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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传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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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168.00

  • 著者:108495 译者:
  • 出版时间:2015年08月本印时间:2015年08月
  • 版次:1印次:1页数:886页
  • 开本:16册数:1
  • ISBN:978-7-100-11137-9
  • 读者对象:大众读者
  • 主题词:弗洛伊德,S.(1856-1939)传记
  • 人气: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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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巨献  传记经典
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大师笔下的大师——迄今最全面、最完整、最细腻的弗洛伊德传记,为我们的时代而写。
 

显示全部作者简介

    彼得•盖伊(Peter Gay,1923-2015),出生于柏林,后移民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耶鲁大学斯特林历史学荣休教授,前纽约公共图书馆学者与作家中心主任,被美国历史学会(AHA)授予了学术杰出贡献奖。盖伊著作等身,其中包括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启蒙运动:一种解读》(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和鸿篇巨著《布尔乔亚经验:从维多利亚到弗洛伊德》(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

显示全部内容简介

    弗洛伊德生前销毁了大批书信和手稿。这可难不倒传记大师彼得•盖伊,他通读了所有能得到的关于弗洛伊德的资料,并说服其后人让自己参考传主仅存的书信,将宏观的时代脉络和微观的个体生平交织起来,完整地再现了弗洛伊德的一生及其学术历程。

显示全部反响及反馈

    全盘掌握弗洛伊德的所有作品,一部公正而充满创意的伟大传记。
                                          —— 《时代》杂志
    这是一本建立在细读弗洛伊德作品的基础上的传记,智慧、抓人、新颖而严谨。
                                                        —— 《纽约时报》
    很不寻常……追溯了弗洛伊德的生活及其学术生涯,叙事巧妙,文风清新活泼。
                                                    —— 《芝加哥论坛报》
    非常有品位……弗洛伊德的生平融入了他的时代背景。在盖伊笔下,一代大师也是如此平易近人。
                                                                       —— 《新闻观察报》
    表现杰出,妙不可言。盖伊将大量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有关弗洛伊德的文献——包括数百封之前无人知晓或难以获得的信件,重新整合起来,工程浩大,不愧为艺术精品。
                                                      —— 《旧金山纪事报》

显示全部目 录

导读如何阅读弗洛伊德ⅰ
序ⅰ
前言1
第一部  奠基期:1856—1905
第一章  知识的贪求3
回忆的滋养4
研究生涯的诱惑22
恋爱中的弗洛伊德37
第二章  酝酿中的理论66
必要的朋友与敌人66
歇斯底里、投射与困窘79
自我分析97
第三章  精神分析122
梦的秘密122
献给心理学家的心理学135
从罗马到维也纳:一段缓慢的进展150
性欲地图160
第二部  深究期:1902—1915
第四章  四面受敌的宗师177
50岁177
感官之乐185
星期三心理学社194
外国人200
第五章  精神分析政治学224
荣格:加冕的王储224
美国插曲232
维也纳对抗苏黎世239
荣格:后来的敌人251
第六章  疗法与技术279
疑窦重重的首演280
经典性的两课289
事出有因:达•芬奇、施雷伯、弗里斯301
事出有因:狼人政治学318
临床技术手册325
第七章  应用与涵蕴346
有关品位346
社会的基础363
重绘心灵地图375
欧洲的终结382
第三部  修正期:1915—1939
第八章  侵犯性407
牵连甚广的重大事件407
风雨中的和平418
死亡:经验与理论431
爱欲、自我,及其敌人444
第九章  生死相争470
死亡的阴影470
安娜480
成名的代价497
活力:柏林精神510
第十章  黑暗大陆的摇曳火光528
兰克事件及其结果528
医生的两难546
女人,黑暗大陆556
第十一章  人性使然588
对抗幻象588
文明:人类的困境606
丑陋的美国人616
战利品与讣闻631
第十二章  死于自由660
灾难政治学660
反抗之作为自我认同的方法667
奥地利完了680
一个斯多葛派之死697
缩略语731
文献综述732
后记810
致谢812
索引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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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中的弗洛伊德(第一章第三节)

 

    见过玛尔塔•贝内斯之后,弗洛伊德知道他需要她,于是开始了热烈的追求。1882年6月17日,他们在才见面两个月之后就订婚了,两个人都感觉到这样做并不谨慎。贝内斯小姐的寡母——强势又意见甚多,怀疑弗洛伊德的适合性,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玛尔塔家有社会声望,但没有钱,弗洛伊德家则两者皆无。弗洛伊德表现得很不错,但是看起来还会穷困好几年,目前也看不到立即可以得到好工作,或者任何可以让他成名的科学发现,并且(此时更重要的)可以让他富有。他也无法指望他那自己都需要经济资助的年老父亲,弗洛伊德的自尊心,也不允许他一直依赖父辈朋友布罗伊尔的支持,即使有时后者会以借贷的名义直接给弗洛伊德金钱支援。他的情况看来无从选择,布吕克大声说出了弗洛伊德必然想过的状况:开私人诊疗所,这大概是唯一可以满足他和玛尔塔坚持的中等家庭所需要的基本收入的途径。

    要准备开业,弗洛伊德需要得到足够与病人相处的临床经验,这无法由聆听演讲和在实验室里累积经验而得来。成为临床医师,需要痛苦牺牲那些弗洛伊德曾经为之倾心的研究工作,而只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才可能使弗洛伊德有所妥协。实际上,订婚是小两口忍耐极致的考验,如果没有失败的话,那就是弗洛伊德专一心志的坚忍不拔,加上玛尔塔的机灵、宽容,以及单纯的情感产生的力量所致,因为弗洛伊德其实是个性情狂烈的情人。

    他追求玛尔塔的方式,是他的阶级与文化所允许的:两个人唯一允许的亲密方式是亲吻与拥抱。订婚期间,女方的贞洁一直得以保持,弗洛伊德在此期间也一直保持独身,并没有证据显示相反的情况。但四年永无止境的等待,让他们经历了弗洛伊德日后提出的大多数心理疾病都来自于性欲源头的理论架构的经验内容。在19世纪90年代,弗洛伊德谈到现代生活中产生的性欲痛苦,他应该有一部分是在夫子自道。他其实极无耐心,此时也已26岁,他耗费了极大心力和极为压抑的情感,对于同一对象可能表现的怒气,有时只比他的爱情要少一点。

