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16—17世纪） 平装

明清史研究领域系统运用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代表作，从印刷对文化生产的影响的角度考察晚明社会公共领域情态。








 

英文版平装本序
这是一个新的平装版，只更正了一些错误。将来可能会通过另一个修订版进行更多修改。 但就这个新版本而言，利用这个超附文本来解释本书所使用的分析概念的一个主要理论问题是最合
适的。
本书的有些评论者对一个问题感到困惑：我一方面批评中国历史研究里的欧洲中心主义方法，而我在书中使用的主要概念却是由欧洲学者构建的。这种被误认为的“矛盾”有必要澄清。将“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c）与“欧洲原生主义”（Eurogenic）区分开来是很重要的。前者是指一种通过欧洲，或更准确地说是西方的视角来表现和解释社会形态和历史的方式，而后者则涉及源自欧洲包括象征性和物质性的事物。与“印刷资本主义”“公民社会”“个人主义”和“现代性”等欧洲中心主义的概念和理论不同，“欧洲原生主义”的理论，例如“场域”和“超附文本”的概念， 它们并不属于西方独特性的宏大叙事的组成部分，它们与欧洲走向现代最终胜利和统治的制度与知识体系发展的话语没有必然关系。
与马克斯•韦伯和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或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不同，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field）、“习心”（habitus）和“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等主要概念并没有对于资本主义或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假设任何必要的历史或理论联系。它们不是为了解释和证明现代欧洲可能优越和独特的习业。事实上，他的理论提供了“对现代性的批判”。布尔迪厄对区分不同社会类型不感兴趣。正如他在卡比利亚的早期田野调查和他后来对法国社会的研究所证明的那样，他的分析以一个特定的“社会世界”为研究对象，而没有假设任何关于社会形成的普世发展路径和类型学。他关注在心理和社会结构中创造差异的各种程序，这些程序允许主导群体复制统治模式。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那些理论一样，他的理论侧重于分析多种习业（practice）形式中的支配关系再生产的结构和程序。
尽管布尔迪厄致力于将习业作为系统知识（科学）进行研究，但他的“习心”“象征资本”和“场域”概念的发展超越了任何特定社会产生的“知识”和文化。 他认为“场域之间的关系不存在跨历史规律［此句原书作斜体］，［而且］我们必须分别调查每个历史案例”。通过避免使用欧洲中心论中的标准术语，布尔迪厄的理论为在非欧洲社会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的概念为我提供了另一种工具来描绘出版印刷对16 世纪和 17 世纪中国文化生产和权力生产的影响。
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的“超附文本”概念也是如此。欧洲书籍中确实有一些中文图书没有的超附文本， 例如水印、不成比例的首字母、大写字母、奇妙的画中画首字母等。中国传统书籍可以被称为超附文本的有很多， 例如序、跋、页眉和行间批注、包装方法、纸张、书籍封面、字体大小和颜色、插图、标题、作者、编辑和出版商的姓名等。我在这本书中展示了“ 超附文本”可以用来分析出版对前近代中国艺文生产和权力关系的深远影响。“超附文本”的概念不需要涉及任何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变迁或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组合的宏大理论。
在为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史学批判提供新的方法和理论的欧洲学者中，米歇尔•福柯和米歇尔•德•塞尔托（ Michel de Certeau）是最有影响力的两个人。 这里没有必要重申对启蒙运动的批评以及福柯作品中对现代国家和社会的约束机制和程序的分析。米歇尔•德•塞尔托的立场可能需要一些解释。与福柯一样，塞尔托批评启蒙运动以来欧洲现代文化的发展。民族— 国家、资本主义及其支持机构—写作、法律、工厂、城市和话语/ 知识——重新组织了习业，压制了异类的声音和非标准的习业。 然而，与福柯和布尔迪厄不同，塞尔托的理论关注被支配者在日常生活中的抵抗“策略”——比如阅读、散步和谈话。
在他们对西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技术及其“象征权体”（symbolic regimes）的分析和批评中，这些欧洲学者已经营构了各种分析工具，对“西方崛起”话语的社会和历史分析的假设和方法进行了质疑和削弱 。它们是挑战“欧洲中心主义”话语和史学史的“欧洲原生主义”理论。在本研究中应用的这些理论旨在帮助我们清除对中国前近代习业研究中的障碍，绕过现代主义的社会和历史分析理论，因为后者模糊和歪曲了中国的社会和历史进程。
