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当大家阅读18世纪的著作时，无论是游记还是报刊文章，是由哲学家还是由经济学家写成的论著，都会特别惊奇地看到非常频繁地出现中国的名字，发现有关令人赞赏的中国的大量资料。我们仅仅通过资料的数量来看，中国就似乎比英国本身更时髦得多，虽然英国对同时代各种思想的影响非常大。中国无疑在18世纪是风靡一时。

　　东方，特别是中国，以不同风尚的表现形式，已由卫匡国(M．Martino)神父做了描述，我无须对他的著作再做重述了。但是，我所说的“风尚”肯定不是指影响。人们可以照伦敦方式穿衣戴帽，却对英国人的意识一窍不通，也可以丝毫不借鉴英国人的思想。在18世纪的法国，人们可以使小说或悲剧中的人物按照中国方式梳妆打扮后出场，但不必使这些人具有任何一点中国人的特征。人们可能会使用中国明代的瓷器饮茶，甚至还可以云山雾海地议论孔夫子，而不会感到有任何根据中国人的思想来改变自己的伦理或政治观的必要。甚至对一个外国民族的仰慕，也并不一定是该民族对其钦佩者施加过影响的确切证据。当时许多人的思想状态也可能与圣一埃弗雷芒(Saint　Evremond)相同，此人已准备赞扬中国人的道德，但他不想迁往北京生活，因为在那里既找不到黄油，也吃不到牡蛎。博学而又认真的学者马蒂厄•马雷(Mathieu　Marrais)虽然使用了一些不太准确的汉文术语，但却准确无误地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这些人对中国的仰慕并未使他们产生“自我灌输中国的意识”的愿望。

　　为了具有“自我灌输”一个外国民族思想的愿望，似乎首先应该是自己在思想或感情上感到惴惴不安，它会妨碍对直到那时为止形成文化和伦理道德生活的一切因素感到心满意足的感情。此外，还必须使这个外国民族恰恰在表现出这种惴惴不安的时候出现，以带来能满足自己需要和愿望的因素，虽然这些需要和愿望尚未出现和尚未被人意识到，但确确实实是很迫近了。帕斯卡尔(Pascal)的话在这里也很适用：“如果你未曾遇到过我，那么你就不会寻找我”。如果贝尼埃(Bernier)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坚持翻译孔夫子的伦理学著作，那是由于他在经过50年研究哲学后，对自己曾认为是最可靠的事业产生了怀疑。孔子以其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政治观，向他提供了不仅仅能满足他过去始终都表现出的那种哲学家的内涵；而且也满足了那位再不想仅将其思想体系建立于浮云之上，而是试图牢固地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已进入老耋之年的哲学家感到满足的内容。

　　因此，我将冒险在敏感的时代，在危机(个人危机或社会危机)时候寻找一种外来影响。中国的情况即如此，它主要是在两个时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一是在1685年后，当人们开始对传统的宗教、政治和经济思想进行仔细反思时；其二是在1760年后，正当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试图开创一种做为政治和伦理道德基础的社会科学时代。但我们应该指出，在中国影响最突出的时代，也就是说在1760年之后，直到1750年左右为止，始终做为一种信条的崇拜和仰慕中国再也不是那样的狂热了。当时，人们甚至也怀疑中国人的道德。大家都把中国政府列入了专制政府的行列。重农主义者，为了使人接受中国政府作为一切善政的楷模而被迫创立了“合法专制主义”论。此外，以中国为时髦之风气的鼎盛时代，并不与中国产生影响的那些时代相吻合。中国热的高峰发生在1745和1755年间，即当蓬巴杜(Pompadour)夫人为此定下基调、并在身边囤积中国古玩作消遣时，这正是东印度公司获得巨额利润(后来就减少了)的时代，也是布歇(Boucher)绘制他的中国仕女像的时代。当时，所有的人都希望在其房间布置一些带有中国内容的画屏。毫无疑问，如果声称这种时髦对后代没有产生影响，那就大错特错了。“合法专制主义”理论的缔造人魁奈(Quesney)，原来是蓬巴杜夫人的医生，与她亲密无间地相处。在艺术和文学发展的一个特定时代，时髦和影响这两条曲线始终是彼此独立的。虽然它们在一段时间内偶尔也会互相靠拢和结合在一起，可是它们却各自保持了其固有的个性。