    玛尔塔比弗洛伊德小五岁,身边不乏追求者,弗洛伊德对她极为倾倒,他以自己都颇感惊讶的强烈态度向贝内斯小姐大献殷勤。糟糕的是,在他们感到挫败的订婚期间,她仍然和母亲住在汉堡附近的温斯别克(Wandsbek),弗洛伊德穷到没办法常常去看她。琼斯曾经计算过,这对情侣从他们初次见面至结婚之间的四年半,有三次长时间的分离,但他们几乎天天写信给对方。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结婚十年之后,弗洛伊德惋惜地说,他的太太经常出现词穷的状况。最糟糕的状况是宗教上的冲突:玛尔塔生长在一个严格规范的正宗犹太家庭里,而弗洛伊德不止是个无动于衷的不信教者,更是一个有原则的无神论者,他希望把自己的新娘从这些迷信的无稽之谈里拯救出来。他总是用他不断重复、不妥协甚至跋扈的语气,要她放弃那些她目前为止没有仔细思量过的信仰。

    事实上,弗洛伊德让玛尔塔毫无疑问地确认,他要成为一家之主。在1883年,他向贝内斯评论一篇他在军旅阶段中翻译的文章,谈到给予妇女参政权的时候,他赞扬密尔可以超越“一般的偏见”,但他马上落入自己的一般偏见,他抱怨,密尔没有发现“自己的荒谬见解”,这个密尔宣称的荒谬见解就是女人可以赚得和男人一样多。弗洛伊德认为,这种看法忽略了家事的现实:照顾家务,教养小孩,是一个全职的工作,会让妇女没办法在家庭以外有工作机会。如同他那个时代的传统布尔乔亚,弗洛伊德认为性别的差异,“是男女之间最重要的事实”。女人并不像密尔所宣称的那样,如黑奴一般被压迫:“任何女孩,即使没有投票或者立法权利,只要男人亲亲她们的手,为了臝得她们的爱可以勇于做任何事,可以让他们变得可靠而正直。”把妇女推到外面去为生存而挣扎是“行不通”的想法,一想到玛尔塔,他“亲爱、温柔的女孩”,和她竞争的感觉让弗洛伊德觉得愚蠢。他承认当不同的教育系统出现之后,男女的新关系有可能产生,法律和习俗也可能承认现在尚未赋予妇女的权利,但全然的解放将意味着令人赞扬的理想的终结。毕竟,“经由她们的美丽、迷人、甜蜜,以及其他特质”,“自然”已经注定了女人的命运。没有人能从这个无疑是保守的宣言里猜到,弗洛伊德将走向讨论人类天性与行为中,最具破坏性、最令人不安、最异于传统的理论。

    弗洛伊德和玛尔塔的通信,也显示出他作为浪漫情人不寻常的一面,他是多情而可靠的,有时表现得冲动、需求紧急、扬扬得意、忧郁、唠叨、爱说闲话、自大,以及在某些少见的时刻表示出悔恨。他原先就是个风趣而精力充沛的写信好手,现在他更成为他从未尝试过的文体——情书的多产作家。勇敢地、未加考虑地展现他的坦白,从不吝惜表达对她的情绪,当然更多的是弗洛伊德自己的情感展现,他的信件中充满各种情境的对话以及对同事朋友坦率的描绘,如同他在信中把自己的情绪分析给玛尔塔听,他也对自己分析她的信,对任何细节都加以注意,如同一个侦探——或者可以说精神分析家一样。有时是精巧的细节,有时是令人起疑的遗漏,对他来说都可能是未点明的疾病症状,或者她倾向其他男人的线索。但终究,虽然他的信件通常充满攻击性而缺乏甜言蜜语,它们代表的则是感情充沛的抒情时光。

    诚然,这些情书累积成19世纪80年代初期弗洛伊德名副其实的自传。他极少对他的未婚妻保留什么,除了记录之外,他大方地谈论自己对工作的想法,那些总是令他不满意的伙伴,他尚未成熟的雄心,以及对她倾注的热烈感情。他遐想着因为距离遥远而无法给她的热情亲吻,在一封信里,他以她不在身边的理由为自己的雪茄瘾辩护:“如果一个人没办法亲吻的话,吸烟就变得不可或缺。”1885年秋天待在巴黎的时候,他辛苦地登上圣母院的其中一个钟塔,并且以计算他到达顶端的方式唤起他的思念:“我一个人登上这三百多阶,这里实在非常昏暗,非常孤独,如果你在这里,我将每登上一步就给你一个吻,那么到顶端的时候你会无法呼吸而意乱情迷。”她回应她“亲爱的宝贝”时,并没有这么口若悬河,充满想象,或许也没有如此热情,不过却会很甜蜜地回送她的吻以及温暖的问候。

    有时,为了要塑造玛尔塔,弗洛伊德变得爱说教,他会对她温柔地教导,一个医师需要把他的情绪远离病人们,甚至是他的朋友们:“我可以清楚地了解,你会发现,当听到我坐在病床边只是为了观察,并且把人类受苦当作客体的话,是多么令人痛苦。但,我的女孩,没有别的选择,你必须要以不同的方式看待我,不同于其他人。”不过,他补充说有一个人,只有那个人的病痛,会让他忘记他的客观性,“我不需要向你说明那是谁,我希望她永远健康。”他在任何时候都在写情书。
恋爱颠覆了弗洛伊德的自信,他时而出现的嫉妒有时候过度强烈,表现出无理的愤怒。40年后,弗洛伊德会把轻微嫉妒分析为“表达情感的状态”,类似于服丧的哀恸,可以看作是“正常的”。弗洛伊德认为,它所标示的匮乏,是和深层的压抑症状相连结的。但是弗洛伊德的嫉妒,远大于一般所能理解的恋爱中人对对手可能怀抱的愤恨:玛尔塔不可以对一个熟识的表亲使用名字,而要正式地使用姓氏来称呼。她不可以对她两位仰慕的对象——一个是作曲家,另一个是画家——表现出明显的偏爱:弗洛伊德忧郁地写着,艺术家拥有对于像他这样的科学家不平等的优势。总之,她必须要背弃其他所有人,而这些闯入的其他人包括她的妈妈和弟弟艾里(Eli),即使他将要迎娶弗洛伊德的妹妹安娜。这些不断产生的张力要花上数年才会慢慢消退。

