道二教在纷争、砥砺、彼此镜鉴中合流同归。汉唐是佛典被大量译介,偈颂随之广泛流播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时期。偈颂的形式和功能随着佛教在汉地传播而得到极大延展,与它在印度相比也已发生显著变化。在汉译佛典偈颂持续影响下,汉地佛教徒、文人雅士也纷纷创作诗偈。偈颂伴随在佛教徒语默动静、行住坐卧之间。在汉译过程中,偈颂采取中国古典诗歌的五言、七言等形式,与中国古典文学交相辉映。它对中国古典文学体裁,如诗歌、唱导、小说、戏曲、变文、评弹等均有相当深刻影响,如诗僧皎然在《诗式》中提出谢灵运的诗歌大大得益于佛教。而且,“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开,由魏晋顺流而下直至明清,就会发现在中国诗歌的历史长河中,类似谢灵运的现象,类似皎然的观点,都不时进入我们视野之中,其中,或有佛教与诗歌之关系一目了然”。
后 记
2009 年,我进入南开大学文学院,师从湛如教授。湛如教授时常提醒我们,对待学术的态度要勇猛精进,增广见闻,不断开拓视野,积极汲取国际上优秀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读书,老师是极为鼓励的。他常常引用“读书纵未成名,究竟人品有高雅;行善不期获报,自然梦稳心安”来鼓励我们珍惜读书的机会和时光。我要真诚地感谢陈洪和孙昌武两位先生。南开学习期间,我选修了多门陈先生的课程,他的诸多学术观点极具启发意义。我在美国撰写论文期间,每每遇到写作中的困惑常常通过邮件向孙先生请教。孙先生均一一回复邮件,耐心细致地给予解答。先生浑厚含蓄,谦虚谨慎,每每让我获益匪浅。美国爱荷华大学宗教学系的舒特教授(Morten Schlütter)和史密斯教授(Frederick M.Smith)在我访学期间,对我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很多重要支持,让我得以安心在美国顺利撰写完博士论文,并留下了诸多温情安谧的回忆。赴美第一周,我住在舒特教授家里。恰逢周末,舒特教授和家人去外地参加美式足球比赛。他家的猫咪约翰(John)走路声音沉稳厚重,在主人外出期间它极其负责任地往返巡视。它稳健深沉的脚步声,让夜深人静倒时差的我一夜未眠,真是让人记忆深刻哦!感谢我留美期间可爱善良的房东莱瑟琳(Leslie
Hollis)。几乎每个周末上午,莱瑟琳都会做上两杯浓浓的拿铁咖啡,在她洒满阳光的老旧大圆桌旁边,聊些不着边际的话题。虽然她只会说“面条”之类的中文单词,但她对中国文化充满了热忱。我很开心她现在依然时常做着我教的炝锅面条,很幸运与她共同分享在美的学习时光!
2012 年4 月,我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后,合作导师为李四龙教授。在李老师的建议下,我并没有开启新的题目,而是用了两年半的博士后工作站时间修订博士论文,同时关注汉译佛典偈颂的文体衍变,汉译佛典偈颂在汉地佛教仪轨等方面的相关问题。李老师对论文的具体章节均给予了极为中肯的修改意见。每每在读书会及相关课程中,老师都会问询、督促我的博后报告修订及论文发表情况。中期考核中,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雪松教授,北京大学的陈明教授、程乐松教授、周学农教授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修改意见,对我其后论文的修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感谢北京大学的王邦维、张志刚、王颂等老师,我在读博期间即多次聆听几位老师的课程并时常求教,收获颇丰。论文修改中涉及的一些问题,我也多次通过邮件向日本净土宗知恩院净土宗学研究所的齐藤隆信教授、创价大学的辛嶋静志教授等日本学者请教,感谢他们的慷慨无私。
感谢佛教名刹灵隐寺和横山寺诸位高僧大德的慈悲情怀。在此我要对佛教界悲悯众生,积极参与慈善教育事业,关心莘莘学子的举措表示深深的感谢。
我在国家图书馆工作的领导和同事们对于我的学习长期给予了大力支持。虽然他们从未问过我埋头做何等学问,但他们却无私地为我提供了种种学习上的便利和必要的条件,在此深表谢意。最后感谢南开大学读博期间、北大做博后期间的各位老师、身边亲人好友和那些一直关心、温暖我的人们,在此不再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我的点滴成长和些许进步都饱含他们耐心、持续的支持。
我的父母和家人,在我一路求学的路上给予了鼎力支持。他们并不懂得何为佛教文学,偈颂到底讲哪些深奥的佛理。但是,只要是我选择并为之坚持,他们都一往无前地给予支持。多年来,我也深感这份亲情无言的厚重。
过去的八年中,我潜心沉浸在汉译佛典偈颂的研究中。从最初的茫然苦恼,到越来越体会到学术上点滴收获的甜美。仅以《小窗幽记》中的一句话概括我过往读书生涯的一点体悟:“人生有书可读,有暇得读,有资能读,享世界清福未有过于此也。”
王丽娜 书于国家图书馆南区阅览室
2016 年2 月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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