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出版说明
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爱读传记书，渴望从中吸取营养，鞭策和激励自己的人生，世界名人传记更是青年们钟爱的读物。这些名人都是历史人物中的佼佼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奋力拼搏，或以其深邃的思想睿智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或以其叱咤风云的政治生涯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或以其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巨大成就造福于人类。当然，任何名人或伟人都与普通人一样受到历史的局限，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传记书的翻译出版工作。80年代以来，此项译事更加有计划地进行，在翻译界和读书界的鼎力支持与协助下，已经以专著或通俗读物单行本形式出版百余种。但由于这类传记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不便于读者研读查考。因此，我们决定先从过去已出版的这类书中，选择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中有代表性的名人的传记编印成这套《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同时也陆续增加一些新选题。采用原译本排印，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尽统一；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均予保留，个别序跋有所修订。增补的新译本，我们当力求其更富于科学性和知识性，保持现有选本内容翔实和文字生动的特点，从而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爱因斯坦在欧洲度过了青壮年，晚年定居美国，他只是在中年时出访过其他一些地方。43岁那年，爱因斯坦携他的第二位妻子到过东方。在这次远行中，他们到了上海和香港。诸如此类的接触有助于唤醒爱因斯坦对孔夫子学说持久的钦佩。
尽管爱因斯坦与其他文化的直接接触有限，却一生都强烈地希望全世界各国人民和谐共存。他常常表达这样的观点：科学能够在促进民族之间的共同理解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在一篇题为《科学的共同语言》的论文中，他写道：“如果我们真诚而热情地期望安全、幸福和人们才能的自由发展，我们并不缺少接近这种状态的手段。”这意味着：“科学概念和科学语言的超国家性质，是由于它们是由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的最好的头脑所建立起来的。”
科学永远是爱因斯坦的主要献身对象，而人类的命运也是他的主要关心对象之一。本书试图对这位世纪伟人的诸方面做出公正的评述，但愿它能有助于激发我的不同年龄的中国朋友们自由地发挥他们各自的才华。
亚伯拉罕•派斯
两年多前，在一个颇为隆重的酒会上，我遇到了商务印书馆的一位编辑。通过交谈，才发现我正是他要找的人。原因是商务买了派斯这本书的版权，而早在几年前，广东教育出版社通过派斯本人授权，已出版了本书的中译本，我是主要译者之一。后来商务印书馆与广东教育出版社经过友好协商，同意让我们的中译本在商务重新出版。趁着这个机会，我决定对译稿进行一次全面的校对。
本来应该是件很轻松的事，但我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尽管我们的译本当年出版后，曾获得过一些学人的好评，但我还是有点诚惶诚恐，如履薄冰。这一年多来，我逐句对照全文，重新校对了译稿，改正了一些错译之处，根据情况的变化加上了一些注释，使之与原文更为接近。尽管比较枯燥，对于自己的工作结果还算满意。由于水平有限，错误之处肯定在所难免，真诚欢迎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本书作者派斯(Abraham Pais，1918－2000，我们曾译为派伊斯)，1918年5月19日出生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犹太人家庭，2000年8月4日在哥本哈根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享年82岁。1938年派斯从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毕业，获学土学位。随后又在那里随比利时物理学家罗森菲尔德(Léon Rosenfeld)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为了赶上德国当局限定的可以让犹太人获得博士学位的最后期限(1941年6月14日)，派斯废寝忘食，终于在6月9日通过答辩得到了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随着纳粹对犹太人迫害的升级，派斯的厄运也随之来临，尽管东躲西藏，1945年3月他还是被盖世太保抓起来，投入监狱，直到战争结束后，才被释放。派斯在1997年出版的一部自传本著作《双洲记：乱世中的一名物理学家的生活》(A Tale of Two Continents：A Physicist's Life in a Turbulent World)里，详细地叙述了这一悲惨的经历。
战后，派斯在1946年初去了哥本哈根，在那里作过短暂停留。经玻尔推荐，他在同年秋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正是在普林斯顿期间，他与爱因斯坦有过不少接触。他在基本粒子物理学方面所做的不少第一流的研究工作，也是在普林斯顿完成的。派斯1954年加入美国籍，1963年成为纽约洛克菲勒大学教授。1985年退休后，任该大学的Detlev W．Bronk荣休教授。1962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79年获罗伯特•奥本海默奖，1993年获丹麦皇家科学院科学奖章。他还担任过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文学与科学院院士。逝世前几年，他每年有一半时间在丹麦哥本哈根度过。
