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FONT size=3> 第三版序言</FONT></STRONG>
在这个新版中，我们力图公平地对待1989年本书第二版完稿以来国际关系结构中发生的巨大变化。虽然本书的基本构架依然如故，但其内容有不少改动。在第一部分里，第八和第九章有所增添，第十章扩展为讨论自缓和肇始到苏联帝国崩溃、德国统一和苏联本身解体的整个时期，第十一章则调整为论说海湾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危机，那次危机挫伤了迅速构筑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希望。
第二部分增加了新的两章，它们是“治国方略所需的知识——历史的教训”和“武力在外交中的作用——美国对外政策的经久困境”；另外，在第十五章“强制性外交”里，新的案例研究取代了旧的。出于篇幅考虑，作者大不情愿地决定删除原先关于美苏安全合作的一章，连同原第三部分题为“基督教政治家——俾斯麦和格莱斯顿”的一章。关于伦理和道德制约因素的那章有所扩充后被移入第二部分，作为论武力在外交中的作用这新的一章的姊妹篇。
在原先第三部分的位置上，作者写了一个跋，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往后发生的外交革命，思考冷战终结以来国际体系内新的事态发展。
我们要向保罗•戈登•劳伦和伯尔特•佩特瑙德致谢，他们对本版提出了有益的建议。亚历山大•乔治还对纽约卡内基公司的资助表示谢意，它支持了为本书写作和相关项目进行的研究。
戈登•A．克雷格
亚历山大•L．乔治
1994年12月于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
<STRONG><FONT size=3> 导 言
</FONT></STRONG>
自从战争作为共同体之间关系的一大特征出现以来，思虑之士一直对其毁伤潜力持有极其悲观的看法，同时寻觅防止冲突的方法。一般说来，他们寄希望于五种不同途径：(1)禁止诉诸战争的宗教和道德规范；(2)限制或废止使用某些类型的武器的协议；(3)限制军事行动或规范战争惯例的条约；(4)特定的学说或信条，其目的在于使战争更有效率，使暴力水平同政治目标相称，以避免不必要的毁伤；(5)特定的政治体系，其宗旨是将群体间或国家间的摩擦减少到如此地步，以至战争得不偿失，或者对侵略者大有危险。
在这些尝试中，前四种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宗教非但未能抑制战争，反而往往激发了战争；军控尝试和裁军努力小有成功，然而屡见不鲜的是它们一经取得，便鼓励了对军控和裁军的规避；战争规则减轻了18世纪冲突的残暴，但它们在核武器时代显然无效；晚近的经验很难令人相信现代政府有能力将战争仅仅用作政策工具，限制其固有的扩展倾向。从中世纪到当今的西方历史表明，对个人、群体或国家好战倾向的最有效制约是外部力量施加的压力，而最少受国家间暴力影响的时期则是这样的一些时期：其间存在一个可行的国际社会，并且有一套得到共同接受的、规范它的法律和惯例体系。
诚然，至少在19世纪以前，这样的时期寥寥无几。亚历山大六世担任罗马教皇以前的意大利城邦国家时期，连同18世纪上半叶有时被称为沃尔波尔年代的时期，是一部充斥着混乱和战端的漫长历史中极罕见的例外。然而，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波拿巴的野心引起的25年战争之后，1814至1815年维也纳会议创造了一个确保了两代人和平的国际体系，此后它经俾斯麦修改，更维持了该世纪大部分所余时间里的和平。对后世的政治家来说，这个例子至少起了一种训诫(如果不是楷模)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伍德罗•威尔逊谋求建立一个新的集体安全体系，以取代那个最终在1914年如此灾难性地崩溃了的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兰克林•D．罗斯福试图奠定条件，以造就一个将美苏英战时同盟的合作关系延入和平时期的战后体系。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力图与苏联形成一种关系，那将充作一个可克服冷战紧张的国际体系的基础；尽管他们的成功昙花一现，然而80年代末又重见这种努力，采取主动的此时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欧洲国家直到19世纪才创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大国协调体制，晚近取得早先尝试之相对成功的努力则以失败告终：这两个事实都能用可行的国际体系的前提条件来予以解释。