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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曹道衡先生序
</FONT> 历史上每一个时代往往有着各自不同的文风与学风，不但如此，要是我们具体地考察一下某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就会发现，不论哪一个时代都存在不同的文艺和学术流派。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代文风或一代学风，那不过是当时最具影响的一个流派，并不是说与此同时就不存在其他流派。
对待一个时代或一个流派的文风和学风，往往需要作具体而细致的分析，不宜笼统加以肯定或否定。在这个问题上，前人在文风方面似乎早有认识，如曹丕之批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江淹之反对“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都可谓通达之论。在学风方面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然而历来的文人和学者真能做到这一点的似乎并不很多，各种各样的门户之见往往数见不鲜。这种情况也不难理解。因为对每个具体的人来说，虽常有其所长，亦难免有所短，由此而来的是对某些方面的特别重视和爱好，对另一方面却有所忽视，于是执此非彼，党同伐异的现象就此便产生了。平心而论，由于人们的才能各有不同，因此各自发挥其所长，而对其所短采取藏拙的态度，应该是勿需指责的，但以其所长去轻人所短就不对了。
造成人们对某一时代或某一学派的评价有失公允的又一原因也许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偏见。这种偏见的形成，恐怕不是一朝一夕之故。即以刘毓庆先生本书所论到的明代《诗经》学而论，就是这样。我们知道，长期以来，人们对元明二代的学术往往采取贬抑的态度，关于这二代学风的得失，我们姑置不论，但把三四百年间的学术成果置于不屑一顾的地步终归是不妥当的。尽管不少年来，许多人都存在过这种看法。我本人也是这样，推原其故，除了受前人影响——例如刘毓庆先生提到的顾炎武等人的影响以外，大抵和初次接触古籍时入手的门径有关。回顾我在解放前夕，刚要学习古代文史典籍之初，想要找一本目录学书籍作为入门的向导，而在这些书中，最为流行的大约要算清代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这部书确实是一部好书，但其缺点往往只谈“汉学”，不谈“宋学”，特别是介绍“经部”著作时，常声明对宋元明人著作从略。当时出版界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即以有关《诗经》的典籍而论，要找一部清人著作如马端辰的《毛诗传笺通释》或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都比较容易。铅印的、石印的都有，价格亦不贵。至于宋元明人著作则除朱熹的《诗集传》外，一般都不易得，即使有，亦非一般学生能问津，于是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重汉轻宋的偏见，对元明人的著作也很少注意了。直到五十年代中期由于接触到陈第的《毛诗古音考》和王夫之的《诗经稗疏》，也曾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清代的考证学是否在明代已开其端？因当时工作较忙，并未作任何探索。后来有一次我去燕东园拜谒先师游泽承先生，游先生给我讲了有关历代《诗经》研究的典籍，每种著作都详论其版本及优缺点，对我有极大的震动。我很想好好地补上这一课，回去以后就到文学所图书馆借了季本的《诗说解颐》等几种书，准备仔细阅读。不过天不从人愿，接着就是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我的读书计划并未能实现。再往后。由于工作的需要，我转而从事魏晋南北朝的研究，当年的想法更无机会付诸行动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1999年夏天，我有幸回北大参加刘毓庆先生博士论文的答辩会，读到了他的大作《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在拜读此文之后，使我学到了很多知识。首先，有明一代的《诗经》学著作，至今留存的很多，其中有不少虽可以从《四库全书总目》等书中知道它的名字，但真正下功夫加以阅读的人就很少，像我本人就基本上未曾涉及。至于还有一些书，甚至为《四库》所未收，多少年来一直尘封于各地图书馆中，无人过问。这样卷帙繁多的典籍，一直没有人加以清理、研究，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界的一大憾事。这次刘毓庆先生化了极大的精力，进行调查研究，使我们对明人在《诗经》学方面的成果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其功绩是十分巨大的，但是刘先生的工作并没有到此为止，他对这些著作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将这些著作的性质及得失详加论析，把它们分出不同的流派。在这里，他把明代的《诗经》学史作了分期，指出了各个时期的不同特色。特别要提到的是，刘先生在本文中专设了《<诗经>考证学的兴起》，详论了杨慎、林兆珂、冯复京、吴雨、陈第等人的学术成就，这些著作我过去大多均未注意及之，读了刘先生此文，解决了我多年存在的疑问。文中还有专讲立异派《诗经》学的部分，更使我扩展了眼界。这些书，我过去虽闻其名，却一直未去细读，相反地往往对它们存有偏见。例如对丰坊其人，我一直认为他好伪托古人之名，颇有轻视之意，现在看来，这未免以偏概全，抹杀了他的可取之处。刘先生在本文中还专门论及明代《诗经》学研究中从文学角度来论诗的一些著作。在这方面谈得尤为仔细深入。关于从文学角度研究《诗经》，我过去更少注意，读了刘先生此文，不但增长了不少知识，也多少纠正了我过去对明代学术的偏见，所以读了刘先生此文，我深感获益匪浅，我相信其他读者一定也会有类似的感受，尽管各人之所得未必相同。