他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确立新粒子“协同产生”的经验规则。第二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两种中性K介子的混合和再生。他的其他贡献有G宇称的提出，SU(6)对称性破缺的研究等等。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派斯转入物理学史研究，成为该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由于他曾与众多的物理大师，如爱因斯坦、玻尔、奥本海默、狄拉克、费曼等人一起工作过，他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他写的科学家传记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
本书初版于1982年，1983年即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同年还获美国物理学会、钢铁基金会物理学和天文学著作奖。1997年时已重印12次。据说累积销量达50万册以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曾向国内推荐过本书。“这可能是爱因斯坦本人最喜爱的关于自己的传记。”
派斯，这位在爱因斯坦生前最后9年里与他熟知的物理学家，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牛顿以来最著名的物理学家的生活与思想的向导。通过利用一些迄今为止尚未发表的文献，加上他多年来与爱因斯坦私人交往的经历，十分生动同时又异常准确地向我们叙述了爱因斯坦的历程，因而使这本书成为不可动摇的权威的爱因斯坦传记。
这本书出版后，获得了广泛的好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书评这样写道：“它是科学家传记文体的里程碑……精确、诙谐、如溪水一样明晰。它成了衡量未来的科学家传记的标准。任何对爱因斯坦有兴趣的人都应该读一下这本书。”《科学》(Science)杂志这样评论：“首尾连贯地解释了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的几乎每个方面……这是一部独特、不可或缺的书。”《纽约图书评论》(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第一本极有价值的、全面研究爱因斯坦对科学所作的主要贡献的著作……既清晰又权威。”《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以一种同情而又十分精确的眼光来看待爱因斯坦的生平……全面审查了爱因斯坦的大量文件，并补充了迄今从未发表的丰富资料……。”《今日物理学》(Physics Today)杂志：“一部杰出的爱因斯坦传记，阅读它将会得到极大的快乐。”
1994年他又出版了《爱因斯坦往事录》(Einstein Lived Here：Essays for the Layman)，主要涉及到爱因斯坦的科学以外的方面，可以说是本书的姊妹篇。其他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1988年出版的《内界》(Inward Bound：Of Matter and Forces in the Physical World)，1991年出版的《玻尔传》(Niels Bohr’s Times：In Physics，Philosophy，and Polity)，1998年与人合编的《狄拉克传》(Paul Dirac：The Man and His Work)以及2000年出版的《科学天才》(The Genius of Science：A Portrait Gallery of 20th Century Physicists)。目前，除《狄拉克传》、《科学天才》以及前面提到的《双洲记》外，派斯的书都被译成了中文。其中本书在此之前就有两个中译本。除了我们的译本外，1988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还出版过陈崇光等人的译本《上帝是微妙的》。
这本曾花了我们数年功夫来翻译的书，真有这么重要吗?值得一再翻译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已逐渐主宰了我们生活所在的各个层面。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被评为“世纪之人”(Man of the Century)的爱因斯坦，早已成了现代科学的象征。有关他的传记可谓汗牛充栋，但精品不多。除了极少数恶意贬低爱因斯坦的传记外，总体来说，大部分传记属“歌功颂德”性质，或拘于某些方面，或限于某一时段，采通俗化的做法，宣讲爱因斯坦其人及其成就的高明和伟大。鲜有能全面而深入论述爱因斯坦整个一生的科学与生活的著作。只有派斯这本著作能达到这一要求。难怪连潜心研究爱因斯坦达40年之久的科学史家约翰•斯塔切尔(John Stachel)都极力推崇这本书，称之为“对于任何一个严肃的研究爱因斯坦的学者来说都是独特的，不可或缺的。”他甚至期望这本书能进一步地刺激目前正在复兴的爱因斯坦研究。”
