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序
江 怡
钱冠连先生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1年度重大研究项目《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顺利完成,可喜可贺!钱先生结项成书,嘱我作序,诚惶诚恐。两年前,我与先生还素昧平生,他通过网络和书信与我联系,方知先生在语言学界早已鼎鼎大名,更是语言学界开创语言哲学研究和教学的先驱之一。2003年11月,先生诚邀我赴广州讲学,相见恨晚,遂结忘年之交。我钦佩先生的学问和人品,特别是他对语言与人类生存状态之关系的哲学理解,使他的整个研究具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
众所周知,20世纪的西方哲学发生了一场“语言的转向”。虽然这场转向并不意味着哲学开始走上语言学的道路,但哲学与语言学的关系却比以往更为密切了,以至于语言学家们纷纷把哲学看做语言学研究的“摇篮”和“基石”;而在哲学家们看来,“语言的转向”不仅仅意味着哲学研究的对象和主题从思维和理性活动内容转向了表达这种内容的语言本身,更重要的是表明,在语言的背后并不存在某种需要由语言来表达的所谓理性内容,相反,语言本身就是这些内容,所以,研究语言就是研究思想本身。当然,在当代西方哲学中,英美哲学家和欧洲大陆哲学家对语言的认识各不相同:英美哲学家偏重于把语言看做思想的逻辑形式或经验层面上的日常语言,但欧洲大陆哲学家则更强调语言对人的存在具有的本体论意义。无论语言在他们心中作如何理解,他们都承认,语言在比以往更大的程度上影响并决定着思想,甚至决定着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就是对语言的批判”到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这些说法都体现出了哲学家们对语言的忧患和反思。
其实,这种忧患和反思不仅反映在哲学家的思想中,包括语言学家在内的许多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也都对语言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认识和理解,例如,乔姆斯基的语言观就是对莱布尼茨“普遍语法”观念的具体阐述,提出了关于纯粹理性主义的普遍语言和人类语言能力的思想;伽登纳对历史语言的重新解释,导致了当代历史研究中的语言转向;黑尔对道德语言的详尽分析,使得当代伦理学从规范主义走向了元伦理学的道路;宗教领域对宗教语言的诠释造成了当代宗教研究以及整个宗教传播在方法论上的转变,“太初有道”中的“道”更多地被看做语言所揭示的事物发展规律;当然,计算机语言研究和人类思维活动的关系,更是当代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核心话题。凡此种种表明,语言研究在当代人类思维中的重要作用愈发突现出来。
虽然传统哲学家同样认识到语言的重要性,甚至以往的语言学家更是以研究语言为自己的天职,但他们有一个共识,即语言的重要性是建立在语言所表达的思想之上的:由于表达了重要的思想,因而语言才具有了重要性,显然,在这里,语言不过是表达思想的一个工具和手段;澄清语言的意义,目的是为了使其更好地表达思想。然而,当代哲学发生了语言的转向之后,哲学家们对语言的认识就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在他们看来,语言不仅仅是(或主要不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或手段,语言就是思想本身,在语言的背后,并不存在任何隐藏的思想需要表达;我们对思想的理解正是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完成的,我们理解思想的过程就是理解语言的过程;语言不仅构成了我们的思想,而且构成了我们的生存方式,语言就是我们存在的最后家园。无论是英美的分析哲学家还是欧洲大陆的存在哲学家或现象学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语言看做人类存在的最后一块领地,虽然他们对这块领地的处理态度和方式截然不同。
在英美哲学家看来,语言既是人类认识活动的最后结果,也是人类认识活动的对象,因而,语言具有外在于人类自身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只有把语言看做对人类共同的、客观的东西,我们才能真正认识语言的性质和作用。同时,由于我们以往错误地理解或错误地使用了语言,导致我们的思想发生了混乱,因而我们从语言中找到了传统哲学混乱的根源,并且是这种混乱的最后一个避难所。所以,哲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在澄清语言的意义和用法的同时,揭示语言的这种客观性和独立性,使哲学研究真正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达到严格和精确。在欧洲大陆哲学家看来,语言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而是哲学得以存在的依据,是人类存在的基础,是支配和决定人类思想的最后因素;所以,欧洲大陆哲学家从来不把自己的哲学看做一种语言研究,但他们都把自己的思想看做语言的自我显现,是语言自己在说话:不是人们在使用语言,相反,是语言利用人们的身体在说话,在说的过程中,身体是工具和载体,而思想则以语言的形式得以显露。可以看出,虽然英美哲学家和欧洲大陆的哲学家对语言的认识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把语言与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强调思想对语言的依赖性、不可分离性,甚至强调两者的合二为一。