现在，刘先生准备把他的大作出版，对此我当然竭力赞成。不过蒙他不弃，命我作序，我自惟谫陋，对《诗经》很少研究，恐难当此重任，勉强执笔，谬论想必很多，还望刘先生和广大读者教正。
曹 道 衡
2000年1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FONT size=4>褚斌杰先生序
</FONT>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渊薮。自汉迄清，它更作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而备受重视，从而注释、解说的论著，层出不穷，历世无绝。近年以来，学术界除用新观点对《诗经》一书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外，还有人专注于《诗经》学史的研究和探讨，我认为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不仅可以总结历代《诗经》研究成果，有利于《诗经》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这还可以反映出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潮和学术观点的特征，从而为更广阔的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提供资料、借鉴和旁证。刘毓庆君的这部《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正是这一学术史系统工程的一个环节，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的《诗经》学研究中，明代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究其原因，一是受旧日某些经学家的影响，多认为明学空疏、浅陋，而不足论，正是在此影响下，有关明人的《诗经》学论著，流传不广，已多罕见难寻。因此，研究明代《诗经》学，首先需要做大量的资料收集和辨析工作。明人的《诗经》著作，由于久不被世人所重，故其著录多零而不完，存佚不明，需要重新搜索。刘毓庆君为此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前人的基础上，检索到600余种，远远超过前人所知所见，这不仅为这本明代《诗经》学术史著作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基础，同时也是中国古籍目录学上的重要创获。
其次，如前所述，由于在《诗经》学史的研究中，对明代《诗经》学的研究最为薄弱，可参考的研究成果很少，因此，刘毓庆君的明代《诗经》学研究，主要依靠他个人筚路蓝缕式的艰苦独立的研究，因此，其填补空缺的创新价值不言而喻。
刘毓庆君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用现代文艺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对有明一代的《诗经》著作作了全面考察，并分时期，分学派，对现存的几十部明代《诗经》学代表作，作了细致、公允的评论，认为明代《诗经》学不仅在训诂、释义等方面曾作出特殊贡献，而且从明代中后期起，《诗经》研究开始由经学向文学转变，开创了《诗经》学发展的新方向。刘毓庆君的这些发掘和认识，纠正了前人对明代《诗经》学的错误认识和不公允评价，为科学地撰写中国《诗经》学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毓庆君曾从师著名学者姚奠中先生治古典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即开始古典文学的研究，先后有大量论文和专著出版，在学术界颇具影响。1995年，刘毓庆君自山西赴北京大学求学，先为中文系高级访问学者，翌年，报考古典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从我习先秦秦汉文学，此时，刘毓庆君已然是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了。刘毓庆君于1999年毕业，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并返回山西大学执教。诸君今日所见，正是刘毓庆君在北京大学期间所撰写之博士论文。
刘毓庆君正值盛年，在他博士论文即将出版之际，嘱我作序，我写了如上的话，既是对刘毓庆君过去成绩的赞赏，更是对他未来研究的期待。刘毓庆君好学敏求，学养丰厚，相信在将来，不断会有精彩的著作问世。
