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FONT size=3><STRONG>舍弃企业契约论
正确认识企业组织的本质关系(代序)
</STRONG></FONT> 一百多年来，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都缺乏将企业作为一个组织的理论分析。亚当•斯密虽然科学地提出了分工理论，接近了企业组织分工的职能问题，可是他由于过于强调市场对分工的制约，将注意力过多地转向市场，未能通过分工进而研究企业组织问题。马歇尔发展了斯密的分工理论，论述过分工、专业化和组织对实现规模经济的作用。在其名著《经济学原理》中，他曾明确指出，内部规模经济是由单个企业内部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形成的。但是，马歇尔基本上把组织看做为一种协调分工的功能，而没有将它当做一种社会实体，不研究它的性质、结构和关系问题，并且把主要的力量集中于供求与价格决定的研究上。在他以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更是突出地将资源配置当成经济学研究的对象，集中关注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及其运行，由此发展了日益完整的市场价格理论。在他们眼中，厂商(企业)被归结为可用生产函数去描述的进行物质转换的技术性关系，其任务只是如何适应市场去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迎合关于投入和产出的相应边际条件，达到产值和利润的最大化。研究中心的转移，把市场以外的其他经济组织置于视野之外，于是，有关企业性质、界限及其内部制度结构的问题便完全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消失了。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罗纳德•科斯明确指出研究企业性质问题的必要性，并以交易费用为基本工具对问题提出自己的创见，认为企业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建立的、以权威服从关系替代市场交易的组织。他指出“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代替，企业家指挥生产。显然，存在着协调生产的替代方法。”“当资源的导向依赖于企业家时，由一些关系系统构成的企业就开始出现了”(《企业的性质》)。“能够解释企业存在的，正是对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费用的回避，在企业内部要素的配置是行政决策的结果”(《生产的制度结构》)。可见，比起新古典经济学，科斯的企业理论的进步意义在于区分了市场和企业的不同机制，说明了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存在的合理性(这里暂不论这种替代逻辑与其市场先验主义理论假设前提和实践的矛盾)。但是，由于科斯在“交易”、“交易费用”、“契约”的概念及其使用上的含糊，他有时又谈论起企业内部的交易和交易费用并将之与市场交易费用等同对待、互比数量的大小，从而同他区分市场与企业的原先观点相矛盾。这种分析以及他后来为此问题而进行的“自我批评”，就为在他之后继续打着交易费用企业理论旗号的经济学家留下一条歧路。
科斯的后继者多数接受渊源于康芒斯的泛化的“交易”概念，加上科斯含糊概念的影响，纷纷将企业内部关系和企业外部的市场关系等同起来，都说成是交易关系和契约关系，企业就变成了市场性契约的集合，“一组个人间契约关系的一个联结”(M．詹森和W．梅克林：《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与所有权结构》)，是各个生产要素产权主体让渡各自使用权而组成的另一种市场。于是，企业就不是科斯所说的那个不同于市场的另一种经济组织，它与市场的差别只是“一种契约形式取代另一种契约形式”，即以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这种分析方法使交易费用企业理论又回到科斯以前的新古典世界，科斯为探索企业性质撬开的小门又被关闭了。难怪张五常毫不汗颜地称道：“这种方法所具有的最富意义的地方是，我们对于企业的规模无法说得更多，因为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企业究竟是什么”(《企业的契约性质》)。在这种不知企业为何物的现代企业理论中，企业即使不被锁进黑匣子，至少也成为一个空匣子了。
组织管理科学虽然研究了企业组织，也提出许多不同的企业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它们大多局限于经验层面的总结，只注意考察企业的内部结构和具体运行的管理，缺少应有的经济学的理论分析。
