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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几年以前就应该奉献给读者的书，因为它是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项目之一。1994年初稿完成后，我觉得有些内容的安排还要斟酌，便没有立即进行修改定稿，而是过了一段时间才修改的。改后，未立即送出，又放了几个月，再看，又有一些不满意，于是时而思考时而修改，加上有别样工作以及身体原因，直到2000年才最后定稿。
我学习汉语词汇史是从1959年开始的。当年春，我留校做助教并被派往北京大学，先后从周祖谟、王力两位先生进修汉语词汇史。1960年，北大汉语专业1956级集体编写汉语发展史，命运好，我又有幸参加了其中词汇史编写组的一些活动。在北大两年的进修，使我获得了许多有关汉语词汇史方面的知识，提高了科研能力，也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回到南开园后，我很想投入汉语史教学、科研的愿望，未能实现，因为工作需要我教古代汉语课、写作课，参加古汉语虚词词典的编写工作，还有，那些年的政治运动也多。
到了80年代，高年级开设汉语史选修课，并开始招收汉语史研究生，从此，我才有较多的时间结合教学，进行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工作。1987年我开始招收汉语词汇史硕士研究生以后，才把主要精力转到汉语词汇史的教学、科研上来。在研究过程中，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籍，数不清的语言资料，我真真切切体会到老一辈语言学家们提出的要采取断代的方式进行词汇史研究真是真知灼见。根据自己对语言资料掌握、熟悉的情况，我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先秦两汉时期词汇上。教学、科研齐头并进，除开设汉语词汇史课程外，又讲授了先秦词汇、上古汉语词汇课程。这本《上古汉语词汇史》就是在教学、科研基础上编写并经反复修改而成的。
在编写过程中，最费思索的，也是我感到最吃力、最难把握的一个问题是材料的组织安排问题。作为断代词汇史，要想较好地描述出本时期词汇发展的基本面貌和阐明其发展规律，科学地组织安排材料非常重要。由于自己学识水平所限，加上可以借鉴的经验不多，对书的框架结构我反反复复进行了多次的设计安排。结构的每次变动，都引起内容上的大删改，大调整。这，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开始着手编写时，受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中论述“汉语基本词汇的形成及其发展”时按词的词汇意义所表现的概念类别而对词分类进行研究的方法的启发，加上自己对《尔雅》中一些义类的词进行过研究的亲身体会，采取了通过对若干义类的词的发展变化情况的描写论述，来反映上古汉语词汇发展的方法。对天象、颜色、亲属称谓、农业、法律、行走动作、程度等十几个义类的词分类进行分析，论述它们在上古时期发展变化的情况及特点，在此基础上说明上古汉语词汇发展的一些规律。过了一段时间，感到所论述的只是上古词汇中某些义类的词，不足以反映上古词汇的全貌；有些重要的问题，如上古汉语词义的发展、构词法的发展、同义词的发展等，用这种方法无法反映。于是拆散了原框架结构，进行了几乎是另起炉灶的修改。第二阶段，参考王力、潘允中、史存直、向熹诸先生所写的汉语词汇史，对书稿的内容结构改为从词汇的发展、词义的发展、构词法的发展、同义词和反义词的发展、委婉语的发展、外语借词的吸收等几个方面来论述上古汉语词汇的发展。修改以后，内容丰富了，也较全面地反映了上古汉语词汇发展的面貌。书稿将要送出去时，突然又想放放再说。果然，过了一段时间，觉得还是有问题：词汇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关系非常密切，从殷商到两汉，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词汇的发展有不同的特点，而这种写法不能清楚细致地反映不同历史时期词汇发展的情况。于是对这种写法又进行了修改。第三阶段，以词汇的发展为重点，分三个时期来论述词汇的发展。其间对每个时期词汇的发展所包含的内容，以及既突出不同时期的特点又保持前后的连贯等方面，又几经增删修改，最后才形成现在这种框架结构。这样组织安排材料，虽较前两种安排弊病少了一些，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有关名物词的内容较多，动词、形容词等较少；有些与社会发展关系不太密切而属于基本词汇的词、一些表示抽象概念的词的发展论述较少，等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个人目前还苦于没有好的办法。