当然,无论是把语言看做思想本身,还是把语言理解为存在的最后家园,这些都是对语言性质的全新认识,与传统哲学以及传统思维方式对语言的理解有了很大不同。如果仅仅从经验的层面观察,语言的工具性质似乎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只要我们稍微进一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我们所观察到的语言活动绝不仅仅是在表达或传递某种其他的东西,它们本身其实就是人类的一种活动,是一种经过社会化改造的本能的活动。这正是钱冠连先生在这本著作中着重阐发的主要思想:“人活在语言中,人不得不活在语言中,人活在程式性语言行为中。”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语言,初看起来是在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要想听话者能够恰当地理解自己的想法,就是说,能够让听话者对自己的话语作出我们期望的反应,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话语本身是否能够被听话者所接受。在这里,我们使用的语言本身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让听话者接受,就成为表达思想本身是否成功的关键。进一步说,听话者对我们思想的理解和接受,完全取决于对我们所使用的语言的理解和接受,换句话说,我们的语言本身既是我们用来表达思想的方式,也是听话者理解和接受我们用语言所要表达的思想的惟一途径。然而,如果听话者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只是我们的语言,那么,我们就不必过多地考虑我们应当如何表达思想,而是要更多地考虑我们的语言是否以及如何能够准确地表达我们的思想。在这里,更重要的是“语言”而不是“思想”,因为“语言本身就是思想”。从表达和交流的层面看,思想的表达和语言的交流是为了让听话者得到理解和接受,而这种理解和接受的对象不是“思想”而是语言,换句话说,“抓住了语言就是抓住了思想”。
而且,语言的结构直接构成和影响着思维的结构。我们的日常语言结构呈现出我们的一般思维结构:我们说出的话要得到理解,首先就需要符合语法要求和逻辑要求,而这种语法的和逻辑的要求正是我们思维结构的组成部分;同时,语法和逻辑也是思维结构的直接体现,对思维结构的形成和变化有着直接的作用。现代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有什么样的语法形式,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逻辑,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思维模式。语言结构的变化,意味着思维结构的变化,甚至语词上的变化也直接反映着人们的思维模式的变化。这正是钱先生在书中所说的“语言行为的程式性特征”,也是我们常说的“语词的变化折射着时代的变迁”。我们更可以说,语词变化本身就是时代变迁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个语词发生着重大变化的时代。
是为序。
江怡,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秘书长,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中方委员会副主席。
江 怡
钱冠连先生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1年度重大研究项目《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顺利完成,可喜可贺!钱先生结项成书,嘱我作序,诚惶诚恐。两年前,我与先生还素昧平生,他通过网络和书信与我联系,方知先生在语言学界早已鼎鼎大名,更是语言学界开创语言哲学研究和教学的先驱之一。2003年11月,先生诚邀我赴广州讲学,相见恨晚,遂结忘年之交。我钦佩先生的学问和人品,特别是他对语言与人类生存状态之关系的哲学理解,使他的整个研究具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
众所周知,20世纪的西方哲学发生了一场“语言的转向”。虽然这场转向并不意味着哲学开始走上语言学的道路,但哲学与语言学的关系却比以往更为密切了,以至于语言学家们纷纷把哲学看做语言学研究的“摇篮”和“基石”;而在哲学家们看来,“语言的转向”不仅仅意味着哲学研究的对象和主题从思维和理性活动内容转向了表达这种内容的语言本身,更重要的是表明,在语言的背后并不存在某种需要由语言来表达的所谓理性内容,相反,语言本身就是这些内容,所以,研究语言就是研究思想本身。当然,在当代西方哲学中,英美哲学家和欧洲大陆哲学家对语言的认识各不相同:英美哲学家偏重于把语言看做思想的逻辑形式或经验层面上的日常语言,但欧洲大陆哲学家则更强调语言对人的存在具有的本体论意义。无论语言在他们心中作如何理解,他们都承认,语言在比以往更大的程度上影响并决定着思想,甚至决定着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就是对语言的批判”到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这些说法都体现出了哲学家们对语言的忧患和反思。
其实,这种忧患和反思不仅反映在哲学家的思想中,包括语言学家在内的许多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也都对语言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认识和理解,例如,乔姆斯基的语言观就是对莱布尼茨“普遍语法”观念的具体阐述,提出了关于纯粹理性主义的普遍语言和人类语言能力的思想;伽登纳对历史语言的重新解释,导致了当代历史研究中的语言转向;黑尔对道德语言的详尽分析,使得当代伦理学从规范主义走向了元伦理学的道路;宗教领域对宗教语言的诠释造成了当代宗教研究以及整个宗教传播在方法论上的转变,“太初有道”中的“道”更多地被看做语言所揭示的事物发展规律;当然,计算机语言研究和人类思维活动的关系,更是当代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核心话题。凡此种种表明,语言研究在当代人类思维中的重要作用愈发突现出来。
