舶来的乡愁——1930年代前后域外乡愁小说的译介 平装

剖析经典域外乡愁小说，重构现代乡土文学跨文化研究体系





 

何为“乡土文学”？
　　笔者此问恐怕会引来不屑的嘲笑。一来，乡土文学实在太土，与当下时髦的学术话题相较，乡土文学的话题不过老生常谈，难有新意。二来，乡土文学似乎是一个理所当然、不证自明的命题，此类概念在当今学术界已是广泛使用的批评术语，可以说人人言必称“乡土”，却竟然要问什么是“乡土”，实在显得无知。然而，当我们爬梳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概念谱系，理清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我们或许就笑不出来了。因为，对乡土文学的较真，其实恰恰暴露了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将那些习以为常的理论、概念视为常识的自大与粗疏。进言之，乡土文学的内涵是什么？其理论外延又有何种不同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乡土意念是怎么发生的？它与传统乡土有何不同？在中国文学的现代生成进程中，它又有着怎样的演变轨迹？……对上述问题的深究，不仅是力图在原点还原中国现代文学乡土意念的发生情状，更是重审中国文学的现代质素、民族品格，乃至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建构的重要视角。
　　众所周知，费孝通先生对“乡土中国”的社会学考察揭示了中国人的情感文化与精神实质。那么，对乡土文学考察的意义也就显得格外重大了，因为唯有对以情感的艺术形式表现的“乡土”作深入探析，才能呈现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艰难，才能不断展现中国知识分子现代主体性建构的丰富与复杂。但是从中国乡土文学的理论表述看，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自新文化运动以降，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给出乡土文学清晰完整的定义，也未能就此达成共识，若论及系统的理论建构更是无从谈起。诸如“乡土文艺”“侨寓文学”“农村小说”“田园文艺”“农民文学”等等，不胜枚举，它们与乡土文学混而一谈，成为知识分子言说此类表现故乡、农村、田园、农民、乡愁等意涵的创作的“一家之言”。乡土文学命名的“混乱”反映的正是这些理论表述者对“乡土”不同的情感价值倚重。这些表述的共识与私见丰富了乡土文学的内蕴，并使得乡土文学的题材选择、主题表达、风格特征渐
趋明朗。因此，回到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发生的历史现场，去还原其概念内涵及外延的复杂与多元，就显得尤为必要而急迫了。
　　我们知道，中国文学的现代生成从来就不是一个自足的过程，中国现代文学受到的域外影响无需赘言，那么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自然概莫能外。在探寻乡土文学概念及其创作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感受到大量域外乡愁小说对中国现代文学乡土意念的发生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而域外乡愁小说在1930 年代前后的译介正是这一跨文化现代性的彰显。在1930 年代前后，域外乡愁小说中传递出的译介差异，显示的正是译者对乡土文学的理解分野。这种差异也正是在现代性冲击之下，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故乡复杂、矛盾情感的不同缓释方式。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乡土意念的发生正是本地知识分子在域外乡愁小说的译介中，因应外来情感资源，不断呼应、抵牾、修正乃至重构的结果。这一过程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尤其对于乡土中国而言，要探究根深蒂固的传统乡土观念现代嬗递的具体情貌绝非易事。因此笔者以中国传统身家性命的情感价值结构为论述框架，力图深入阐析中国现代乡土意念的生成正是基于此种体系的尝试。
当然，我的浅薄的知识实在很难支撑起自己的这一点学术“野心”，不过能够因此抛砖引玉，足矣。
　　　　　　　　　　　　　　　　　　　　　　　　　　　　　　　　　　　　　　　　　　　冯 波

冯波，河南焦作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13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乡土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经典作家、文学流派与思潮研究及比较文学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两项，出版专著《雅努斯的面孔：中国现代“乡愁小说”论》，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本书以1930年代前后域外乡愁小说的译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本的个案解读，力图在文学内部的情感动力与外在权力机制的复杂互动关系中，揭示中国文学现代乡土意念发生及其嬗递的复杂情状。本书具有以下特点：一、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置于人的现代化视域内予以审视，将域外情感资源及其价值理念的本地化落实在乡土中国“身家性命”的“感觉结构”内；二、将研究视角置于中外跨文化场域内，来探究中国现代文学乡土意念的发生、流变情状。

导论　从1930 年的“农民文学”之辩谈起
第一节 “农民”与“大众”
第二节 “都会”与“乡村”
第三节 学院与文坛对话中的现代理论建构
第一章 身土不二
第一节 “土拨鼠式的社会”
第二节 “机械马”和“磨坊”
第三节 苦闷的象征
第四节 “洋病”与“乡土”
第五节 舶来的“狂人日记”
小 结
第二章 故家难离
第一节 旅行的图像
第二节 “远方”的风景
第三节 “主人”与“流人”
第四节 别一世界的“旅行”
第五节 《入乡记》与《负骨还乡日记》对照记
小 结
第三章 乡土本“性”
第一节 “好像蚕蛹似的失了常态的指形”
第二节 “李青崖对不起莫泊桑”
第三节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第四节 苔丝、游苔莎与梅丽迦
第五节 安娜的“文凭”
小 结
第四章 义命合一
第一节 “乡野的哀愁”
第二节 乡土、“废墟”与文本的行旅
第三节 1930 年代的两个“辛克莱”
第四节 “拉古柴进行曲”
第五节 “乡土茅盾”的“矛盾乡土”
小 结
第五章　结论
第一节 “土滋味”与“洋气息”
第二节 “身”“家”“性”“命”的现代情思建构
参考文献
后 记