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派斯这样来写爱因斯坦传了。首先他是一位很有造诣的科学家，又同爱因斯坦有过私人交往，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爱因斯坦的秘书海伦•杜卡斯的鼎力相助。同时，他又仔细地研究了爱因斯坦的主要论文，深入挖掘了相关的档案资料，比如，他为了研究爱因斯坦为什么受到新闻界的青睐，亲自查阅了几十年的《纽约时报》的微缩胶片。考虑到派斯写这本书时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这是非常难得可贵的。所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得这本传记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这本书对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做了非常连贯的解释，对相关的历史背景给出了生动并充满机智的介绍。它绝不仅是一部科学传记，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对爱因斯坦的复杂个性给出了最令人信服的说明的著作。派斯对爱因斯坦的政治观点和社会观点的介绍虽然简短，但却非常准确。他对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国际主义的主张，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复杂态度以及前后立场转变，都给予了准确的说明。派斯对爱因斯坦的概括性说明也是非常到位的，比如他说爱因斯坦是他所见过的“最自由的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句话是作者多年反复思考后得出的结论。派斯在本书中还提到了一些非常独特的观点。比如，他对爱因斯坦的名声为何这么大的解释，他对科学革命的看法，以及他所谓的超越“历史的边缘”来达成个人创造行为的说法，都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书后的四个附录，也让人耳目一新：爱因斯坦的合作者、爱因斯坦是如何获得诺贝尔奖的、爱因斯坦为诺贝尔奖写的提议以及一份详尽的爱因斯坦年表。这些内容具有很强的人文色彩。惟一让人不是特别满意之处，或许是派斯在叙述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消除了爱因斯坦身上的“反叛者”的色彩。对于这一点爱因斯坦本人曾承认过。
与一些其他的传记作者不同，派斯并不是随意地称赞和批评爱因斯坦，他的每一论证都是建立在广泛而又坚实的资料基础上。他并不忌讳在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比如对量子力学的解释上与爱因斯坦不一致，但他清楚地表明，爱因斯坦的观点并不是不正当的，而只是基于对物理学的未来发展的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派斯对爱因斯坦对量子理论的发展所做的贡献，给出了一个极佳的陈述，他解释了爱因斯坦为什么在量子力学得到成功发展后，仍不认为它是一个他所认为的原理理论。他清楚地阐明了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批评与其对统一场理论的追求之间的关系。他也明确地指出了爱因斯坦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所走的许多弯路。
如果人们非要挑这本书的毛病的话，那就是公式太多。对于没有受过物理学训练的读者来说，要想完全理解书中的深刻含义恐怕有一定的难度。应该说，这本书不是读一遍就能完全弄懂的，它需要反复地研读。但我相信，任何一个对思想史有兴趣，想真正了解科学发展的真实历程(包括犯错误、走弯路在内)的读者，都能从每一次的重读中得出新的体会。
当然，派斯本人主要是一位科学家，他不是职业的物理学史家。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难免会有不当之处，比如，他在解释狭义相对论的起源时，花了大量篇幅谈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结论是后者对狭义相对论的产生没有多大影响，但却对光行差和斐索实验所谈甚少，尽管他在书中也指出后两者对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派斯对EPR论文作用的贬低和批评，也值得商榷。但是这些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因为每位历史学家都会有取舍材料的标准，有时难免会有所失重。
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这都是一本值得极力推荐给广大读者的好书。
目前这个译本是在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上帝难以捉摸》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对于以前译本的形成过程，也有必要对读者有所交待。好在1998年版的“译后记”中已作了清楚说明，这里不妨直接引用过来。
12年前(这里指1986年)，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准备出版一套科学家传记丛书，这本爱因斯坦的权威传记由于曾得杨振宁先生的赞扬，也被列入选题之中。我一人无力担此重任，便邀请了当时同在浙江大学的李勇同学(现任职于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物理系的姜立才讲师(现在美国)与我一起合译。李勇译相对论部分(第六至第十五章)，姜立才译量子论的前两章(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其余部分由我翻译。我将所有译稿统校完毕，交给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其中我译的第三十一章《爱因斯坦为诺贝尔奖写的提议》还发表在1988年10月号的《世界科学》(上海)杂志上。整本书的翻译持续了一年多时间。书稿上交后，征订单也发了，其后却杳无音讯。这期间几位译者各奔东西，责任编辑也因出国不便联系。直到1995年，我从欧洲回到清华园，才被告之此书还未出版。