    比以前更善于自我观察的弗洛伊德发现自己心情不稳的一些迹象,“我对我所爱的人非常独占,”他在订婚两天之后对玛尔塔这样说。他有点悲惨地发现到:“我的确有点暴君的倾向。”但是这个自我告白的一瞥并没有减低他表现暴君的一面,我们可以确定,玛尔塔已经拒绝了一个人,而还可能有其他人向她提亲。不过弗洛伊德想要独占他所爱女人的努力,被证明不是要面对真实的危机,而是要保住他的自尊,从孩提时代以来就未曾解决的冲突,爱和恨令人迷惑地交织在一起,现在回过头来让弗洛伊德疑惑,他是否真的值得他的玛尔塔爱慕。他不止一次告诉她,她是他的公主,但弗洛伊德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个王子,因为虽然母亲视他为她珍视有加的有出息的“西基”(golden Sigi),但他的表现只是个令人喜爱的小孩,且这个地位已经因其他兄弟姊妹的竞争而动摇。

    终究,弗洛伊德不允许轻信的愤怒以及不满的嫉妒来残害他的感情,他毕竟不是奥塞罗(Othello)。他对他自己的选择未曾怀疑,并且从中得到真正的快乐。家庭生活的远景让他感到高兴,并且愉快地找时间列出他们所期待的“幸福小世界”里的必需品:他们希望有一套房间,一些桌子,床,镜子,舒适的椅子,地毯,为了一般和特殊场合使用的杯盘和瓷器,带有人造花的帽子,一大串钥匙,以及被有意义的事情、亲切的好客,以及相互的爱情所填满的生活。“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思吊挂在这些小东西上吗?只要巨大的命运没有来敲醒我们爱好和平的门——我们可以不带忧虑地说:可以。”弗洛伊德的想象总是跟随着他的巨大命运,但他可以和同时代里无数普通、默默无闻的布尔乔亚在一起,分享那具有独特风味的愉快时光。

    面对这个愉快的想象,弗洛伊德不得不接受布吕克的建议,在他和玛尔塔订婚六周之后,进入维也纳总医院任职。他在那里待了三年,在不同的科别里累积不同的医学专科经验——外科、内科、精神科、皮肤科、神经疾病、眼科,依序而来。弗洛伊德的工作是有目标的,他的眼光放在他的最终目标,即结婚之上,但是他必须要回归现实,至少需要有一点点回归。奥地利的医学专业晋升是困难的,并且有许多层级。弗洛伊德从总医院里可能得到的最小职位做起,一个“Aspirsnt”,就是临床助手,并且在1883年5月晋升到“Sekundararzt”(助理医生),当时他加入特奥多•梅涅(Theodor Meynert)的精神科门诊,他还有其他阶梯要爬。1884年7月,他成为资深的Sekundararzt(助理医生),并且在一年之后,经过一些挫败他爬上了渴望的“Privatdozent”(无薪酬讲师)阶层[“委员会”(Referat)在1885年2月28日,以极为强烈的词汇,推荐弗洛伊德进入“无薪酬讲师”职位,由“布吕克、梅涅、诺特纳格尔”所签署。不过认可令一直要到9月才被当局发布。(Photocopy of handwritten fourpage“Referat”.Freud Museum,London)],这是一个提供名望但没有薪水的职位,只因为它是未来教授职位的起点而吸引人,但却不能为婚姻的实际需要提供帮助。无可置疑的,弗洛伊德对挡住他晋升之路的同僚们,怀着敌意的幻想,其中当然也包括“恶之欲其死”的愿望。“一旦某处有了阶层顺序和晋升,”他在日后回忆这些日子时这样说道,“需要压抑的愿望就出现了。”

    弗洛伊德不满足于仅是“希望”而已,1882年10月,他成功地向当时富有名望的内科医学主任诺特纳格尔申请到了他部门里的一个职位。当弗洛伊德渐被大众认识以及有稳定地偿付债务的能力时——诺特纳格尔和布吕克二人,成为弗洛伊德最坚定的支持者。弗洛伊德在第一次和这个伟大人物见面之后,描述这个和他完全不同的人:“令人惊讶地看到一个人可以对我们,同时也对我们无法掌控的人,掌握了那么大的权力。不,”他补充说,“这个人并不属于我们这个种族,他是个德国的森林中人,他的头发、额头、面颊、脖子都是金色的。”不过,他也发现诺特纳格尔仁慈并且令人愉悦地愿意在他的职业生涯上帮助他,这个声望极高的教授及时激励了弗洛伊德的雄心,并且提供给他某种可能会招致不满的比较标准:“在某些令人愉快的情形下,”弗洛伊德在1886年2月向他的未婚妻夸耀说,“我可以做得比诺特纳格尔好,那时我觉得我可以高人一等。”

    这是绝对私人的竞赛,梅涅是一位不比诺特纳格尔逊色的大脑解剖学家以及精神科医师,弗洛伊德最终会在公开场合和他决裂,但现在他在诺特纳格尔门下一年半之后,转到梅涅的部门去,并且发现“伟大的梅涅”同时是个保护者以及竞争对象。整个情势和曾经有的状况已经大不相同。当弗洛伊德还是医学院学生的时候,梅涅的成就和人格曾经令他印象深刻,的确,梅涅的哲学姿态可以形成弗洛伊德的确认和激励的范本。梅涅是个绝对的决定论者,意志坚决,并且热心于科学心理学,把自由意志拒斥为幻觉,他认为心灵运作遵守隐藏着的基本原则,并且等待着细心、眼光锐利的分析者。但是,几乎是从他们的合作开始,弗洛伊德就抱怨梅涅难以共事,“充满反复无常与妄想,他“并不会听从或是试着了解你的意见”。在19世纪90年代,这两个人会针对非常实际的议题,包括催眠和歇斯底里症,进行一番争论。

    在这个阶段还有另一个事件,让潜伏了数年的愤恨与怒气显现出来,这一次弗洛伊德的愤怒是针对自己。在弗洛伊德40年后的自述里,将之有意地曲解为:“如今回顾,在早期那些年中,我未成名,可能是未婚妻的错。”那是个错失重大契机的故事:弗洛伊德几乎可以对外科手术工作作出重大贡献。1884年初春,他对玛尔塔说,他开始对可卡因的性质感兴趣,在当时这还是一种不大为人知的药物,一位德国军医曾用它来增强士兵身体的耐受能力,他告诉玛尔塔,这可能不会得出什么结果,但他计划去实验这个药物在减轻心脏疾病以及神经衰弱方面的功用,诸如处理吗啡使用者在戒断之后的“悲惨状况”。弗洛伊德的兴趣还有私人层面,他希望可卡因可以帮助他当时的研究同事弗莱舍-马克索,此人因为用吗啡止痛,而出现了上瘾的痛苦症状。但当年夏天,弗洛伊德在一年左右没有见到未婚妻的状况下,放纵自己来到他极少机会拜访的温斯别克。他的寂寞一定已经到了极致,甚至在回忆中说,已经有“两年”甚至“两年以上”没有见到玛尔塔——两次感人的口误。

