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FONT size=3><STRONG> 自 序</STRONG></FONT>
我国人民，在人种民族方面，往往自称是汉人，以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但“汉人”其实并非人种学的概念，因为汉朝以前必无所谓的汉人。汉人是指接受汉文化且经历过汉朝统治的这一群人，这群人之中其实包括了西羌、东夷、南蛮、北匈奴，但至今均已统称为汉人，因此这是一个文化概念。犹如海外许多华埠被称为唐人街、海外华人常被唤做唐人一样。汉唐之音尘，虽已去之邈远，吾人似乎还乐于接受它作为我们的共同印记与标帜。
汉唐的声威当然是烜赫可羡的。据考古研究所见，两汉长安城的宫殿，面积是现今北京紫禁城的二十几倍。现在的紫禁城，游览一趟都够令人目眩神摇了，何况汉代那“长廊广庑，途阁云蔓，闬庭诡异，门千户万”(张衡《西京赋》)的气象？现在我们去游北京颐和园，已感叹其昆明湖之浩淼；但汉代昆明湖的遗迹，尚存十几平方公里，竟是清朝圆明、长春、万春三个园林总和的三四倍，这又是什么气象？班固《西都赋》说在这些湖上可以“览沧海之汤汤”，实非虚语。
这种恢闳宽阔的建筑景观，其实正表现着一种恢阔广博的精神意态。地涵海负，雄浑开扩。而且这不是平面的开展与延伸而已，更有着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宇宙精神。所以班固说：“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若穿地为池，也是“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充满着挥斥八极、与天地同其呼吸的态度，坦坦荡荡，行坐笑傲于日月山川之间。
但是这种令人向往艳羡的精神，在近代却颇遭嗤议。批评者说汉人的宇宙精神是宇宙论、未确立人的“道德主体性”；说其上下与天地同流，是混方士于儒生，人文精神不免受了斲伤，且有君权神授之嫌；又说其恢闳只是夸饰；且谓其精神均遭礼教束缚，其学术亦深受政权独尊儒术所宰制。故先秦所开之人文精神至此乃一大压抑与扭曲，须待魏晋始由经学及礼教中解放出来，重新开启人的自觉。政治则更要迟至清末，方能逐渐摆脱秦汉专制王权之宰制，获得自由与民主……总之，万方有罪，罪始秦汉。
我在求学过程中，四处都充满了这种氛围。上文学史课，老师即痛骂汉代的代表性文体汉赋是“笨赋”，认为它体制庞大、堆垛铺张，虽侈陈物象、靡丽堂皇，但远不如魏晋六朝小赋情致摇曳，更能动人。甚至还有人说此非文学，不过是古人所编的一种类书或字书辞典罢了。上哲学史课，老师又痛批，谓汉代简直没有哲学，都是一些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类的迷信；讲气、讲宇宙论，更是缺乏自然科学知识。上思想史学术史，则经学烦琐的笺注，声韵文字训诂，令学习者如堕五里雾中，人人叫苦不迭，视如天书，也不觉得其中有何思想可言。偶读一二论列汉代思潮之书，所谈亦无非儒法斗争，或儒家与专制王权之冲突而已。而谈起政治社会史，汉代更惨。王朝之虐酷、人民之困苦、法律之苛严、社会之黑暗、三纲五常之不合理，无不被反复强调，反复痛骂。仿佛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因专制落后所造成的一切屈辱，推源溯始，都该由秦汉来承担。所有的课程，在先秦部分都显得生机盎然、异彩纷呈。一进入两汉，就沉重凝肃了起来。它庞大而庄严，但却显得那么困滞，其恢张徒显为妄诞，其广博亦仅显现为浅陋。要到魏晋，才又让人眼睛一亮，精神从沉重中松缓过来，感觉山清水媚、风光旖旎，如见魏晋风流人物，峨冠博带、裙屐清谈。