广东教育出版社的姚沙沙女士知道这种情况后，非常热心，表示愿意联系出版。于是前年底(此处指1996年底)我把译稿要回，准备直接交给新出版社。在交稿时，我发现当年的译作还是略显幼稚，语句处理方面也并非完全得当。为了对读者，同时更是对自己负责，决定花大力气对之重译，确保译文质量。为尽快完成如此重任，我与多年未联系的主要合作者李勇取得了联系。李勇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与我一起来承担此任。当时的具体分工是先由李勇进行初步修改，我再第二次修改，李勇再次校订，最后我再把关。由于我们相距遥远(北京－成都)，再加上我们同时还要从事自己的一些课题研究，使得我们的计划很难按时完成。李勇花大气力把原稿重新译校，有些稿件已被改得面目全非，不得不重新录入，打印成稿，然后再寄给我。由于章节太多，不可能一下子改好，为加快速度，只能是改好一章，寄给我一章，我改好后，再用特快专递寄给李勇，这期间的工作量可想而知。我在今年(指1998年)年初到MIT(麻省理工学院)前，已把李勇寄给我的修改稿全部对照原文又校改了一篇，分多次寄给李勇。最后，他又反复校对，才将打印稿和磁盘交给责任编辑。即使这样，仍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错误。好在责任编辑姚沙沙女士十分认真，对照原文逐字逐段推敲，增补遗漏，改正打印错误，使得译稿在质量上又多了一层保障。8月初我从美返国后，利用赴英之前的短暂休息间隔，又重新把译稿校对了一遍，同时也发现了一些以前不曾发现的错误，深感力不从心，翻译工作实非易事。
尽管经过多次反复修改，我还不敢说，我们的译稿就毫无问题了。在校改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问题一时还不能获得令自己满意的答案。比如，作者所引用的大量文献，有许多在文中都只是出现一个片段、一两句话甚至一两个单词，我们尽可能地查找了有关文献，有时还根据这些文献对作者过于简单的叙述作了适当的说明(译者注)。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全部原始文献，而离开原始文献仅凭“只言片语”来理解，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歧义和疑问。对于那些我们认为难以确定的地方，除反复斟酌，选出我们认为较为贴近的译法外，还附上了原文，供读者参考，非常希望读者能大力斧正。
必须指出的是，原书中所有出现德文引文的地方，我们均参考德文原文，而不只是按照派斯的英译来翻译的。
在这本跨度长达12年的翻译、校改、重译、重校过程中，我们曾得到过许多人无私的帮助。在这里要特别提到黄普生、秦垣(现在美国留学)先生、李先华教授、余斌博士以及打字员夏莲英、王隆花小姐。如果缺少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的帮助，本书的出版将是不可能的。派斯教授在我们翻译之初就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中文版序，并惠赠了原书。他在丹麦玻尔档案馆工作时，还把他写的玻尔传的部分打印稿寄给我，并谦虚地请我多提意见。去年初，正当我为此书的版权弄得焦头烂额时，他又慷慨地答应我们免付版税。在此谨对派斯教授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表示衷心感谢。需特别指出的是，合作者李勇君和责任编辑姚沙沙女士为此书的校改花了大量的、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他们的认真执著、默默奉献、淡泊名利、勤恳敬业精神，令我十分感动，再次感谢并致以钦佩之意。
之所以大段引用1998年版的“译后记”，是想表达所有曾对我们的翻译工作给予过帮助的人的深深谢意。在这里，我还要再次感谢姚沙沙女士，如果没有她的慧眼，这本译稿可能至今仍躺在抽屉中。如果不是她同意，这本书也不可能在商务再版，我也没有机会再次校对我们的译文。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始终非常热心，花了不少精力，他们的敬业精神让我感动。我还要感谢刘钝所长的知遇之恩。正是他的宽容大度和积极支持，使得我可以花大量时间做自己喜爱的事情。
我的合作者李勇(又称李泳)才思敏捷，涉猎广泛，语文功力远在我之上。如果他来做这件事，应该是最理想的人选。近几年来，他出版了多本译作，仅湖南科技出版社《第一推动丛书》中就收有他的四本译作。真是可喜可贺!期待着有机会与他再度合作。他早先曾写过一篇颇有深度的文章，本想这次放在译文前面作为导读，但他当时并没有存稿，无从找到，甚为可惜。
如果读者诸君能从我们的译本中获得些许收益，我们就非常满足了。同时希望诸位不吝指出译文中的不妥之处，以便再版时修订。
方在庆
2003年10月14日 于北京孚王府
本书作者亚伯拉罕•派斯教授是国际知名的科学史家和物理学家，生前曾与爱因斯坦共事，本书是他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档案馆多年工作的成果。本书详尽地论述了爱因斯坦的科学工作，评价了他对人类科学事业的巨大贡献，从另一角度论述了爱因斯坦科学之外的生活，他丰富多彩而又波澜壮阔的一生。
中文版序
致读者
凡例
I.导论
第1章 目标与计划
第2章 相对论和量子理论
第3章 年轻的物理学家
II.统计物理学
第4章 熵和几率
第5章 分子的实在性
III.狭义相对论
第6章 上帝难以捉摸
第7章 新运动学
第8章 历史的边缘
IV.广义相对论
第9章 “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思想”
第10章 爱因斯坦教授先生
第11章 布拉格论文
第12章 爱因斯坦—格罗斯曼合作
第13章 引力场理论：最初50年
第14章 引力场方程
第15章 新动力学
V.后来的历程
第16章 “一举成名的爱因斯坦博士”
第17章 统一场论
VI.量子理论
第18章 引言
第19章 光量子
第20章 爱因斯坦和比热
第21章 光子
第22章 插曲：BKS提议
第23章 一致性的丧失：量子统计学的诞生
第24章 承先启后的爱因斯坦：波动力学的诞生
第25章 爱因斯坦对新动力学的反应
第26章 爱因斯坦的理想图景
VII.旅程的终点
第27章 最后10年
第28章 尾声
VIII.附录
第29章 张量、助听器及其他：爱因斯坦的合作者们
第30章 爱因斯坦是如何获得诺贝尔奖的
第31章 爱因斯坦为诺贝尔奖写的提议
第32章 爱因斯坦年表
人名索引
主题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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