    心情烦躁让弗洛伊德加速他的研究,1884年6月他完成了一篇技术性论文《论可卡因》(On Coca),其中充满复杂的科学报告与费劲的预测,于次月发表在维也纳的医学期刊上。9月初,弗洛伊德出发去找玛尔塔,在此之前对他的眼科医师朋友利奥波•柯尼希施泰因(Leopold Königstein)谈到关于可卡因的工作,以及可能同时出现舒缓和刺激的性质。当他结束假期回到维也纳时,他发现不是柯尼希施泰因,而是另一个研究同事卡尔•科勒(Carl Koller),“这位我也曾向他提到可卡因的人,已经在海德堡的眼科医学大会上,进行了一项对动物眼睛的重要实验”。如同弗洛伊德记忆所及,他曾经碰到一个同事抱怨他的肠痛,并且开了 5%浓度的可卡因给他,这个药量造成了嘴唇和舌头上的麻醉感。科勒当时也在场,这是他“第一次发现”这个药物具有麻醉效果。即使如此,弗洛伊德认为:“科勒应该被认为是运用可卡因做部分麻醉的发现者,这在后来的小手术里极为重要”,特别是眼科手术,“但我对我的未婚妻在当时让我忽略了此一事实,并无怨恨”[“可卡因的研究”,弗洛伊德在1884年10月29日对他的小姨子敏娜•贝内斯如此说道,“的确为我带来了一点名誉,但最大的功劳却给别人占去了。”(By permission of Sigmund Freud Copyrights,Wivenhoe)]——这个意思是,他既怪她,又不怪她。

    这样直率地把自己的错失归咎于别人身上,在弗洛伊德的言行里很少见。我们也可以发现,即使在多年之后的后见之明,对弗洛伊德来说,可卡因仍然是令他感到不舒服、不能完全理解的东西。事实比他痛苦地重组的记忆所暗示的还要清楚,如果弗洛伊德从一开始就同意科勒一夕成名是理所当然,就不会因为自己错失良机,因而失去可能快速通往名声和婚姻的康庄大道而感到怨恨痛苦。更糟糕的是,他过度情绪化地认定可卡因是对付疼痛、心神疲惫、精神不振以及吗啡上瘾的万灵丹,实际上是错误的。弗洛伊德自己也开始服用这个药,作为控制沮丧情绪的刺激物,增进他整体健康的感觉,帮助他面对社会情境时得以放松,或者只是让他觉得自己更像个男人[因此在1884年6月2日,他开玩笑地对玛尔塔说,下次见面时,他将会表现得更为强壮,因为他是“有可卡因在体内的狂野男人”。(Jones I,84)]。他鲁莽地推荐这个药,甚至给玛尔塔一些轻微的剂量,认为对她的微恙有所帮助。1885年6月——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他寄上一个装有半克可卡因的小药瓶到温斯别克,建议她“每次可以使用八分之一(至多五分之一)剂量”。她收到货品后,立刻回复说,虽然她现在并不需要,但还是会把这个药品分好剂量,在需要时使用。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她(或者是她的未婚夫)有上瘾之虞。

    弗洛伊德为他的朋友弗莱舍-马克索所开的剂量,就不是毫无伤害了。早在1885年弗洛伊德即充满期望地对未婚妻宣称,如果他能成功解除弗莱舍-马克索的痛苦就好了!但他热切的期望并没有实现,弗莱舍-马克索可怜地、缓慢地死去,比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治疗效果更狂热的是,他最后必须每天服用大量的剂量。不幸的是,这个疗法更加重了他的痛苦:在治疗的过程中,弗莱舍-马克索对可卡因上瘾了,如同他之前对吗啡上瘾一般。

    诚然,弗洛伊德在药物上的实验,被他自己讽刺地称呼为“追逐金钱、地位以及名声”的过程,并没有造成巨大伤害。他讨论可卡因的文章以及之后发表的论文,在维也纳医学圈甚至国外都有一点名声,而一直要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可卡因的上瘾性质才会呈现出问题。不可否认,科勒因发现可卡因可以用来作为局部麻醉的药物而获得声名,而弗洛伊德有限的成功在他自己看来则是一种失败。更甚者,他好意地介入弗莱舍-马克索的治疗,却提出了糟糕的医学建议,更不用说他错误地建议以注射的方式使用可卡因,使他事后因内心的罪恶感而自责不已。实际的情况给了弗洛伊德自责的理由,没有人可以减轻弗莱舍-马克索的痛苦,但其他医师对可卡因的实验,证明经由皮下注射的使用,会造成最不幸的副作用[这是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弗莱舍-马克索自己注射了可卡因,而弗洛伊德并没有在当时反对这个做法。后来,弗洛伊德认定不可这么做,他也否认曾经建议以这个方式使用可卡因]。

    这个不幸的试验在弗洛伊德的生命中一直是最令他困扰的事件之一,他的梦境显示了可卡因及其后续的影响,弗洛伊德持续使用剂量轻微的可卡因直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这些证据见诸关于“伊尔玛的注射”以及关于植物学专著的梦,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曾详细加以分析(SE IV,106—121,169—176)。在报告前面那个他在1895年梦到并且加以分析的梦境时,弗洛伊德提到他最近仍用可卡因来减轻鼻子的肿胀。(Ibid.,IV,111)],无怪乎他一直企图想减轻这个事件对他的影响。当威托斯在他的传记里宣告,弗洛伊德“不断痛苦地回想这件事情为何会发生在他身上”时,弗洛伊德在页缘加注“胡说!”来加以否认。同样也不令人意外的是,在潜意识里,他认为将整个事件的责任转移给某个特定的人(指的是科勒),来强化此人是如何勇于对名声冒险追求的印象,于弗洛伊德本人是有益的。

    想念远在温斯别克的未婚妻的同时,弗洛伊德把空闲的时间拿来重新阅读《唐•吉诃德》。这本书使他发笑,他也向玛尔塔推荐这本书,虽然其中有些段落不适合他的“小公主”。这个穷小子医师在其财力能负担之下买了许多经典作品,彻夜阅读,感到深受撼动且愉快。弗洛伊德的智慧老师来自不同的世纪:希腊哲人、拉伯雷、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莫里哀、莱辛、歌德、席勒,还包括那个睿智的18世纪德国业余人性研究者利希腾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他也是物理学家、旅游家,以及值得一提的无政府主义创造者。这些古典学者对他的意义,更大于直觉上作为现代心理学家的尼采。弗洛伊德从学生时代就开始阅读他,并且在他1900年过世的时候花了一笔钱买下尼采的纪念全集,弗洛伊德告诉朋友弗里斯,他希望“找到在我心中仍然喑哑无声的语言”。不过弗洛伊德把尼采的作品当作要去抗拒的文本多于要去学习的部分,这种情结的症状显示在,当他提到买了尼采的作品之后,弗洛伊德马上补充说他实际上尚未打开它们:“因为我目前还太懒散。”

