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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全部前言
我没有编过字典词典，这是确实无疑的；我却在辞书这奇境中遨游了大半生，这也确实无疑。
语言学大师赵元任介绍那位阿丽斯漫游的奇境是梦中幻境，而我遨游的辞书奇境却是现实。在这个奇境里，有语词的密林，有知识的海洋，有数不尽的悲欢离合。
咦！难道辞书里会有悲欢离合？有的，有的。每一部辞书都充满了喜怒哀乐——要不，在那疯狂的岁月里，在那绝灭文化的“革命”里，怎么会有将所有消极词汇通通逐出辞书的建议？
那时最“革命”的人说，怎么搞的，哪里来这么多的悲哀，悲愁，悲痛，悲愤，悲惨，悲怆，悲伤，我们无产阶级永远是乐观的，战斗的，昂扬的，情绪高涨的，辞书应当肃清那些资产阶级的多愁善感。我听了只能目瞪口呆。
后来，我一本正经地向领导建议：是否找人编一部《好话词典》，把天下的好话都收进去，以便鼓舞“革命”士气。我的潜台词是囊括世间所有歌功颂德的语词，所有阿谀奉承的语词，所有吹牛拍马的语词。我不知当时领导听懂了没有——可惜他已经走了多年，不能再去问他了。如果他还在，我想，他一定也觉得那时的疯狂实在可笑得很。
这之后不久，我便因给《现代汉语词典》说几句好话而“受难”，大帽子满天飞，“走资派还在走！”“黑线回潮复辟的典型！”且祸及语言研究所真正编词典的“圣人”们。我为辞书受难，却丝毫没有减低从少年起就养成的遨游辞书奇境的癖好和兴趣。
话说我从炼狱即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奉调回北京，被分配到中华商务这家出版社“帮助工作”，即我平常说在这里“行走”的那一年（1972），便看到《袖珍神学》在发售，不免大吃一惊。照当时的情况看，这部书（尽管它是十八世纪法国无神论者的辉煌著作）哪里能面世呢？也许书稿在“文革”前已打好纸型，阴差阳错，竟然糊里糊涂地给印行了。在那万籁无声的北京，使爱书人在无书的世界中看到了一线光明。
小书招来大祸。“革命群众”纷纷来信指责和谩骂——骂得特别凶的是从贵州来的一读者：你们那里一定出了反革命，公然出版这种神学词典，对抗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我奉命处理这“事件”，要我以出版社的名义一一向来信的“革命派”做解释。我只好搬出列宁的经典论述，来化解这一场无知的误会。这样有趣的奇遇，给我的遨游增添了几多乐趣。套一句名言，利用词典进行思想宣传，是一大发明；何况此书写得那么尖锐，那么辛辣，那么幽默，那么深刻，值得辞书编纂家去遨游一番。
我记得“魔鬼”这一词条的释义：“魔鬼是天庭的首相，教会借以进行工作的杠杆。”更妙的是：“上帝非常需要魔鬼，因为他可以把一切只能归咎于他自己的蠢事记在魔鬼的账上。”
这样启发我去遨游魔鬼的园地。我找到比亚斯的《恶魔词典》。比亚斯是十九世纪末的美国报人——一个愤世嫉俗的知识分子，不知是这个世界不能容忍他呢，还是他不能容忍这个世界，他后来去了墨西哥，不知所终。
他为报纸写专栏，用的是词条释义的形式抒发他的思想；1911年辑成一书，取《恶魔词典》名，我见到的是1967年霍金斯教授辑印的增补本。
“恶魔乃是人间一切坏事的制造者，又是世间一切好事的持有者。”词典这样说。
在辞书奇境中还有许多类似的怪杰，比如英国的德•波诺那部叫做《词力》的词典，或者如丹麦的赫格勒夫妇的《性爱词典》，都有着耀眼的思想火花，丰富而美丽的联想和十分吸引人的插图。德•波诺的书只解释了二百六十七个单字，说是解释，还不如说他“处理”了这些单字，把释义化为浮想的翅膀，正如他自己说的，“如果说汽油是汽车的动力，那么，让心灵跳动的动力就是思想。”他收了“官僚主义者”一字，他下的定义是“凭着自己的地位（不问他的王国有多大）依靠一张办公桌去管治一切的人”。至于赫格勒夫妇，他们是在欧洲非常“性开放”的国度里编词典的，他们的笔可以自由自在地在纸上飞翔，但是他们描述的不仅是性科学，还时时辛辣地接触到人和社会的复杂关系。
我把这些词典称作“不是辞书的辞书”，可能词典编纂家们不喜欢这些“异端”，但我却在遨游中得到无穷的乐趣和启发。