　　我意欲研讨的恰恰就是中国在18世纪对法国的思想和风俗习惯的影响，而不是其他任何内容，但也并不因此而在有机会的时候，忽视论述有关欣赏中国古玩的时髦风气，以及在某些时代发生的影响。我原想仅用一部著作来论述这项内容，以伏尔泰(Voltaire)为中心，因为他往往被视为中国“道德”的最大鼓吹者。不过，我又必须考虑到，在伏尔泰论述中国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首先关心的和最偏爱的是博学多艺的人、学术家和哲学家。在1640—1740年间，情报信息的传播工作进展得非常缓慢。只有在占有很多知识，才能成功地理解中国人的历史纪年、古代史、哲学和伦理道德。因此，只有首先了解这种“中国热”形成的整个阶段，我们才能知道伏尔泰向其先驱们借鉴了多少内容，此后才可能知道他个人的贡献究竟有多少。

　　在论述“伏尔泰与中国”(我们希望这一天绝不会再拖延很久了)之前，则必须研究中国对我们17世纪的哲学思想形成产生的影响问题。

　　此外，在研究18世纪上半叶有关中国情况的著作时，人们对以下事实不会不感到惊奇：除了某些没有多大价值的游记著作外，完全是入华耶稣会士的著述。某些人对这些著作的公正性提出了反对意见，如圣西门(Saint－Simon)、弗雷烈(Fréret)以及其他某些人，尚且不包括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以及多明我会士等耶稣会士的敌对者。因此，我必须对这些著作进行考证性研究，以便知道耶稣会士在18世纪初叶是否向我们提供了有关中国的正确(我并不想讲非常确切)的或至少是公正的思想。这样的考证研究也具有历史意义。由于中国的礼仪而发生了争论，这批著作中有一些引起了轩然大波。礼仪之争持续于18世纪期间，有关中国的主要资料——《耶稣会士书简集》和杜赫德(du　Halde)神父的《中华帝国全志}成书的整个时代。

　　在发表这种全面研究中国与18世纪的法国哲学思想的第一批基本著作时，如果不向古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先生致谢，那我就是严重失礼，我指的是致谢之礼，同时在其他方面也有小的失礼。朗松先生非常热情地于1905年(我当时尚为巴黎大学的学生)向我指出了中国对我国18世纪思想发展的重要影响。从那以后，他不断地鼓励我完成自己针对这一问题而撰写的著作。他出于一片盛情(我不知道应如何感激他)，不仅仅向我提供了具有很高实用价值的资料，而且还向我做过必不可缺的指导。衷心祝愿此著不要过分辜负他的殷切期望。

　　我不仅必须在普通藏书馆(国家档案馆、国立图书馆、海军图书馆)研究大批稿本著作，而还要到各个特藏馆去搜集资料，如巴黎天文台图书馆和海军水文地理测量局图书馆(收藏有海军的地图和平面草图)。我在这些地方始终都受到热情欢迎，我将永远保持对他们的衷心感谢。我还特别要向隆德大学皇家图书馆(瑞典)的官员们致谢，他们不仅满足了我使用他们藏书的要求，而且还非常乐意地为我找到了瑞典或外国其他图书馆的著作和手稿。因此，我必须于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分正文和附录两部分，正文分两编：第一编论述法国人通过入华传教士发表的日记、游记和信件等渠道来认识中国，以及耶稣会士们在本国发表有关中国的著作，从而出现了“中国热”的高潮；还介绍了各教派在国内外的“门户之争”和长达200年的“中国礼仪之争”的情况。第二编论述法国人认识中国历史的悠久，中国人在亚当之前就存在和中国在诺亚洪水之前曾有人居住等观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孔夫子的教理远播西方的情况，以及受中国的影响17－18世纪法国哲学思想的形成，并出现多位哲学家巨匠。附录选择了1640－1740年八华耶稣会士介绍中国的大量未刊布的书简。

前　言

　　　　<STRONG>第一卷 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第一编 有关法国认识中国的资料

</STRONG>　第一章 耶稣会士和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

　　（一）17世纪远东的天主教传教区

　　　　耶稣会士们到达之前的中国传教区——耶稣会士传教区的起源——17世纪在华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耶稣会士——入华耶稣会士和手工艺——博学中国之传说的形成。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起源——教皇在远东建立一种独立于民族教会的修会之愿望——困难：葡萄牙人在印度的保教权和法国教会自由论。