    弗洛伊德采取这种防御姿态的主要动机,是不愿意从他清醒的工作中,分出“多余的兴趣”来研究,他认为使用分析时间来得到临床资料,胜于阅读一个思想家的作品,他宁愿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得到和他最激进的推测相近的洞察观点[“天生缺乏哲学天赋,”他在1931年回顾时写道,“我发展出一种为了需要而行的优点。”他已经把自己训练去“转换事实,使得它们对我来说”尽可能形成“没有伪装、不带偏见,以及不期而来”的形态。学习成为一个哲学家,将不可避免地强迫某种无法被接受的先决观点。“因此我拒绝学习尼采,虽然——不,因为——很清楚地,我可以在他的说法中找到和精神分析相近的洞察力。”(Freud to Lothar Bickel,June 28,1931,Typescript copy,by permission of Sigmund Freud Copyrights,Wivenhoe)]。弗洛伊德会坚持他并没有把任何观点放在优先的顺序——一种太明确的否认导致不全然的正确,并且会挑选出德国物理学家以及哲学家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的心理学著作,当作他认为唯一有用的部分。这些理论都为他解释了自然的趣味,正如同他喜爱并且从阅读中获益,弗洛伊德从经验中获益的部分更为丰富。

    1880年初期,当他仍在接受私人开业训练的时候,弗洛伊德主要的关注是职业上而非理论上的,但是人类心灵的神秘越来越吸引他的注意。早在1884年,他对“甜美的小公主”引用他钟爱的、来自席勒的诗句,却显得有点过于简洁:“饥饿与爱情,终究来说,就是真正的哲学,如同我们的席勒所说。”多年之后,弗洛伊德会多次凭借这句话,来表达他的驱力理论:饥饿代表“本我驱力”(ego drives),作为自我的生存能力之用,而爱情,当然是性驱力的含蓄称呼,供作物种的延续之用。

    如果把19世纪80年代的弗洛伊德当作一个发展中的精神分析家,实际上犯了时代错误的问题。他一直把他的研究放在解剖学,尤其是大脑解剖上,不过他开始专注于精神医学,带着可以得到良好收入的考量为之。“从实际的观点来看,”他日后直言不讳,“大脑解剖当然不比生理学高等,我是从实际效益上的角度考量,开始学习治疗神经疾病的。”这在当时的维也纳医学界是不太有人涉足的学科分支,就连诺特纳格尔也没办法在这个领域提供太多见解。“一个人必须是自己的老师。”弗洛伊德对名声和富裕的胃口,从他自己喂养的部分继续成长,他也急于进一步了解,他所需要的超过维也纳所可以提供的,“在远方,”实际是在巴黎,他40年之后试着重新捕捉那种新鲜经历时写道,“闪耀着伟大的名字,那就是夏尔科(Charcot)。”

    在1885年3月,当他离被指定为讲师还有数月之遥,弗洛伊德向他的单位申请一份旅行资助,这个补助只提供了些许的零用金,以及同样不怎么丰裕的六个月离职许可,不过弗洛伊德心意已决,并且持续在他给玛尔塔的信件里报告他自己的展望。他在6月初以一贯的分析口吻对她说:“啊!我一点都不感到满足,我是如此无可救药的懒惰,并且发现原因何在:期待总是使人类忽略了现实。”每个申请者在负责提供零用金的委员会里都需要有个监督者,“监督我的就是布吕克,一个令人尊敬却不怎么热心的代理者。”弗洛伊德显然低估了布吕克[无疑,弗洛伊德后来的公开说法并没有如实地,或者完全地复制他的私人感受,他提到他得到这笔资助是得益于“布吕克的热情请求”。(“Selbstdarstellung,”GW XIV,37/“Autobiographical Study,”SE XX 12)]。弗莱舍-马克索有一点内线消息,他告诉弗洛伊德:“情况对你极为不利,今天你可以得到这个机会完全是布吕克在背后支持你,以及他对你完全热情的推荐,这产生了极大的作用。”无疑布吕克的推荐是极为正面的,但弗洛伊德还是等到6月中旬,直到审查委员会争辩是否要给予更丰厚的资助之后,他才拿到补助。弗洛伊德毫不迟疑地规划着他的时间,他会在前往巴黎之前,先去探望未婚妻和她的家人。在他到温斯别克六个星期的拜访期间,他终于完全解除贝内斯夫人对他挥之不去的反对,并且在10月中旬抵达巴黎。

    一到巴黎,他立刻就对这个城市作了一番探索,并且得到了初步的印象:街道、教堂、戏院、博物馆、公共花园等。他寄给玛尔塔的描述生动细致,他惊讶于协和广场上“确实来自卢克索(Luxor)的方形尖塔”,幽雅的香舍丽榭大道,交通繁忙却没有商店的纷扰、嘈杂而属于百姓的共和广场,以及宁静的杜乐丽(Tuileries)公园。弗洛伊德对卢浮宫特别感兴趣,对那里的古老气息流连忘返,这是一个“收藏希腊与罗马雕像、墓碑、铭文,以及残瓦的地方。这些极为美丽的事物,古老的神祇代表的是漫长的时间过程,我也见到有名的米洛斯的断臂维纳斯”,同时还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罗马皇帝胸像,以及那些“如树般高大的亚述国王塑像——它们把狮子搂在怀中,就像搂着它们养育的小狗一样,形成一幅人和动物发丝飘逸的画面,旁边的楔形文字精巧地篆刻其上,仿佛昨日才刚完成。来自埃及带着灼热色彩的浅浮雕画、有如真人的国王巨像、真实的狮身人面像,这是一个仿佛在梦中的世界”。他知道他会不止一次地再回顾这些亚述以及埃及陈列室,“对我来说,”他评论道,“这些东西的历史价值更高于它的美学价值。”不过这种兴奋的感觉透露出更多学术之外的意义;它透露出一种得到这些地中海或者近东地区塑像所需要的空间和财富。