理论经济学研究的上述缺陷以及组织管理学与经济学分析相脱节等造成的空隙，不利于正确认识企业这一重要组织的经济关系的实质及其运动的基本规律，不仅影响了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也不利于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正是鉴于经济学理论上的这个空隙以及弄清企业组织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对改革实践的应用价值，林金忠同志决定以“企业组织的经济学分析”为题，撰写博士学位论文。论文经过专家审阅，评价很好，还获得福建省优秀博士论文奖。在通过论文答辩以后，他又搜集了大量资料，认真地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本专著首先回顾有关企业组织的一些主要理论，明确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分工理论作为基本指导思想，确定从分工和协调的视角探讨企业组织的经济关系。贯穿全书的一个基本认识是：企业组织内部的关系不是什么市场交易关系，企业组织内部所发生的成本或费用不属于交易费用；在企业组织内部，除了生产成本外，还有组织成本(包括协调成本和行政管理成本)，其中生产成本是由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形成的，而组织成本则涉及到人与人之间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在这个思路的指引下，作者探讨了企业的真正起源，论证了企业的性质，随后分别从企业与外部社会分工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内部的分工和协调关系这两大线索，展开主要部分的理论论证，系统探讨了一些有关企业组织的主要理论问题，诸如，企业组织的“适应性”、“市场筛选机制”、企业组织的分化和整合、企业内部分工和协调、企业组织结构及其形态的多样化、企业组织的大型化、“官僚层级结构”的特征、适应性和局限性等。
专著广泛引述了西方经济学的著作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评述，理论性、逻辑性很强，篇章结构严密，概念明确而严谨，阐述比较细致，论据比较充分，引证非常规范。特别是许多见解颇有创新而且言之成理，如研究视角的选择、以唯物史观说明企业组织的性质、提出“最小技术单位规模”的概念并以之阐明技术条件对企业起源的重要意义、对“包买商”历史作用的重新认识及其在今日的应用价值的分析、对新型的“团队”组织的独特作用的分析、对大型企业和规模经济多种形态的阐述、关于层级组织结构的客观完整的评价，等等。
当今，在我国经济学界，交易费用学派将企业当成市场性契约的集束的理论备受推崇，俨然成为企业理论的主流，广泛流传，到处被引用。林金忠博士不畏强势，本着科学良知，经过反复思考、研究和论证，对“主流理论”提出有力的挑战，有理有据，发人深省，实为理论界的一股清风。喜而写此书序，但愿这不会成为现代版的堂吉诃德故事。
吴宣恭
2004年1月于厦门大学敬贤楼
正确认识企业组织的本质关系(代序)
</STRONG></FONT> 一百多年来，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都缺乏将企业作为一个组织的理论分析。亚当•斯密虽然科学地提出了分工理论，接近了企业组织分工的职能问题，可是他由于过于强调市场对分工的制约，将注意力过多地转向市场，未能通过分工进而研究企业组织问题。马歇尔发展了斯密的分工理论，论述过分工、专业化和组织对实现规模经济的作用。在其名著《经济学原理》中，他曾明确指出，内部规模经济是由单个企业内部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形成的。但是，马歇尔基本上把组织看做为一种协调分工的功能，而没有将它当做一种社会实体，不研究它的性质、结构和关系问题，并且把主要的力量集中于供求与价格决定的研究上。在他以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更是突出地将资源配置当成经济学研究的对象，集中关注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及其运行，由此发展了日益完整的市场价格理论。在他们眼中，厂商(企业)被归结为可用生产函数去描述的进行物质转换的技术性关系，其任务只是如何适应市场去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迎合关于投入和产出的相应边际条件，达到产值和利润的最大化。研究中心的转移，把市场以外的其他经济组织置于视野之外，于是，有关企业性质、界限及其内部制度结构的问题便完全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消失了。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罗纳德•科斯明确指出研究企业性质问题的必要性，并以交易费用为基本工具对问题提出自己的创见，认为企业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建立的、以权威服从关系替代市场交易的组织。他指出“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代替，企业家指挥生产。显然，存在着协调生产的替代方法。”“当资源的导向依赖于企业家时，由一些关系系统构成的企业就开始出现了”(《企业的性质》)。“能够解释企业存在的，正是对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费用的回避，在企业内部要素的配置是行政决策的结果”(《生产的制度结构》)。可见，比起新古典经济学，科斯的企业理论的进步意义在于区分了市场和企业的不同机制，说明了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存在的合理性(这里暂不论这种替代逻辑与其市场先验主义理论假设前提和实践的矛盾)。但是，由于科斯在“交易”、“交易费用”、“契约”的概念及其使用上的含糊，他有时又谈论起企业内部的交易和交易费用并将之与市场交易费用等同对待、互比数量的大小，从而同他区分市场与企业的原先观点相矛盾。这种分析以及他后来为此问题而进行的“自我批评”，就为在他之后继续打着交易费用企业理论旗号的经济学家留下一条歧路。