当时整个学界的意见气候大抵即是如此。但我浸润于其中，却总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因为我读汉代文献，有着很不一样的感受。例如乐府古辞，无论是“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夙昔梦见之”的缠绵，“感物怀所思，泣涕忽沾裳，伫立吐高吟，舒愤诉穹苍”的忧伤，“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当奈公何”之悲凉，“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乃伤悲”之古直，无不深深撼动着我，为之击节嗟咨不已。古诗十九首，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更是古人早有定评。“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无不蕴涵宇宙之大疑问、大悲哀，直叩人生存在之谜。纵或被视为伪作的苏李赠答，“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也令人低回不已。而那些赋，在我看来，也是有生命的。贾生鵩鸟、班固幽通，曹大家之东征、张平子之思玄，固无论矣。王褒洞箫、马融长笛，以及傅毅之赋舞，亦均醰醰有味，足以兴发志意。即使是上林、羽猎、甘泉、两都，恢拓闳肆，又何可多得？岂仅一句“笨赋”即能抹煞？
文学如此，经史等等亦然。史籍不必说了，史迁孤怀闳识，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班固密栗沈实，皆非后世史著所能方驾。经学章句，虽遗佚者多，但相关之训释笺注，毕竟仍是后人掌握儒学的渊薮或键钥，不可不考。且寻索玩绎愈久，愈能感觉其中含蕴弗穷，足供沉潜。就连习学者视为畏途的文字训诂材料，其实也有许多道理可说，可惜现今学者未能发挥罢了。
诸如此类感受，越来越强烈之后，我才逐渐体会到对汉代的轻忽或贬斥，本身就是具有思想史意义的事。
中国学术，本来即有汉宋两大思潮体系。宋学崛起，原就具有革命性质，所以认为汉魏南北朝所讲之经学儒学均未能延续孔孟之道，必须等到周敦颐、程明道等人，才接上了正道的统绪。可是宋学传至明末，学者又觉得它恐怕与孔孟有些距离，原始儒家之真面貌，或许仍应由汉人所传的经学中去找寻。故又推崇汉学以反宋学。此一风气，发展到晚清民初，渐渐形成了几种路向：一支继续提倡汉学而以经学考证为主，既将其范围扩及史籍与诸子等领域，又以文字声韵训诂为主要方法及学术内容。另一支则觉得汉人经学之真精神并不在考证，而在于发扬孔子的微言大义。故此一派学者以西汉公羊学为主要典范，讲通经致用之学，影响了清末的中兴、维新、革命等运动。还有一支则是起于对这种强调汉学风气的反抗，认为宋学仍有其价值，不宜废弃，且逐渐从汉宋并重发展到愈来愈偏于宋学的形态。
五四运动后，胡适等人标举汉学，称为科学方法，但反对汉学的思想内容。谓汉儒天人感应之类说法及独尊儒术的做法，是将专制王权与神权结合于学术权力，致使儒学为专制帝王服务，其内容又充满了迷信与虚妄。反对胡适这一类讲法的人，则提倡宋学，说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人士未能理解中国文化之大根大本。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是什么呢？就是孔孟所开，而为宋明理学所承继发扬之道统云云。
在这种情况下，汉学除了作为一种方法的意义之外，几乎是毫无价值了。
这样的学术发展，形成于历史的脉络中，我人虽感遗憾，而实亦无可奈何。对于整个学界鄙薄汉代思潮的状况，我并无力扭转。但我深知这种态度是不对的，近人对汉代之认识实多偏差。我之所见，固然未必真确，却也不妨随便写写，在这个大时代的边缘唱些不同的调子，世或有善听者，能因机而悟，亦未可知。
这里所收录的，就是一些对汉代思潮的简笔勾勒。没有一篇不是在唱反调，也没有一篇不在想办法开辟新的窗牖、新的径路，希望帮后来者指划一些新的星图与新的前景。如此老婆心切，或许反而会遭致反感与讥诮。倘若这样，那就当这是庸人呓语，聊抒己见好啦。
第一章《汉代哲学的定位》，乃1989年赴日本九州中国学会议担任主题演讲时的讲稿，权充导论。次章《自然气感的世界》，讲汉代气类感应的观念，以及环绕着“情”而展开的人性论。1987年蔡英俊将赴英伦深造，我写这篇文章与他商榷并以送行。友朋论学之乐，析疑问难，至今缅念不已。