    不过1885年,在巴黎的弗洛伊德只有一点点空闲,更不用说钱也不多,当他有机会到戏院去的时候,就是去看令人惊叹的《莎拉•本哈特》(Sarah Bernhardt)——由维多利安•沙朵(Victorien Sardou)所编写的戏剧,弗洛伊德觉得这部戏大胆而又平凡;或者是看莫里哀的喜剧,精彩绝伦的同时可以作为他的“法文课”。但一般来说他都是坐在便宜的座位,有时候是“quatrième Loge de côté(最旁边的角落),非常寒酸的鸽笼包厢”,只要1法郎55生丁。他以借贷度日,并且被一些日常事务压迫得锱铢必较,比如火柴或者文具等。他在到达后不久,向玛尔塔的妹妹敏娜报告自己的状况:“我总是喝着那种带着深红色,还可以忍受的便宜红酒,就食物的问题来看,100法郎和3法郎都可以解决一顿,只要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这样的餐馆。”因为孤单的关系,他变得有点吹毛求疵且自我辩驳。他也是个爱国的家伙:“如你所见,我是个来自德国的村夫,这种气息到哪里都跟着我。”他认为,法国人是一个无止境的追求声色享乐的民族:“一个有流行心理疾病,以及历史上有过大量动乱的民族。”

    有时候,他会带着惶恐的心情,对玛尔塔倾诉一些谨慎的计划。1885年底,他每周都去(也许不是全然必要)探视一个讨厌的奥地利女病人——“带着不怎么自然的态度,极度的做作”——因为“得到来自维也纳同事的好名声是件重要的事”。但如此造作的举动让他极不自在,稍早的时候,当他倾诉着他“对工作的狂热”时,他告诉未婚妻自己必须对“工作和成功的热切企图”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不然就会被解释成“矫揉造作”。

    但更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弗洛伊德就完全对夏尔科(Jean Martin Charcot)感到目眩神迷。在大约6个礼拜之中,弗洛伊德在沙伯特利耶医院(Salpêtrière)夏尔科的病理实验室中,进行他显微镜下的儿童大脑研究,稍后在儿童脑瘫以及失语症方面的论文的出版,证明了弗洛伊德在这方面下的功夫,虽然后来他已经渐渐丧失对神经学研究方面的兴趣。不过伟大的夏尔科的出现还是引诱弗洛伊德离开显微镜,转向另一个他已经显示出一些天赋的领域——心理学。

    夏尔科的科学风格和个人魅力,比他在学科上的教导更让弗洛伊德感受到其全然的影响。他“总是激励人心,方向明确,如此耀眼,”弗洛伊德告诉玛尔塔,“当我回到维也纳将会非常想念他。”为了表达他在夏尔科出现时感受到的欣喜情绪,他诉诸宗教的或至少可以说是美学的词汇:“夏尔科,”他这么告白,“是当代最伟大的医师,一个天才以及头脑非常清醒的人,就这么把我的观点以及意图连根拔起。只经历了几场如同参观圣母院般震撼的演讲,我对完美的感觉有了全然改变。”只有创造新的赞美词汇才能表达他的情绪,弗洛伊德,一个如此强调自我心灵独立的人,竟然不知不觉被这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以及表演家深深吸引住,他这样赞美夏尔科:“我不知道是否有一天会开花结果,但我知道没有其他的人,曾经对我有类似的影响。”

    夏尔科无疑是个表演欲很强的人,在说明他的论点时总是头脑清醒,有时严肃但绝对不失幽默。夏尔科的每个“精彩绝伦”的演讲,弗洛伊德认为都是“一个小型的艺术,如建筑和乐曲”。的确,弗洛伊德提到:“他从不会在他作了许多说明之后,还让自己表现得比听者伟大——经由对其思想的详细论述,以及对他自身疑惑和迟疑的绝对坦白,他让教师和学生之间的鸿沟自然消失了。”作为一位演说家和鼓吹者,弗洛伊德对他自己不确定感的探索,表现得也所差无几。

    在沙伯特利耶医院观赏这些表演中,弗洛伊德尤感兴趣的,是夏尔科在诊断某些特殊心理疾病时驱动他的思考所展现的亢奋状态,这让弗洛伊德联想到亚当在发现动物的不同以及为它们命名时的神话状态。弗洛伊德这位卓越的命名者,如同精神分析里的亚当,在这方面应该深受夏尔科的影响。辨别不同的心理疾病,以及将它们和身体病痛类型分并,在当时是极为不易的一种艺术:这个时代正是弗洛伊德等人还对神经官能症所知不多的时候,可能会把一种因为官能症出现的慢性头痛看成是脑膜炎,当时“在维也纳那些比我厉害的权威们,也习惯于把神经衰弱诊断成脑瘤”。

    夏尔科绝不只是个演员而已,他同时是个医学方面的领航者,也是社会上的斗士,他因此诊断出歇斯底里症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疾病,而不是病人的掩饰行为。更甚者,他发现这个精神疾病影响男人的层面——完全和传统信念相反——并不比女人少。更大胆的一步是,夏尔科把催眠术从江湖骗子和郎中那里拯救出来,重新赋予其在心理治疗中的严肃目的。弗洛伊德在看到夏尔科以直接的催眠暗示就引出并且治愈歇斯底里造成的瘫痪后,感到非常惊讶且印象深刻[在他回到维也纳的多年后,弗洛伊德试着对他的病人运用这个技术——而他所得到的不只是相同的结果,而且是显著的成功]。

    催眠对1885年的弗洛伊德来说,并非全然只是秘密的揭露。作为一位医学院学生,他已经让自己相信,虽然这个技术在使用上有许多不光彩的名声,但是催眠状态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现象。夏尔科令人愉悦地证实了这种他已经大致相信的技术,他还对夏尔科的病人在催眠前后所产生的变化感到印象深刻。以皮耶•贾内这位夏尔科最著名的学生的话来说,他们展现出了一种对催眠者的“磁性热情”——一种忠诚的感觉,不论其内在性质是顺从、母性,还是纯粹情色。弗洛伊德在不久后发现,这种热情有其令人不便之处,在他回到维也纳的某一天为一位早期的病人看病时,这位女病人经过催眠治疗之后解除了她歇斯底里式的疼痛,但是却以手臂环抱着治疗者的脖子,弗洛伊德回忆,这个令人发窘的经验,给了他隐藏在催眠背后“神秘因子”的线索。之后,他将认识到这是移情作用的一个例子,并且把它当做精神分析技巧中的有力工具来使用。

