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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乌托邦的重构——哈贝马斯交往伦理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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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19.00

  • 出版时间:2005年04月
  • 页数:346页
  • ISBN:7-100-03552-X
  • 主题词:道德乌托邦哈贝马斯交往伦理思想研究
  • 人气:239

显示全部前言

  在对哈贝马斯的伦理思想反复研究和长期思考之后,我决定以现在这个书名出版这个研究成果。然而,由于东西方目前时代精神的某种状况,我不得不加写一个“前言”。
  这种状况,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乌托邦之后”的时代境况。乌托邦(UTOPIA)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ou(无)和topos(场所),意思为“乌有之乡”。乌托邦所指的是不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事物,它的存在形态是纯观念性的而不是现实性的,是愿望向未来的可能性的投射。自从英国思想家莫尔发表《乌托邦》(1516年)一书以来,“乌托邦”这一概念就是未来理想社会的代名词。乌托邦这一概念所表明的是观念性存在的美好社会,是以超越现实的理想态对象为取向的。可以把20世纪作如是观:在其上半叶,乌托邦意识不断高涨,而在后半叶,乌托邦意识衰退甚至有普遍幻灭之迹。对理性普遍的坚信是20世纪乌托邦的核心。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给人类带来了征服自然、征服宇宙的空前信心。然而,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寂静的春天》所宣告的人与环境的危机和人的生存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对技术社会中人性异化的深刻揭示,以及现代人的物化、异化境况,使人们原以为可托付给理性的希望虚无化了。20世纪的历史同时告诉我们,在理性的光辉似乎照亮了人类的未来,照亮了人类历史道路的时候,理性把它可怖的一面展露无遗:如奥斯威辛的焚化炉、广岛的原子弹、核军备竞赛等等,无一不是理性的杰作。尼采曾宣布“上帝死了”,然而,在现代技术理性面前,我们惊恐地发现,“人”也将消亡了。因此,在上帝死去之后,理性又被送上了审判台。那么,人类将靠什么来拯救?
  在我们的精神国度里,经历着道德乌托邦的消弭所带来的精神震荡。从中国的大同理想、老子的小国寡民社会,到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等等,这些未来社会的诸多理想虚构或理性设计,其道德价值的设计从来就是中心性的,它是这类完美存在的价值中心、价值之源或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20世纪的来临,首先就是传统的儒家式道德乌托邦(治国平天下)的崩溃,引发了这个世纪中国人最初的精神危机,如王国维的自溺。然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重建了自己的理想王国。在这一理想的鼓舞下,中国人民在上一个世纪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由于对这一理想的“左”的理解,从50年代到60年代,我们一直把它看作似乎就要实现的理想(现实)。“文化大革命”是这种“左”的理解的极致。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政治,几乎耗尽了这一乌托邦的内在能量。我们认真研究一下“文化大革命”就会发现,“文革”期间的最为激动人心的口号“破四旧,立四新”,实质上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因此,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实际上也宣告了道德乌托邦的消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依然处于乌托邦之后。
  在道德乌托邦的意义上,“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立四新”的打、砸、抢的“革命行动”,与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党人为了重建道德而采取的恐怖行动遥相呼应。历史仿佛是在不同的精神国度里重演一幕旧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法国大革命的道德乌托邦主义的研究引起了国人的重视。
  现在我们要问,难道人类不需要乌托邦,不需要理想吗?同时,还要问,道德乌托邦就必然与恐怖内在关联吗?
  乌托邦体现着人类的希望之光。而进入后乌托邦时期,也就意味着失去了这种光辉的夜晚。海德格尔说:“世界之夜的时代是贫乏的时代,因为它甚至变得更加贫乏。它已经成为如此地贫乏,以致它不再将上帝的缺席看作是缺席”。在这样一个夜半时期,时代的贫乏是巨大的,由于处于贫乏之中,“贫乏的时代甚至不再能体验自己的贫乏”。海德格尔认为,“时代处于贫乏并非在于上帝之死,而在于短暂者对他们自身的短暂性几乎没有认识和没有能够承受。短暂者没有获得到达他自身本性的所有权”。海德格尔认为,由于西方人作为价值之源的上帝的死去,使得短暂存在的人失去了价值的依托。人存在的根基失去了,人也就失去了汇入永恒的可能。他们遗忘或“没有认识”自己的暂在性因而沉沦下去,因没有超越的需要和高远的价值需求而放纵自己。他们的人生迷失在毒品或荒谬的欲望中。而在麻醉品中,才可寻求虚幻人生的安慰或解脱。烦是存在的基本概念。加缪认为,自杀才是这个时代真正严肃的哲学课题。乌托邦的隐退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贫乏的精神画面。人类生活的实践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昭示未来的乌托邦,我们所感受到的是一个颓废的存在;人若没有乌托邦精神,就总是沉沦于世俗之中。一个没有乌托邦的文化,是一个窒息了的文化。
