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新著国语文法》初版于一九二四年，到现在已经有六十年了，其间共印行了二十四版。日译本《黎氏支那语文法》，出版于一九四三年。这部语法著作，流行之广，影响之深，是世所公认的。它的贡献不仅在于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白话文语法，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语法体系，使语法知识得以普及，而且在于它从大量的汉语事实出发，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和原则。对于前者，已有公论；对于后者，似乎还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
人们往往评论这部语法著作是模仿西洋文法的。其实作为早期的语法著作，引进国外语言学的理论、模式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必需的。现在也是如此。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引进什么，怎样处理引进的东西。人们都知道，《马氏文通》和《新著国语文法》的语法体系都是参考过西洋语法而建立起来的。《马氏文通》依据的是拉丁语法，《新著国语文法》依据的是英语语法。拉丁语是典型的形态语言，词法在语法中占主导地位；英语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形态语言的重要特征，因而句法在语法中占主导地位。比之于其他印欧语，英语在类型学的意义上最接近汉语，因此英语语法学对汉语语法体系的建立最具有参考价值。黎锦熙先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参考了英语语法书，如Reed和Rellogg的《高级英文法》(Higher Lessons in English)，确立了句本位思想。这显然不是生硬地模仿，而恰恰表明了黎先生对汉语本质特点的深刻认识。就词类说，黎先生另立了助词一类，和马建忠一样；又在名词中立了量词一目。这也都表明了黎先生没有生硬地模仿英语语法。助词用在语句的末尾，表示说话的口气和语态，是汉语语法表达情态的特殊手段。量词在汉语中极其丰富，是汉民族对“量”的认识的形象性、生动性的体现。助词和量词的设立无疑地突出了汉语语法的特点。
《新著国语文法》既有普及语法知识的特殊贡献，又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的许多理论和原则，有些在当时就是有独创性的，有些到现在对于语法的研究和教学还具有指导意义。例如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词类的次范畴特征，因为它与句法有密切的关系。其实，黎先生早已觉察到词类再分类的重要性。《新著国语文法》把外动词分为处分事物、经验方法、交接物品、交涉人事、认定名义、变更事物、情意作用、表示关系等八类。很显然，这种从内容意义上的区分，和句法的组织是很有关系的。
又如，现在有些人试着用格语法来研究汉语的句式变化，人们因此也联想到《新著国语文法》里的“位”的概念。黎先生曾经强调指出：“惟此所谓‘位’者，不尽同于外语之‘格’，若较以英文法之case，宁译之为position of words耳。”“盖西文法之言‘格’，所以规‘字形之变易’(Declension)；而吾之言‘位’，所以究句法之殊异。”(《比较文法》第2页)词序在汉语句法中占有特殊地位，而实体词的位又最灵活，由于它的位的改变而产生出不同的句式和句法关系。黎先生根据实体词的“位”来研究句式变化，不仅突出了汉语特点，而且也和目前国内外学者用格语法来研究汉语的句式变换有相通之处。
还应提到《新著国语文法》的两个常被人忽视的概念，即“论理的次序”和“文学的次序”。所谓“论理的次序”是指语义结构而言。“茶棚里坐着许多的工人”，“许多的工人坐在茶棚里”，这两句话的语义结构是相同的，因此图解起来也近似。黎先生说：图解法并非“表示句法组织上的次序”，而是“表明句中各成分的职务和关系”。所谓“文学的次序”，则是指“语文习惯上移动变更的次序”而言，也就是指语义结构相同的各种不同的句式。这使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现代语言学中“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这两个概念。在结构语法尚未产生的年代，黎先生就在《新著国语文法》中提出了句法组织的两种次序说，实在是很可宝贵的。
我国语言学宝库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财产。老一辈语言学家的专著虽然出版得很早，但今天看起来，其中的一些观点仍然是极有价值的。《新著国语文法》无疑就是这样的一部专著。我们相信，我国语言工作者在接受外国的先进的语言理论的同时，如能发掘并汲取我国语言学的精华，一定会加速我国语言学的发展。