在这一新版中，我要感谢帮助纠正错误的同事、朋友和学生：我的导师刘广京教授，同事韩子奇，译者傅良瑜；我的学生杜勇涛、贺栗、张晶晶、李同路、崔洁和约书亚•赫（Joshua Herr）。尤其是张晶晶和贺栗在查找不一致和错误方面特别细致。
最后，我要把这个新版本献给我的导师，已故的刘广京教授。他非常认真地阅读学生论文，这次也为本书指出并纠正了一些错误。

译后记
2004 年初夏，我与美国朋友比尔从波士顿开车去芝加哥大学拜访钱存训先生。拜访完钱先生后，我们顺路去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周启荣教授。周教授带我们参观了校园，互相交流了对中国出版史研究的看法，并说起了他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凭直觉我就觉得这是一本很棒的书。
西方对中国出版史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印刷术的研究上，尤其是侧重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西传等方面的研究。此后，研究扩展到关注印刷术发明之前的中国文字记录，并在一些专题，如出版管理、传教士在华出版等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进入21 世纪以后，西方的中国出版史研究，一是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如“文化权力”“公共领域”等，对中国出版史进行研究，强调中国出版史与社会经济文化之间的关联，及其对社会的促进作用；二是重视对个案研究，通过分析个案，使中国出版史的研究进一步得到深化。毫无疑问，周启荣教授的这本著作，属于其中的佼佼者。该书以晚明前后中国的出版为切入口，用文化权力、公共领域等概念，对当时中国的出版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回国后我就与商务印书馆商谈该书的中文版翻译。在商务印书馆的支持下，我与我的学生开始了该书的翻译工作。原以为这本书翻译起来会很容易，但着手后才发现困难重重。一是内容艰深。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出版史研究图书，而是带有思想史意味的研究著作。要准确把握这本书背后的内容，需要研读有关明代思想史的一些资料。因此，边译边学成为翻译这本书的常态。二是引文的原书难觅。周教授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除在中国大陆查找了若干明版图书外，还在中国台北、日本、美国等图书馆查找了大量明版图书。要将书中引用的这些引文全部还原，成为一项艰巨的工作。为了查找一句话的出处，恳请各国朋友的帮助成为该书译稿后期完善时的常态。2012 年夏天，我邀请周启荣教授到南京大学讲授暑期课程，课余又就该书中的一些翻译问题与周教授进行了交流。但由于我这十年间诸事掺杂，精力分散，往往其他事情一分神，一两个月就溜走了，自然导致这部已经翻译好的稿子迟迟没有出版。
该书的英文原名是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日本学者常常用“近世”这个术语翻译Early Modern China，但中文中却没有合适的词汇。这一词汇对应的时段，虽是晚明这一时期，但又超越了晚明。结合该书的语境，经与周启荣教授多次协商，我们最终将中译本的书名确定为《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16—17 世纪）》。
晚明是一个人性大解放的时代。这种对个性的追求，也给出版业带来了影响。而周教授也正是从研究李贽出发，逐步切入到出版史领域的。全书从书籍生产成本和书价探讨起，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书价比西欧的便宜，士人、城镇百姓普遍能买得起书。在此基础上，作者探讨了书籍出版在明代的地位、科举考试与出版的商业化等问题。
中西之间的差异，孕育出了各自不同的文明与实践。周教授写作本书的出发点是为了批评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方面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但这不妨碍本书借鉴西方学者的一些理论资源来解释中国的出版实践活动。
本书中的核心理论与重要概念之一是“场域”与“习业”。
场域理论是布尔迪厄提出的，“场域”是指网络或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结构。在社会行为中，每个人在各种场域中占有位置，不同场域中的位置也各不相同。个人通过在场域中的竞争获得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类型的资本。不同资本之间可以进行转化。如拥有“经济资本”可帮助获得文化资本；具有“文化资本”也有助于获得经济资本。通过科举考试，意味着考生获得了文化资本，进而会被授予官衔，获得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并进而扩大他的社会资本。拥有这些资本的人，自然容易受到出版商的青睐，而他们进入出版市场后，出版商利用其社会知名度进行广告宣传，并担保自己的图书质量。明版图书中出现的各种作者头衔、美称，其背后原因就在于此。
