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编 腔调考原
第一章 皮黄正谬
皮、黄二腔，自传入燕都以迄今日，不过百余年事耳；然迕误虚伪之说之纷，未有逾于此者。盖旧籍既少讨论，而士大夫记伶之作，亦罕言此；且彼时书册流传不易，即言之，人亦不能遍知也。革命以还，评剧之文，如雨后春笋，谈腔调者不一而足，刊而行于世者，无虑数十种，散见于报章杂志者，更难为之统计。或出传闻，或由杜撰，曲辞妄解，自作聪明，且其谬悠之谈，今已遍于海内，海内人士，亦翕然从之无异词；设及今而不是正之，使有一定之论，则千百年后，谁复能知此腔调源流之真伪耶！用先将皮黄之异说，且已为吾民所承认而稍值一顾者（其有为一字不识之人所撰出之说者，兹不录），汇为一篇，加以辨证，名曰《皮黄正谬》，并用冠卷首，亦陈兰甫氏《经郛条例》当采之如谳狱之具两造之意也。
王梦生《梨园佳话》云：“徽调者皮黄是也，皮为黄陂，黄为黄冈，皆鄂地名，此调创兴于此，亦曰汉调，介两黄之间，故曰二黄，今人求其解而不得，乃于黄上加竹，作为簧字，失其本矣。汉调流行皖、鄂之间，石门、桐城、休宁间人变通而仿为之，谓之徽调。清盛时，皖桐人官京师者济济有众，乡音流入，殆亦有年，必不始于咸同之世。然初仅一二杂剧，自立分支后，以昆曲式微，弋调不足以独立，是调聆音易解，高朗悦大，都人嗜者日多，皖、鄂又不梗于戎马，来京者众，于是代兴争鸣，苏班衰而徽班盛，拔赵帜而易汉帜矣。咸、同之际，京师专重徽班，而其人亦皆兼善昆曲，故徽班中专门名词，亦往往难以吴语云。”
又云：“皮黄以二黄为正宗，西皮若或为辅；盖二黄为汉正调，西皮则仅行于黄陂一县而已，其后融合为一，亦不可复分。徽人至京者以多艺名，出鄂人上，且多变换音节之处，故以徽调名，实则徽固无调，犹北方不产茶，而善于薰制，故京茶转有名也。”（刊于商务出版之《文艺丛刻》甲集中。）
陈彦衡《说谭》云：“二簧西皮始于湖北之黄冈黄陂，后分徽汉两派；要皆本其方言，编为韵调，音节虽有不同，规模仍归一致。北京梨园名角，自程长庚、余三胜、王九龄始以二簧名于时，程徽人，余、王楚人，皆能本其所学，阐发精微，自成宗派，如书家之钟王，画家之荆关，后之学者，鲜能出其范围。大抵徽调高亢，激昂慷慨，气韵沉雄，程氏之音也，汪桂芬差足嗣响。楚调清圆，曲折悠扬，声情绵邈，余、王之胜也，谭鑫培独擅其长。又谓二簧之必用楚音，正如昆曲之必用苏字、梆子之必用秦腔也。”
《京师三十年来梨园史》云：“徽汉两调，与昆弋均不相蒙，其调仅有西皮、二黄两门；大抵创始于湖北之黄陂、黄冈之间，而衍于舒城、桐城之野，稍稍变异其音节，化板为灵。京师仕宦，皖桐人本多，中兴以前，即已有此，而未尝大盛；昆、弋式微后，得乘间代兴。其调既盛于京师，缘发自徽人，遂转为徽人所独有，与今鄂俗流行之汉调，有采择杂糅之处，而能熔化于无形，虽沿西皮、二黄之名，早已非其旧调，竟与汉调分立，别为一家。簧者黄也，二黄言黄陂、黄冈也，实乃汉调也；徽人融和汉调以唱皮黄，故京师人谓之徽调，间亦尚知为湖广调，如程长庚、余三胜唱时，其腔多有之。咸、同以后，苏班日少，无不称徽班，而湖广调自程长庚、余三胜之外，无复有知者。”
刘豁公《昆乱考》云：“昆曲始于昆山（县名），创自伊谁，史册无载之者，或谓为苏昆生想当然耳。二簧本为二黄，盖为湖北黄冈、黄陂人所创者也；后人以歌协丝竹之音，遂加竹头于黄字之上，故曰二簧。始于何时无可考。惟以意度之，当在秦汉之交，西楚霸王四面楚歌一语，可以作证；尔时之楚歌，固不必如今日之乱弹，而近日之乱弹，实滥觞于古昔之楚歌，固无疑义。而代远年湮，真传丧失，湖北之乱弹，虽湖北人亦不得而知矣。”
又其《歌场识小录》云：“乱弹者何？皮簧（西皮二簧）之总名也。其初本为汉调，满清中叶，始有徽调之称，近人以乱弹来京师，遂漫称之曰京调，其实不然。盖乱弹者，湖北黄冈、黄陂人所创，故又统称为二黄，初仅行于皖鄂间，咸丰初年，程长庚（即伶界尊为伶圣之大老板）师其法而变通之（调仍汉调，音用皖音），挟伎游京师，每一登场，万人空巷，二黄因以大昌，四大徽班（春台、三庆、四喜、和春）亦于以成立（刘氏又有“往昔京中有所谓四大徽班者，春台、三庆、四喜、嵩祝，即程长庚等所创者也”，与此论同）。徽调之名，即自此始。然调无徽汉之分，音有皖鄂之别，以皖音度之则徽调，易以鄂音，即汉调矣。”（刊入《戏学汇考》）