描述词汇的发展，常常需要确定一些语词或词义的产生时代。从上古汉语词汇来看，大部分词或词义的产生时代，根据现有的语言资料和前人、今人的研究成果，是可以确定或大致能确定的。但也有一些词或词义要确定其产生时代则比较困难。如有些上古古籍非一时一人之作；或虽可定为某时之作，但掺入了后人增补的内容，或经过后人的整理。在没有其他同时代语言资料可供参考对照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出现在这样一些书中的词或词义的产生时代，往往是一个难题。如“豆”用作豆类作物的总称，一般都认为在汉代以后，因为一般先秦古籍中“豆”均无此义。但在《内经》中，“豆”出现15次，其中单独使用6次；用作语素构成“大豆”、“小豆”、“赤小豆”等词9次，全是表示豆类作物的意义。《内经》一书，一般认为虽然在流传过程中掺入一些后人补撰的内容，但其主要部分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一说战国时期)，作为医学著作，除医学术语外，使用的多是接近口语的词语。由此推测，在秦汉以前的口语或方言中，“豆”极有可能已用于表示豆类作物。由于一般先秦古籍中“豆”均无此义，能否认为“豆”表示豆类作物的意义在战国时已产生，实无把握。类似情况，还有一些。
如何进行断代词汇史的研究，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本书可以说是在讨论会上的一次发言，是一块引玉之砖。希望和同行学者们共同切磋探讨，以期促进断代词汇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再者本书之所以历时近十年才定稿，和自己想尽量减少错误、疏漏有关。虽然有此愿望，但因水平所限，书中错误、疏漏之处仍然在所难免。我恳切地盼望得到同行、专家和读者们的批评指正。
在本书即将付印之时，我深切地怀念将我领进汉语词汇史研究之门的周祖谟先生和王力先生，不断鼓励我继续走下去的张清常先生；诚挚地感谢对本书的编写给予热情支持和帮助的王延栋先生和研究生谢志刚，慨允出版此书的商务印书馆和对书稿提出不少宝贵意见、对本书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史建桥先生。另外，我还想提及的是我的老伴马光琅，他是本书每一稿的第一读者，曾提出过不少让我思考的问题，还为我誊写书稿、查对例句，此书稿的完成，他也是付出辛劳的。
徐朝华
2000年12月
我学习汉语词汇史是从1959年开始的。当年春，我留校做助教并被派往北京大学，先后从周祖谟、王力两位先生进修汉语词汇史。1960年，北大汉语专业1956级集体编写汉语发展史，命运好，我又有幸参加了其中词汇史编写组的一些活动。在北大两年的进修，使我获得了许多有关汉语词汇史方面的知识，提高了科研能力，也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回到南开园后，我很想投入汉语史教学、科研的愿望，未能实现，因为工作需要我教古代汉语课、写作课，参加古汉语虚词词典的编写工作，还有，那些年的政治运动也多。
到了80年代，高年级开设汉语史选修课，并开始招收汉语史研究生，从此，我才有较多的时间结合教学，进行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工作。1987年我开始招收汉语词汇史硕士研究生以后，才把主要精力转到汉语词汇史的教学、科研上来。在研究过程中，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籍，数不清的语言资料，我真真切切体会到老一辈语言学家们提出的要采取断代的方式进行词汇史研究真是真知灼见。根据自己对语言资料掌握、熟悉的情况，我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先秦两汉时期词汇上。教学、科研齐头并进，除开设汉语词汇史课程外，又讲授了先秦词汇、上古汉语词汇课程。这本《上古汉语词汇史》就是在教学、科研基础上编写并经反复修改而成的。