“习业”的英文是practice。在汉语中，practice 通常被译为“实践”。周教授认为，“实践”的习惯用法是根据一个目标、原则、蓝图有计划、有意识地去实现，把计划、原则、蓝图变成事实。“习业”一方面可以包括这个意思，但“习”也强调不必是有意识、预先构想的计划、蓝图，以至原则，只是由种种不同因素造成的惯性活动。这些活动不是偶然性、突发性、一次性的活动，而是经常重复、有一定规则、带有累积性和长时段的活动，也就是“业”。同时，这种活动是社会中有一定数量的人共同接受、重复而不自知的。明代商业出版中的这一实践，便是这样一种“习业”。因此，在经过多次协商后，遵照周教授的意思，我们将practice 译为“习业”。把habitus 译为“习心”也是如此。
本书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超附文本”（paratext）。
超附文本是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来的，目前这一概念已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出现了很多利用这一理论来研究中国书籍的论著。超附文本指的是书名页、序言、后记、字体、版心、评论和评注内提到的文本等，这些内容是图书的组成部分之一。以前，这些文本常常会被研究者所忽略，认为是一些无足轻重的边缘性内容。超附文本又可分为“附书文本”（peritext，指书籍之中的文本）和“超书文本”（epitext，指书籍之外的文本）。出版作为一种商业活动，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结构中，并不是一件非常值得炫耀的行为。因此，明清士人的文集作品中，常常将从事这些活动的诗文删除。但通过超附文本，诸如序、跋、评注、参与者头衔和其他文体作品等，可以证明很多士人曾经参与过商业出版这一事实。晚明时期，随着商业出版的扩大，许多士人成为作者、编辑、编纂者、评注者、批评者、出版者或校对者，形成了一个“士”与“商”两种职业相结合的“士商”群体。同时，随着这一群体的扩大，他们也开始注意扩大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因此，他们通过出版活动宣扬自己的艺文理念，挑战科举考官的权威等。而这正是出版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出版所发挥出的重要社会功能之一，也是出版活动被无数士人看重的原因之一。
周教授的这本书，一改传统出版史研究的写法，采用新文化史研究的思路，注意挖掘出版背后的影响因素，展现了晚明出版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互动关系，探讨了出版活动背后的个人与社会的作用。同时，这本书将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活动放在世界史的视域中进行分析，跳出了以往研究只局限在中国自身的不足。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在他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总结他一生的治学之路时曾说：“我于国史选定研究对象之后往往先默默地作两种比较：与西方类似课题作一概略的比较，亦即所谓不同文化间（intercultural）的比较；在同一国史课题之内试略作不同时代的，亦即所谓‘历时’（diachronic）的比较。特别是在专攻先秦思想的现阶段，这两种成了习惯的默默比较不时能扩展我的历史视野，导致新的思路，得出与众不同的论断。”同样，周启荣教授的这本书，将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与古滕堡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相比较，将同时期中国的文人、书籍出版商与欧洲文人、出版商相比较，得出的一些结论自然就有意义。如第二章中指出：“中国的书商和出版商这两种职业并不是截然区分的，这与17 世纪欧洲的书商与出版商相似，通常‘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身兼二职’。但是在欧洲，木刻工匠同时也印书、售书的情况就非常少见了。由于雕版印刷的简易性，这种‘身兼二职’的现象在晚明时期很常见。”第三章在探讨晚明士人的写作、科举和出版的商业化中的种种不同表现时，指出“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中国文人与同时期的法国文人差不多，都竭力寻找谋生的方法”。“商业出版对于中国文人经济状况的影响和法国与英国的状况十分相似。欧洲的学者们也是依靠资助和出售文稿（包括序言、信件和纪念文章）获得报酬”。该书最后的结论部分，更是从中西方不同的社会、技术角度，探讨了印刷出版对16—17 世纪中国的影响，以及在这一时期中国与欧洲印刷的不同发展与影响。