</FONT> 历史上每一个时代往往有着各自不同的文风与学风，不但如此，要是我们具体地考察一下某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就会发现，不论哪一个时代都存在不同的文艺和学术流派。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代文风或一代学风，那不过是当时最具影响的一个流派，并不是说与此同时就不存在其他流派。
对待一个时代或一个流派的文风和学风，往往需要作具体而细致的分析，不宜笼统加以肯定或否定。在这个问题上，前人在文风方面似乎早有认识，如曹丕之批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江淹之反对“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都可谓通达之论。在学风方面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然而历来的文人和学者真能做到这一点的似乎并不很多，各种各样的门户之见往往数见不鲜。这种情况也不难理解。因为对每个具体的人来说，虽常有其所长，亦难免有所短，由此而来的是对某些方面的特别重视和爱好，对另一方面却有所忽视，于是执此非彼，党同伐异的现象就此便产生了。平心而论，由于人们的才能各有不同，因此各自发挥其所长，而对其所短采取藏拙的态度，应该是勿需指责的，但以其所长去轻人所短就不对了。
造成人们对某一时代或某一学派的评价有失公允的又一原因也许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偏见。这种偏见的形成，恐怕不是一朝一夕之故。即以刘毓庆先生本书所论到的明代《诗经》学而论，就是这样。我们知道，长期以来，人们对元明二代的学术往往采取贬抑的态度，关于这二代学风的得失，我们姑置不论，但把三四百年间的学术成果置于不屑一顾的地步终归是不妥当的。尽管不少年来，许多人都存在过这种看法。我本人也是这样，推原其故，除了受前人影响——例如刘毓庆先生提到的顾炎武等人的影响以外，大抵和初次接触古籍时入手的门径有关。回顾我在解放前夕，刚要学习古代文史典籍之初，想要找一本目录学书籍作为入门的向导，而在这些书中，最为流行的大约要算清代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这部书确实是一部好书，但其缺点往往只谈“汉学”，不谈“宋学”，特别是介绍“经部”著作时，常声明对宋元明人著作从略。当时出版界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即以有关《诗经》的典籍而论，要找一部清人著作如马端辰的《毛诗传笺通释》或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都比较容易。铅印的、石印的都有，价格亦不贵。至于宋元明人著作则除朱熹的《诗集传》外，一般都不易得，即使有，亦非一般学生能问津，于是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重汉轻宋的偏见，对元明人的著作也很少注意了。直到五十年代中期由于接触到陈第的《毛诗古音考》和王夫之的《诗经稗疏》，也曾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清代的考证学是否在明代已开其端？因当时工作较忙，并未作任何探索。后来有一次我去燕东园拜谒先师游泽承先生，游先生给我讲了有关历代《诗经》研究的典籍，每种著作都详论其版本及优缺点，对我有极大的震动。我很想好好地补上这一课，回去以后就到文学所图书馆借了季本的《诗说解颐》等几种书，准备仔细阅读。不过天不从人愿，接着就是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我的读书计划并未能实现。再往后。由于工作的需要，我转而从事魏晋南北朝的研究，当年的想法更无机会付诸行动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1999年夏天，我有幸回北大参加刘毓庆先生博士论文的答辩会，读到了他的大作《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在拜读此文之后，使我学到了很多知识。首先，有明一代的《诗经》学著作，至今留存的很多，其中有不少虽可以从《四库全书总目》等书中知道它的名字，但真正下功夫加以阅读的人就很少，像我本人就基本上未曾涉及。至于还有一些书，甚至为《四库》所未收，多少年来一直尘封于各地图书馆中，无人过问。这样卷帙繁多的典籍，一直没有人加以清理、研究，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界的一大憾事。这次刘毓庆先生化了极大的精力，进行调查研究，使我们对明人在《诗经》学方面的成果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其功绩是十分巨大的，但是刘先生的工作并没有到此为止，他对这些著作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将这些著作的性质及得失详加论析，把它们分出不同的流派。在这里，他把明代的《诗经》学史作了分期，指出了各个时期的不同特色。特别要提到的是，刘先生在本文中专设了《<诗经>考证学的兴起》，详论了杨慎、林兆珂、冯复京、吴雨、陈第等人的学术成就，这些著作我过去大多均未注意及之，读了刘先生此文，解决了我多年存在的疑问。文中还有专讲立异派《诗经》学的部分，更使我扩展了眼界。这些书，我过去虽闻其名，却一直未去细读，相反地往往对它们存有偏见。例如对丰坊其人，我一直认为他好伪托古人之名，颇有轻视之意，现在看来，这未免以偏概全，抹杀了他的可取之处。刘先生在本文中还专门论及明代《诗经》学研究中从文学角度来论诗的一些著作。在这方面谈得尤为仔细深入。关于从文学角度研究《诗经》，我过去更少注意，读了刘先生此文，不但增长了不少知识，也多少纠正了我过去对明代学术的偏见，所以读了刘先生此文，我深感获益匪浅，我相信其他读者一定也会有类似的感受，尽管各人之所得未必相同。