学院派专家编纂的辞书，透过那道貌岸然的篇页，却也令人神往。比如剑桥大学的马尔姆克泽尔的《语言学百科全书》，“pidgin”一条，使我大开眼界。这里给出了此字语源的六家不同学说，信息既丰富又有趣。pidgin一字译作混合语，混和语，皮钦语，洋泾浜。一般认为是十八九世纪“天朝”的子民接触外来的英国人时说的歪英语，pidgin乃英文business（买卖）的讹音。此说出自权威的牛津大字典OED。除此之外，至少有另外五种说法：葡萄牙语occupacao（做生意）的讹音，希伯来语pidjom（交换或买卖）讹音，南美印第安雅果语pidian（人民）的讹音，南海诸岛英语beach（海滩或滩头）的讹音，最后是许地山教授说的：粤方言“畀钱”（pei tsin）即“给钱”的意思。对于像这样一时难于判定的语源问题，词典编纂家慷慨地给出了所有的信息，“百家争鸣”，这应当是大型词典所要做的（当然不排除编纂家本人有他自己的看法或倾向性）。
某年我在多伦多意外得到世界闻名的小提琴家海菲兹的女公子——钢琴家伯恩斯夫人编写的“怪字字典”，真可谓一次奇遇了。钢琴家花了十年功夫，在巡回演出的余暇，收集了英语世界六千个“怪”字，排比鉴别，加上注音和释义，蔚为大观！书名叫做《罕见的，费解的，反常的语词词典》。它既收当前报刊“出台”的怪字甚至生造的语词，也收名著中十分罕见的单字——例如它收载了莎士比亚用过的最长的单字honorificabilitudinitatibus，并说明它出自莎翁某剧某场作什么解。当然，人们可以在例如两卷本牛津大字典中找到此字，但一般字典则不收的。我注意到书中收了一个英语文献中用过的借词ssu，——汉语“丝”字，释义为一两的十万分之一。此书七十年代曾是一部畅销书，谁也想不到它竟是一个音乐家利用业余时间编成的，她为的是什么？不是为名，不是为利，而是为文化的大厦添上一砖一瓦，这种精神比对今日书坊里那些冒牌专家随意剪抄粘贴成书的所谓“最新”辞书来，真令人感慨万分。
遨游奇境，时有感触，信笔写出来，便成随感录五篇，即释“一”，释“大”，释“鬼”，释“典”，释“九”。第一篇写于1980年春节，那时创刊不久的《辞书研究》不嫌文章不成体统居然把它发表出来——誉之者说这是别开生面的学术论文，毁之者说这是不知所云的胡言乱语。至于我，还是每年春节写一篇，如是者经历了足足五年。我自己很喜欢这五篇文章，因为我的思想通过它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自由飞翔，不局限于某一个园地。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忙碌的时候，我只能用这样的形式记录我在遨游中得到“灵感”的思想火花，甚至是一些一闪即逝的火星。
十五年过去了，如今拿来重读一遍，觉得还有点意思，至少可以看作一个社会语言学研究者在辞书奇境中遨游时，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所想。散文不像散文，杂文不像杂文，那也管不着了。
这五篇东西就构成本书的上编。本书下编则收集了另外五篇有关辞书编纂学的论文，写作时间的跨度长达二十年（1978——1998）。
第一篇《关于词典工作中的若干是非界限》是粉碎“四人帮”后在一个辞书编纂会议上做的报告，后改写成文，发表于《中国语文》复刊号。凡是经历过那场浩劫的读书人，都会记得极左思潮在那十年中严重损害了整个文化事业，其中特别搞乱了辞书编纂的思想，模糊了许多是非界限。这篇文章当时起过一定的拨乱反正的作用。但是它也无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无论文字，论点，举例，都保留着浩劫时期的“风尚”，弥漫着大字报那种杀气腾腾的味道。编入本书时不作改动，以存其真，我们的读者一定会把它当作历史的遗迹来看待的罢。
第二篇是在《汉语大词典》编委会上的三次讲话记录稿。1980年在杭州开的那一次会，它的学术顾问差不多全体出席，各抒己见，极一时之盛。我的讲话便是其中之一，内容偏重于鼓舞士气，因此很得故友罗竹风（大词典主编）的欣赏。大词典经历了十九个春秋终于完成，而罗老已仙逝多时，出席那次会议的学术顾问留在世间的也寥寥无几人了。收载此文，聊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怀念和敬意。
最后三篇均作于九十年代，论述当前辞书编纂所遇到的三个问题，即辞书修订应当采取什么态度问题，辞书的规范化和超越规范问题，以及在新的语境下编纂辞书要开拓新的思路问题。作为没有编过词典的界外人，我对这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粗浅意见，收载于此，就教于同道们。
除了最后三篇，都曾收集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岀版的辞书研究丛书之一的《辞书和信息》中，那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