本书英文版出版后，近年来中文世界先后又有沈俊平的《举业津梁——明中叶以后坊刻制举用书的生产与流通》（学生书局2009 年版）、郭孟良的《晚明商业出版》（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版）、张献忠的《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版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何朝晖的《晚明士人与商业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版）等同类主题的图书问世。如果把缪咏禾的《中国出版通史 明代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程国赋的《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中华书局2008 年版）等书也算上的话，相关研究成果则更多。但与上述图书相比，周教授的这本书在研究内容上仍具有开拓性与独特性，可以打开大家的研究思路。
本书由我与我的研究生傅良瑜、郝彬彬、肖超、乔晓鹏等共同翻译。每章译稿完成后，大家分头进行修改完善。完善后的译稿，周启荣教授曾通读并更正过多次，并请其高足张新歌参与了译校工作。我也先后邀请夏维中教授、何朝晖教授、王赫等进行校读，帮助完善。当然，该译本中存在的任何问题，我都负有责任。
感谢周启荣教授的宽容及理解，也感谢商务印书馆胡中文、郭朝凤、丁波、王希以及编辑石斌、郭晓娟等在本书出版过程中付出的辛勤劳动。
张志强
2021 年10 月4 日初稿
2021 年12 月30 日二稿

周启荣，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历史系、东亚语言文化系中古史教授，史博洛博物馆馆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等校客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思想史、礼学史、新文化史、比较书籍印刷史与公共文化史。
张志强，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全国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长期从事出版理论与历史等方面的研究，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中国图书奖”、宝钢优秀教师奖等奖励。

本书应用新文化史理论分析晚明蓬勃的商业出版对社会、文化各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作者从多个角度考察了16—17世纪中国书籍的生产，涉及商业出版的运作方式、商业出版扩张如何为科举士子提供艺文劳动机会、艺文市场的交易、商业性“四书”论集对官方解释的挑战、艺文权威由朝廷向职业批评家的转移、复社作为能够对科举考官施加影响的职业批评家联盟的性质、八股文评选家通过出版市场而成为公共批评家的地位、科举考试与商业性书籍出版的关系，以及诸多晚明人士在商业化艺文公共空间的表现等问题。

英文版平装本序 i
致　谢 v
图表目录 viii
翻译名词说明 x
引 言 印刷、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对中国前近代社会的研究 　1
印刷、艺文文化与科举考试 1
偏汉学模式的历史叙事 9
建构中国前近代社会“习业”概念 18
士商文化和“公”领域的扩张 25
第一章 书籍生产成本和书价 31
纸在明代社会中的使用 47
书籍生产的成本 54
书价 61
收入与书价 74
第二章 中国书籍与晚明出版 87
印刷技术的经济学分析 87
出版业的商业运作 109
书籍贸易和销售 116
第三章 写作、科举和出版的商品化 134
明代的科举考试和文化生产 134
超附文本与可信性、公众性和人际网络的生产 162
形形色色的士商出版人与士商作家 180
第四章 超附文本：评论、意识形态与政治 216
科举考试与意识形态 216
超附文本以及对经典的多种阅读阐释 249
第五章 公众权威、艺文批评与组织力量 270
公众权威：从宫廷到阅读公众 270
出版与科举考试成功 294
批评家和商业出版 306
文社与考试成功 316
艺文批评家的联盟——复社 329
结 论 16—17 世纪中国的印刷和艺文文化 340
印刷对16—17 世纪中国的影响 340
士商文化在超附文本中的象征性产物 344
前近代中国与欧洲的印刷 346
附 录 357
附录1 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 357
附录2 潘允端1586 年至1601 年间所购图书 362
附录3 沈津列出的书籍价格 363
附录4 1570 年代至1640 年代食物、用具和其他物品的价格 364
附录5 陈仁锡以不同身份参与出版的书籍（出版商、编辑、评注者、编纂者、校对者） 366
附录6 晚明时期关于“四书”评注书籍的出版时间列表 368
图书馆、机构和书目出处缩写 371
参考文献 374
译后记 401

代序
新文化史视角下的中国前近代出版业