第三章《风俗美善的追求》，讲汉人的政治理想。这种移风易俗的态度，既是政治的，又是美学的。1998年我另出版一册《饮食男女生活美学》，即是由汉代这一思路发展演绎而成，可以互参。
第四章《文人传统之形成》，论作者观的演变，借以说明我国文人传统如何形成于汉代、确定原本与探寻本义的汉学方法为何又出现于汉代。乃1991年我与蔡英俊、吕正惠等人办《中国文学批评》时所作。
第五章《文字意义的探索》，续论汉学方法。认为汉人对文字的辨析，已成为我国学人在进行思考时最基本的方法，依此方法而形成的哲学文字学亦与西方哲学有显著之差异。
第六章《儒家的星象政治学》、第七章《儒家的历数政治学》，则以汉代言论为主，申论儒家观象授时、结合天道以论政治的思想，说明太一北辰及历数在其中之作用。民国以来，学者对于这一部分的思想都缺乏理解，今始为粗发其凡。
第八章《学圣人的儒家》以韩婴为例，说西汉儒者如何成为经生；第九章《世俗化的儒家》以王充为例，谈东汉儒者如何成为文人。前者原为参加1992年政治大学所办汉代学术研讨会而作，后者是1991年与陈茂进、林安梧、王樾、郑志明等创办《当代中国学》时写的，如今陈茂进已归道山，思之不胜悯痛。
第十章论太平道、十一章论天师道，这是汉代道教两大教团，颇有渊源而内涵各异，也拥有不同的经典。因道教研究仍在起步阶段，相关问题尚少人董理，因此我想讲得详细些。论《太平经》一文曾收入我《道教新论》中，论《老子想尔》则1994年曾刊于堂兄龚群所办《道教文化》中，原本也想和谈太平道一样，详细展开申论，因事搁下了，遂仅成这个部分。
第十二章《游民社会及其思想问题》，乃1996年我写《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时，以汉代为例所做的考察。这样的考察，充分说明了以往我们对中国社会文化基本状况的掌握有多么偏宕、对其中包含的思想问题又有多么陌生。
综合这些篇章来看，论旨纷论，涉及者广。但事实上对汉代思潮的描述，还只是鼎尝一脔，该谈且值得谈的问题仍然很多，本书姑以此为鼓吹罢了。闻风遥契者，必有其人，余企望之矣。
一九九九年岁在己卯四月十九日
写于南华管理学院成均馆
我国人民，在人种民族方面，往往自称是汉人，以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但“汉人”其实并非人种学的概念，因为汉朝以前必无所谓的汉人。汉人是指接受汉文化且经历过汉朝统治的这一群人，这群人之中其实包括了西羌、东夷、南蛮、北匈奴，但至今均已统称为汉人，因此这是一个文化概念。犹如海外许多华埠被称为唐人街、海外华人常被唤做唐人一样。汉唐之音尘，虽已去之邈远，吾人似乎还乐于接受它作为我们的共同印记与标帜。
汉唐的声威当然是烜赫可羡的。据考古研究所见，两汉长安城的宫殿，面积是现今北京紫禁城的二十几倍。现在的紫禁城，游览一趟都够令人目眩神摇了，何况汉代那“长廊广庑，途阁云蔓，闬庭诡异，门千户万”(张衡《西京赋》)的气象？现在我们去游北京颐和园，已感叹其昆明湖之浩淼；但汉代昆明湖的遗迹，尚存十几平方公里，竟是清朝圆明、长春、万春三个园林总和的三四倍，这又是什么气象？班固《西都赋》说在这些湖上可以“览沧海之汤汤”，实非虚语。
这种恢闳宽阔的建筑景观，其实正表现着一种恢阔广博的精神意态。地涵海负，雄浑开扩。而且这不是平面的开展与延伸而已，更有着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宇宙精神。所以班固说：“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若穿地为池，也是“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充满着挥斥八极、与天地同其呼吸的态度，坦坦荡荡，行坐笑傲于日月山川之间。
但是这种令人向往艳羡的精神，在近代却颇遭嗤议。批评者说汉人的宇宙精神是宇宙论、未确立人的“道德主体性”；说其上下与天地同流，是混方士于儒生，人文精神不免受了斲伤，且有君权神授之嫌；又说其恢闳只是夸饰；且谓其精神均遭礼教束缚，其学术亦深受政权独尊儒术所宰制。故先秦所开之人文精神至此乃一大压抑与扭曲，须待魏晋始由经学及礼教中解放出来，重新开启人的自觉。政治则更要迟至清末，方能逐渐摆脱秦汉专制王权之宰制，获得自由与民主……总之，万方有罪，罪始秦汉。