我们曾受业于黎先生门下，引导我们跨进语法学之门的第一本书就是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现在这部书又有重印本问世，我们欣喜之余，谨将近年来学习这部书的体会写出来，作为序，并借以表达对先生的仰慕之情。
张拱贵 廖序东
一九八五年三月一日
人们往往评论这部语法著作是模仿西洋文法的。其实作为早期的语法著作，引进国外语言学的理论、模式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必需的。现在也是如此。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引进什么，怎样处理引进的东西。人们都知道，《马氏文通》和《新著国语文法》的语法体系都是参考过西洋语法而建立起来的。《马氏文通》依据的是拉丁语法，《新著国语文法》依据的是英语语法。拉丁语是典型的形态语言，词法在语法中占主导地位；英语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形态语言的重要特征，因而句法在语法中占主导地位。比之于其他印欧语，英语在类型学的意义上最接近汉语，因此英语语法学对汉语语法体系的建立最具有参考价值。黎锦熙先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参考了英语语法书，如Reed和Rellogg的《高级英文法》(Higher Lessons in English)，确立了句本位思想。这显然不是生硬地模仿，而恰恰表明了黎先生对汉语本质特点的深刻认识。就词类说，黎先生另立了助词一类，和马建忠一样；又在名词中立了量词一目。这也都表明了黎先生没有生硬地模仿英语语法。助词用在语句的末尾，表示说话的口气和语态，是汉语语法表达情态的特殊手段。量词在汉语中极其丰富，是汉民族对“量”的认识的形象性、生动性的体现。助词和量词的设立无疑地突出了汉语语法的特点。
《新著国语文法》既有普及语法知识的特殊贡献，又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的许多理论和原则，有些在当时就是有独创性的，有些到现在对于语法的研究和教学还具有指导意义。例如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词类的次范畴特征，因为它与句法有密切的关系。其实，黎先生早已觉察到词类再分类的重要性。《新著国语文法》把外动词分为处分事物、经验方法、交接物品、交涉人事、认定名义、变更事物、情意作用、表示关系等八类。很显然，这种从内容意义上的区分，和句法的组织是很有关系的。
又如，现在有些人试着用格语法来研究汉语的句式变化，人们因此也联想到《新著国语文法》里的“位”的概念。黎先生曾经强调指出：“惟此所谓‘位’者，不尽同于外语之‘格’，若较以英文法之case，宁译之为position of words耳。”“盖西文法之言‘格’，所以规‘字形之变易’(Declension)；而吾之言‘位’，所以究句法之殊异。”(《比较文法》第2页)词序在汉语句法中占有特殊地位，而实体词的位又最灵活，由于它的位的改变而产生出不同的句式和句法关系。黎先生根据实体词的“位”来研究句式变化，不仅突出了汉语特点，而且也和目前国内外学者用格语法来研究汉语的句式变换有相通之处。
还应提到《新著国语文法》的两个常被人忽视的概念，即“论理的次序”和“文学的次序”。所谓“论理的次序”是指语义结构而言。“茶棚里坐着许多的工人”，“许多的工人坐在茶棚里”，这两句话的语义结构是相同的，因此图解起来也近似。黎先生说：图解法并非“表示句法组织上的次序”，而是“表明句中各成分的职务和关系”。所谓“文学的次序”，则是指“语文习惯上移动变更的次序”而言，也就是指语义结构相同的各种不同的句式。这使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现代语言学中“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这两个概念。在结构语法尚未产生的年代，黎先生就在《新著国语文法》中提出了句法组织的两种次序说，实在是很可宝贵的。
我国语言学宝库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财产。老一辈语言学家的专著虽然出版得很早，但今天看起来，其中的一些观点仍然是极有价值的。《新著国语文法》无疑就是这样的一部专著。我们相信，我国语言工作者在接受外国的先进的语言理论的同时，如能发掘并汲取我国语言学的精华，一定会加速我国语言学的发展。
我们曾受业于黎先生门下，引导我们跨进语法学之门的第一本书就是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现在这部书又有重印本问世，我们欣喜之余，谨将近年来学习这部书的体会写出来，作为序，并借以表达对先生的仰慕之情。
张拱贵 廖序东
一九八五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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