如果要在明清史研究领域推荐一种系统运用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代表作，周启荣教授的《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16—17 世纪）》（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无疑是迄今最好的选择之一。该书英文版面世有年，已在英语学术界形成广泛影响，如今中译本即将付梓，缘因先睹，兹将心得与同好分享。
这是一部从印刷对文化生产的影响的角度考察晚明社会公共领域情态的专门著作。晚明历史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已非常丰厚，学术界完全了解，晚明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出版业的空前发达是这种繁荣的表征之一。然而，出版业繁荣的社会表象背后，究竟在发生什么，我们却常常不去深究，或者将之笼统纳入“社会转型”“市民文化兴起”之类宏大叙事中，归为经济、政治推演导致的诸多社会表现中的一种，对其自身情态与文化含义仅做白描式的呈现。启荣教授的著作，用新文化史的透视镜，让我们看到晚明出版文化纷繁复杂、绚烂多彩的情节，揭示出内中种种意蕴，促使我们修正关于晚明文化、政治的一些习惯了的看法，或者把一些以往迟疑的看法确定下来，把模糊的去处看得真切。它不仅提出了对于理解晚明中国的一些重要观点，而且展示出一种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为学术界提供了运用新文化史方法研究晚明历史究竟可以怎样深化和拓展晚明历史认识的典范文本。现今学术出版规模空前巨大，但类似《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16—17 世纪）》这样的书，仍然难得一见。
启荣教授受过严谨社会科学理论方法训练，他的著作，包括本书和更早出版并已有中译本的《清代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以伦理道德、儒学经典和宗族为切入点的考察》（The Rise of Co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thics, Classics, and Lineage Discourse），对论题的缘起总是要做深入的分析，在分析中对自己所运用的、常常具有创新性的核心概念做出明确的界定，全书逻辑严谨，浑然一体。这样的书，并不以易读为胜，须得有一些耐心，有一些追求学术新境界的心情。
启荣教授在这本书中提出了若干非常重要而富有启发性的概念。
“艺文文化”（literary culture），指“透过文字所表达的各种文学和艺术形式，包括那些与文字相关的艺术，如书法、绘画、篆刻、音乐、歌曲、舞蹈、戏剧、地方民谣等”。这个概念涵盖了作为表演艺术的“文艺”，也涵盖了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学”，以及其他各种艺术形式，是“文学文化”和“艺术文化”的统称。他认为晚明“艺文文化”是一种由“士商”为主体推动的文化，而印刷和商业化的出版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商业出版的扩大促成了包括作者、编辑、编纂者、评注者、批评者、出版者和校对者在内的艺文文化职业阶层增长，这个职业把“士”和“商”结合到一起，他们借助书籍市场的发展而获取科举之外的显赫声名，俨然成为与科举考官分庭抗礼的别种权威，从而建构起了一种新而广阔的、把无数阅读公众（reading public）卷入其中的话语空间，构成了一个与科场经济和官方意识形态交叉但又迥然不同的艺文公共领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看到这里，读者自然会发现，作者正在从出版、士商融合、艺文文化的角度思考公共空间在晚明时代如何发生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设若不存在公共空间，现代社会就断然难以发生—虽然存在公共空间未必等于已经进入现代社会。启荣先生实际上通过对晚明士商阶层支撑的出版和艺文文化的研究，从文化领域向我们证明了晚明公共空间的存在，并以非常细腻的笔触呈现了这种公共空间存在的方式。这时我们也就理解，“艺文文化”是解开晚明文化历史和社会变迁诸多繁难问题的一把钥匙。
“超附文本”（paratext）是本书中另一个轴心性的概念。它指的是，一本书中附属但又往往超离该书主要文本的部分，包括序言、评语、注解、书名、字号、出版人、插图等，它们附属于书，但又可以被分割甚至离开主体文本而存在、流行，可以影响读者对主要文本的解读，是阐释书籍的门槛，同时也是相当程度上商业化了的艺文产品。这种超附文本拓展了书籍的话语空间，被用来贯彻作者和编者的意图，并导引或控制读者建构意义的方式，扩展士商的话语空间，去协商、挑战甚至颠覆官方的艺文话语权威。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那些编辑、评选科举时文的书籍往往会承载对遴选不公的批评、制造民间的舆论以此来干预科考选举的操作。本书的研究表明，对超附文本的考察，使得追踪那些常常被有意遮掩的商业出版界士商们的职业轨迹成为可能，也使透过公众阅读习惯来了解当时作者、出版者通过评论来反对，甚至颠覆皇权意识形态和政府政策而建构的巨大话语空间成为可能。有了这样的研究，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往我们以嘲讽的口吻提及的那些科举经济文字背后，其实隐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一种士商话语与皇权意识形态的角力。于是，晚明文化思想界的动向就比以往清晰了许多。
