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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我从1987年开始接触太平洋或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至今已有十余年。1980年成立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简称PECC)，我国到1986年才参加。1988年PECC大阪会议后着手酝酿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简称APEC)，1989年正式成立，我国也是在三年后即1991年参加的。前者是政府支持的非官方组织，后者是正式的政府间组织。在这两个组织出现之前，本地区的发达国家如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发展中国家如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的学术界、工商界人士从60年代中期就着手研究、探讨、筹组太平洋或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组织，他们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准备。我们在80年代后期介入时，应该承认在认识上和理论上是落后于人家的。十多年来，我们也出了不少这方面的论著，大多属于情况介绍性质或囿于具体问题的探讨，具有理论深度的学术著作比较少见。当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宋玉华教授等完成了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著作《开放的地区主义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时，我确实感到高兴，为他们，也为我国的区域经济合作学科。
我阅读这部书稿，当然对照我在PECC的工作中，在间接卷入APEC的筹建过程中，以及后来在有限地参与APEC的某些活动中所取得的体会和认识。令我惊喜的是，这部著作不仅补充了我的体会和认识的不足，而且开阔了我的视野。我感到作者们对资料的开挖之广、之深，研究提炼之精细、准确，行文之通达、流畅，都是颇具匠心的。全书以经济国际化、全球化、一体化以及经济区域化与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关系作为切入点展开，可说起点较高。我个人觉得APEC以其开放的地区主义而独树一帜，书中把它置于新地区主义理论的框架内来说明其特点和运作方式，是做得好的。上篇的五章从理论到实践的论述分析确实体现了作者们的用力之勤，使我得益匪浅。这样一来，下篇关于APEC的八章就有了一个扎实的基础，读起来就没有那种常见的就事论事的缺憾。下篇的第八章“APEC内部贸易投资格局及其利益格局”、第九章“APEC内次区域经济组织的关系及相互开放”，都写得充实而有思想性。我对第十二章关于竞争政策的一节尤感兴趣，因为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不足。
由于我们起步较晚，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要借助其他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是不可避免的。我曾想我们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因为现有的理论框架基本上是以亚当•斯密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作为机制的自由贸易为基础的。二次大战以后，这是一个长期争议的问题。且不谈冷战时期欧洲经济共同体(EEC)以促进“取消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为宗旨的一体化合作，同经济互助委员会(CMEA)以“通过各成员国力量的联合与协调为各国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作出贡献”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合作之间的差异，就从1974年第六届特别联大提出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开始的“南北矛盾”来看，这个问题至今也未得到解决。这里面的关键一点就是促进贸易自由化和促进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作用，以及相应的不同合作方式。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之所以不像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如EEC那样成功，我认为主要是贸易自由化和发展的关系问题解决不好。在发展上，单纯指望发达国家的资源和技术转移，显然不是办法，以此为基础的新经济秩序是建立不起来的，必须另辟蹊径。否则，就不能在市场机制带动的贸易自由化主导的一体化理论之外形成另一种理论。
发达国家认为只要物品、资本和服务能自由流通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也就解决了。事实并非如此。在存在发展水平的差距时，这种自由化不但不能使它的效益得到公平分享，而且往往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大的困难，甚至危机，例如亚洲金融危机之所示。联合国搞“发展十年”，由于发达国家的不积极，成效甚微。APEC的《茂物宣言》特别突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以缩小发展差距为目标的经济技术合作为亚太经济合作进程的两个车轮，但这后一个车轮怎么也不能像前一个车轮那样滚动起来，终于使整个进程陷入了困境。我参加了“协调一致的单边主义”作为APEC自由化机制的制定，但经济技术合作的有效机制至今也搞不出来。我觉得如果经济技术合作作为APEC的第二个车轮老是不能像第一个车轮那样动作，第一个车轮迟早也要出问题。如果如此，我们就可能步其他发展中国家搞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后尘。尽管APEC已启动了自由化进程，但我们还不能说APEC所体现的开放的地区主义已经从理论到实践都解决了。
而且，第一个车轮在所谓“部门提前自愿自由化”问题上实际上已经受到损害。把一些具体部门纳入“快车道”是为了加快自由化进程，经济技术合作原应是“快车道”的组成部分。可是，为求快就更加不顾经济技术合作，并且违背“协调一致的单边主义”这个机制，搞起了与APEC性质不合的贸易谈判，结果在15个部门的关税减免上遭受失败，所以，就是从贸易投资自由化来说，也不能说开放的地区主义已真正站稳脚跟了。我参加了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1992年第9届大会《开放的地区主义宣言》和1995年第11届大会《北京宣言》的起草，当然是开放的地区主义的积极鼓吹者，也认为APEC作为一种地区主义的创新是符合亚太地区的具体情况的，因而是有很大发展潜力的。但是，在起草时，如何缩小成员间的发展差距，一直是发展中经济体关注的问题。今年年底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西雅图会议失败，会外群众示威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基本上也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国家间的矛盾未能解决。所以，APEC要在开放的地区主义轨道上继续前进，它不仅必须维护“协调一致的单边主义”机制，还必须把经济技术合作落到实处。
