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前言
我写作本书的目的不仅是为阐明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更是为提出改善的办法。出于这一目的，我采用了对全球化的一种颇为严格的定义：我将它定义为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全球金融市场及跨国公司对各国经济日益加强的支配。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缩小讨论所关注的范围。我认为，全球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国际机构的发展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同步，而我们的政治安排则落后于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基于这些前提，我提出了一系列实际可行的建议，它们可以使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更稳定、更公平。
我之所以写作本书，是因为我看到了一种无意中的联盟，它由极右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和极左的反全球化积极分子组成。他们本同床异梦，但联起手来之后，却形成了破坏或削弱我们现存国际机构的威胁。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想组建另外一种联盟，这个联盟的使命就是改革和加强我们的国际机构，并创造我们所需要的新机构来解决导致人们目前的不满情绪的那些社会问题。诚然，我们现存的国际金融与贸易体系（IFTIs）还有些缺陷，所有的机构都难免有缺陷。这正是改进这些机构的理由，而不是将其毁坏的依据。
我认为自己具有一些非同寻常的资格来从事这项事业。在全球金融市场里，我一直是一名成功的实干家，这使我能以一个内行的眼光来看待国际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更直截了当地说，我一直积极地参与弥补经济全球化种种缺陷的努力。我建立了一个包括许多基金会的网络，专门负责促进我所称的开放社会（open societies）的发展。我认为，目前形式下的全球资本主义是一种扭曲的形式，它本应是全球开放社会。虽然我只是金融市场里众多专家中的一员，但对人性未来的积极关注使我独树一帜。我将过去五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全球化的缺陷，并就这一问题写了几本书和几篇文章。我撰写的上一本书即《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在提供解决办法方面着墨不多。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撰写本书的目的，也是为了弥补这一不足。
人们常常对我说：在全球金融市场中获利和试图对该市场进行改革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我看不出有什么矛盾。我之所以热衷于改进已使我获得成功的国际金融体系，其目的是为了使这个体系变得更持久。从时间上说，我的这一兴趣产生得比我进入金融市场早。我是1930年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经历了纳粹和苏联占领时期。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对一个人的福利和生存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时深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作者卡尔•波普哲学的影响。在成为对冲基金管理人取得足够的成就后，我立刻建立了一个基金会，即开放社会基金会（现在的开放社会研究所），去“开放封闭的社会，帮助开放的社会更好地成长，并培养一种严谨的思维模式。”那是1979年的事。起初，这个基金会主要关注的是使那些封闭的社会开放，后来，在苏联帝国崩溃以后，则注重促进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过渡；而最近致力于解决全球资本主义的弊端。本书就是这一事业的副产品。
在努力建立改革和加强我们的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的联盟的过程中，我碰到了一个困难：动员公众反对某种东西，总是比动员他们支持某种东西容易得多。一个建设性的议程必须足够普遍化，能满足人们的愿望，但又须足够具体，以便能形成一个以它为中心的联盟。这样一个议程不可能由个人单独提出。因此，我将书稿向各色人等广为散发，征求他们的反馈意见。我收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评论和批评意见，并把其中我认为很有道理的那些建议融入了最终的成品。我相信最终定稿的书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纲领，这个纲领公众可以支持，世界各国政府也可以执行。本书的中心内容是提出了一个建议，用特别提款权（SDRs）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公共物品。这个方案不能治愈全球化的所有弊病——什么方案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它应有助于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2001年9月11日，我打造最后成品的工作进展顺利，恐怖分子也在此时发动了袭击。这一事件造就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环境。我觉得这书当时所谈的还不够深入。它局限于提出一套我在“9•11”之前认为是切实可行的建议，但并未详细阐述促使我写作本书的对全球开放社会的构想。眼下这个时候正是这种观念获得大家注意的大好时机。仅仅对恐怖主义宣战是不够的；人们还需要对前面那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正确认识。
“9•11”事件震撼了美国人民，使他们认识到别人看待他们和他们自己看待自己的角度可能非常不一样。与平时相比，他们更愿意去重新评估这个世界以及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这为深入地重新思考、重新塑造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而这在“9•11”之前是不可能的。
于是我决定为本书增加一章结论，概括我对全球开放社会的构想。其结构与本书的其余章节不同。它更像一本论战的小册子，而不是一份有关全球资本主义缺陷的深思熟虑的报告；更多地是一种抽象的想象，而非一套切实可行的建议。我打算到时候再进一步详细论述。更重要的是，这个结论还需要经过本书的其余部分已经经历过的批评过程。实际上，它更需要这一过程，因为就它所讨论的主题而言，我所知道的比我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知识要少得多。