    一旦生活规律稳定之后,弗洛伊德不再认为他的巴黎之旅是令人眩惑且引人入胜了,他反而强烈地专注于研究之上——强烈到必须要给他的未婚妻言辞上的保证:证明她仍旧是弗洛伊德心目中的主要牵挂。“如果你需要我爱的宣言,”他在12月写信给她,“我可以洋洋洒洒写上50张这样的信纸,但你总是那么体贴地不这样要求。”不过他向她保证,他已经“克服了到目前为止横在我们之间对科学的爱,我除了你之外什么都不要”。不过对于他自己一穷二白的忧虑从来没有远离——带着一点悲情,弗洛伊德向玛尔塔描述自己有如“一个被燃烧着的期盼和阴郁的悲伤所折磨的穷小子”,充满着“行乞者的希望”(Schnorrer-hoff-nungen)——实际上是期待着某位富裕的朋友,给他金钱上的支援。
不过弗洛伊德的工作成绩日有起色,且在一段时间之后,为他带来了社交生活。在1886年的1月和2月,他受邀到夏尔科那如宫殿般的豪宅。因为自觉蹩脚和不够自信的法语会话能力,他用一个剂量的可卡因提振精神,穿上正式服装,心跳加速地前去赴会。他向未婚妻诉说焦虑,没有在夏尔科面前出丑让他松了一口气。2月的某个晚上,刚从这位伟人的家庭宴会回来,弗洛伊德在午夜时分写信给他“亲爱的宝贝”:“感谢上帝,它终于结束了。”整个宴会“无聊到极点,只靠着一点点的可卡因让我撑着。试想,这次有四五十个人,其中我只认识了大概三四个。没有人互相自我介绍,每个人都各自活动”。他觉得自己谈吐笨拙,比平常还要糟糕。不过他涉入一个政治话题,在那里他“既不认同自己是奥地利人也不是德国人”,而是一个“犹太佬”。接近午夜,他已经喝了一杯巧克力饮料。“你不要认为我会感到失望,人无法从行礼如仪的生活里期待什么,我只知道我们都不想为自己安排这样的活动,但也不会告诉别人这有多无聊。”不过,即使弗洛伊德觉得这种社交场合乏味冗长,或是他的法文多么糟糕,夏尔科还是特别注意到他,这份热诚,让弗洛伊德更加肯定夏尔科的典范地位。
对弗洛伊德最重要的,还是夏尔科对于病人古怪的行为严谨以待,对于准备接受任何奇特的假设也同样一丝不苟。夏尔科以最小心且最敏锐的注意力对待他的活体材料,他是这方面的艺术家,以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一种“眼光”(visuel)——“一个会看的人”。眼见为凭,他以实务经验对抗理论。某次他得出的观察结果深深地烙印在弗洛伊德心中:La théorie,c’est bon, mais ça n’empêche pas d’exister(有理论是好事,但并不能妨碍事实的存在)。弗洛伊德从不忘记这美好的事物,并且在日后,以令人惊奇的事实扰动了整个世界,他从未忘记去复诵这句名言:“有理论是好事,但不能妨碍事实的存在。”

    但夏尔科无法让弗洛伊德完全满足,而且还有一项让他多年来感到焦虑的事情,这就是催眠的根本性质,即使在法国这些催眠的支持者之间,这项技术也并非毫无争议。夏尔科和他的学生将催眠状态定义为“一种人为制造的疾病状态——一种神经官能症”,简单地说,就是一种神经性的疾病,尤其来自歇斯底里症,伴随着明显的器官部分的问题,而且夏尔科还认为,催眠状态只能在歇斯底里中被引发出来。但是另一派在南锡(Nancy)的反对论者,由神秘的私业医师利埃博(Ambroise Auguste Liébeault)引领,并由活力充沛以及多产的贝恩海姆(Hippolyte Bernheim)所承继的学派,采用的是另一种途径:催眠纯粹是暗示造成的,因此每个人都可能被诱导。有好几年,弗洛伊德摆荡在两种说法之间,他以过人的公正态度,在1886年翻译了夏尔科的一册《神经系统疾病论》(Lectures on the Diseases of the Nervous System),两年后,又翻译了贝恩海姆的主要论著《论暗示及其对治疗的应用》(On Suggestion and Its Applications to Therapy)。他一直比较倾向夏尔科的观点,不过当他在1889年前往南锡拜访贝恩海姆的时候,他发现这趟为了增进其催眠暗示技巧的旅程,是他生命中获益最大的旅程之一。弗洛伊德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发展出来的精神分析,就是一种从催眠解放出来的技术,不过弗洛伊德在19世纪90年代相当数量的论文以及评论,让他在催眠技巧的实验探索方面打下了足够的根基,而实际上,催眠也持续数年成为弗洛伊德重要的个人技术。

    弗洛伊德前往柏林,对儿童疾病做短暂的研究,再度回到维也纳之后,他的主要课题并非打算追随那个法国学派,而是如何去面对其他人对这项医疗技术的质疑。在翻译贝恩海姆的著作的前言时,他清楚地表示对本地医疗同事的不满:“医师们,”他心中想着那些倔强的维也纳医师的形象并写道,“不能再对催眠术冷漠以待了。”一旦对这个技术加以了解,他们就会“破除”“如同梅涅认定的,催眠的问题仍然笼罩在荒诞的光晕里”这样的流行信念。弗洛伊德坚称,贝恩海姆和他在南锡的同事,已经展示了催眠术并不是一种古怪的偏方,而实际上确实连结到“正常心理生活以及睡眠状态的相似现象”。因此,对催眠以及催眠暗示的严肃研究,应该可以对主宰“大多数健康人们”心灵生活的“心理学规律”的理解,带来一线曙光。带着某种威吓其同僚的语气,弗洛伊德在结论里说:“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光是运用权威而不以经验证实,没有办法得到最后答案”,不论讨论的观点是该被接受,或是应该被拒绝。

    弗洛伊德于1886年复活节对其医疗同事提出的报告,可用以说服同僚,沉浸在巴黎时涉入的知识论辩,弗洛伊德以热切的态度提出可靠的说明:因为德国的(还包括奥地利的)科学工作者对于法国的接触颇为不足,因此法国神经病理学方面的发现,“有些极值得注意(催眠术),有些在实用上极为重要(如歇斯底里症)”,这些在德语区并没有受到重视。他坦承受到夏尔科“一如法国人国民性格里就有的生动、活力,以及绝佳的辩才”深深的吸引,当中吸引弗洛伊德的还有他的“耐心和对工作的热爱,这正是我们民族所宣称的首要个性”。在享受与夏尔科亲密地在“科学以及个性方面对话”之后,弗洛伊德此时把自己视为夏尔科的代言人。弗洛伊德带回德语研究圈里最令人振奋以及持久的讯息,正是夏尔科的视野,为神经病理学家们所开启的下一步工作。“夏尔科常常说,解剖学已经大致完成它的工作,器质性病变的理论也大致可称完备,接下来就是神经官能症的时代。”弗洛伊德的上司们对这样的话感到不甚顺耳,但这些话却是对弗氏未来的朦胧预言。