现在，刘先生准备把他的大作出版，对此我当然竭力赞成。不过蒙他不弃，命我作序，我自惟谫陋，对《诗经》很少研究，恐难当此重任，勉强执笔，谬论想必很多，还望刘先生和广大读者教正。
曹 道 衡
2000年1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FONT size=4>褚斌杰先生序
</FONT>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渊薮。自汉迄清，它更作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而备受重视，从而注释、解说的论著，层出不穷，历世无绝。近年以来，学术界除用新观点对《诗经》一书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外，还有人专注于《诗经》学史的研究和探讨，我认为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不仅可以总结历代《诗经》研究成果，有利于《诗经》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这还可以反映出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潮和学术观点的特征，从而为更广阔的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提供资料、借鉴和旁证。刘毓庆君的这部《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正是这一学术史系统工程的一个环节，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的《诗经》学研究中，明代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究其原因，一是受旧日某些经学家的影响，多认为明学空疏、浅陋，而不足论，正是在此影响下，有关明人的《诗经》学论著，流传不广，已多罕见难寻。因此，研究明代《诗经》学，首先需要做大量的资料收集和辨析工作。明人的《诗经》著作，由于久不被世人所重，故其著录多零而不完，存佚不明，需要重新搜索。刘毓庆君为此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前人的基础上，检索到600余种，远远超过前人所知所见，这不仅为这本明代《诗经》学术史著作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基础，同时也是中国古籍目录学上的重要创获。
其次，如前所述，由于在《诗经》学史的研究中，对明代《诗经》学的研究最为薄弱，可参考的研究成果很少，因此，刘毓庆君的明代《诗经》学研究，主要依靠他个人筚路蓝缕式的艰苦独立的研究，因此，其填补空缺的创新价值不言而喻。
刘毓庆君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用现代文艺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对有明一代的《诗经》著作作了全面考察，并分时期，分学派，对现存的几十部明代《诗经》学代表作，作了细致、公允的评论，认为明代《诗经》学不仅在训诂、释义等方面曾作出特殊贡献，而且从明代中后期起，《诗经》研究开始由经学向文学转变，开创了《诗经》学发展的新方向。刘毓庆君的这些发掘和认识，纠正了前人对明代《诗经》学的错误认识和不公允评价，为科学地撰写中国《诗经》学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毓庆君曾从师著名学者姚奠中先生治古典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即开始古典文学的研究，先后有大量论文和专著出版，在学术界颇具影响。1995年，刘毓庆君自山西赴北京大学求学，先为中文系高级访问学者，翌年，报考古典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从我习先秦秦汉文学，此时，刘毓庆君已然是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了。刘毓庆君于1999年毕业，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并返回山西大学执教。诸君今日所见，正是刘毓庆君在北京大学期间所撰写之博士论文。
刘毓庆君正值盛年，在他博士论文即将出版之际，嘱我作序，我写了如上的话，既是对刘毓庆君过去成绩的赞赏，更是对他未来研究的期待。刘毓庆君好学敏求，学养丰厚，相信在将来，不断会有精彩的著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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