导论　从1930 年的“农民文学”之辩谈起

　　1930年6月1日在《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1卷15号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施孝铭”的《农民文学的商榷》，文章矛头直指当时文坛大佬郁达夫。施孝铭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自不量力”要与郁达夫就“农民文学”的问题展开争论？而这场围绕着“农民文学”的理论争鸣又会给中国现代文学中乡土意念的现代转向带来哪些启迪？要回答如上问题，就需要回到历史的现场去深入辨析这场学院与文坛颇有意义的对话。通过深入研读这篇“商榷”文章，我们不难发现，施孝铭以《农民文学的商榷》一文厕身于以农民为焦点的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中，其实正是学院派知识青年在接受舶来理论与本土化调试后的相对独立的表达。其与文坛中“农民文学”论者的锱铢必较，呈现的正是彼此对农民文学中“农民”与“大众”概念的理解分歧，同时也彰显了二者在阶级架构与城乡架构内对农民现代内涵不同赋值的话语策略。因此，当我们去深入探究1930年代前后域外乡愁小说的译介与中国现代文学乡土意念的发生时，倒不妨先从这场1930年的“农民文学”之辩谈起。

第一节 “农民”与“大众”

　　毋庸讳言，施孝铭（施章）发表于1930年6月1日《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1卷15号的《农民文学的商榷》一文，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效应。但是，如果我们把施孝铭的论争仅仅视作一个相对个人化的观点，又是草率而敷衍的。因为，不仅他的文章是对当时文坛大佬郁达夫《农民文艺的提倡》《农民文艺的实质》的质疑/ 挑战，他本人更是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院普通青年的身份“挤进”了一个新生概念/ 理论的建构过程中，这是饶有趣味的。一是因为，这篇文章本是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当时就读于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时为黄侃（季刚）弟子的施孝铭以现代“农民文学”为论题，岂不怪哉？二是，此文一出，似乎“播弄”起关涉“农民文学”的诸般理论。在执念于“文学革命”的鲁迅、郁达夫、谢六逸与更倾向于“革命文学”的蒋光慈、成仿吾、麦克昂（郭沫若）等文坛大腕儿间，施孝铭以日、俄等舶来理论为证，进退自如，游刃有余。原本“相安无事”的诸般理论似乎顿生争议，驳杂的理论辨析也更加复杂化了。这首先就突出地表现在施文中“农民”与“大众”概念的交缠上。
　　首先，施文认为“农民”是“大众”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大众文艺”或者说“农民文艺”是相对于个人主义文学而言的。在文章开篇，作者即指出“近来问题方向的转变，已否定了个人主义的文学，而趋向大众生活或集团生活的表现。所以描写工厂生活，社群生活的文艺变成了主潮。然而我们中国的大众，百分之八十都是农民，所以提倡表现大众生活的文学，农民文学自然居其中的主要位置”。在此基础上，施文以武者小路实笃“诗无时无处不在”的理论为据，反驳了郁达夫认为农民不能创造文艺的观点。从施文内在理路观察，不难发现其中有一个微妙的概念置换，即从“大众”到“农民”的转换。在施孝铭看来，“大众”的绝大部分是“农民”，因此“农民文学”也即“大众文学”。施孝铭征引武者小路实笃的理论不过是论证“农民文学”的大众性。反观郁达夫的“农民文艺”说，其实并不构成与施孝铭观点的直接冲突。因为，郁达夫所谓农民不能创造自己的“文艺”指涉的并不是施文所罗列的民谣、地方戏曲，此“文艺”非彼“文艺”也！从二者对日本文艺理论资源接受的微妙差异即可追溯到这一分歧的主因。我们且看郁达夫的《〈大众文艺〉释名》。郁达夫说：“‘大众文艺’这一个名字，取自日本目下正在流行的所谓‘大众小说’。日本的所谓‘大众小说’，是指那种低级的迎合一般社会心理的通俗恋爱或武侠小说等而言。现在我们所借用的这个名字，范围可没有把它限得那么狭。我们的意思，以为文艺应该是大众的东西，并不能如有些人之所说，应该将它局限隶属于一个阶级的。”郁文虽没有明确大众的所指范畴，但从其表述不难发现，郁达夫所赞赏的“大众文艺”绝非个人主义对立面的“大众文艺”，当然也不单指“农民文艺”。为进一步阐明自己的大众观，郁达夫引用了亚伯拉罕·林肯在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的演说中“ 民有、民治、民享”的经典语句来进一步说明。