  现在我们必须看到,我们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理想、我们的道德乌托邦的历史时期。人类不可能没有乌托邦,尤其不可能没有道德乌托邦。即使你认为没有,它也隐藏在你的视野里。这个问题我将在本书最后进行阐述。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与我们时代的处境相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谈哈贝马斯对道德乌托邦的建构。
  西方人士认为,随着生态主义、女性主义在当代西方文化中的发展,展露其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内在缺陷,而生态主义、女性主义意识的崛起,表明西方文化正在进行着深度的转换,或者说,一种新型的西方文明正在出现。所谓新型的文明,即不同于笛卡尔式的、以主体为中心的占有性、主客二分性的文明。或者说,不再是韦伯所论证的那种西方式的工具理性精神主导的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精神,而是一种克服主体中心性的、生态主义的、交互主体性的文明。在传统乌托邦的长期隐退中,逐渐呈现出这样一种新的文明型态。对此,我们必须要有理论的敏感力。而哈贝马斯正是在这样一种20世纪后期的文化氛围中重构道德乌托邦的。
  近代以来工具理性的宰制以及由此生长出来的西方近代文明的自信,是西方现代乌托邦的内核。正是这样一种支配性、占有性的工具理性型乌托邦的危机,使我们处于乌托邦之后的历史时代。然而,哈贝马斯认为,传统乌托邦力量的耗尽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不可能有重构乌托邦的可能。这种可能性就存在于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社会之中。
  雅各宾党人的道德乌托邦、“文化大革命”的道德乌托邦与恐怖行动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就前者而言,它与卢梭的后期思想(体现在《社会契约论》中)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同时,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表明,必须把道德乌托邦与激烈的社会行动分离开来,而“雅各宾俱乐部及其垮台的真正教训在于,当你试图重新创造的那种道德表达方式一方面为普通大众不相容,另一方面又与知识精英格格不入时,你不能希望在全民族范围内重塑道德。以恐怖方式把道德强加在他人身上的企图——圣•贾斯特的方法——是那些瞥见这个事实但却不愿意承认它的人出于孤注一掷的权宜之计”。雅各宾党人的道德乌托邦企图以暴行来改造社会的道德,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就是它包含着企图以道德先知先觉者(罗伯斯庇尔说,是“国民的先知”)的理性重新塑造社会的支配性欲望。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主体中心性的,是福科所批判的权力型的。因此,它与韦伯所揭示的工具理性内在相通。所以,我们可以说,道德乌托邦与社会暴行的内在关系只是相对于特定的乌托邦而言的,并不能认为这种关系在人类社会具有普遍性。
  这里应当指出,雅各宾党人的道德乌托邦是启蒙运动的一种极致。而除了雅各宾党人的社会乌托邦外,启蒙运动以来还有一个以文本形式出现的道德乌托邦的典型代表,这就是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或者说,是康德的理性的目的王国。当然,雅各宾党人的道德乌托邦也是有其文本依据的,这就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哈贝马斯力图重构道德乌托邦,所要重建的,是康德的理性的目的王国,不是雅各宾党人的社会乌托邦。哈贝马斯的道德乌托邦的重构,只不过是转换了康德的基点,即从主体中心到交互主体中心。但这不仅从根本上体现了康德所说“人是目的”的精神,克服了康德伦理的内在缺陷,从而拯救了康德的道德普遍主义,而且,这种基点的转换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社会意义,它恰恰体现了时代的需要,表明了西方文明的新方向。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哈贝马斯与雅各宾党人的一个实质性的区别还在于,雅各宾党人的道德乌托邦是靠这些自命为道德先知的雅各宾党人(山岳党人),以恐怖行动重新塑造道德来达到的;哈贝马斯的道德乌托邦则是建立在皮亚杰及柯尔伯格的结构主义的学习理论或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上的,他寄希望于话语伦理阶段的普遍到来,以及交互主体性的没有压制的社会话语环境。自由平等精神与道德先知的中心性(这是笛卡尔主体中心理性的又一再现)这一启蒙精神的内在死结,到哈贝马斯这里才分离开了,而这一死结可说是三百年来人类精神的困境。面对人类的忧虑,他给我们指出了希望。
  哈贝马斯的这个道德乌托邦是他全部交往伦理思想的内核,我们只有从他的交往伦理思想的整体意义上,才可认读出来。因此,为了深刻认识这个乌托邦以及哈贝马斯的诸多理论贡献,本书全面阐述了哈贝马斯的相关理论。让我们一同走进他的思想深处吧,我只不过是一个引导者,相信你们所获得的,一定比我在海边所捡到的这几个贝壳更引为自豪。
                             作 者
                             于寓所