为什么以往学者没有充分注意或者察觉这种情况呢？启荣教授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偏汉学”（sinologistic）研究方法的影响。“偏汉学”是启荣教授在汉学（sinology）基础上自创的一个语汇。汉学泛指关于中国语言、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狭义则专指域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域外学者研究的基本特点在于他们是将中国语言、历史和文化作为他者来思考，而本土学者则是将之作为一种自我审视的考察。这是我们总能在狭义汉学家的研究中看到更多比较性分析的总体原因。由于狭义汉学家主体在西方，其主流的研究一定带有西方观念和学术传统的色彩。这种色彩提供了诸多本土学者因为“身在此山中”而难以察觉的认识，也带来一些偏见，尤其在20 世纪中叶以前，即汉学研究尚未对西方中心主义有足够的警觉之前，更是如此。基于汉学的内涵而创立的“偏汉学”，就是指带有传统汉学固有的思维定势色彩的中国研究和历史叙事模式。启荣教授指出：“这种模式采纳了三种不同但却密切相连的时间、空间与文化的话语系统—历史社会有机论（Historicism）、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 与现代主义（Modernism）。” 这里的“历史社会有机论”在其他著作中常被译作“历史主义”或“历史决定论”。搁置翻译的差异，启荣教授的贡献在于，用“偏汉学”这个概念揭示出这三种深度影响现代历史学的观念的共性和关联。我们在现代历史学的各类著述中司空见惯的那种通过化约而构建起来的同质、线性、渐进的普遍历史序列，其实只是西欧独特的历史时序。一旦承认历史主义话语建构起来的这种普遍性，欧洲中心主义就应声而至，非西方的历史只能在西方历史的时序中去定位，作为欧洲的边缘而被描述成非典型、变态、迟钝的经验。欧洲经验既成为一种历史宿命，欧式现代化就成为标准，从而现代主义的话语就支配了所有地方的历史叙事。于是，除非现代化，中国历史中的任何变化都成为没有意义的事情。被中国读者广泛推崇的黄仁宇教授的把中国明代视为“一个失败的总记录”的论述，其实就是这种“偏汉学”话语支配的中国历史叙事的一个范例。启荣教授认为：“如果我们继续从欧洲中心主义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话，我们将不可能看到除空白和缺陷之外的任何东西……”；“偏汉学叙述根本不能够辨认与说明中国历史的差异性”，以往的中国印刷史，就是在这种叙述中被理解的。在这种理解中，虽然印刷术在中国比欧洲早5 个世纪，但中国的表意文字妨碍活字印刷的发展，因而在欧洲，活字印刷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化进程，而中国大量使用的雕版印刷却是一种缺乏重要性的发明。虽然近年已经出版了许多有关中国印刷的调整视角的著作，但尚无从比较印刷史角度所做的关于印刷对于中国社会影响之历史意义的深入研究，而我们案头的这本书，正是从质疑以往主流话语和历史研究观念入手对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这两种技术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的力作。研究的取径有二：一是去探析“16、17 世纪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方法在复制和传播信息过程中差异的复杂性”；二是考察该时期印刷对社会各个层面所产生影响的差异。
考察中，启荣教授把与印刷相关的各种社会实践（practice，本书中译为“习业”）作为中心，同时变通地采用了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概念作为讨论的工具。在这样的语境中，社会实践被分为各种场域，以便思考其间的各种关系及其变动。他的研究勾勒出这样的场景：个人在权力、文化生产、文学、经济等各种场域中通过竞争获得经济、文化、语言意义上的资本，占取不同的位置，创造事业轨迹。尤其是士商阶层，借助于商业发展环境提升了自己在政治和经济场域中的位置，并改变了两个场域之间的关系。一些不得志的科举考生作为职业作家、批评家、编者和评注者出卖艺文劳动，获取经济收益和声名，凭借其声名成为经籍解释和文学品评领域的鉴赏裁判人，进而影响了科举考试场域的实践方式。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印刷业繁荣与体制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
