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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的感觉是“痛并快乐着”的。痛源自从事律师业务的繁俗、浮躁与学术创作的静雅、安怡；痛源自文学写作的艺术追求与专业著作科学、严谨的学术作风。二者往往纠结在一起，还必须放弃开指经营律师业务的机会和牺牲与家人同乐的时间，这想来定不是件令人快乐的事。著书的快乐又是我一时难以言表的，因为每每看到自己的点点滴滴努力转化成具有生命活力的铅字时，而这一个个富有生命活力的字符又给我的同行或业界的朋友有所启迪为推进我国的司法改革添砖加瓦时，此时眼前的字符有如一个个欢快跳动着的乐符。我的心情是又愉悦的。
值此出版之机，感谢给予我诸多帮助与支持的各位前辈至友。特别感谢日本最高检察厅检察长原田明夫先生于百忙之中拔冗接见本人并为本书挥毫作序，以及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先生与该馆法律副编审王兰萍女士，感谢他们给予本书出版的鼎力支持。当然更不能忘记期间给予我鼓励与鞭策的司法界的良师益友。年初，中华律协秘书长吴明德先生来电肯定了《日本国律师制度》一书，认为这是一本好书，在中国律师法修改中起了他山之石之效。司法部公证指导司司长周院生先生和司法部律师公证司律师管理处处长丘征先生都给予本书高度评价，并希望我多提供些关于日本国的其他法制制度，为我国法制化进程多做贡献。我想没有他们的鼓励我是很难坚持写完这本书的。再次深表感谢。
早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硕士课程时，中日律师间的交流就已展开，但中日检察官和法官间的来往却近乎没有。而当时能有机会为本部设立在日本东京的联合国亚洲刑政财团介绍中国司法制度、提供一些中国司法信息，对一个留学生而言，这实在是千载良机。同时为了维持这份得来不易的勤工俭学机会，我在征得指导老师——日本民商法中的公司重整领域权威加藤哲夫先生的书面认同下，在应该取得本专业的32个学分的基础上，增加了8个学分选修日本的刑事政策研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的努力最终得到了财团的肯定。
2000年夏，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派遣的10名骨干检察官接受在本部设立于日本东京的联合国亚洲远东犯罪预防和犯罪处遇研修所研修时，我协助研修所工作的同时担任了刑事司法特别课程的课堂翻译。在与接受特训的中国检察官愉快相处的日子里，我们同住一幢楼、同吃一锅饭。在与他（她）们的交流中，使我对中国的检察现状有了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中国目前的检察制度与先进国家的检察制度之间的差距。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使我产生了将日本国先进的检察制度介绍给国人的强烈愿望，这是我力所能及之事，何不为之？！
在2000年10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8届联合国亚洲刑政财团的世界大会上，我被委以重任，协同最高检察院外事局局长叶峰先生工作，并在大会中担任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先生和北京市市长刘淇先生的翻译。由于有来自69个国家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学者、政府官员等各国代表出席的本次北京大会的空前成功，2001年5月，该财团特别推荐我代表财团出席了在维也纳联合国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第10次联合国刑事司法世界大会。作为一个出身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律师，能参加由各国司法部长、大臣等为主要出席对象的会议，实有诚惶诚恐如履薄冰之感。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从事中日法律服务工作的中国人，我暗自思忖，究竟应该再做些什么来展现自身的真正价值呢？自那时起，我便拟定了写作本书的计划，写作的心情是迫切的。
虽然目前所从事的涉外企业法务与本书的写作内容几乎没有什么交汇点，但我还是挤出时间和精力在参考了日本司法研修所使用的《检察讲义》等诸多资料的基础上成就此书。历时两年余，终于将这部近35万字的作品完成。这大概缘于我在相当年轻的时候便与检察官交锋于法庭。留学日本期间我有幸拥有了一份在联合国亚洲刑政财团勤工俭学的顾问工作。这一工作极富挑战性，给予我压力的同时也就赋予了我极大的动力与激情。时至今日，我依旧对这份工作投入着极大的热情。人们对自己的过去总怀有留恋和美化的心情，至今我还非常怀念位于上海衡山路693号的一栋一层为联合律师事务所，二三层为上海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和律师协会的那绿荫簇拥、可人的小洋楼。那是我律师生命的摇篮。在那里我得到了现上海律师协会会长、中华律协副会长朱洪超律师耳提面命的教诲。他那“心静而明理”的办案座右铭和勤勉严谨的日本式敬业执业风格奠定了我日后立足并融入日本社会的人格基础。每每路过那里，我都会让司机放慢车速……我更怀念那冷雨敲窗、孤灯苦读的留学时代，我是幸运的。如今想来我的这份热情或许也来源于这份幸运及内心深处对那段负笈东渡及往日岁月的感怀吧……
我爱东京，爱她那繁华中的静谧，时尚中的典雅。蓦然回首，发现自己在东京这块芳草地上已经徜徉了很久。我无怨无悔慷慨地将十年的青春岁月挥洒给她，她永远是我心目中不可取代的第二故乡。如今，当我频频往返于上海、东京时，每每都有一种回家时的那种按捺不住的激动。这十年，实实在在的十年，风华正茂的十年，她让我感知了社会和人生，感悟了世界和人间。阅尽浮华，那一路上一道道的风景是美丽的，但更美丽的是在路上捕捉到一幅幅亮丽风景时的心跳。