陈原
1999年11月1日 北京
语言学大师赵元任介绍那位阿丽斯漫游的奇境是梦中幻境，而我遨游的辞书奇境却是现实。在这个奇境里，有语词的密林，有知识的海洋，有数不尽的悲欢离合。
咦！难道辞书里会有悲欢离合？有的，有的。每一部辞书都充满了喜怒哀乐——要不，在那疯狂的岁月里，在那绝灭文化的“革命”里，怎么会有将所有消极词汇通通逐出辞书的建议？
那时最“革命”的人说，怎么搞的，哪里来这么多的悲哀，悲愁，悲痛，悲愤，悲惨，悲怆，悲伤，我们无产阶级永远是乐观的，战斗的，昂扬的，情绪高涨的，辞书应当肃清那些资产阶级的多愁善感。我听了只能目瞪口呆。
后来，我一本正经地向领导建议：是否找人编一部《好话词典》，把天下的好话都收进去，以便鼓舞“革命”士气。我的潜台词是囊括世间所有歌功颂德的语词，所有阿谀奉承的语词，所有吹牛拍马的语词。我不知当时领导听懂了没有——可惜他已经走了多年，不能再去问他了。如果他还在，我想，他一定也觉得那时的疯狂实在可笑得很。
这之后不久，我便因给《现代汉语词典》说几句好话而“受难”，大帽子满天飞，“走资派还在走！”“黑线回潮复辟的典型！”且祸及语言研究所真正编词典的“圣人”们。我为辞书受难，却丝毫没有减低从少年起就养成的遨游辞书奇境的癖好和兴趣。
话说我从炼狱即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奉调回北京，被分配到中华商务这家出版社“帮助工作”，即我平常说在这里“行走”的那一年（1972），便看到《袖珍神学》在发售，不免大吃一惊。照当时的情况看，这部书（尽管它是十八世纪法国无神论者的辉煌著作）哪里能面世呢？也许书稿在“文革”前已打好纸型，阴差阳错，竟然糊里糊涂地给印行了。在那万籁无声的北京，使爱书人在无书的世界中看到了一线光明。
小书招来大祸。“革命群众”纷纷来信指责和谩骂——骂得特别凶的是从贵州来的一读者：你们那里一定出了反革命，公然出版这种神学词典，对抗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我奉命处理这“事件”，要我以出版社的名义一一向来信的“革命派”做解释。我只好搬出列宁的经典论述，来化解这一场无知的误会。这样有趣的奇遇，给我的遨游增添了几多乐趣。套一句名言，利用词典进行思想宣传，是一大发明；何况此书写得那么尖锐，那么辛辣，那么幽默，那么深刻，值得辞书编纂家去遨游一番。
我记得“魔鬼”这一词条的释义：“魔鬼是天庭的首相，教会借以进行工作的杠杆。”更妙的是：“上帝非常需要魔鬼，因为他可以把一切只能归咎于他自己的蠢事记在魔鬼的账上。”
这样启发我去遨游魔鬼的园地。我找到比亚斯的《恶魔词典》。比亚斯是十九世纪末的美国报人——一个愤世嫉俗的知识分子，不知是这个世界不能容忍他呢，还是他不能容忍这个世界，他后来去了墨西哥，不知所终。
他为报纸写专栏，用的是词条释义的形式抒发他的思想；1911年辑成一书，取《恶魔词典》名，我见到的是1967年霍金斯教授辑印的增补本。
“恶魔乃是人间一切坏事的制造者，又是世间一切好事的持有者。”词典这样说。
在辞书奇境中还有许多类似的怪杰，比如英国的德•波诺那部叫做《词力》的词典，或者如丹麦的赫格勒夫妇的《性爱词典》，都有着耀眼的思想火花，丰富而美丽的联想和十分吸引人的插图。德•波诺的书只解释了二百六十七个单字，说是解释，还不如说他“处理”了这些单字，把释义化为浮想的翅膀，正如他自己说的，“如果说汽油是汽车的动力，那么，让心灵跳动的动力就是思想。”他收了“官僚主义者”一字，他下的定义是“凭着自己的地位（不问他的王国有多大）依靠一张办公桌去管治一切的人”。至于赫格勒夫妇，他们是在欧洲非常“性开放”的国度里编词典的，他们的笔可以自由自在地在纸上飞翔，但是他们描述的不仅是性科学，还时时辛辣地接触到人和社会的复杂关系。
我把这些词典称作“不是辞书的辞书”，可能词典编纂家们不喜欢这些“异端”，但我却在遨游中得到无穷的乐趣和启发。
学院派专家编纂的辞书，透过那道貌岸然的篇页，却也令人神往。比如剑桥大学的马尔姆克泽尔的《语言学百科全书》，“pidgin”一条，使我大开眼界。这里给出了此字语源的六家不同学说，信息既丰富又有趣。pidgin一字译作混合语，混和语，皮钦语，洋泾浜。一般认为是十八九世纪“天朝”的子民接触外来的英国人时说的歪英语，pidgin乃英文business（买卖）的讹音。此说出自权威的牛津大字典OED。除此之外，至少有另外五种说法：葡萄牙语occupacao（做生意）的讹音，希伯来语pidjom（交换或买卖）讹音，南美印第安雅果语pidian（人民）的讹音，南海诸岛英语beach（海滩或滩头）的讹音，最后是许地山教授说的：粤方言“畀钱”（pei tsin）即“给钱”的意思。对于像这样一时难于判定的语源问题，词典编纂家慷慨地给出了所有的信息，“百家争鸣”，这应当是大型词典所要做的（当然不排除编纂家本人有他自己的看法或倾向性）。