在编写过程中，最费思索的，也是我感到最吃力、最难把握的一个问题是材料的组织安排问题。作为断代词汇史，要想较好地描述出本时期词汇发展的基本面貌和阐明其发展规律，科学地组织安排材料非常重要。由于自己学识水平所限，加上可以借鉴的经验不多，对书的框架结构我反反复复进行了多次的设计安排。结构的每次变动，都引起内容上的大删改，大调整。这，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开始着手编写时，受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中论述“汉语基本词汇的形成及其发展”时按词的词汇意义所表现的概念类别而对词分类进行研究的方法的启发，加上自己对《尔雅》中一些义类的词进行过研究的亲身体会，采取了通过对若干义类的词的发展变化情况的描写论述，来反映上古汉语词汇发展的方法。对天象、颜色、亲属称谓、农业、法律、行走动作、程度等十几个义类的词分类进行分析，论述它们在上古时期发展变化的情况及特点，在此基础上说明上古汉语词汇发展的一些规律。过了一段时间，感到所论述的只是上古词汇中某些义类的词，不足以反映上古词汇的全貌；有些重要的问题，如上古汉语词义的发展、构词法的发展、同义词的发展等，用这种方法无法反映。于是拆散了原框架结构，进行了几乎是另起炉灶的修改。第二阶段，参考王力、潘允中、史存直、向熹诸先生所写的汉语词汇史，对书稿的内容结构改为从词汇的发展、词义的发展、构词法的发展、同义词和反义词的发展、委婉语的发展、外语借词的吸收等几个方面来论述上古汉语词汇的发展。修改以后，内容丰富了，也较全面地反映了上古汉语词汇发展的面貌。书稿将要送出去时，突然又想放放再说。果然，过了一段时间，觉得还是有问题：词汇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关系非常密切，从殷商到两汉，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词汇的发展有不同的特点，而这种写法不能清楚细致地反映不同历史时期词汇发展的情况。于是对这种写法又进行了修改。第三阶段，以词汇的发展为重点，分三个时期来论述词汇的发展。其间对每个时期词汇的发展所包含的内容，以及既突出不同时期的特点又保持前后的连贯等方面，又几经增删修改，最后才形成现在这种框架结构。这样组织安排材料，虽较前两种安排弊病少了一些，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有关名物词的内容较多，动词、形容词等较少；有些与社会发展关系不太密切而属于基本词汇的词、一些表示抽象概念的词的发展论述较少，等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个人目前还苦于没有好的办法。
描述词汇的发展，常常需要确定一些语词或词义的产生时代。从上古汉语词汇来看，大部分词或词义的产生时代，根据现有的语言资料和前人、今人的研究成果，是可以确定或大致能确定的。但也有一些词或词义要确定其产生时代则比较困难。如有些上古古籍非一时一人之作；或虽可定为某时之作，但掺入了后人增补的内容，或经过后人的整理。在没有其他同时代语言资料可供参考对照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出现在这样一些书中的词或词义的产生时代，往往是一个难题。如“豆”用作豆类作物的总称，一般都认为在汉代以后，因为一般先秦古籍中“豆”均无此义。但在《内经》中，“豆”出现15次，其中单独使用6次；用作语素构成“大豆”、“小豆”、“赤小豆”等词9次，全是表示豆类作物的意义。《内经》一书，一般认为虽然在流传过程中掺入一些后人补撰的内容，但其主要部分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一说战国时期)，作为医学著作，除医学术语外，使用的多是接近口语的词语。由此推测，在秦汉以前的口语或方言中，“豆”极有可能已用于表示豆类作物。由于一般先秦古籍中“豆”均无此义，能否认为“豆”表示豆类作物的意义在战国时已产生，实无把握。类似情况，还有一些。
如何进行断代词汇史的研究，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本书可以说是在讨论会上的一次发言，是一块引玉之砖。希望和同行学者们共同切磋探讨，以期促进断代词汇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再者本书之所以历时近十年才定稿，和自己想尽量减少错误、疏漏有关。虽然有此愿望，但因水平所限，书中错误、疏漏之处仍然在所难免。我恳切地盼望得到同行、专家和读者们的批评指正。
在本书即将付印之时，我深切地怀念将我领进汉语词汇史研究之门的周祖谟先生和王力先生，不断鼓励我继续走下去的张清常先生；诚挚地感谢对本书的编写给予热情支持和帮助的王延栋先生和研究生谢志刚，慨允出版此书的商务印书馆和对书稿提出不少宝贵意见、对本书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史建桥先生。另外，我还想提及的是我的老伴马光琅，他是本书每一稿的第一读者，曾提出过不少让我思考的问题，还为我誊写书稿、查对例句，此书稿的完成，他也是付出辛劳的。
徐朝华
20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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