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刘 海 峰
考试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自汉代开始采用笔试来选拔人才以后，尤其是隋代建立科举制度以后，考试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考试影响到中国社会政治、教育、文学、文化，甚至军事、习俗、心理等方方面面。现代中国社会相当倚重考试是与过去的传统分不开的，要了解现代的考试社会，就必须了解中国考试制度的来龙去脉。
中国考试史历来以科举史为重心，由于科举考试地位重要且影响广泛，科举研究具有独特性、重要性、广博性和现实性，因此以往国内外学术界十分重视研究科举考试，不仅研究历史悠久、研究人员众多，而且研究成果丰硕，论著层出不穷，以至“科举学”已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不过，以往的中国科举史或中国考试史研究多偏重制度史方面，所出著作也以制度史居多。考试作为一种制度，制度方面的考释当然是重要的，但过于偏重制度史研究，对其他方面如科举活动和思想等就相对注意得不够。
全面的考试史研究应当包括制度、活动和思想史三个方面。考试活动史是制度实际运作的历史，而思想史则与考试制度的产生演变和改革密切相关，这三方面是互为联系的有机整体。思想转化为制度、制度得到实施的过程，是抽象变具体、理想与现实的距离逐步缩短的过程。因此，很值得对中国考试思想和活动史进行专题研究。为了填补科举活动和思想这两方面的空白，我在多年前开始撰写的《中国科举史》(也将于今年面世)便是以考试事件和活动为主要线索进行论述。早在1992年，我也曾想撰写一本《中国考试思想史》并拟好初步的纲目，但由于总是不断有更急切的各种任务，始终无暇着手。1998年，田建荣考为我的博士生，根据他的学识基础，我建议他将此难度较大的问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他也知难而上，终于在2001年完成了这篇《中国考试思想史》。在论文审阅和答辩中，该论文受到专家的高度肯定。该文在2003年还被评为厦门大学和福建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现在，该文经过修改即将出版，真是可喜可贺。
科举制是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命运息息相关的重要制度，从隋唐至明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经历过科举生涯，大部分著名人物都谈论过科举。甚至可以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与科举有关。表面上看，孔夫子、孙中山与科举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和事。科举制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起，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止，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存在了1300年。即使上溯至广义的科举——贡举或察举，也只能从西汉开始算起。而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孙中山生活在清末民初，自小便出洋，也从未参加过科举，都不属于科举时代的人物。然而，就是这两位与科举没有直接关系的伟人，却与科举考试的产生与流变有绝大的关系。朱熹曾说：“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朱子语类•力行》)当然，孔子与科举的关系并不是他真的应举，而是因为孔子为科举制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孔子的贤能治国论是科举制建立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孙中山则对科举制的流变或转型起了关键的作用。孙中山对考试制度的肯定，他对科举和考试选官方法作出了最高的评价，其考试观对民国考试制度建立起了理论奠基作用。民国考试制度实际上是对科举制的传承，或者说，在一定意义上，民国文官考试制度是科举制的复活。
孔子和孙中山都不生活在科举时代，但作为从中国古代到近代一头一尾的两个大人物，为科举制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为科举制的流变和“再生”作了观念铺垫。他们与科举制并非毫不相干，而是对科举制的来龙去脉起了思想先导的作用，与科举制这一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华文明产物都有绝大的关系。至于生活在科举时代的其他著名人士，对科举和考试问题就有着更多直接间接的关系了。且不说许多名义上掌管制科考试和殿试的皇帝曾谈论过许多关于科举和人才选拔的观点，仅就北宋的大臣来说，像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这一类文化巨人，不仅自身都是进士出身，而且掌管过科举考试，对科举改革曾发表过大量的言论，甚至进行过激烈的争辩。过去一般读书人对科举往往是孜孜以求，梦牵魂绕。围绕着科场这一中国古代人文活动中心，一千多年间不断上演着一幕幕人间悲喜剧。由于中举及第是知识分子人生重要的转折点，落第而归则是一生中痛苦而深刻的记忆，因此隋唐以后多数史志、文集、笔记、小说等都曾言及科举，也留下许多相关的言论，从中便可以看出中国考试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宋代以后关于考试存废利弊的争论、分区取人与凭才取人的争论等等，与现代中国高考改革中一些两难问题的争论十分相似。考试思想史上给我们留下的丰富资料，对当代人进行考试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
十年灯下苦，殿试中状元。田建荣博士经过艰苦的努力，写出了这部《中国考试思想史》，对从先秦到民国时期的考试思想的主要内容作梳理和论述，自有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当然，中国有关科举考试的文献几乎可以说是广阔无边的，一个人终其一生也难以穷尽所有与科举相关的文献。在有限的时间内写考试思想史，也很难将所有关于考试思想的问题包罗殆尽，因此还留有进一步研究的巨大空间。希望田建荣博士和其他学者，能够在“科举学”这片广阔的研究领域中继续开拓，我也坚信“科举学”将会成为21世纪的显学，在此专学中耕耘必定会有新的收获。因此是所至盼，乐以为序。
2004年2月4日
