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1997年段琦女士邀我参加她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研究课题“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当时我正埋头于《中国基督教史略》的校订工作，没有多想就答应了。后来，由于工作太忙，更主要的是经过认真考虑后，自觉能力有限，与其滥竽充数，不如退而藏拙，还是由段琦一人撰写为好，因为收集资料的工作都是她一人完成的，资料熟悉，肯定能得心应手。果然，段琦不愧是位学术研究工作中的“拼命三娘”，我的退缩更激发了她的奋进。她不辞劳苦地东奔西跑，不仅去南京、上海、苏州，甚至还利用去美国开会之机在洛杉矶等地收集有关资料，在众多朋友的无私协助下，苦干了三年多，终于独立地完成了课题，在大陆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领域里开拓了一块新的园地。
自1807年马礼逊将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至今，已近200年，时间不能算太短，但基督教始终没有在中国大地上落地扎根、奠立深厚的根基，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彻底地摘掉“洋教”的帽子。这期间传教工作固然也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更重要的却是付出了惨痛代价换得的宝贵教训。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终于使教内有识之士从自我陶醉的美梦中清醒过来，正视到基督教在中国面临的危机。经过激烈痛苦的反思与讨论，大多数人取得了共识：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中国扎根广传的惟一出路，就是完全摆脱西方基督教会的模式、影响与控制，实现中国基督教本色化。寻找正确道路是困难的，走上正确道路之后的困难则更多。什么是本色化?怎样做才是本色化?怎样克服实现本色化时遇到的难题?本色化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凡此等等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具体问题。台湾基督教学者林治平教授在他主编的《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自序”中指出：中国基督教本色化“有两个矛盾一直存在：作为中国人，从中国文化本位立场出发，总难免会担心基督教的传入中国会不会使中国伟大光荣的文化传统‘基督教化’，甚或‘洋化’；另一方面，从基督教的神学信仰立场观之，人们更担心基督教在中国应该本色化吗?如果基督教在中国居然本色化了，那岂不意味着基督教要放弃其信仰传统?这样经过本色化后所谓的‘基督教’还算是真正的基督教吗?我们会发现，谈到基督教与中国本色化问题，这种两极化的态度，一直是历代学者、教会人士思考问题的困难所在。”怎么办?后退是没有出路的!段琦女士的这本书正是中国基督教在本色化道路上彷徨、苦斗的历史记录。
对于“本色化”这个名词的理解，教会人士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阐释，但大家都承认一个不争的事实：一种外来宗教要在某地生根，必须与当地的社会与文化相适应，否则必然被淘汰；对中国基督教来说，“本色化”就是跟随时代，调整自己，以适应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的客观现实。事实上，基督教从传入中国的一开始就存在着与自身生存发展的“本色化”问题，这个问题也始终贯穿在中国基督教历史的进程中。本书着力对中国基督教的这一历史使命进行探讨，我们认为“本色化”、“本土化”、“处境化”等都是同义词，所以仍然使用“本色化”这个名词。历史就是历史，尊重历史是研究历史的基本原则。
我认为本书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资料丰富，而且都是第一手资料。史料的全面与真实是课题研究成功的前提。本书引用的史料虽然都是过去公开发表过的，但因时间久远，数量繁多，加之分散，收集相当困难。有些资料是曾闻其名却未谋其面，有些则连其名也未闻过。如果没有众多朋友从各方面协助，只凭段琦一个人的能力是很难收集得如此齐全的。难怪段琦认为本书应该算是参加资料收集工作的全体朋友的集体成果。
二、立场超脱，持论公允。“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并不是一句老生常谈，而是人们从痛苦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历史教训。应该承认，任何伟大的先哲都不能完全摆脱其自身的历史局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必然现象。唐代史家刘知幾在其《史通•惑经》中早已指出：“良史以实录直出为贵……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出。”这应该是史学研究的一条原则。段琦是位单纯的研究者，没有基督教信仰背景，没有任何宗派成见，没有任何个人成分的考虑，因此她能完全置身事外，冷眼旁观，保持头脑清醒，在书中所发的评论，既警示当事人，也提醒研究者。
三、边叙边议，有史有论。历史事件往往到时过境迁、真相大白之后才能得到公允的评价。“事后诸葛亮”总比“事后阿斗”高明得多。“事后诸葛亮”而能汲取历史教训才算得上是“诸葛亮”。这一点只有掌握了大量资料，进行冷静的分析研究，统筹兼顾，高瞻远瞩才能做到。本书中的议论足可以表现出作者的研究水平。
四、段琦在本书“引言”中指出：诚静怡牧师在二三十年代将本色化运动分为五个时期，查时杰先生则分为四个时期(到1949年)，这两种分期法无疑都是正确的。但现在已进入了21世纪，毕竟又过了半个世纪，因此段琦在前两位学者分期的基础上把研究时限延伸到20世纪末。这也是本书的特点之一。应该指出，由于历史原因，不少学者都把解放后的中国基督教史视为“敏感区”并敬而远之。段琦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可能会引出不同意见，但是路总得有第一个人去走。段琦已经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
回顾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近二百年历程，可以归纳为教训多于经验。终于找到了“本色化”的光明大道，但光明大道不等于平坦大道，前途中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新困难新问题。温故知新，汲取历史的教训是保证基督教在中国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新世纪新时期，中国基督教会的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衷心祝愿她走好。