　　教会强加给传教区的宗教人士的誓辞事件——法国国王根据法国教会自由原则而作出的反抗——柯尔贝尔向中国派遣国王数学家耶稣会士想法的源出——罗马对这项汁划的不信任态度——数学家耶稣会士匆匆忙忙地出发赴暹罗和中国。

　　（二）出使暹罗的法国使节(1685—1687年)

　　　　肖蒙骑士的出使(1685年)——他的指令——宗教问题优先于贸易问题——康斯坦斯•帕夫尔孔——他的口是心非——他的真正意图——塔查尔神父的作用——拉鲁贝尔和赛伯赖的态度——他们的指令——贸易问题从此占据了首位——塔查尔神父作为暹罗国王派向法国国王和教皇的使节而返回欧洲——他们的指令：要求教皇取消宗座代牧和巴黎外方传教会以有利于耶稣会士——他仅仅获得取消誓辞——调解的尝试——使这些计划化为子虚乌有的1688年的暹罗革命。

　第二章　中国的礼仪之争

　　　　马拉巴尔的礼仪之争——耶稣会士与其他修会会士们的布教方法之根本区别——入华耶稣会士们认为必须与尊孔和祭祖的礼仪妥协和解——斗争的序曲——帕斯卡尔向法国大众揭示了这份争论——《耶稣会士的实用论理学)第2卷——朱里厄支援冉森会士，阿尔诺先生的思想——耶稣会士们的反击，勒泰利埃神父的(为中国的新基督徒辩护)。

　　　　严嘉乐抨击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礼仪的主教教谕(1963年3月26日)——耶稣会士们的回答，李明神父的《中国现势新志》。 ——中国礼仪之争与其他神学和宗教争论的关系，“哲学罪孽”事件——“寂静主义”的事件——1700年——巴黎大学在中国礼仪的诠释问题上对耶稣会士们的贬责——教士大会对耶稣会士们的放荡伦理的批判——博絮埃和巴黎大主教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拯救不信教者的问题。

　　　　中国礼仪事件在罗马——德•诺阿耶红衣主教的代理人东方学家雷诺多的作用——教皇向中国派遣了一名特命全权大使——铎罗主教率领的教皇特使团——他既未在中国也未在欧洲结束争论——诺阿耶红衣主教的代理人罗斯莱神父在罗马的活动——勒泰利埃神父成了国王听忏悔的神父——他要求罗马贬责凯斯内尔神父书中的33条建议——耶稣会士们的反驳，要求抨击儒旺希神父的书——勒泰利埃神父控告凯斯内尔神父书中的70条新建议——“独生子通谕”——“自彼时通谕”教皇法(1715年)——严嘉乐的出使(1720—1721年)——8项“许可”未能结束礼仪之争——圣上主圣意谕(丑742年)通过对耶稣会士们的贬责而结束了斗争——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的主要著作在一种战斗气氛中发表。

　第三章　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的著作

　　　　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妁大量著作，其中仅有小部分已刊布——删节这些文献的原因，巴黎的耶稣会士们想到了始终都留作悬案的中国礼仪之争。

　　　　《中国的哲学家孔夫子》和柏应理神父有关古代中国人宗教的序言——巴黎校阅者们的修改，他们倾向于让人相信古代中国人信仰一尊创世的上帝和灵魂不死论——《耶稣会士书简集》，它们那假直率天真的外表。巴黎的编者们删去了论述中国人迷信，尤其是关于他们信仰神鬼的文献——杜赫德神父的《中华帝国全志》，他掌握的丰富的原始文献——遗漏、删节和修改——这些歪曲篡改的原因，试图通过事实证明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礼仪的理论。

　　　　耶稣会士们通过他们有关中国礼仪的理论——他们试图对此作出的论证而为18世纪的唯理论和伏尔泰的自然神论工作。

<STRONG>第二编　法国发现中国及其哲学思想的形成</STRONG>

　第一章　中国历史的古老性及历史纪年

　　　　最早有关中国的记述指出了中国的古老历史——拉佩雷尔以其亚当之前人类说的论点否认诺亚洪水的普遍性并暗示世界无始无终的永久性思想——某些亚当之前人类说的主张者，德国的居伊•帕丹、克努特真和稍后不久的培尔——卫匡国神父认为中国在诺亚洪水之前曾有人居住——以撤•沃西攸斯将世界的起源向后推——与霍尔恩的辩论——里奇奥利神父接受中国的纪年，但使用了七十子译本的希腊文《圣经》——柏应理神父的纪年著作，表面的大胆鲁莽和内心的谨小慎微——阿利克斯——佩泽伦神父由于中国纪年而放弃了拉丁文本的《圣经》并采纳七十子译本的希腊文《圣经》——拉鲁贝尔和喀希尼、他们对中国纪年真实性的怀疑——瓦勒蒙拒绝接受中国纪年——严嘉乐相信中国的纪年很古老，但对它作了压缩以使之与《圣经》相吻合——图尔内米内神父为使拉丁文本和七十子译本的希腊文《圣经》相吻合而作的假设，从而使人可以接受中国的纪年——新教