考试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自汉代开始采用笔试来选拔人才以后，尤其是隋代建立科举制度以后，考试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考试影响到中国社会政治、教育、文学、文化，甚至军事、习俗、心理等方方面面。现代中国社会相当倚重考试是与过去的传统分不开的，要了解现代的考试社会，就必须了解中国考试制度的来龙去脉。
中国考试史历来以科举史为重心，由于科举考试地位重要且影响广泛，科举研究具有独特性、重要性、广博性和现实性，因此以往国内外学术界十分重视研究科举考试，不仅研究历史悠久、研究人员众多，而且研究成果丰硕，论著层出不穷，以至“科举学”已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不过，以往的中国科举史或中国考试史研究多偏重制度史方面，所出著作也以制度史居多。考试作为一种制度，制度方面的考释当然是重要的，但过于偏重制度史研究，对其他方面如科举活动和思想等就相对注意得不够。
全面的考试史研究应当包括制度、活动和思想史三个方面。考试活动史是制度实际运作的历史，而思想史则与考试制度的产生演变和改革密切相关，这三方面是互为联系的有机整体。思想转化为制度、制度得到实施的过程，是抽象变具体、理想与现实的距离逐步缩短的过程。因此，很值得对中国考试思想和活动史进行专题研究。为了填补科举活动和思想这两方面的空白，我在多年前开始撰写的《中国科举史》(也将于今年面世)便是以考试事件和活动为主要线索进行论述。早在1992年，我也曾想撰写一本《中国考试思想史》并拟好初步的纲目，但由于总是不断有更急切的各种任务，始终无暇着手。1998年，田建荣考为我的博士生，根据他的学识基础，我建议他将此难度较大的问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他也知难而上，终于在2001年完成了这篇《中国考试思想史》。在论文审阅和答辩中，该论文受到专家的高度肯定。该文在2003年还被评为厦门大学和福建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现在，该文经过修改即将出版，真是可喜可贺。
科举制是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命运息息相关的重要制度，从隋唐至明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经历过科举生涯，大部分著名人物都谈论过科举。甚至可以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与科举有关。表面上看，孔夫子、孙中山与科举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和事。科举制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起，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止，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存在了1300年。即使上溯至广义的科举——贡举或察举，也只能从西汉开始算起。而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孙中山生活在清末民初，自小便出洋，也从未参加过科举，都不属于科举时代的人物。然而，就是这两位与科举没有直接关系的伟人，却与科举考试的产生与流变有绝大的关系。朱熹曾说：“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朱子语类•力行》)当然，孔子与科举的关系并不是他真的应举，而是因为孔子为科举制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孔子的贤能治国论是科举制建立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孙中山则对科举制的流变或转型起了关键的作用。孙中山对考试制度的肯定，他对科举和考试选官方法作出了最高的评价，其考试观对民国考试制度建立起了理论奠基作用。民国考试制度实际上是对科举制的传承，或者说，在一定意义上，民国文官考试制度是科举制的复活。
孔子和孙中山都不生活在科举时代，但作为从中国古代到近代一头一尾的两个大人物，为科举制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为科举制的流变和“再生”作了观念铺垫。他们与科举制并非毫不相干，而是对科举制的来龙去脉起了思想先导的作用，与科举制这一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华文明产物都有绝大的关系。至于生活在科举时代的其他著名人士，对科举和考试问题就有着更多直接间接的关系了。且不说许多名义上掌管制科考试和殿试的皇帝曾谈论过许多关于科举和人才选拔的观点，仅就北宋的大臣来说，像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这一类文化巨人，不仅自身都是进士出身，而且掌管过科举考试，对科举改革曾发表过大量的言论，甚至进行过激烈的争辩。过去一般读书人对科举往往是孜孜以求，梦牵魂绕。围绕着科场这一中国古代人文活动中心，一千多年间不断上演着一幕幕人间悲喜剧。由于中举及第是知识分子人生重要的转折点，落第而归则是一生中痛苦而深刻的记忆，因此隋唐以后多数史志、文集、笔记、小说等都曾言及科举，也留下许多相关的言论，从中便可以看出中国考试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宋代以后关于考试存废利弊的争论、分区取人与凭才取人的争论等等，与现代中国高考改革中一些两难问题的争论十分相似。考试思想史上给我们留下的丰富资料，对当代人进行考试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
十年灯下苦，殿试中状元。田建荣博士经过艰苦的努力，写出了这部《中国考试思想史》，对从先秦到民国时期的考试思想的主要内容作梳理和论述，自有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当然，中国有关科举考试的文献几乎可以说是广阔无边的，一个人终其一生也难以穷尽所有与科举相关的文献。在有限的时间内写考试思想史，也很难将所有关于考试思想的问题包罗殆尽，因此还留有进一步研究的巨大空间。希望田建荣博士和其他学者，能够在“科举学”这片广阔的研究领域中继续开拓，我也坚信“科举学”将会成为21世纪的显学，在此专学中耕耘必定会有新的收获。因此是所至盼，乐以为序。
2004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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