就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两个车轮必须同时并进而言，把APEC归入传统的用自由贸易推动的一体化组织，是值得考虑的。自然，所谓开放的地区主义首先是从市场准入的非歧视性着眼的，但只是减少壁垒和贸易成本是不够的，还得从事成员的能力建设。所以，APEC和WTO可以相辅相成，但不应是WTO的地区分部，否则它存在的价值就成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APEC兼有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功能，即力图实现成员经济体的尽可能高的增长率和就业水平，不断提高它们的生活水平。保持它们的金融稳定。在金融危机中，APEC实际上给边缘化了，就因为把它看作单纯的贸易机构，不让它插手金融，这显然是不利于它的发展的。因此，我认为把财政部长会议转变为APEC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就这一点来说，APEC作为开放的地区主义的组织结构也还是处于发展过程之中。
从战后的发展来看，APEC能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和东欧易帜时出现于亚太地区，决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有关的经济体都在进行新的调整。以APEC为代表的开放的地区主义是调整的产物，眼下它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包括本书第十三章所指出的那些，也只有在调整中才能解决。把调整引入区域经济合作领域和全球经济秩序中去，就使得我们的研究对象成为动态的，可以防止用静态的观点看问题带来的局限性。但是，把开放的地区主义同地区和全球的经济体制和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看，这又是一个新的课题。这个新课题可能使我们看到开放的地区的新的活力，也可能向我们提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的新结合点，从而把我们的认识在现有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一步。毫无疑问，这要求我们有突破既定理论框架的创新精神。
总之，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仍然很多，大有我们的用武之地。APEC的特点在于它的多元性。我们可以说它是多元体制、“南北关系”、东西方文化的结合体。适合它的理论框架似乎应建立在多元互补的基础上，上述的问题也只有在多元互补的机制内才能找到解决的途径。我高兴的是，面前的这本书对这些问题都有所论及，因而对建立我们自己的区域经济合作理论是一个杰出贡献。我希望宋玉华教授等的努力能带来更多的有关区域经济合作的著作，从而在理论上结出我们自己的硕果。
陈 鲁 直
我从1987年开始接触太平洋或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至今已有十余年。1980年成立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简称PECC)，我国到1986年才参加。1988年PECC大阪会议后着手酝酿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简称APEC)，1989年正式成立，我国也是在三年后即1991年参加的。前者是政府支持的非官方组织，后者是正式的政府间组织。在这两个组织出现之前，本地区的发达国家如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发展中国家如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的学术界、工商界人士从60年代中期就着手研究、探讨、筹组太平洋或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组织，他们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准备。我们在80年代后期介入时，应该承认在认识上和理论上是落后于人家的。十多年来，我们也出了不少这方面的论著，大多属于情况介绍性质或囿于具体问题的探讨，具有理论深度的学术著作比较少见。当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宋玉华教授等完成了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著作《开放的地区主义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时，我确实感到高兴，为他们，也为我国的区域经济合作学科。
我阅读这部书稿，当然对照我在PECC的工作中，在间接卷入APEC的筹建过程中，以及后来在有限地参与APEC的某些活动中所取得的体会和认识。令我惊喜的是，这部著作不仅补充了我的体会和认识的不足，而且开阔了我的视野。我感到作者们对资料的开挖之广、之深，研究提炼之精细、准确，行文之通达、流畅，都是颇具匠心的。全书以经济国际化、全球化、一体化以及经济区域化与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关系作为切入点展开，可说起点较高。我个人觉得APEC以其开放的地区主义而独树一帜，书中把它置于新地区主义理论的框架内来说明其特点和运作方式，是做得好的。上篇的五章从理论到实践的论述分析确实体现了作者们的用力之勤，使我得益匪浅。这样一来，下篇关于APEC的八章就有了一个扎实的基础，读起来就没有那种常见的就事论事的缺憾。下篇的第八章“APEC内部贸易投资格局及其利益格局”、第九章“APEC内次区域经济组织的关系及相互开放”，都写得充实而有思想性。我对第十二章关于竞争政策的一节尤感兴趣，因为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不足。