日本三江村人《剧话》云：“京调发明之始，名为乱弹，是声调可括为二黄西皮两种。二黄之调，发源于黄冈、黄陂二县，故名二黄，俗写竹头作簧，误矣。西皮之调，仅行于黄陂之西偏，故名西陂，俗写去阜作皮，误矣。皮黄之名，实为汉调，自安徽人习之者众，为时既久，遂有徽班徽调之称，而皮黄之名如故。”（刊于《京剧二百年历史》中）
按以上诸人之谈徽调汉调，当以王氏之论为最早出（民国四年）。其余各说，皆沿袭而引申之。然观王氏之作，其自相矛盾处已多，首言徽调者皮黄是也，是徽有调矣；皮为黄陂，黄为黄冈，皆鄂地名，此调创兴于此，亦曰汉调，是徽汉为一调矣。而其后则曰徽固无调，窥其意，不外以徽调为出于汉调，与之无异，故有此语，若然直呼为汉调可耳；何以又有徽调之名？既曰徽调，则必有异，《三十年来梨园史》云：“虽沿西皮二黄之名，早已非其旧调。”是显言其非一调，又非无调，则彼前云徽汉之为一调何哉？又曰徽固无调何哉？京师不产茶，因徽地所产而薰制之，则其味必与徽茶迥异，故加京字以别之，呼曰京茶。京茶与徽茶，本质虽同，而其味已别，其名已分，自不能认京茶即为徽茶。汉调发生于鄂，传于皖鄂之间，徽人变通而仿为之，则其音节亦必稍差，故加徽字以别之，称曰徽调。徽调虽出于汉，实已非汉，即亦不能呼徽调为汉调，而彼首揭徽调亦曰汉调，是不啻呼京茶亦曰徽茶，其理为通乎？为不通乎？徽汉之为一为二，在王氏已不能自明，则后之强为剖判者，其错误更可知矣。盖如皮黄在京师畅行既久，其念唱皆以京音为正，虽任何省籍人唱之，绝不许用其土音，未闻有粤人唱之而用粤音，晋人唱之而用晋音者。今刘氏言一种腔调，而用两地之音唱之，想沪上人士之唱皮黄时，必有用沪音者；余足迹未尝至沪，不敢断定为非，今刘氏既著此论，想为当然之事，故予渴望读书有暇，得至春申江上，一聆沪音之皮黄也。
又按彼等之所以造此说者，盖因震于传闻，知徽伶以二簧入京师：但又知二黄为发生于黄冈黄陂，则是楚调矣；因此便生徽伶何以又歌楚调之疑问，思之不得其解，乃创为二黄发生自汉，而传于石门、桐城、休宁间，安徽人薰制之，改为徽调，遂携之入京，以迁就此二说，而求其圆满。但所知有限，仅知于咸、同之际，始行于京师；且有谓程长庚入都，始成立四大徽班者。殊不知高朗亭以二簧入京师，组三庆徽，乃在乾隆五十五年（见《扬州画舫录》、《日下看花记》、《随园诗话注》、《梦华琐簿》等书）。春台、四喜（本扬州班）即随之以入，和春最晚，亦于嘉庆八年成立，此四徽班得名之盛，实当嘉庆中叶及道光初年（见《听春新咏》、《金台残泪记》），所唱者从竹之二簧也；则彼谓徽伶在咸、同之际，以二簧入京师，误矣。黄腔（即今日所通行，而为彼等所误指为二黄者）入京，在道光十年前后，始倡之者王洪贵、李六（见《燕台鸿爪集》），虽不知其籍贯，约略可断其为鄂人；且能使黄腔发扬光大之者余三胜，三胜湖北罗田县籍，《菊部群英》载有明文，是在京首演黄腔者，仍属鄂人而非徽伶。则彼徽伶以二黄（从今名）入京之说，又误矣。自道光十年以后，陈鸾仙、丁鸿宝、胖双秀悉能用黄腔鸣于时，二十五年《都门纪略》所列，四大名班之所唱，悉为黄腔（即今日之二黄）；今彼等俱云咸、同之际，始行于燕都，更误矣。夫二簧本从竹，不从竹者为杨静亭之谬解，王氏乃不知此，反谓“今人求其解而不得，乃于黄上加竹，作为簧字，失其本矣”。吾不知谁为不知其解，而强为去竹之人，自恃小慧，创为谬论，更出此大言，以鸣得意，复笔之于书，以欺世人耳目，可哂之至，而亦可哀之至也。
再按西皮在有清三百年书籍中，只有甘肃调名西秦腔（《燕兰小谱》）又称西皮调（《金台残泪记》，《赌棋山庄词话》）之语。即以杨静亭之惯为谬说，亦未言此，乃近人竟言其源于湖北之黄陂县，实不知何据。
又王氏刘氏皆认二黄为西皮、二黄之总名，亦说之谬者。
张肖伧《菊部丛谭》云：“世人论皮黄之出产地，每谓二黄出于黄冈，西皮产于黄陂，校非为是，几成定论；最可怪者，鄂籍诸伶，亦妄相附和，不为纠正，殊不可解。考二黄起于黄州，传于黄冈，故曰二黄（黄州与黄冈紧邻）。西皮俗名高腔，产于黄安、黄陂（黄安与黄冈紧邻），黄安与黄陂之高腔，又各有异同，属黄安者称黄安腔，吹腔亦属之，至今尚盛行于四川一带；其调鄙俗，为其他之皮黄班所不屑与伍。高腔所以名西皮者，盖即别于黄安腔而言，亦以黄陂居黄安之西也。”
按此似有意立异，并存目无余子之心，但黄州邻封，不止黄冈，何以不传他县？且黄陂又实在黄安之南也。呜呼！鲁连不逢，又谁能使之杜其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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