徒迪哈梅尔接受这种假设——反应：唐•卡尔梅和雷诺多否认中国历史的古老性——相信世界之古老性的和持亚当之前人类说的不信教者，蒂索•德•帕托和《突厥人的密探》的继承人——对诺亚洪水普通性思想的攻击，朗格莱一迪夫雷斯诺伊、莱弗斯克、德•布里尼。

　　　　耶稣会士们对中国古老历史的研究——3种理论：象征论者、在北京的史学家神父们、巴黎的神父们。

　　　　弗雷烈——他的方法：以中国历史本身和不顾及任何宗教思想地证实中国历史的真实性；他的小心谨慎使中国历史可以压缩和不会在任何方面都引起神学家们的不安。

　　　　这场1740年之前运动的影响；大家更加倾向于怀疑普天下的洪水而不是中国纪年的古老性。

第二章　中国人的哲学和宗教

　（一）传教士和神学家

　　　　金尼阁神父：民间的迷信与士大夫中的唯物论和天神论——拉莫特•勒瓦耶在孔夫子的教理中发现了自然宗教和伦理——卫匡国神父提供了支持中国人无神伦的事实以及支持他们的唯灵论观点——西名普遍接受原则的支持者，伯里埃神父和于埃——柏应理神父遭巴黎耶稣会士们的训斥，中国的宗教与犹太教和基督教同源——拯救不信教者的问题和斯芬德拉悌红衣主教的书——5位主教的书简——1700年——巴黎大学对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人宗教思想的贬责——对古洛的评价以及伊德的书——博絮埃和埃利埃斯•迪•潘的批判——外方传教会神学院以发表龙华民和利安当神父的论著而设法证明中国人的无神论。

　（二）哲学家

　　　　培尔——1700年前的培尔，他对宗教和伦理的关心、宽容态度以及宗教和伦理的关系，他援引暹罗和中国文人的无神论。1702年，他肯定了中国文人教派的无神论。1705年，为了破灭“普遍赞同”的论据，他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无神论——埃利•伯努瓦斯特，培尔的批评——受耶稣会士的敌人德•利奥纳启发的马勒伯朗士接受中国人的无神论观；莱布尼茨捍卫中国人的唯灵论，中国的古文献再现了自然宗教的原则——对龙华民神父的小册子的批判——列维斯克•德•布里尼用中国的例证设法证明无神论为古代哲学家们的教理，这就是复归的普遍接受的论据——弗雷烈；孔夫子拥有一种仅供其弟子们运用的秘密教理，官方的教理纯粹是伦理性的，既不论述玄学，又不讲宗教。秘密教理显示了斯宾诺莎主义的明显踪迹。因此，中国文人都是泛神论者和无神论者。

　　　　所以，除了莱布尼茨之外的哲学家们都同意耶稣会士对手们的意见，坚持认为中国人是无神论者。由此而重现了被推翻的“普遍赞同”的论据，甚至是以伯努瓦斯持试图给予它的新形式也罢。

　（三）“索隐派”学者

　　　　“索隐派”试图通过对中国文字和书籍的寓意性解释而证明的不是某种唯灵论宗教的真谛，而是从世界起源时代起就预言性地显示出的基督教真谛。

　　　　帕斯卡尔和“索隐派”们的理论——白晋和马若瑟神父——入华的“索隐派”耶稣会士对《美洲蒙昧人的风俗》的作者拉菲托神父的影响一仍为原始宗教的美洲宗教的神话可以保留最早启示的踪迹——拉姆赛继《居鲁士游记》之后写成了《神话讲义》——在马若瑟神父的启发下，三权分立的法律成了“索隐派”耶稣会士们的著作——他没有逃脱自然神论的指责，也如同“索隐派”们一样未能为支持基督教而成功地拯救被“普遍赞同”的论据。