科斯的后继者多数接受渊源于康芒斯的泛化的“交易”概念，加上科斯含糊概念的影响，纷纷将企业内部关系和企业外部的市场关系等同起来，都说成是交易关系和契约关系，企业就变成了市场性契约的集合，“一组个人间契约关系的一个联结”(M．詹森和W．梅克林：《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与所有权结构》)，是各个生产要素产权主体让渡各自使用权而组成的另一种市场。于是，企业就不是科斯所说的那个不同于市场的另一种经济组织，它与市场的差别只是“一种契约形式取代另一种契约形式”，即以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这种分析方法使交易费用企业理论又回到科斯以前的新古典世界，科斯为探索企业性质撬开的小门又被关闭了。难怪张五常毫不汗颜地称道：“这种方法所具有的最富意义的地方是，我们对于企业的规模无法说得更多，因为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企业究竟是什么”(《企业的契约性质》)。在这种不知企业为何物的现代企业理论中，企业即使不被锁进黑匣子，至少也成为一个空匣子了。
组织管理科学虽然研究了企业组织，也提出许多不同的企业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它们大多局限于经验层面的总结，只注意考察企业的内部结构和具体运行的管理，缺少应有的经济学的理论分析。
理论经济学研究的上述缺陷以及组织管理学与经济学分析相脱节等造成的空隙，不利于正确认识企业这一重要组织的经济关系的实质及其运动的基本规律，不仅影响了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也不利于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正是鉴于经济学理论上的这个空隙以及弄清企业组织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对改革实践的应用价值，林金忠同志决定以“企业组织的经济学分析”为题，撰写博士学位论文。论文经过专家审阅，评价很好，还获得福建省优秀博士论文奖。在通过论文答辩以后，他又搜集了大量资料，认真地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本专著首先回顾有关企业组织的一些主要理论，明确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分工理论作为基本指导思想，确定从分工和协调的视角探讨企业组织的经济关系。贯穿全书的一个基本认识是：企业组织内部的关系不是什么市场交易关系，企业组织内部所发生的成本或费用不属于交易费用；在企业组织内部，除了生产成本外，还有组织成本(包括协调成本和行政管理成本)，其中生产成本是由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形成的，而组织成本则涉及到人与人之间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在这个思路的指引下，作者探讨了企业的真正起源，论证了企业的性质，随后分别从企业与外部社会分工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内部的分工和协调关系这两大线索，展开主要部分的理论论证，系统探讨了一些有关企业组织的主要理论问题，诸如，企业组织的“适应性”、“市场筛选机制”、企业组织的分化和整合、企业内部分工和协调、企业组织结构及其形态的多样化、企业组织的大型化、“官僚层级结构”的特征、适应性和局限性等。
专著广泛引述了西方经济学的著作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评述，理论性、逻辑性很强，篇章结构严密，概念明确而严谨，阐述比较细致，论据比较充分，引证非常规范。特别是许多见解颇有创新而且言之成理，如研究视角的选择、以唯物史观说明企业组织的性质、提出“最小技术单位规模”的概念并以之阐明技术条件对企业起源的重要意义、对“包买商”历史作用的重新认识及其在今日的应用价值的分析、对新型的“团队”组织的独特作用的分析、对大型企业和规模经济多种形态的阐述、关于层级组织结构的客观完整的评价，等等。
当今，在我国经济学界，交易费用学派将企业当成市场性契约的集束的理论备受推崇，俨然成为企业理论的主流，广泛流传，到处被引用。林金忠博士不畏强势，本着科学良知，经过反复思考、研究和论证，对“主流理论”提出有力的挑战，有理有据，发人深省，实为理论界的一股清风。喜而写此书序，但愿这不会成为现代版的堂吉诃德故事。
吴宣恭
2004年1月于厦门大学敬贤楼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