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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通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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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18.00

  • 出版时间:2000年03月
  • 页数:472页
  • ISBN:7-100-01126-4
  • 主题词:亚当bull通信
  • 人气:314

显示全部出版说明

  亚当•斯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最早的缔造者,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优秀的代表之一,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斯密的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具有重大的影响;至今还对西方经济学界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了解斯密的生平和学说,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了解西方经济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都具有重要意义。
  斯密的信件作为其著作的一部分,真实地反映了他一生尽力追求的事业和他的主要活动,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这位伟人的生平事迹、学术观点和思想、生活、友谊及交往都有重要的价值。例如,从通信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密写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时部分资料的来源,也可以看到斯密修订《道德情操论》的一些情况,他同休谟等人的学术交流和友谊以及休谟对他的影响等等。
  这本通信集共收录斯密来往信件304封,其中包括斯密寄给别人的信件179封,别人寄给斯密的信件125封。
  原书末刊有致斯密的有关政治经济学内容的印刷函件及有关北美问题和海关业务的4个附件,中译本从略。
  本书前言、第1—79号信由蔡受百翻译,第80一120号信及第221—251号信由林国夫翻译,第122—191号信由王翼龙翻译,第192—220号及第252—304号信由吴良健翻译,其中书内第89、91、105、194、199、213、218、277号信为法文信,由胡尧步翻译,第121号信由张胜纪补译,“亚当•斯密生平和著作年表”由胡企林译出。