他接着说：“我们只觉得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西洋人所说的‘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of thepeople’的这句话，我们到现在也承认是真的。” 郁达夫的“大众文艺”观虽也从日本文学的理论资源接受而来，但是他否定了日本“大众小说”的庸俗性而提出更接近于劳工大众的文艺主张。从如上二者对于“农民”与“大众”关系的阐述看，施孝铭是将农民大众化了，他的农民文学概念指向了大众化、通俗化的审美标准。这从其论作反复对民间文艺形式的强调可窥一斑。反之，郁达夫的“大众”观其实更接近于“民众”的概念。“农民”是“大众”，确切地说是“民众”的一部分。“大众文艺”即是将农民作为底层的、有着落后国民劣根性的重要启蒙对象来看待的。
　　其次，施文虽认同“农民文学”的阶级性，但是他对这一“阶级性”的理解与郁达夫、蒋光慈、麦克昂（郭沫若）等文坛作家是不同的。譬如，针对郁达夫认为农民不能欣赏文艺的观点，施文引用有岛武郎“第三阶级的人绝对不能欣赏第四阶级的文学”的论断加以反驳。然而，施文的阶级论与有岛武郎的阶级观恐怕不可以道里计。因为1921 年在东京《读卖新闻》上发表论文《无产阶级与文学》的有岛武郎，是日本最早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之一，有岛所言的阶级实际指的是无产者与有产者的分野，而施文对农民阶级性的认识则是相对于“智识阶层”而言的。在施孝铭看来，“智识阶级”的文学家及其作品与农民文学是有隔阂的。换言之，“智识阶级”既无法理解，更不能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农民文学的阶级性。郁达夫是“智识阶层”的代表，所以必然缺乏农村生活的经验，因此也就自然会得出农民不能有效创作、传播农民文艺的观点。然而我们知道，民国时期从事新文学的知识分子大多也是农家出身，并不能说对农村生活毫无经验，知识阶级更不能等同于有产者。可见，施孝铭是无意间模糊了有岛的阶级观，所以面对施孝铭搬出有岛“阶级归属”的质问，郁达夫也唯有局促与无奈。其实这种被误解的尴尬似曾相识，早在1928 年的“革命咖啡馆”开业广告中，郁达夫就说，由于“不晓得这咖啡是第几阶级的咖啡？更不晓得豪奢放逸的咖啡馆这东西，究竟是‘颓废派’呢，或是普列塔，或者是恶伏黑变。至于我这一个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郁达夫呢，身上老在苦没‘有’许多的零用钱，‘有’的只是‘有闲’，‘有闲’，失业的‘有闲’，乃至第几千几X 的‘有闲’，所以近来对于奢华费钱的咖啡馆，绝迹不敢进去”。那么，相对于知识阶层的农民观，施孝铭认为农民到底呈现的是怎样的阶级性呢？从施文对破浪斯基对作品社会意义的强调和卢那卡尔斯基对民众在作品创作中的重要性这两种观点的态度来看，施孝铭对苏俄文艺理论家相关文学阶级性主张的接受，其实更接近于底层的观念。底层具有阶级性，但并非所有底层同属于一个阶级。因此，他所谓的农民文学的阶级性讲的其实是社会底层性。这也是他将“智识阶级”与资产阶级、“智识阶级”与农民阶级交缠在一起的原因所在。所以在施孝铭看来，“有几个受点俄国文学思潮的文学家，提倡人道主义的文学”，也“往往只限于受过洋化教育的知识阶级才有阅读的资格”。因此，与其说“施郁之争”在农民的阶级性，毋宁说是知识精英与民间大众关于启蒙话语权的争夺。这在施文对谢六逸《农民文学ABC》以及成仿吾、蒋光慈、麦克昂（郭沫若）等革命文学倡导者的评述中更加突出地呈现出来了。一方面，施文赞赏辛克莱（U. Sinclair）对于底层的同情，虽认同农民需要的文学就是描写贫农的生活，申诉农民苦楚的文学；但并不认同谢六逸关于“农民文学，就是指那些描写被近代资本主义所压榨的农民的文学”的观点。农民文学包括“地主豪绅之掠夺”，同样也有“社会习俗压迫之反动”以及“农民之人生观与伦理观的作品”。另一方面，施文对于J. Galsuortly 甚至褚沙克关于文学作品应当表达集体情感、阶级情感的观点深表赞同。他认为，农民文学“不是表现个人小我的情绪的作品，而是表现农民们普遍的社群的集团心理的共和”，也就是他所谓的“农民生活意识形态”。但是他又认为成仿吾等革命文学的鼓吹者不过是站在十字街头用革命的洋喇叭向着民众吹，“智识阶级”的属性决定了他们难以真正启迪民众。
　　由上而观，施文认为农民是大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劳动阶级的范畴，强调农民文学的底层性、民间性与通俗性。他虽认同以郁达夫为代表的“智识阶级”对农民的同情，但同时对其精英的启蒙合法性保持警觉与怀疑。而对于普罗文学对农民革命性的鼓吹，他既认同又有所保留，尤其是当知识分子成为革命的倡导者时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