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张仲礼
上海社会科学院顾问、前院长
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主任高家龙教授是一位博学多才、治学严谨、享有国际盛誉的中国企业史研究专家，1980－90年代以来曾多次来华讲学、研究和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中国学者敬仰的知名学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所著《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是他的一本代表作，于198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好评，现在中译本终于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是件大好事。我作为长期研究中国企业史的中国学者，并且是《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四卷本，中华书局出版)一书的主编，对高家龙教授这部力作中译本的出版首先表示由衷的高兴。
哈佛大学出版社是美国一个历史悠久的以出版学术著作驰名世界的出版社，它的出版特色之一是出版《企业史研究丛书》，其中多数是美国大企业典型研究的优秀著作，而高家龙教授这本列为《丛书》第33本的著作是该社出版的第一本中国大企业典型研究优秀著作。正如《丛书》主编美国企业史大师钱德勒教授在编者导言中所指出的，这不仅是《丛书》第一本中国企业史论著，也是《丛书》第一本亚洲企业史论著，而且它不仅是一本开创性的亚洲企业史论著，也是一个杰出的比较企业史研究范例。
同样，商务印书馆是我国一个历史悠久，以出版学术著作而闻名于世的出版机构，它的出版特色之一是出版世界经济学经典著作中译本丛书。我作为多本中国近代经济史、企业史和城市史研究资料和论著的主编和作者，也应该指出，《中国的大企业》一书是商务印书馆的第一本外国学者中国企业史论著的中译本，也是一本经济史经典著作的中译本，它不仅是一本利用了大量原始档案资料的企业史论著，也是一个具有统计分析和理论思考，有史有论、史论结合的企业史研究范例，确实是一本企业史经典著作。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国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一般都强调过去外资在华企业得益于帝国主义特权和民族资本企业得益于“国货运动”的观点，高家龙教授并不否认我们的观点，但他别出心裁地强调了企业创新精神的重要性，恰当地把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五要素引用到书本的分析中去，有说服力地提出了正是创新精神使旧中国卷烟工业中外两大企业英美烟公司和南洋烟草公司在1920年代中国卷烟工业发展的激烈竞争中能双赢、能都有发展的观点。
《中国的大企业》一书引用了钱德勒所著《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正是钱德勒这位企业史研究大师指出了美国企业之所以获得长足发展是因为进行了“管理革命”(Managerial Rev-olution)。市场是看不见的手，而成功的大企业却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当前我国一些企业之所以经营困难、效率下降，一个主要原因是管理滑坡。忽视管理、不会管理或管理混乱，有再好的资源、再大的市场、再好的外部环境，企业也不会办好。我认为《中国的大企业》一书的结论将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企业创新精神的重要性，对我们今天强调要实现现代企业制度，要建设高素质的经营管理队伍很有启示作用。从这一点来说，今天这本书中译文本的及时出版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我还想指出，我在1958年底从美国回到祖国参加研究工作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是早在1956年就成立的一个历史悠久、颇有特色的研究所。它的特色之一就是利用上海保存的旧中国企业档案，并通过调查研究，汇编典型企业的史料和编写典型企业的发生、发展史。我和经济所二位同事在1960年代初就选择了《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作为我们第一个在华外资企业典型调查课题。我们足足用了三年时间才完成近千箱、近万卷档案（大部分是英文档案）的查阅摘录工作，此后先转入访问和查阅书刊阶段、后开始转入编纂阶段，但不久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这项课题就此中断了十多年，直到1978年秋上海社科院复院后，才转入了边编边译阶段。
1979年秋美国明清史学者访问团来沪进行学术交流。我除认识了魏裴德（Frederic Wakeman）团长和罗友枝（Evelyn Rawski）副团长，也认识了王业健、韩书瑞（Susan Naquin）等教授。韩教授问我在从事何项研究课题时，我告诉她是“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调查”。她大吃一惊地说她的好友高家龙教授也在研究这一课题，我也大吃一惊地了解到我在国外有一位真正的同行。《中国的大企业》一书1980年夏出版后，高家龙教授就专门寄了一本给我。那时《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书稿也已完成，我还来得及利用了《中国的大企业》书中的两张插图，并把该书列入了我们书稿附录的书刊论文目录。我们中美两个学者在当时特定环境下，大家利用了各自能掌握的原始档案在彼此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从事同一课题的研究，力图为中国企业史研究添上一砖一瓦，也可说是国际学术界的一段佳话吧。
最后，我想高家龙教授并不知道，上海社科院在1980年代中期也有意翻译他的这本力作。当时我院研究生部的英语老师曾试译了一章，但他对经济史是外行，翻译质量不太高，而且当时出版译著经费也有困难，就此搁了下来，这确实是件憾事。所幸进入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庆成教授注意到了《中国的大企业》一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他的关注下请樊书华女士先翻译了两章，发表于《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93年5月），得到了好评。现在此书已由中国社科院樊书华女士和美国达特茅斯麻省大学教授兼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程麟荪一起完成了翻译工作。两位译者都是精通历史学和经济史学的学者，而且中英文熟练，是本书极为理想的译者。对本书中译本的终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认为应该指出，王庆成教授及樊书华女士和程麟荪教授功不可没。译书不易，出版在望，谨赘数言，以表喜悦之情。
1999年10月
上海社会科学院顾问、前院长