我在求学过程中，四处都充满了这种氛围。上文学史课，老师即痛骂汉代的代表性文体汉赋是“笨赋”，认为它体制庞大、堆垛铺张，虽侈陈物象、靡丽堂皇，但远不如魏晋六朝小赋情致摇曳，更能动人。甚至还有人说此非文学，不过是古人所编的一种类书或字书辞典罢了。上哲学史课，老师又痛批，谓汉代简直没有哲学，都是一些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类的迷信；讲气、讲宇宙论，更是缺乏自然科学知识。上思想史学术史，则经学烦琐的笺注，声韵文字训诂，令学习者如堕五里雾中，人人叫苦不迭，视如天书，也不觉得其中有何思想可言。偶读一二论列汉代思潮之书，所谈亦无非儒法斗争，或儒家与专制王权之冲突而已。而谈起政治社会史，汉代更惨。王朝之虐酷、人民之困苦、法律之苛严、社会之黑暗、三纲五常之不合理，无不被反复强调，反复痛骂。仿佛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因专制落后所造成的一切屈辱，推源溯始，都该由秦汉来承担。所有的课程，在先秦部分都显得生机盎然、异彩纷呈。一进入两汉，就沉重凝肃了起来。它庞大而庄严，但却显得那么困滞，其恢张徒显为妄诞，其广博亦仅显现为浅陋。要到魏晋，才又让人眼睛一亮，精神从沉重中松缓过来，感觉山清水媚、风光旖旎，如见魏晋风流人物，峨冠博带、裙屐清谈。
当时整个学界的意见气候大抵即是如此。但我浸润于其中，却总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因为我读汉代文献，有着很不一样的感受。例如乐府古辞，无论是“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夙昔梦见之”的缠绵，“感物怀所思，泣涕忽沾裳，伫立吐高吟，舒愤诉穹苍”的忧伤，“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当奈公何”之悲凉，“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乃伤悲”之古直，无不深深撼动着我，为之击节嗟咨不已。古诗十九首，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更是古人早有定评。“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无不蕴涵宇宙之大疑问、大悲哀，直叩人生存在之谜。纵或被视为伪作的苏李赠答，“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也令人低回不已。而那些赋，在我看来，也是有生命的。贾生鵩鸟、班固幽通，曹大家之东征、张平子之思玄，固无论矣。王褒洞箫、马融长笛，以及傅毅之赋舞，亦均醰醰有味，足以兴发志意。即使是上林、羽猎、甘泉、两都，恢拓闳肆，又何可多得？岂仅一句“笨赋”即能抹煞？
文学如此，经史等等亦然。史籍不必说了，史迁孤怀闳识，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班固密栗沈实，皆非后世史著所能方驾。经学章句，虽遗佚者多，但相关之训释笺注，毕竟仍是后人掌握儒学的渊薮或键钥，不可不考。且寻索玩绎愈久，愈能感觉其中含蕴弗穷，足供沉潜。就连习学者视为畏途的文字训诂材料，其实也有许多道理可说，可惜现今学者未能发挥罢了。
诸如此类感受，越来越强烈之后，我才逐渐体会到对汉代的轻忽或贬斥，本身就是具有思想史意义的事。
中国学术，本来即有汉宋两大思潮体系。宋学崛起，原就具有革命性质，所以认为汉魏南北朝所讲之经学儒学均未能延续孔孟之道，必须等到周敦颐、程明道等人，才接上了正道的统绪。可是宋学传至明末，学者又觉得它恐怕与孔孟有些距离，原始儒家之真面貌，或许仍应由汉人所传的经学中去找寻。故又推崇汉学以反宋学。此一风气，发展到晚清民初，渐渐形成了几种路向：一支继续提倡汉学而以经学考证为主，既将其范围扩及史籍与诸子等领域，又以文字声韵训诂为主要方法及学术内容。另一支则觉得汉人经学之真精神并不在考证，而在于发扬孔子的微言大义。故此一派学者以西汉公羊学为主要典范，讲通经致用之学，影响了清末的中兴、维新、革命等运动。还有一支则是起于对这种强调汉学风气的反抗，认为宋学仍有其价值，不宜废弃，且逐渐从汉宋并重发展到愈来愈偏于宋学的形态。