读完本书，浮想联翩，百感交集，不吐不快，遂贸然执笔，权充本书之序。
文 庸 挥 汗
2001年7月
自1807年马礼逊将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至今，已近200年，时间不能算太短，但基督教始终没有在中国大地上落地扎根、奠立深厚的根基，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彻底地摘掉“洋教”的帽子。这期间传教工作固然也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更重要的却是付出了惨痛代价换得的宝贵教训。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终于使教内有识之士从自我陶醉的美梦中清醒过来，正视到基督教在中国面临的危机。经过激烈痛苦的反思与讨论，大多数人取得了共识：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中国扎根广传的惟一出路，就是完全摆脱西方基督教会的模式、影响与控制，实现中国基督教本色化。寻找正确道路是困难的，走上正确道路之后的困难则更多。什么是本色化?怎样做才是本色化?怎样克服实现本色化时遇到的难题?本色化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凡此等等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具体问题。台湾基督教学者林治平教授在他主编的《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自序”中指出：中国基督教本色化“有两个矛盾一直存在：作为中国人，从中国文化本位立场出发，总难免会担心基督教的传入中国会不会使中国伟大光荣的文化传统‘基督教化’，甚或‘洋化’；另一方面，从基督教的神学信仰立场观之，人们更担心基督教在中国应该本色化吗?如果基督教在中国居然本色化了，那岂不意味着基督教要放弃其信仰传统?这样经过本色化后所谓的‘基督教’还算是真正的基督教吗?我们会发现，谈到基督教与中国本色化问题，这种两极化的态度，一直是历代学者、教会人士思考问题的困难所在。”怎么办?后退是没有出路的!段琦女士的这本书正是中国基督教在本色化道路上彷徨、苦斗的历史记录。
对于“本色化”这个名词的理解，教会人士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阐释，但大家都承认一个不争的事实：一种外来宗教要在某地生根，必须与当地的社会与文化相适应，否则必然被淘汰；对中国基督教来说，“本色化”就是跟随时代，调整自己，以适应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的客观现实。事实上，基督教从传入中国的一开始就存在着与自身生存发展的“本色化”问题，这个问题也始终贯穿在中国基督教历史的进程中。本书着力对中国基督教的这一历史使命进行探讨，我们认为“本色化”、“本土化”、“处境化”等都是同义词，所以仍然使用“本色化”这个名词。历史就是历史，尊重历史是研究历史的基本原则。
我认为本书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资料丰富，而且都是第一手资料。史料的全面与真实是课题研究成功的前提。本书引用的史料虽然都是过去公开发表过的，但因时间久远，数量繁多，加之分散，收集相当困难。有些资料是曾闻其名却未谋其面，有些则连其名也未闻过。如果没有众多朋友从各方面协助，只凭段琦一个人的能力是很难收集得如此齐全的。难怪段琦认为本书应该算是参加资料收集工作的全体朋友的集体成果。
二、立场超脱，持论公允。“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并不是一句老生常谈，而是人们从痛苦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历史教训。应该承认，任何伟大的先哲都不能完全摆脱其自身的历史局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必然现象。唐代史家刘知幾在其《史通•惑经》中早已指出：“良史以实录直出为贵……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出。”这应该是史学研究的一条原则。段琦是位单纯的研究者，没有基督教信仰背景，没有任何宗派成见，没有任何个人成分的考虑，因此她能完全置身事外，冷眼旁观，保持头脑清醒，在书中所发的评论，既警示当事人，也提醒研究者。
三、边叙边议，有史有论。历史事件往往到时过境迁、真相大白之后才能得到公允的评价。“事后诸葛亮”总比“事后阿斗”高明得多。“事后诸葛亮”而能汲取历史教训才算得上是“诸葛亮”。这一点只有掌握了大量资料，进行冷静的分析研究，统筹兼顾，高瞻远瞩才能做到。本书中的议论足可以表现出作者的研究水平。
四、段琦在本书“引言”中指出：诚静怡牧师在二三十年代将本色化运动分为五个时期，查时杰先生则分为四个时期(到1949年)，这两种分期法无疑都是正确的。但现在已进入了21世纪，毕竟又过了半个世纪，因此段琦在前两位学者分期的基础上把研究时限延伸到20世纪末。这也是本书的特点之一。应该指出，由于历史原因，不少学者都把解放后的中国基督教史视为“敏感区”并敬而远之。段琦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可能会引出不同意见，但是路总得有第一个人去走。段琦已经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
回顾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近二百年历程，可以归纳为教训多于经验。终于找到了“本色化”的光明大道，但光明大道不等于平坦大道，前途中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新困难新问题。温故知新，汲取历史的教训是保证基督教在中国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新世纪新时期，中国基督教会的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衷心祝愿她走好。
读完本书，浮想联翩，百感交集，不吐不快，遂贸然执笔，权充本书之序。
文 庸 挥 汗
200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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