参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概念，启荣教授从印刷、阅读史的角度回答了中国在19 世纪之前是否曾经发展起一个“公共领域”的问题。并未拘泥于西文中“公共领域”定义的复杂纠缠，他在中国固有的“公”概念基础上提出，16、17世纪存在着一个“艺文公共领域”。书籍是要推向公众、向社会公布的，本身就具有“公”的含义。晚明时期的“公”常被用来表示识字人群共享的公共空间，印刷和阅读把分散于中国广阔地域中的读者连接起来，文人和读者组成了一个艺文公众（literary public），于是，与出版关联的接近公共舆论含义的“公论”也凸显起来。
新文化史相对晚出，是具有明显新异性的学术取径。近年来许多具有新异性的历史研究，以辩难实证主义历史研究缺陷入手，结果却往往是新意可观而推测过多，求诸文献，反证常被规避，不称严谨。启荣教授的研究，兼得理论方法求新与实证严谨之长。前述有关晚明印刷、出版、艺文公共空间等论说，皆在书中以文献实证的具体过程一一落实，体现出历史研究中新异方法与文献考证之间完全可以相得益彰，而非相互排斥，从而展现出远比简单的潮流革替观更丰富的历史面貌。书中随处可见对前人论说或者潜在不同论证的辨析，不时将晚明时代的情况与欧洲的情况加以比照，从而将读者带入一个立体、动态的思考场景。与建构一种主张后调动支持性证据一条鞭地说下去的灌注性叙述相比，这样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领会历史研究作为一种论述（discourse）的意蕴。
本书从多个角度考察了16—17 世纪中国书籍的生产。其中涉及纸张成本、雕版刻工、书价、出版收益、商业出版的运作方式、出版中心、商业出版扩张如何为科举士子提供艺文劳动机会、艺文市场的交易、商业性“四书”论集对官方解释的挑战、艺文权威由朝廷向职业批评家的转移、复社作为能够对科举考官施加影响的职业批评家联盟的性质、八股文评选家通过出版市场而成为公共批评家、科举考试与商业性书籍出版的关系、诸多晚明士人在商业化艺文公共空间的表现，以及中、欧出版商运作社会环境的差异等前人语焉不详或者根本未曾研究的问题。仅就这些问题所涉史实而言，这本书就足以成为明清历史研究者案头必备的文献。况且，在考核这些史实的同时，书中还提出了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见解，例如晚明多样化的士商精英群体、增长的城市人口、科举考生的增多，以及包括娱乐在内的社会生活的活跃与多样性为书籍出版带来更大需求。由于纸张成本低廉、人力充足和印刷技术纯熟，晚明书籍对于当时读者而言，价廉而易得，而价格低廉的书籍是该时代涌现大量藏书家的重要背景。晚明书籍出版相当自由，任何人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就能自由出版包括新闻、手
稿和政府刊本等几乎任何文本，政府对出版基本不加干预，盗印普遍但有可能被追究。雕版印刷具有技术简便、投资灵活和处理“超附文本”便利的优势，是一种有效的印刷技术，对文化、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而绝非一种难以产生这类影响的“原始的技术”。这个时代的科举考试，作为基于皇权而生产社会、文化和政治秩序的主要制度，也是一般文化生产的重要制度，它提供了教育、科举习业和与政治资本关联的特定语言沟通系统。晚明士人刻意遮掩参与出版的行为，仍以求取功名为终极的人生目标，但却往往需要在艺文市场中获取经济收益和声誉资本。晚明士人十分重视保存自己政治追求的文字，但有意“忘却”在经济场域的职业轨迹。晚明商业出版扩张并没有导致与朝廷敌对的世俗印刷者群体出现，印刷也没能促成社会、政治的彻底变革，但这并非由于中国没能发展活字印刷技术。该时期商业出版以独特的方式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商业出版繁荣本身就意味着书籍及其生产技术推动了16、17 世纪的商业化进程，扩大了纸张、墨料、木料消费需求和相关劳动需求与市场，成为财富累积的重要方式，推进了士商融合，重组了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之间的关系，悄悄地侵蚀着皇权政府在文化生产场域的权威，并使艺文公共场域成为科举考生在乡试、会试中进身的重要途径之一。艺文生产中的专业和业余界限是模糊的，士商阶层在这种模糊而又灵活的社会活动中走出新的职业轨迹。这些见解，无疑都值得研究明清历史的学者深思。
启荣先生认为，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可以总体上称之为“士商社会”。他虽然没有在这部著作中全力论证这种看法，但前述主张，都与这种看法一致。了解这一点有助于读者把握本书的整体含义。我们尽可以从其他角度来概括这个时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与趋势，但是通过这部书，我们无法不对明清之际中国士与商两大社会阶层的融合及其后果刮目相看，它令人信服地表明，晚明时代正在经由士与商在出版和更广义的艺文生产活动中，创造出一个具有空前自主性和规模的文化空间，并在这种空间中内在地融合，营建起一个与庙堂意识形态进行交流切磋的“新文化意识形态”。
启荣教授是蜚声中外的明清文化、思想史专家，是我神交已久的学长。为他的这部重要著作作序，使我惶恐不安，亦觉与有荣焉，是以不揣浅陋，略陈管见。至于书中精深，还需读者细心寻绎，各见精彩。

赵轶峰
2019 年7 月1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