显示全部前言

  1965年,本集主编莫斯纳教授应格拉斯哥大学亚当•斯密委员会邀请,编写一部斯密的传记。莫斯纳认为进行这一工作之前,有必要先编一部斯密的通信集,他说服了委员会主办这个项目,还请了一位助理编辑协助。谈到有关斯密的书信,在约翰•雷的《亚当•斯密传》(1895年出版,1965年再版)和W.R.斯科特的《作为学者和教授的亚当•斯密》(1937年版)里,虽然收录了他们各自所知道的一些书信,但斯密的通信全集还从来没有出版过。各种期刊曾陆续刊登一些上述两书所未载的书信。没有出版全集是较令人惊奇的。兹就我们所知的列示如次:
  斯密写出的书信(已发表的):  131
         (未发表的):   48
        (下落不明的):   53
                共232
  致斯密的书信 (已发表的):   98
         (未发表的):   27
        (下落不明的):   40
                共165
鉴于以上相当可观的数目,我们决定出版斯密所写的以及别人写给他的信件,这些通信的内容提供了关于斯密以及他所相识的那些人的重要资料。一些写给斯密书信的残简也已编入表内(编号16,62,21l,255,27l,279和285)。有些书信我们未能得到全文:日期为1782年9月的220号信(在卡克斯顿的目录中有记载);1783年10月6日写给威廉•斯特拉恩的231号信(1963年10月22日在纽约帕克—伯内特美术陈列馆出售);还有1786年3月14日写给托马斯•卡德尔的257号信(1959年10月27日在索思比出售)。希望这些书信的保有者能够把它们公之于学术界,还希望那些失散的函件,至少其中一部分将来能够找到。
  诚然,作为一个通信者,亚当•斯密相当粗心大意、作风拖拉。大卫•休谟在给他的信里曾不客气地说:“我也会像您一样,懒于写信,写短信”(1766年1月90号信);又说:“我同您一样懒于写信,可是终因很想念您,我还是拿起笔写信给您”(1776年2月8日,149号信)。另一个知交詹姆斯•赫顿,是个精力充沛、性格外向的地质学者,他老是看到斯密专心研究拉普坦人的特征,他说,“我对您说了这么一大通空话,只想告诉您,11月业已开始,在新年以前没有什么霜冻的危险;因此如果您有什么事情要做,您就依照您自己想法慢慢做吧;如果没有什么事情要做,您就睡觉和坠入梦境吧,让我知道我应在什么时候再叫醒您(参阅30l号信,未注明日期)。
  关于通信集的编辑还有个困难。斯密本人不赞成做这类工作,如他在关于编纂一部休谟书信集建议的问题上写信给威廉•斯特拉恩,明确指出:“许多不宜公开出来的信函就会出版,从而大大伤害那些希望他身后留芳的人们的感情”(1776年12月2日181号信)。斯密既怀有这样的观点,就难怪要关照他的遗嘱执行人约瑟夫•布莱克和詹姆斯•赫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星期里将他的信件付之一炬。
  假如说斯密的书信很多已无法弥补地失散,假如说保存下来的信件中有一些很简短,但就这里公布信件的范围来说,足以反映其一生尽力追逐的事业和活动。与他掩盖私生活的愿望相反,这里可以引用他自己在《修辞学与纯文学》中的一句话:“人们热烈追寻大人物的一些琐事末节”(1月17日星期一)。我们还记得,当人们发现米尔顿鞋上系有鞋带这样一类细节时所表现的那种喜悦心情”(见博斯韦尔《约翰逊传》第19节,注①)。但这里辑录的书信所涉及的主题,许多远远超过“鞋带”的水平,如《道德情操论》的修正(40号信及其附件),以及《国富论》部分资料来源(115—120号信)。关于个人经历方面,这里初次发表的信件,表明斯密曾对一个学生关怀备至(45—49号信),和解决一个凶杀的神秘事件(97—98号信)。本书附录载有一些致斯密的关于政治经济学内容的印刷函件。还有有关北美问题和海关业务的文件。
  关于编辑责任分工,莫斯纳教授承担斯密写的书信,另一位编辑则处理别人写给斯密的书信。不幸的是,莫斯纳教授由于疾病缠身,于1971年不得不放弃他所担任的那部分工作,他移交出斯密书信的原件以及注释的基础材料。
  这里感谢克拉伦登出版社慨允引用载于J.Y.T.格雷格编的《大卫•休谟书信集》(1932年版,1969年再版)和雷蒙德•克利班斯基与欧内斯特•C.莫斯纳编的《新发现的大卫•休谟书信》(1954年版,1969年再版)内的休谟致斯密一些书信的注释。同样感谢格拉斯哥大学慨允引用W.R.斯科特的《作为学者和教授的亚当•斯密》(格拉斯哥大学出版社1937年版)内斯密信件的一些注释;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董事慨允从托马斯•W.科普兰等编的《伯克通信集》内的伯克——斯密书信的一些注释中摘取一些事实和证明。
  不论是正文还是注释都难免有误,这应由那位助编负责;莫斯纳教授在担任这一编辑任务时,不仅一丝不苟地制定了编辑方针,而且在解决一些棘手问题时,既富有耐心,又技术娴熟,这使他倍受敬佩。
  编辑采取的体例,要求每封信编号,并按发函年月顺序排列,但297号及其后各函属于例外,因原函年月未曾考查确实,系出于推断或臆测。每一书信的编号后面,只要能查明,则列入简单地址以及手稿或印刷信件的来源,每封书信的出处和日期均列入正文的右上角,以正常方式表明地点和年、月、日。出于编者推断的部分均以方括号标明,省略点是以前编者的删节,中空的六角括号表明原稿被撕掉或损坏。
  至于编辑规则,原来的拼法、标点和大写字母一概保留,除了为与现代习惯用法相一致,大写字母用于结束句子的句点之后外,只在极少数情况下,作者没有遵守这个规范。&符号和缩略词,除签名的缩略词外,大大扩充了。除了现代习惯所要求的把浊音符改为正常的“'”符号,如“Abb<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0.5pt;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size: 12.0pt; mso-fareast-font-family: 宋体; mso-font-kerning: 1.0pt;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é</SPAN>”外,信中原有法文上的重音符号依旧保留。所有这方面的指导原则已有约翰逊博士提出,他不理解斯密,但对斯密喜爱韵文极为赞成,他说:“先生,一个作家的语言是他的素质的一个特殊部分,也是他写作年代的特征。此外,先生,当语言有了变化时,我们没有把握说观念依旧未变”(博斯韦尔《约翰逊传》,第4卷,第315页)。
  末了,凡给予我们帮助的单位及个人,我们将列举其名,这是件使我们深感愉快的事。得克萨斯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1969、1970年)以及加拿大委员会(1969年)对我们的研究工作给予了支持。这些大学的图书馆,以及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苏格兰国立图书馆以及苏格兰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给予我们莫大的帮助。国王关税和货物税局图书馆长爱德华•卡森先生、爱丁堡大学图书馆C.P.芬利森先生、牛津彭布罗克学院的J.D.弗利曼博士、格拉斯哥大学的伊迪丝•黑登—格斯特女士、苏格兰国立图书馆T.I.雷博士和普林斯顿大学已故的雅各布•瓦伊纳教授等等,由于以上各位的指点,一些非常重要的手稿和印刷资料引起了我们的重视。本书刊列的书信和注释经伦敦帝国学院D.D.拉斐尔教授和亚当•斯密委员会博识而干练的秘书安德鲁•S.斯金纳先生仔细审阅,大大提高了此书内容的准确性和明晰度。
  当编者于1965年初次从事寻访斯密的书信时,莫伊拉•麦基哈协助我们驱车走遍苏格兰。温哥华的安东尼•格林库斯先生于1971年是这一研究计划的助理,惠特兰学院的戴维•史蒂文斯教授拟制了本书的第二个附录,马格达•奇奇尼•波维特夫人于1973年在研究工作方面作出了帮助,温哥华的简•道格拉斯用打字机打出了本书文稿,还有卡多琳•莫斯纳夫人,她性情和顺而又妙语如珠,同人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感到懊丧时,她往往从旁一言便可消除,这就对工作起了很大鼓励作用——对于这几位,我们谨致以热忱的感谢。

                         伊•辛•罗斯
                         1974年7月于
                      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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