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FONT size=3><STRONG> 自 序
</STRONG></FONT>
我对“语”的调查研究,是从歇后语开始的。1958年,我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山西省忻县师范专科学校(今忻州师范学院前身)任教,发现当地群众口语中流行着大量的歇后语,便和几个学生一起进行记录。后来发现山西“山药蛋”派作家的作品中,运用了许多歇后语,于是又从通俗小说里收集歇后语。
1978年,我被调到刚刚恢复的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今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前身),在调查研究山西方言的同时,继续收集整理有关歇后语的材料。先后撰写了《关于“歇后语”的名称问题》<FONT face=仿宋_GB2312 size=2>(《语文研究》1980年1辑)</FONT>、《引注语(歇后语)的性质<FONT face=仿宋_GB2312 size=2>》(《晋阳学刊》1980年1期)</FONT>、《引注语(歇后语)的来源》<FONT face=仿宋_GB2312 size=2>(《晋阳学刊》1980年3期)</FONT>、《试谈“引注结构”》<FONT face=仿宋_GB2312 size=2>(《语文研究》1981年2辑)</FONT>、《歇后语的语义》<FONT face=仿宋_GB2312 size=2>(《中国语文》1981年6期)</FONT>、《略论“歇后语”前后两部分的关系——对几种流行说法的商榷》<FONT face=仿宋_GB2312 size=2>(《语文研究》1983年l期)</FONT>等文章。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后来写入“汉语知识丛书”中的《歇后语》一书<FONT face=仿宋_GB2312 size=2>(商务印书馆,1985)</FONT>。写完《歇后语》一书后,在撰写“汉语知识丛书”中的《谚语》一书<FONT face=仿宋_GB2312 size=2>(商务印书馆,1985)</FONT>时,又对汉语谚语进行了初步调查研究。《歇后语》和《谚语》先后被译成日文在日本东京出版,使我感受到“语”的研究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意义和作用。在这期间,我还分别应上海辞书出版社和山西人民出版社之约,主编了《中国俗语大词典》和《古今俗语集成》,于1989年同时问世。两书均承蒙王力先生题写书名,吕叔湘先生为《中国俗语大词典》撰写了序言,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在这之后,我陆续主编、参与主编或参与编写了一些大中小型语汇类的工具书。这些工具书,虽然不同程度地受到读者的青睐,但总感到有许多不足之处。根本原因在于对语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理论研究未能取得新的进展,制约着辞书编纂水平的提高。
2000年,为了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我和沈慧云研究员合写了《“龙虫并雕”和“语”的研究》一文<FONT face=仿宋_GB2312 size=2>(《语文研究》2000年4期)</FONT>,把我们近年来关于“语”的一些思考,整理出来。我们认为“语”是汉语里大于“词”、结构相对定型、具有多功能的叙述性语言单位;认为“语”的性质和作用,都有别于“词”,不是“词的等价物”;认为语汇自身是一个系统,建议从汉语实际出发,建立起与汉语词汇学平行的汉语语汇学。2002年5月,我在提交第四届全国词汇学学术研讨会<FONT face=仿宋_GB2312 size=2>(河北•石家庄)</FONT>的论文《论语词分立》中,进一步阐述了上述看法,提出“语词分立”的主张。其基本含义是:
(1)给词、语,特别是给“语”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明确它的范围;
(2)确认“语”和“词”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语言单位,把“语”从“词汇”里分立出来,把“词”从“语汇”里分立出来;
(3)明确“词汇”和“语汇”的定义,确认词汇具有系统性,语汇也具有系统性。
这时,我强烈地感到须要按照“语词分立”的设想撰写一本有关汉语语汇学的书。这个想法得到商务印书馆周洪波先生的热情支持,更增强了信心。
王力先生曾经说过:“结论是在归纳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开头。”“归纳的重要也就证明充分占有材料的重要。因为归纳是从个别到一般,个别的东西越多,越能证明你的结论是可靠的。”<FONT face=仿宋_GB2312 size=2>(见《谈谈写论文》,1979)</FONT>作为王先生的学生,如何在实践中体现先生的这些教导,是我在撰写这本书过程中时常思考的问题。
汉语语汇研究的基础相对比较薄弱,须要讨论的问题很多。书中提出的一些看法,做出的一些结论,是否站得住脚,尚需经受语言事实的检验。我诚恳地期待读者批评指正。