对是否把这个结论部分包括进本书里，我曾犹豫难决。因为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共识，而这个结论部分可能危及这一目标。尤其是特别提款权建议的实施需要美国的支持，而我的结论对布什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上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最终，我决定相信我想动员起来的公众。支持特别提款权的人并不需要同意我所有的观点。如果人民支持，一个民主政府就必须尊重人民的意愿，即使它不喜欢我的批评。
我之所以写作本书，是因为我看到了一种无意中的联盟，它由极右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和极左的反全球化积极分子组成。他们本同床异梦，但联起手来之后，却形成了破坏或削弱我们现存国际机构的威胁。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想组建另外一种联盟，这个联盟的使命就是改革和加强我们的国际机构，并创造我们所需要的新机构来解决导致人们目前的不满情绪的那些社会问题。诚然，我们现存的国际金融与贸易体系（IFTIs）还有些缺陷，所有的机构都难免有缺陷。这正是改进这些机构的理由，而不是将其毁坏的依据。
我认为自己具有一些非同寻常的资格来从事这项事业。在全球金融市场里，我一直是一名成功的实干家，这使我能以一个内行的眼光来看待国际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更直截了当地说，我一直积极地参与弥补经济全球化种种缺陷的努力。我建立了一个包括许多基金会的网络，专门负责促进我所称的开放社会（open societies）的发展。我认为，目前形式下的全球资本主义是一种扭曲的形式，它本应是全球开放社会。虽然我只是金融市场里众多专家中的一员，但对人性未来的积极关注使我独树一帜。我将过去五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全球化的缺陷，并就这一问题写了几本书和几篇文章。我撰写的上一本书即《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在提供解决办法方面着墨不多。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撰写本书的目的，也是为了弥补这一不足。
人们常常对我说：在全球金融市场中获利和试图对该市场进行改革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我看不出有什么矛盾。我之所以热衷于改进已使我获得成功的国际金融体系，其目的是为了使这个体系变得更持久。从时间上说，我的这一兴趣产生得比我进入金融市场早。我是1930年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经历了纳粹和苏联占领时期。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对一个人的福利和生存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时深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作者卡尔•波普哲学的影响。在成为对冲基金管理人取得足够的成就后，我立刻建立了一个基金会，即开放社会基金会（现在的开放社会研究所），去“开放封闭的社会，帮助开放的社会更好地成长，并培养一种严谨的思维模式。”那是1979年的事。起初，这个基金会主要关注的是使那些封闭的社会开放，后来，在苏联帝国崩溃以后，则注重促进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过渡；而最近致力于解决全球资本主义的弊端。本书就是这一事业的副产品。
在努力建立改革和加强我们的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的联盟的过程中，我碰到了一个困难：动员公众反对某种东西，总是比动员他们支持某种东西容易得多。一个建设性的议程必须足够普遍化，能满足人们的愿望，但又须足够具体，以便能形成一个以它为中心的联盟。这样一个议程不可能由个人单独提出。因此，我将书稿向各色人等广为散发，征求他们的反馈意见。我收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评论和批评意见，并把其中我认为很有道理的那些建议融入了最终的成品。我相信最终定稿的书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纲领，这个纲领公众可以支持，世界各国政府也可以执行。本书的中心内容是提出了一个建议，用特别提款权（SDRs）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公共物品。这个方案不能治愈全球化的所有弊病——什么方案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它应有助于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2001年9月11日，我打造最后成品的工作进展顺利，恐怖分子也在此时发动了袭击。这一事件造就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环境。我觉得这书当时所谈的还不够深入。它局限于提出一套我在“9•11”之前认为是切实可行的建议，但并未详细阐述促使我写作本书的对全球开放社会的构想。眼下这个时候正是这种观念获得大家注意的大好时机。仅仅对恐怖主义宣战是不够的；人们还需要对前面那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正确认识。
“9•11”事件震撼了美国人民，使他们认识到别人看待他们和他们自己看待自己的角度可能非常不一样。与平时相比，他们更愿意去重新评估这个世界以及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这为深入地重新思考、重新塑造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而这在“9•11”之前是不可能的。
于是我决定为本书增加一章结论，概括我对全球开放社会的构想。其结构与本书的其余章节不同。它更像一本论战的小册子，而不是一份有关全球资本主义缺陷的深思熟虑的报告；更多地是一种抽象的想象，而非一套切实可行的建议。我打算到时候再进一步详细论述。更重要的是，这个结论还需要经过本书的其余部分已经经历过的批评过程。实际上，它更需要这一过程，因为就它所讨论的主题而言，我所知道的比我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知识要少得多。
对是否把这个结论部分包括进本书里，我曾犹豫难决。因为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共识，而这个结论部分可能危及这一目标。尤其是特别提款权建议的实施需要美国的支持，而我的结论对布什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上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最终，我决定相信我想动员起来的公众。支持特别提款权的人并不需要同意我所有的观点。如果人民支持，一个民主政府就必须尊重人民的意愿，即使它不喜欢我的批评。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