东京青山花园大厦
2003年10月
裘 索
值此出版之机，感谢给予我诸多帮助与支持的各位前辈至友。特别感谢日本最高检察厅检察长原田明夫先生于百忙之中拔冗接见本人并为本书挥毫作序，以及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先生与该馆法律副编审王兰萍女士，感谢他们给予本书出版的鼎力支持。当然更不能忘记期间给予我鼓励与鞭策的司法界的良师益友。年初，中华律协秘书长吴明德先生来电肯定了《日本国律师制度》一书，认为这是一本好书，在中国律师法修改中起了他山之石之效。司法部公证指导司司长周院生先生和司法部律师公证司律师管理处处长丘征先生都给予本书高度评价，并希望我多提供些关于日本国的其他法制制度，为我国法制化进程多做贡献。我想没有他们的鼓励我是很难坚持写完这本书的。再次深表感谢。
早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硕士课程时，中日律师间的交流就已展开，但中日检察官和法官间的来往却近乎没有。而当时能有机会为本部设立在日本东京的联合国亚洲刑政财团介绍中国司法制度、提供一些中国司法信息，对一个留学生而言，这实在是千载良机。同时为了维持这份得来不易的勤工俭学机会，我在征得指导老师——日本民商法中的公司重整领域权威加藤哲夫先生的书面认同下，在应该取得本专业的32个学分的基础上，增加了8个学分选修日本的刑事政策研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的努力最终得到了财团的肯定。
2000年夏，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派遣的10名骨干检察官接受在本部设立于日本东京的联合国亚洲远东犯罪预防和犯罪处遇研修所研修时，我协助研修所工作的同时担任了刑事司法特别课程的课堂翻译。在与接受特训的中国检察官愉快相处的日子里，我们同住一幢楼、同吃一锅饭。在与他（她）们的交流中，使我对中国的检察现状有了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中国目前的检察制度与先进国家的检察制度之间的差距。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使我产生了将日本国先进的检察制度介绍给国人的强烈愿望，这是我力所能及之事，何不为之？！
在2000年10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8届联合国亚洲刑政财团的世界大会上，我被委以重任，协同最高检察院外事局局长叶峰先生工作，并在大会中担任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先生和北京市市长刘淇先生的翻译。由于有来自69个国家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学者、政府官员等各国代表出席的本次北京大会的空前成功，2001年5月，该财团特别推荐我代表财团出席了在维也纳联合国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第10次联合国刑事司法世界大会。作为一个出身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律师，能参加由各国司法部长、大臣等为主要出席对象的会议，实有诚惶诚恐如履薄冰之感。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从事中日法律服务工作的中国人，我暗自思忖，究竟应该再做些什么来展现自身的真正价值呢？自那时起，我便拟定了写作本书的计划，写作的心情是迫切的。
虽然目前所从事的涉外企业法务与本书的写作内容几乎没有什么交汇点，但我还是挤出时间和精力在参考了日本司法研修所使用的《检察讲义》等诸多资料的基础上成就此书。历时两年余，终于将这部近35万字的作品完成。这大概缘于我在相当年轻的时候便与检察官交锋于法庭。留学日本期间我有幸拥有了一份在联合国亚洲刑政财团勤工俭学的顾问工作。这一工作极富挑战性，给予我压力的同时也就赋予了我极大的动力与激情。时至今日，我依旧对这份工作投入着极大的热情。人们对自己的过去总怀有留恋和美化的心情，至今我还非常怀念位于上海衡山路693号的一栋一层为联合律师事务所，二三层为上海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和律师协会的那绿荫簇拥、可人的小洋楼。那是我律师生命的摇篮。在那里我得到了现上海律师协会会长、中华律协副会长朱洪超律师耳提面命的教诲。他那“心静而明理”的办案座右铭和勤勉严谨的日本式敬业执业风格奠定了我日后立足并融入日本社会的人格基础。每每路过那里，我都会让司机放慢车速……我更怀念那冷雨敲窗、孤灯苦读的留学时代，我是幸运的。如今想来我的这份热情或许也来源于这份幸运及内心深处对那段负笈东渡及往日岁月的感怀吧……
我爱东京，爱她那繁华中的静谧，时尚中的典雅。蓦然回首，发现自己在东京这块芳草地上已经徜徉了很久。我无怨无悔慷慨地将十年的青春岁月挥洒给她，她永远是我心目中不可取代的第二故乡。如今，当我频频往返于上海、东京时，每每都有一种回家时的那种按捺不住的激动。这十年，实实在在的十年，风华正茂的十年，她让我感知了社会和人生，感悟了世界和人间。阅尽浮华，那一路上一道道的风景是美丽的，但更美丽的是在路上捕捉到一幅幅亮丽风景时的心跳。
东京青山花园大厦
2003年10月
裘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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