虽然传统哲学家同样认识到语言的重要性,甚至以往的语言学家更是以研究语言为自己的天职,但他们有一个共识,即语言的重要性是建立在语言所表达的思想之上的:由于表达了重要的思想,因而语言才具有了重要性,显然,在这里,语言不过是表达思想的一个工具和手段;澄清语言的意义,目的是为了使其更好地表达思想。然而,当代哲学发生了语言的转向之后,哲学家们对语言的认识就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在他们看来,语言不仅仅是(或主要不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或手段,语言就是思想本身,在语言的背后,并不存在任何隐藏的思想需要表达;我们对思想的理解正是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完成的,我们理解思想的过程就是理解语言的过程;语言不仅构成了我们的思想,而且构成了我们的生存方式,语言就是我们存在的最后家园。无论是英美的分析哲学家还是欧洲大陆的存在哲学家或现象学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语言看做人类存在的最后一块领地,虽然他们对这块领地的处理态度和方式截然不同。
在英美哲学家看来,语言既是人类认识活动的最后结果,也是人类认识活动的对象,因而,语言具有外在于人类自身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只有把语言看做对人类共同的、客观的东西,我们才能真正认识语言的性质和作用。同时,由于我们以往错误地理解或错误地使用了语言,导致我们的思想发生了混乱,因而我们从语言中找到了传统哲学混乱的根源,并且是这种混乱的最后一个避难所。所以,哲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在澄清语言的意义和用法的同时,揭示语言的这种客观性和独立性,使哲学研究真正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达到严格和精确。在欧洲大陆哲学家看来,语言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而是哲学得以存在的依据,是人类存在的基础,是支配和决定人类思想的最后因素;所以,欧洲大陆哲学家从来不把自己的哲学看做一种语言研究,但他们都把自己的思想看做语言的自我显现,是语言自己在说话:不是人们在使用语言,相反,是语言利用人们的身体在说话,在说的过程中,身体是工具和载体,而思想则以语言的形式得以显露。可以看出,虽然英美哲学家和欧洲大陆的哲学家对语言的认识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把语言与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强调思想对语言的依赖性、不可分离性,甚至强调两者的合二为一。
当然,无论是把语言看做思想本身,还是把语言理解为存在的最后家园,这些都是对语言性质的全新认识,与传统哲学以及传统思维方式对语言的理解有了很大不同。如果仅仅从经验的层面观察,语言的工具性质似乎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只要我们稍微进一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我们所观察到的语言活动绝不仅仅是在表达或传递某种其他的东西,它们本身其实就是人类的一种活动,是一种经过社会化改造的本能的活动。这正是钱冠连先生在这本著作中着重阐发的主要思想:“人活在语言中,人不得不活在语言中,人活在程式性语言行为中。”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语言,初看起来是在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要想听话者能够恰当地理解自己的想法,就是说,能够让听话者对自己的话语作出我们期望的反应,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话语本身是否能够被听话者所接受。在这里,我们使用的语言本身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让听话者接受,就成为表达思想本身是否成功的关键。进一步说,听话者对我们思想的理解和接受,完全取决于对我们所使用的语言的理解和接受,换句话说,我们的语言本身既是我们用来表达思想的方式,也是听话者理解和接受我们用语言所要表达的思想的惟一途径。然而,如果听话者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只是我们的语言,那么,我们就不必过多地考虑我们应当如何表达思想,而是要更多地考虑我们的语言是否以及如何能够准确地表达我们的思想。在这里,更重要的是“语言”而不是“思想”,因为“语言本身就是思想”。从表达和交流的层面看,思想的表达和语言的交流是为了让听话者得到理解和接受,而这种理解和接受的对象不是“思想”而是语言,换句话说,“抓住了语言就是抓住了思想”。
而且,语言的结构直接构成和影响着思维的结构。我们的日常语言结构呈现出我们的一般思维结构:我们说出的话要得到理解,首先就需要符合语法要求和逻辑要求,而这种语法的和逻辑的要求正是我们思维结构的组成部分;同时,语法和逻辑也是思维结构的直接体现,对思维结构的形成和变化有着直接的作用。现代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有什么样的语法形式,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逻辑,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思维模式。语言结构的变化,意味着思维结构的变化,甚至语词上的变化也直接反映着人们的思维模式的变化。这正是钱先生在书中所说的“语言行为的程式性特征”,也是我们常说的“语词的变化折射着时代的变迁”。我们更可以说,语词变化本身就是时代变迁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个语词发生着重大变化的时代。
是为序。
江怡,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秘书长,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中方委员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