某年我在多伦多意外得到世界闻名的小提琴家海菲兹的女公子——钢琴家伯恩斯夫人编写的“怪字字典”，真可谓一次奇遇了。钢琴家花了十年功夫，在巡回演出的余暇，收集了英语世界六千个“怪”字，排比鉴别，加上注音和释义，蔚为大观！书名叫做《罕见的，费解的，反常的语词词典》。它既收当前报刊“出台”的怪字甚至生造的语词，也收名著中十分罕见的单字——例如它收载了莎士比亚用过的最长的单字honorificabilitudinitatibus，并说明它出自莎翁某剧某场作什么解。当然，人们可以在例如两卷本牛津大字典中找到此字，但一般字典则不收的。我注意到书中收了一个英语文献中用过的借词ssu，——汉语“丝”字，释义为一两的十万分之一。此书七十年代曾是一部畅销书，谁也想不到它竟是一个音乐家利用业余时间编成的，她为的是什么？不是为名，不是为利，而是为文化的大厦添上一砖一瓦，这种精神比对今日书坊里那些冒牌专家随意剪抄粘贴成书的所谓“最新”辞书来，真令人感慨万分。
遨游奇境，时有感触，信笔写出来，便成随感录五篇，即释“一”，释“大”，释“鬼”，释“典”，释“九”。第一篇写于1980年春节，那时创刊不久的《辞书研究》不嫌文章不成体统居然把它发表出来——誉之者说这是别开生面的学术论文，毁之者说这是不知所云的胡言乱语。至于我，还是每年春节写一篇，如是者经历了足足五年。我自己很喜欢这五篇文章，因为我的思想通过它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自由飞翔，不局限于某一个园地。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忙碌的时候，我只能用这样的形式记录我在遨游中得到“灵感”的思想火花，甚至是一些一闪即逝的火星。
十五年过去了，如今拿来重读一遍，觉得还有点意思，至少可以看作一个社会语言学研究者在辞书奇境中遨游时，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所想。散文不像散文，杂文不像杂文，那也管不着了。
这五篇东西就构成本书的上编。本书下编则收集了另外五篇有关辞书编纂学的论文，写作时间的跨度长达二十年（1978——1998）。
第一篇《关于词典工作中的若干是非界限》是粉碎“四人帮”后在一个辞书编纂会议上做的报告，后改写成文，发表于《中国语文》复刊号。凡是经历过那场浩劫的读书人，都会记得极左思潮在那十年中严重损害了整个文化事业，其中特别搞乱了辞书编纂的思想，模糊了许多是非界限。这篇文章当时起过一定的拨乱反正的作用。但是它也无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无论文字，论点，举例，都保留着浩劫时期的“风尚”，弥漫着大字报那种杀气腾腾的味道。编入本书时不作改动，以存其真，我们的读者一定会把它当作历史的遗迹来看待的罢。
第二篇是在《汉语大词典》编委会上的三次讲话记录稿。1980年在杭州开的那一次会，它的学术顾问差不多全体出席，各抒己见，极一时之盛。我的讲话便是其中之一，内容偏重于鼓舞士气，因此很得故友罗竹风（大词典主编）的欣赏。大词典经历了十九个春秋终于完成，而罗老已仙逝多时，出席那次会议的学术顾问留在世间的也寥寥无几人了。收载此文，聊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怀念和敬意。
最后三篇均作于九十年代，论述当前辞书编纂所遇到的三个问题，即辞书修订应当采取什么态度问题，辞书的规范化和超越规范问题，以及在新的语境下编纂辞书要开拓新的思路问题。作为没有编过词典的界外人，我对这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粗浅意见，收载于此，就教于同道们。
除了最后三篇，都曾收集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岀版的辞书研究丛书之一的《辞书和信息》中，那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
陈原
1999年11月1日 北京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