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主任高家龙教授是一位博学多才、治学严谨、享有国际盛誉的中国企业史研究专家，1980－90年代以来曾多次来华讲学、研究和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中国学者敬仰的知名学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所著《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是他的一本代表作，于198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好评，现在中译本终于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是件大好事。我作为长期研究中国企业史的中国学者，并且是《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四卷本，中华书局出版)一书的主编，对高家龙教授这部力作中译本的出版首先表示由衷的高兴。
哈佛大学出版社是美国一个历史悠久的以出版学术著作驰名世界的出版社，它的出版特色之一是出版《企业史研究丛书》，其中多数是美国大企业典型研究的优秀著作，而高家龙教授这本列为《丛书》第33本的著作是该社出版的第一本中国大企业典型研究优秀著作。正如《丛书》主编美国企业史大师钱德勒教授在编者导言中所指出的，这不仅是《丛书》第一本中国企业史论著，也是《丛书》第一本亚洲企业史论著，而且它不仅是一本开创性的亚洲企业史论著，也是一个杰出的比较企业史研究范例。
同样，商务印书馆是我国一个历史悠久，以出版学术著作而闻名于世的出版机构，它的出版特色之一是出版世界经济学经典著作中译本丛书。我作为多本中国近代经济史、企业史和城市史研究资料和论著的主编和作者，也应该指出，《中国的大企业》一书是商务印书馆的第一本外国学者中国企业史论著的中译本，也是一本经济史经典著作的中译本，它不仅是一本利用了大量原始档案资料的企业史论著，也是一个具有统计分析和理论思考，有史有论、史论结合的企业史研究范例，确实是一本企业史经典著作。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国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一般都强调过去外资在华企业得益于帝国主义特权和民族资本企业得益于“国货运动”的观点，高家龙教授并不否认我们的观点，但他别出心裁地强调了企业创新精神的重要性，恰当地把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五要素引用到书本的分析中去，有说服力地提出了正是创新精神使旧中国卷烟工业中外两大企业英美烟公司和南洋烟草公司在1920年代中国卷烟工业发展的激烈竞争中能双赢、能都有发展的观点。
《中国的大企业》一书引用了钱德勒所著《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正是钱德勒这位企业史研究大师指出了美国企业之所以获得长足发展是因为进行了“管理革命”(Managerial Rev-olution)。市场是看不见的手，而成功的大企业却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当前我国一些企业之所以经营困难、效率下降，一个主要原因是管理滑坡。忽视管理、不会管理或管理混乱，有再好的资源、再大的市场、再好的外部环境，企业也不会办好。我认为《中国的大企业》一书的结论将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企业创新精神的重要性，对我们今天强调要实现现代企业制度，要建设高素质的经营管理队伍很有启示作用。从这一点来说，今天这本书中译文本的及时出版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我还想指出，我在1958年底从美国回到祖国参加研究工作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是早在1956年就成立的一个历史悠久、颇有特色的研究所。它的特色之一就是利用上海保存的旧中国企业档案，并通过调查研究，汇编典型企业的史料和编写典型企业的发生、发展史。我和经济所二位同事在1960年代初就选择了《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作为我们第一个在华外资企业典型调查课题。我们足足用了三年时间才完成近千箱、近万卷档案（大部分是英文档案）的查阅摘录工作，此后先转入访问和查阅书刊阶段、后开始转入编纂阶段，但不久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这项课题就此中断了十多年，直到1978年秋上海社科院复院后，才转入了边编边译阶段。
1979年秋美国明清史学者访问团来沪进行学术交流。我除认识了魏裴德（Frederic Wakeman）团长和罗友枝（Evelyn Rawski）副团长，也认识了王业健、韩书瑞（Susan Naquin）等教授。韩教授问我在从事何项研究课题时，我告诉她是“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调查”。她大吃一惊地说她的好友高家龙教授也在研究这一课题，我也大吃一惊地了解到我在国外有一位真正的同行。《中国的大企业》一书1980年夏出版后，高家龙教授就专门寄了一本给我。那时《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书稿也已完成，我还来得及利用了《中国的大企业》书中的两张插图，并把该书列入了我们书稿附录的书刊论文目录。我们中美两个学者在当时特定环境下，大家利用了各自能掌握的原始档案在彼此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从事同一课题的研究，力图为中国企业史研究添上一砖一瓦，也可说是国际学术界的一段佳话吧。
最后，我想高家龙教授并不知道，上海社科院在1980年代中期也有意翻译他的这本力作。当时我院研究生部的英语老师曾试译了一章，但他对经济史是外行，翻译质量不太高，而且当时出版译著经费也有困难，就此搁了下来，这确实是件憾事。所幸进入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庆成教授注意到了《中国的大企业》一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他的关注下请樊书华女士先翻译了两章，发表于《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93年5月），得到了好评。现在此书已由中国社科院樊书华女士和美国达特茅斯麻省大学教授兼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程麟荪一起完成了翻译工作。两位译者都是精通历史学和经济史学的学者，而且中英文熟练，是本书极为理想的译者。对本书中译本的终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认为应该指出，王庆成教授及樊书华女士和程麟荪教授功不可没。译书不易，出版在望，谨赘数言，以表喜悦之情。
19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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