显示全部后记

  此书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通过此书的研究与写作,我真正体会到了学术工作的艰难。在近五年的研究与写作中,前后易稿不下五次。此书稿最初原坯是我的博士论文。但此书目面较之原来的论文,已经全非了。此书定稿后,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李德顺老师和商务印书馆李连科老师的大力支持,使得此书能够得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此首先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在写作及其修改过程中,对于所有有益于我的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要感谢罗国杰老师对选题的支持与指导;万俊人先生、何怀宏先生提供资料,使我的研究得以顺利进行,是我应当感谢的;同时,对于冯俊先生、焦国成先生、万俊人先生、陈瑛先生、钟宇人先生、李毅章先生所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也深表谢意。在进而修改过程中,王树人先生、薛华先生,尤其是得徐友渔先生引见章国锋先生,章先生所提出的关键性的意见,使本书得以进―步完善。章先生与本人原并不相识,他能如此不吝赐教,令人感动。值得指出的是,1999年7月有幸参加十一届中国哲学国际会议,会上沈清松先生发表的有关论点,深感有助于书中若干问题的解答,得沈先生惠许而引用之,使得本书若干部分得到充实而有说服力。还有陈亚明女士、田园先生的真诚帮助,都是我应当感谢的。此书得以如此面世,实赖多方智慧。
  学术乃天下人之公器,今日虽偶得一二,其中仍有浅陋之处。愿与天下人共究之,以图学术之共进也。
                           龚群
                         于北京寓所2000年9月

显示全部作者简介

  龚群,江西南昌人。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湖北大学哲学系。已出版个人专著:《青年伦理学》(1988)、《人生论》(1991),《原道论》(1996)、《韩非子传》(1997)、《当代中国社会伦理生活》(1998)、《自由与潇洒——中国人的情性观》(1999)、《中国商德——经济伦理研究》(2000)、《当代西方道义论与功利主义研究》(2002)。译著:麦金太尔著《德性之后》(主译)(1995)、阿玛蒂亚•森主编《生活质量》(主译、待出)、麦金太尔著《伦理学简史》等。在海内外各种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显示全部内容简介

  哈贝马斯是德国当代著名思想家,享有世界性的声誉。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及交往(话语)伦理学,已被当代学者认为具有社会哲学及其伦理学理论的典范转换的重大意义。哈贝马斯又是站在现代性立场上坚定地维护现代性的少数西方著名思想家之一。本书是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第一本著作,系统而全面地介绍并评述了哈贝马斯的伦理思想,并将其置于西方哲学的大背景中加以研究,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显示全部目 录

前言
导论 哈贝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
 一、生平及著述
 二、学术发展阶段
 三、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内在关系
 四、交往合理性
第一章 伦理本体论
 一、社会世界
 二、生活世界
第二章 交往行为的合理性
 一、行为类型的区分及交往行为概念
 二、交往行为的中心概念
第三章 话语伦理学的普遍语用学基础
 一、话语:交往主体生存的大地
 二、伦理视域的转换
第四章 交往资质与交互活动
 一、交往资质
 二、交互活动
第五章 道德规范的有效性
 一、道德情感之网
 二、对道德怀疑主义的清算
 三、“类似于真实性的要求”
第六章 话语伦理学的普遍性原则
 一、话语伦理学原则
 二、实践话语的搭桥原则
 三、话语原则的三层次内涵
 四、话语伦理学原则的应用
第七章 话语伦理学的意义
 一、话语伦理学的基本特征
 二、话语伦理与社会危机
 三、话语伦理学与交往合理性
 四、话语伦理学与后现代思潮
 五、哈贝马斯:理性与理想
主要参考文献
CONTENTS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