第三章　中国人的伦理和政治，

　　传教士们发现中国人的伦理不是一种教理伦理，而是将正确人生的准则编纂成典，伦理与政治结合在一起了。

　　柏应理神父著作出版的重要意义，议事司铎西蒙•傅歇和《孔夫子的伦理》的作者吹捧中国伦理，因为它排除了形而上学的微妙性——勒吉斯根据孔夫子丽发挥了对“仁”的定义，这种定义不可能成为一种社会伦理的准则，独立于任何宗教一贝尼埃于其《致拉•萨布利埃夫人的新年礼物》中也强调了这种定义的普遍性。他有关孔夫子前3卷书的未刊译文。他从事这项工作的原因，根据中国的例证而确定伦理和政治的关系。根据孔夫子的原则，伦理是国王的科学——伦理学家德•库图尔是一个不知道中国伦理的正直的伦理学家，他本来也会赞同由贝尼埃翻译的孔夫子的原则。正如拉布鲁耶尔所设想的那样，国王的思想在中国实现了。

　　改革派们，弗内隆摒弃了中国的例证，因为中国伦理仅仅是一种经验性的伦理，但特雷马克的理想政治原则似乎有时酷似被耶稣会士们备加赞扬的中国伦理一一沃班援引中国的例证以为其国王什一税的计划、重农政治的计划和支持增加人口的计划辩护——乞丐和流浪问题——伪托勒加书，他根据巴达维亚的中国人的例证而对贫穷化问题的解决。有关中国人的伦理和政治的讨论，与耶稣会士们为敌的雷诺多批判他们，图尔内米内神父的朋友西卢埃特夸大地赞扬他们。一名独立人士阿尔让赞扬中国的伦理：因为它独立于政治。

　　中国人与欧洲人的相似性。

结　论

<STRONG>　　　　第二卷　有关法国认识中国的未刊文献

</STRONG>前　言

向柏应理神父提出的有关中华帝国的问题目录，

傅圣泽致傅尔蒙(1722年8月28日)

傅圣泽致傅尔蒙(1722年12月重7日)：

傅圣泽致X……先生(土729年8月3l•日)

傅圣泽致罗特兰修道院长(1729年11月5日)

傅圣泽致比尼翁修道院长(1729年11月27日)

傅圣泽致罗特兰修道院长(1735年4月27日)

傅圣泽致罗特兰修道院长(1735年5月25日)

傅圣泽致罗特兰修道院长(1736年2月22日)

傅圣泽致罗特兰修道院长(1736年11月14日)

傅圣泽致罗特兰修道院长(1737年8月20日)

傅圣泽致罗特兰修道院长(1737年8月29日)

傅圣泽致罗特兰修道院长(1738年4月10日)

傅圣泽致罗特兰修道院长(1738年8月28日)

傅圣泽致罗特兰修道院长(1738年11月3日)

弗雷烈致……(1709年)

弗雷烈致郭中传神父(1731年11月22日)

弗雷烈致宋君荣神父(1732年11月28日)

　(一封书简的片断)

弗雷烈致马若瑟神父(1732年12月)

弗雷烈致梅兰先生(1733年7月或8月)

弗雷烈致马若瑟神父(1733年9月20日)

弗雷烈致郭中传神父(1734年12月1日)

弗雷烈致苏熙业神父(1735年8月29日)

弗雷烈致莫佩蒂斯

莫佩蒂斯致弗雷烈(1735年9月30日)

弗雷烈致莫佩蒂(1735年10月6日)

弗雷烈致郭中传神父(1735年)

弗雷烈致宋君荣神父(1735年)

弗雷烈致巴多明神父(1735年10月6日)

弗雷烈致雷孝思神父(1735年)

弗雷烈致冯秉正神父(1735年)

弗雷烈致马若瑟神父(1735年)

弗雷烈对于耶稣会士神父们有关孔夫子著作的

　译本所做的注释

中国历史的可靠性

弗雷烈对冯秉正神父1735年3月23日书简的注释(1736年11月1日)

弗雷烈致宋君荣神父(1736年11月1日)

弗雷烈致冯秉正神父(1736年11月1日)

弗雷烈致宋君荣神父(1737年8月8日)

弗雷烈致冯秉正神父(1737年)

弗雷烈致雷孝思神父(1737年)

弗雷烈致巴多明神父(可能是1737年)

参考书目

译名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