五四运动后，胡适等人标举汉学，称为科学方法，但反对汉学的思想内容。谓汉儒天人感应之类说法及独尊儒术的做法，是将专制王权与神权结合于学术权力，致使儒学为专制帝王服务，其内容又充满了迷信与虚妄。反对胡适这一类讲法的人，则提倡宋学，说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人士未能理解中国文化之大根大本。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是什么呢？就是孔孟所开，而为宋明理学所承继发扬之道统云云。
在这种情况下，汉学除了作为一种方法的意义之外，几乎是毫无价值了。
这样的学术发展，形成于历史的脉络中，我人虽感遗憾，而实亦无可奈何。对于整个学界鄙薄汉代思潮的状况，我并无力扭转。但我深知这种态度是不对的，近人对汉代之认识实多偏差。我之所见，固然未必真确，却也不妨随便写写，在这个大时代的边缘唱些不同的调子，世或有善听者，能因机而悟，亦未可知。
这里所收录的，就是一些对汉代思潮的简笔勾勒。没有一篇不是在唱反调，也没有一篇不在想办法开辟新的窗牖、新的径路，希望帮后来者指划一些新的星图与新的前景。如此老婆心切，或许反而会遭致反感与讥诮。倘若这样，那就当这是庸人呓语，聊抒己见好啦。
第一章《汉代哲学的定位》，乃1989年赴日本九州中国学会议担任主题演讲时的讲稿，权充导论。次章《自然气感的世界》，讲汉代气类感应的观念，以及环绕着“情”而展开的人性论。1987年蔡英俊将赴英伦深造，我写这篇文章与他商榷并以送行。友朋论学之乐，析疑问难，至今缅念不已。
第三章《风俗美善的追求》，讲汉人的政治理想。这种移风易俗的态度，既是政治的，又是美学的。1998年我另出版一册《饮食男女生活美学》，即是由汉代这一思路发展演绎而成，可以互参。
第四章《文人传统之形成》，论作者观的演变，借以说明我国文人传统如何形成于汉代、确定原本与探寻本义的汉学方法为何又出现于汉代。乃1991年我与蔡英俊、吕正惠等人办《中国文学批评》时所作。
第五章《文字意义的探索》，续论汉学方法。认为汉人对文字的辨析，已成为我国学人在进行思考时最基本的方法，依此方法而形成的哲学文字学亦与西方哲学有显著之差异。
第六章《儒家的星象政治学》、第七章《儒家的历数政治学》，则以汉代言论为主，申论儒家观象授时、结合天道以论政治的思想，说明太一北辰及历数在其中之作用。民国以来，学者对于这一部分的思想都缺乏理解，今始为粗发其凡。
第八章《学圣人的儒家》以韩婴为例，说西汉儒者如何成为经生；第九章《世俗化的儒家》以王充为例，谈东汉儒者如何成为文人。前者原为参加1992年政治大学所办汉代学术研讨会而作，后者是1991年与陈茂进、林安梧、王樾、郑志明等创办《当代中国学》时写的，如今陈茂进已归道山，思之不胜悯痛。
第十章论太平道、十一章论天师道，这是汉代道教两大教团，颇有渊源而内涵各异，也拥有不同的经典。因道教研究仍在起步阶段，相关问题尚少人董理，因此我想讲得详细些。论《太平经》一文曾收入我《道教新论》中，论《老子想尔》则1994年曾刊于堂兄龚群所办《道教文化》中，原本也想和谈太平道一样，详细展开申论，因事搁下了，遂仅成这个部分。
第十二章《游民社会及其思想问题》，乃1996年我写《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时，以汉代为例所做的考察。这样的考察，充分说明了以往我们对中国社会文化基本状况的掌握有多么偏宕、对其中包含的思想问题又有多么陌生。
综合这些篇章来看，论旨纷论，涉及者广。但事实上对汉代思潮的描述，还只是鼎尝一脔，该谈且值得谈的问题仍然很多，本书姑以此为鼓吹罢了。闻风遥契者，必有其人，余企望之矣。
一九九九年岁在己卯四月十九日
写于南华管理学院成均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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