这些条件是三方面的：(1)主要国家就目的和目标持有共识，而这共识反映他们试图通过建立和加入体系来维护和促进的主导价值观念；(2)有一种适合下列因素的结构，它们是互相作用的国家的数目、体系的地理边界或范围、其成员国之间的权势分布与其分层和地位等级排列；(3)共同接受的程序，即旨在实现体系目的和目标的规范、规则、惯例和体制。从神圣罗马帝国权威崩溃到随宗教改革而来的宗教战争，漫长的几个世纪里欧洲由各种各样主权不定、边界不明的政治单位混杂组成；在此期间，即使最有才能的政治领导人都不可能会设想、更不用说创建如此雄心勃勃的东西。正如将变得显而易见的那样，只有在17世纪，当拥有有效的体制、强大的武装力量和理性的治国方略理论的现代国家问世时，才有可能朝有效合作的方向取得任何进展。而且即便如此，在欧洲各主要国家能够就一个可行的体系的基本目标、结构要求和方法条件达成共识以前，欧洲仍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间或冲突和一国统治威胁。
19世纪的实验最后破产，20世纪寻求其替代物的努力终归失败：这两大事态可以用有效的国际体系的另一项特征予以解释，那就是它必须能适应影响其表现和自我维持能力的环境性发展和成员国内部变化。现代是个在社会经济组织、军事技术、交通和通讯领域富有深刻和持续变化的时代，更不用提国家内部政治结构的转变，那出自公众舆论的兴起，各式各样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出现，连同政府机构的规模扩展和复杂程度增长。它还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的时代，反映在老殖民帝国的瓦解和新主权国家的增生，并且是一个全球范围意识形态冲突的时代。所有这些因素，无论是单个地还是结合地，对国际政治有一种相当于一场外交革命的影响，使得维持旧结构或创设新体系变得越来越难。适应加速了的变革已成为现代治国方略的主要难题，考验那些负责构设控制国际暴力的新手段和维护本国安全的人们——考验他们的睿智和毅力。
本书第一部分讨论现代国家的崛起、18世纪时它们的秩序渴望与它们的无政府倾向之间的冲突、19世纪体系之艰难痛苦的问世、该体系的程序以及它的结构在它1914年崩溃以前经历的种种变化。然而，这部分的更具体的主题，在于刚刚提到的外交革命有何影响，连同它怎样削弱和破坏了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后继者们的体系构建实验。
政治家们没有成功地创建完美的国际体系，因而国家间的暴力冲突仍然是当代世界政治中的一大因素。1945年以来世界屡见战火：远东发生了三场大规模冲突；中东发生了四场短暂但造成严重破坏的阿以战争，还有两伊战争；拉丁美洲有许多内战和国际冲突，而且英国和阿根廷在南大西洋打了一场战争；苏联1979年对阿富汗的入侵在那个国家引发了一场经年累月的武力争斗；南非联邦与安哥拉彼此沿边境大打非正规战，古巴部队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摩洛哥与得到阿尔及利亚支持的游击队在西撒哈拉进行混沌不明的冲突；波斯湾爆发了一场伊拉克与美国领导下拥有联合国授权的联盟之间的战争，它为时虽短但破坏力很大。这里列举的还远不是全部。
本书不想谈论这些对抗或一般军事冲突的原因，也不想考察它们的作战和战略层面。尽管如此，国际暴力始终没有远离本书的中心议题，而其第二部分集中讨论的就是作为治国方略工具的武力使用。现时代的一大显著特征，就在于诸多国家频繁地使用武力威胁来遏阻或制止对其利益的侵犯，它要求我们在下文里对威慑和强制性外交的技巧作某种分析。
因此，国家间的竞争和敌对——有时由误解和误算助长——往往将它们推入紧张的外交对抗，并且将它们带到战争边缘；在此类形势下如何保护它们的根本利益，同时不诉诸战争和避免低层次军事冲突升级，给决策者提出了棘手的两难问题。在热核武器时代，成功地处理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要，并且由于危机不仅构成威胁，也往往为国家间关系的建设性变化提供机遇，因而更是个值得予以特别关注的议题。确实，危机在国际关系中的潜在建设性作用已导致某些观察家争辩说，在现时代，危机成了战争的一种替代。倘若真是这样，就几乎没有必要嘱咐决策者认真对待危机处理的条件和方式了；但是，在一部像本书这样的书籍里，试图对它们做出分析，以便有可能将有效的和错误的处理程序区分开来，肯定是可以的。
最后，因为像我们付出代价才发现了的那样，一些国家确实卷入战争，所以有必要考虑从战争中解脱出来的最佳途径。依靠投降以外的方式结束冲突往往比开始冲突要难得多。鉴于这种过程已得到的分析性关注如此之少，似乎可取的是在此也对拖延战争的种种因素作一番考察，同时审视基于经验导致停火与和平协定的最佳条件和过程。