    当这个未来越来越近的时候,他对夏尔科的记忆仍然鲜明,弗洛伊德把他当作另一位布吕克,一个他可以咨询和仿效的智识父亲。即使在后来他对夏尔科的教导开始质疑,他还是在评论里对夏尔科百般尊崇:除了将夏尔科的演说集翻译成德文之外,他持续宣扬夏尔科的想法,在适当的场合把它当作可引用的权威观点。弗洛伊德拥有一幅布卢叶(André Brouillet)的雕版画作,《夏尔科博士的临床课程》(La Leçon clinique du Dr Charcot),内容是在沙伯特利耶医院里,夏尔科正向一群痴迷的听众展示一名歇斯底里的妇人;之后搬到上坡路19号时,弗洛伊德骄傲地把它悬挂在咨商诊疗室,置于一个放满小型古董雕塑的玻璃书柜上。更甚者,在1889年,弗洛伊德以夏尔科的名字,把他的第一个儿子命名为马丁(Jean Martin),也就是一般人较熟知的马丁;夏尔科知道之后,对这份敬意以谦恭以及“我全心全意的祝福”来回复[夏尔科的信息简短但意义深远:他表达自己希望弗洛伊德小孩所用的“福音传教门徒以及慷慨的百夫长”的名字,能“为他带来好运”。 明显地,夏尔科希望弗洛伊德了解他指的是传播福音的门徒约翰(John),以及把自己的长袍交给一位乞丐的异教武士马丁,马丁后来成为基督教里的圣徒]。夏尔科于1893年过世时,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医学周刊》(Wiener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上发表了一篇充满感性的纪念文章,这篇文章里弗洛伊德未做自我引述,但它应该被放在弗氏自传式的片简中,作为对他自己科学风格的一种间接见证。

    这些都是多年之后的事,到了 1886年春天,弗洛伊德的前途未曾如此不确定过,虽然回到了维也纳,他了解到那一段数个月在法国的日子不只是远离,而是结束。他辞去在总医院的职位。在4月25日的复活节星期日,《新自由通讯》晨间版的地方新闻出现了一个小标题:“西格蒙•弗洛伊德博士先生,大学的精神疾病讲师,从巴黎以及柏林的学习之旅荣归故里,并且在第一区,国会大道七号开辟诊疗时间,下午一点到两点半。”布罗伊尔以及诺特纳格尔都转介病人给他,有些人会给他诊疗费用,不过当时他持续在梅涅的解剖实验室里进行研究,他关心的是要能过活。他对赢得“在维也纳的战争”并不表乐观,不时想要移民。保守的策略渐渐胜出,弗洛伊德发现他所治疗的一些神经疾病患者在科学研究上颇为有趣,而其他的一些病人虽然无趣,却可以带给他收入。他的穷困着实恼人,他承认有时候连叫出租车外出看诊的钱都没有。

    有些时候,弗洛伊德的收入看来好像宽裕到可以计划结婚了,他也会享受这种一闪而逝的幸福感。他发现要和专业同侪们对抗并无助于现实,弗洛伊德对法国改革观念的热情,只会让他回忆起过去拥护可卡因的怀疑心态。在1886年秋天对维也纳医师学会演说男性歇斯底里症状,并提出心因性的病源解说后,弗洛伊德得到褒贬不一的回应,一位弗洛伊德永远不会忘记的年老医师,对弗洛伊德——从法国带回来——的主题表示反对,他说,男人不会歇斯底里:“歇斯底里”(hysteria)这个字的希腊字源是“子宫”,不就已经表示只有女人会受歇斯底里之苦吗?其他的医师看起来比较能容纳异己,带着被激怒的敏感,弗洛伊德选择认定他同事们的态度是纯粹的以及愚蠢的为反对而反对。从那时起,他就觉得自己站在和整个医学社群对立的位置上。即使梅涅,这位曾经是他最有力的支持者,也决定要和弗洛伊德决裂。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有值得满足的理由,虽然弗洛伊德自己的储蓄贫乏,且还在不断减少,但加上未婚妻尚可的遗产及嫁妆、来自她家族的结婚礼金,还有最重要的,来自富裕朋友慷慨的借贷与赠与,终于让他可以迎娶玛尔塔。这场婚礼在9月13日于温斯别克举行,不过没有预料到的法律问题让他们又办了第二次典礼,因为弗洛伊德坚持在德国就已经足够的家族式婚礼,却在奥地利的法令下需要补行另一次宗教仪式。就这样,在9月14日,弗洛伊德这位和所有仪式以及宗教不共戴天的敌人,被迫要复诵一段他草草背诵下来的希伯来誓词,俾使其婚姻得以有效。在结婚之后,弗洛伊德马上就有机会复仇,或至少从他的观点来看是一种报复:“我记得很清楚她这么说,”玛尔塔•贝内斯——现在是玛尔塔•弗洛伊德——的一位堂亲回忆起,“不能在她婚礼后的第一个星期五晚上点起安息日蜡烛,是她生命中最沮丧的经验之一。”对于不断主张在他的家庭环境里有关宗教的——或者应该说反宗教的——议题,弗洛伊德固执地宣示着他的主权。

    结婚一年后,1887年10月16日,在给远在温斯别克的岳母贝内斯夫人和敏娜•贝内斯的信件里,弗洛伊德说:“我已经很累了,但是仍然要写这一堆信,不过写给你们的信是第一封。你们应该从电报里知道,我们有了一个小女儿”,玛蒂尔德(Mathilde)。“她重3400克,”大约合7.5磅,“相当可观。看起来丑得很,一开始就吸吮着拇指。除此之外她非常健康,对于待在这个家庭似乎感到很舒适”。五天后,他发现小玛蒂尔德“和我像极了,她已经变得好看多了,有时候我觉得已经非常可爱了呢”。他“自然地”以他的好友玛蒂尔德•布罗伊尔来命名这个小孩。就在一个月后,他在社交圈里认识了一个来自柏林的访客威廉•弗里斯,成为日后影响他一生命运的最忠实的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