由于我们起步较晚，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要借助其他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是不可避免的。我曾想我们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因为现有的理论框架基本上是以亚当•斯密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作为机制的自由贸易为基础的。二次大战以后，这是一个长期争议的问题。且不谈冷战时期欧洲经济共同体(EEC)以促进“取消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为宗旨的一体化合作，同经济互助委员会(CMEA)以“通过各成员国力量的联合与协调为各国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作出贡献”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合作之间的差异，就从1974年第六届特别联大提出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开始的“南北矛盾”来看，这个问题至今也未得到解决。这里面的关键一点就是促进贸易自由化和促进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作用，以及相应的不同合作方式。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之所以不像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如EEC那样成功，我认为主要是贸易自由化和发展的关系问题解决不好。在发展上，单纯指望发达国家的资源和技术转移，显然不是办法，以此为基础的新经济秩序是建立不起来的，必须另辟蹊径。否则，就不能在市场机制带动的贸易自由化主导的一体化理论之外形成另一种理论。
发达国家认为只要物品、资本和服务能自由流通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也就解决了。事实并非如此。在存在发展水平的差距时，这种自由化不但不能使它的效益得到公平分享，而且往往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大的困难，甚至危机，例如亚洲金融危机之所示。联合国搞“发展十年”，由于发达国家的不积极，成效甚微。APEC的《茂物宣言》特别突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以缩小发展差距为目标的经济技术合作为亚太经济合作进程的两个车轮，但这后一个车轮怎么也不能像前一个车轮那样滚动起来，终于使整个进程陷入了困境。我参加了“协调一致的单边主义”作为APEC自由化机制的制定，但经济技术合作的有效机制至今也搞不出来。我觉得如果经济技术合作作为APEC的第二个车轮老是不能像第一个车轮那样动作，第一个车轮迟早也要出问题。如果如此，我们就可能步其他发展中国家搞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后尘。尽管APEC已启动了自由化进程，但我们还不能说APEC所体现的开放的地区主义已经从理论到实践都解决了。
而且，第一个车轮在所谓“部门提前自愿自由化”问题上实际上已经受到损害。把一些具体部门纳入“快车道”是为了加快自由化进程，经济技术合作原应是“快车道”的组成部分。可是，为求快就更加不顾经济技术合作，并且违背“协调一致的单边主义”这个机制，搞起了与APEC性质不合的贸易谈判，结果在15个部门的关税减免上遭受失败，所以，就是从贸易投资自由化来说，也不能说开放的地区主义已真正站稳脚跟了。我参加了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1992年第9届大会《开放的地区主义宣言》和1995年第11届大会《北京宣言》的起草，当然是开放的地区主义的积极鼓吹者，也认为APEC作为一种地区主义的创新是符合亚太地区的具体情况的，因而是有很大发展潜力的。但是，在起草时，如何缩小成员间的发展差距，一直是发展中经济体关注的问题。今年年底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西雅图会议失败，会外群众示威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基本上也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国家间的矛盾未能解决。所以，APEC要在开放的地区主义轨道上继续前进，它不仅必须维护“协调一致的单边主义”机制，还必须把经济技术合作落到实处。
就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两个车轮必须同时并进而言，把APEC归入传统的用自由贸易推动的一体化组织，是值得考虑的。自然，所谓开放的地区主义首先是从市场准入的非歧视性着眼的，但只是减少壁垒和贸易成本是不够的，还得从事成员的能力建设。所以，APEC和WTO可以相辅相成，但不应是WTO的地区分部，否则它存在的价值就成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APEC兼有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功能，即力图实现成员经济体的尽可能高的增长率和就业水平，不断提高它们的生活水平。保持它们的金融稳定。在金融危机中，APEC实际上给边缘化了，就因为把它看作单纯的贸易机构，不让它插手金融，这显然是不利于它的发展的。因此，我认为把财政部长会议转变为APEC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就这一点来说，APEC作为开放的地区主义的组织结构也还是处于发展过程之中。
从战后的发展来看，APEC能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和东欧易帜时出现于亚太地区，决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有关的经济体都在进行新的调整。以APEC为代表的开放的地区主义是调整的产物，眼下它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包括本书第十三章所指出的那些，也只有在调整中才能解决。把调整引入区域经济合作领域和全球经济秩序中去，就使得我们的研究对象成为动态的，可以防止用静态的观点看问题带来的局限性。但是，把开放的地区主义同地区和全球的经济体制和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看，这又是一个新的课题。这个新课题可能使我们看到开放的地区的新的活力，也可能向我们提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的新结合点，从而把我们的认识在现有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一步。毫无疑问，这要求我们有突破既定理论框架的创新精神。
总之，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仍然很多，大有我们的用武之地。APEC的特点在于它的多元性。我们可以说它是多元体制、“南北关系”、东西方文化的结合体。适合它的理论框架似乎应建立在多元互补的基础上，上述的问题也只有在多元互补的机制内才能找到解决的途径。我高兴的是，面前的这本书对这些问题都有所论及，因而对建立我们自己的区域经济合作理论是一个杰出贡献。我希望宋玉华教授等的努力能带来更多的有关区域经济合作的著作，从而在理论上结出我们自己的硕果。
陈 鲁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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