幸运的是，国家间关系中出现的紧张状态并非总是导致战争。一场险象丛生的危机能够对双方都有一种令人清醒的作用，从而造就缓解紧张的共同愿望，而接下来的可以是外交努力，以达成双方都可接受的和解或彼此间利益冲突的解决。一方可以承认对手的某些不满实属正当，试图予以迁就和安抚；随双方解决了彼此的突出分歧，它们还可以认识到彼此的共同利益，从而为建立合作关系找到基础。在现今，双边关系从开始时的敌对转向合作一般被称为“缓和”，虽然有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它是个不甚精确和模棱两可的术语。然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并且由于缓和过程已成为美国与其欧洲盟国之间的一个争论点，因而它有待分析。
对所有这些外交程序——威慑、强制性外交、危机处理、结束战争以及缓和来说，根本的是谈判。谈判对当代大国关系至关紧要，值得成为研究和思考的一个对象，恰如它在马基雅维里、威克福特和卡利埃勒所处时代那样。由于它的极端重要性，它在本书第二部分的各个论题中排在第一。
最后，在越来越多的公民对当代国际关系的种种趋势、行事方式和危险持有宗教怀疑和良心疑虑之时，就伦理和道德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这一难题写上一章，将其纳入第二部分，似乎是合适的。
本书源于两位作者对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性任务历来已久的关切，并且源于他们的一种信念，那就是值得从外交史学家和战略研究专家两相结合的角度，去审视决策者面对的那些武力和治国方略问题。因此，我们心怀这些目的形成了一门课程，并且一起在斯坦福大学讲授了几轮。在这门课程中，如同在本书里，我们从19和20世纪外交史抽取了许多不同实例进行操作性对比，以便有助于说明当代的对外政策问题。我们在其中的意图(连同使用比较方法的原因)是就我们与学生讨论的外交程序和技艺提出某些尝试性的一般结论。在随后的章节里，特别是在第二部分，我们稍稍超出课堂结论，就成功地运用所讨论的国策工具和技艺需要什么条件，连同它们有什么用处和局限，提出了一些理论命题。
几乎无需赘述，这些理论命题等于研究工作中的假设，有待修改和完善。尽管如此，我们并不因为向读者提供这些假设而道歉。现在是认真思考对外事务的时候了，如果本书有助于激发这样的思考，我们便心满意足，即使我们的观点可能经受重大的修正。
本书自1983年出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被广泛用作国际关系专业教科书，并被不少著名学者誉为经典。两位作者皆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克雷格为研究国际事务的杰出的历史学家，乔治则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学家。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20章。第一部分阐述17世纪至今国际体系的演变，理论思考卓越地体现在历史论说之中；第二部分剖析维持国际体系所涉及的武力和外交问题(包括谈判、威慑、强制性外交、危机处理、结束战争、缓和、武力在外交中的作用、使用武力的伦理道德约束、外交在当代的巨大变化等)， 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非常恰当地支撑了理论构建。
在1995年修订第三版中，作者对一些篇章作了扩充或调整，增加了有关海湾战争、冷战结束、东欧巨变、德国统一、苏联解体等方面的内容，及时反映了1990年代以来改变了的全球政治景观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第三版序言
导言
<STRONG><FONT face=黑体>
第一部分 国际体系——从17世纪至今</FONT></STRONG>
第一章 大国的崛起
第二章 18世纪外交
第三章 1815至1914年的均势：三次尝试
第四章 1919至1939年的体系构建
第五章 公众舆论与对外政策
第六章 经济与对外政策
第七章 1919至1939年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外交
第八章 战后安全体系：是大国共管还是联合国?
第九章 作为国际体系的冷战
第十章 从缓和到冷战结束
第十一章 演化中的国际体系
<STRONG><FONT face=黑体>
第二部分 维持体系——武力与外交问题</FONT></STRONG>
第十二章 治国方略所需的知识——历史的教训
第十三章 谈判
第十四章 威慑
第十五章 强制性外交
第十六章 危机处理
第十七章 结束战争
第十八章 缓和
第十九章 武力在外交中的作用——美国对外政策的经久困境
第二十章 对外政策中使用武力的伦理和道德约束问题
跋 对外交革命的若干思考
索引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