温 端 政
2003年7月10日
</STRONG></FONT>
我对“语”的调查研究,是从歇后语开始的。1958年,我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山西省忻县师范专科学校(今忻州师范学院前身)任教,发现当地群众口语中流行着大量的歇后语,便和几个学生一起进行记录。后来发现山西“山药蛋”派作家的作品中,运用了许多歇后语,于是又从通俗小说里收集歇后语。
1978年,我被调到刚刚恢复的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今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前身),在调查研究山西方言的同时,继续收集整理有关歇后语的材料。先后撰写了《关于“歇后语”的名称问题》<FONT face=仿宋_GB2312 size=2>(《语文研究》1980年1辑)</FONT>、《引注语(歇后语)的性质<FONT face=仿宋_GB2312 size=2>》(《晋阳学刊》1980年1期)</FONT>、《引注语(歇后语)的来源》<FONT face=仿宋_GB2312 size=2>(《晋阳学刊》1980年3期)</FONT>、《试谈“引注结构”》<FONT face=仿宋_GB2312 size=2>(《语文研究》1981年2辑)</FONT>、《歇后语的语义》<FONT face=仿宋_GB2312 size=2>(《中国语文》1981年6期)</FONT>、《略论“歇后语”前后两部分的关系——对几种流行说法的商榷》<FONT face=仿宋_GB2312 size=2>(《语文研究》1983年l期)</FONT>等文章。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后来写入“汉语知识丛书”中的《歇后语》一书<FONT face=仿宋_GB2312 size=2>(商务印书馆,1985)</FONT>。写完《歇后语》一书后,在撰写“汉语知识丛书”中的《谚语》一书<FONT face=仿宋_GB2312 size=2>(商务印书馆,1985)</FONT>时,又对汉语谚语进行了初步调查研究。《歇后语》和《谚语》先后被译成日文在日本东京出版,使我感受到“语”的研究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意义和作用。在这期间,我还分别应上海辞书出版社和山西人民出版社之约,主编了《中国俗语大词典》和《古今俗语集成》,于1989年同时问世。两书均承蒙王力先生题写书名,吕叔湘先生为《中国俗语大词典》撰写了序言,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在这之后,我陆续主编、参与主编或参与编写了一些大中小型语汇类的工具书。这些工具书,虽然不同程度地受到读者的青睐,但总感到有许多不足之处。根本原因在于对语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理论研究未能取得新的进展,制约着辞书编纂水平的提高。
2000年,为了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我和沈慧云研究员合写了《“龙虫并雕”和“语”的研究》一文<FONT face=仿宋_GB2312 size=2>(《语文研究》2000年4期)</FONT>,把我们近年来关于“语”的一些思考,整理出来。我们认为“语”是汉语里大于“词”、结构相对定型、具有多功能的叙述性语言单位;认为“语”的性质和作用,都有别于“词”,不是“词的等价物”;认为语汇自身是一个系统,建议从汉语实际出发,建立起与汉语词汇学平行的汉语语汇学。2002年5月,我在提交第四届全国词汇学学术研讨会<FONT face=仿宋_GB2312 size=2>(河北•石家庄)</FONT>的论文《论语词分立》中,进一步阐述了上述看法,提出“语词分立”的主张。其基本含义是:
(1)给词、语,特别是给“语”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明确它的范围;
(2)确认“语”和“词”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语言单位,把“语”从“词汇”里分立出来,把“词”从“语汇”里分立出来;
(3)明确“词汇”和“语汇”的定义,确认词汇具有系统性,语汇也具有系统性。
这时,我强烈地感到须要按照“语词分立”的设想撰写一本有关汉语语汇学的书。这个想法得到商务印书馆周洪波先生的热情支持,更增强了信心。
王力先生曾经说过:“结论是在归纳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开头。”“归纳的重要也就证明充分占有材料的重要。因为归纳是从个别到一般,个别的东西越多,越能证明你的结论是可靠的。”<FONT face=仿宋_GB2312 size=2>(见《谈谈写论文》,1979)</FONT>作为王先生的学生,如何在实践中体现先生的这些教导,是我在撰写这本书过程中时常思考的问题。
汉语语汇研究的基础相对比较薄弱,须要讨论的问题很多。书中提出的一些看法,做出的一些结论,是否站得住脚,尚需经受语言事实的检验。我诚恳地期待读者批评指正。
温 端 政
2003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