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FONT size=3><STRONG>序 一
</STRONG></FONT>
万献初的博士论文《<经典释文>音切类目研究》，在商务印书馆获得语言学出版基金，即将出版。他在从宗福邦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曾在北师大我们学科点上作过一年访问学者，之后在北师大获得硕士学位。我推荐他从师宗福邦先生，又是他博士论文答辩的主席。北师大和武汉大学的学术渊源一脉相传，都是章黄学术的嫡传地段。如此众多的原因，使我觉得应该在这本书前说一点该说的话。不过，商务出版基金规定，申请出版基金者，需要附上推荐人的意见，以示推荐者的责任。现在，我把2002年5月29日对这部书的推荐信原封不动地放在下面，然后再说我想说的话。
<FONT face=黑体><STRONG>推荐信</STRONG></FONT>
<FONT face=楷体_GB2312>万献初《<经典释文>音切类目研究》一文，在大量搜集和分析了此前关于《经典释文》研究的成果后，明确提出了以前对《经典释文》的“基础研究不足”的结论。作者对《经典释文》全书的材料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在精确量化的基础上作出若干判断，在此基础上，从清理术语、贯通条例入手，把全书的类目分成音、反切、如字、某某之某、读、假借和协韵几大类，逐一分析它们的内涵，用理论规律和音韵训诂原则对同一类目下不同的语言、文字现象加以分析综合，道出了这些现象的实质。这是一种十分科学的研究方法，使《经典释文》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论文的创新之处非常明显：第一，全面、准确地清理了《经典释文》的术语，促进了实用音韵学与训诂学的科学化；第二，对先秦至魏晋汉语典籍的明音、用字习惯与规律作了基本符合事实的总结；第三，在追溯了单音音变构词诸多事实的基础上，分清了以音明义与音变构词这两种不同的现象，澄清了许多比较模糊或走入误区的问题。
以上三点，以第三点最有价值，下面对这一点再加申述：对《经典释文》一书反映的音义现象，有人只认识到是以音明义，也有人笼统地认为存在音变构词现象，但从来没有全面分析和将诸多现象系统厘清过。在这一问题讨论过程中，又加入了一个关于去声的问题，涉及到去声是否后出和以去声别义的词义是否全部晚出的问题。后一个声调问题，更有许多模糊认识。万献初此文清理了给字注音与以音明义这两个层次，又清理了以音明义与音变构词这两个层次，把单音造词即将结束时期产生的现象划分得十分清晰。关于去声是否晚出与如何别义的问题，本文虽未作出十分明了的答复，但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材料，其实，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本文深得《经典释文》一书之要领，优点甚多，是一篇十分优秀的论文。
</FONT> 万献初到我这里作访问学者的第一天，我曾对他说：“你是否愿意永远献身于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如果你愿意，我会按这个路子为你安排学习；如果不愿意，我不会勉强你，也会按照另一个路子为你安排学习。”他的回答是：“我不用考虑，要是不学传统语言学，我不会到您这儿来。”他跟我听了一段课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整理章太炎的日本讲《说文》的笔记，后来他的硕士论文题目就是《章太炎的<说文>学》。我要他系统探讨太炎先生的《说文》学，是希望他能领略中国传统语言学在20世纪初期悲壮的历程，然后参加到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中国传统语言学新的发展历程中来。100年了，我们这一代在深深的爱国心驱使下理解了中国本土学问精华的人又要退出历史舞台了。比起我们的前辈，我们的条件受到了太多的限制，所做的实在太少太少，惟一的希望是还要有下一代人。万献初的弱点是出手快而不细致，这对传统语言学是相当不利的。我建议他到细心而严格的宗福邦先生那里去磨炼，我从他的这个选题和完成选题的方法中看到了这种磨炼，是宗福邦先生造就了他。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遭遇到太多的挫折。20世纪50年代以来，苏化和西化都直接对它否定，在“批判地继承”口号盛行的时候，似乎不批判，就没法继承。其实，许多人把真正的工夫都花在了“批判”上，在并没有弄懂前人的意思的时候，已经在曲解中批判了他，或者在批判中曲解了他。21世纪初是个西化占上风的时代，人们了解中国传统学问的机会本来就少，固有的偏见还相当地深，很多前人的精辟见解一直不被接受，改变一种看法实在是难上加难。我们跟从传统“小学”的老师所受的教育是：“先弄懂它，有选择地继承。”这就使我们的治学历程悲而不壮，充满了不被理解的遗憾和苦恼。这种内心的经历使我们越发不愿再去误解别人，不愿再去挫伤别人的自信。很多分歧不再引起争论，常常是我们这种心态促成的。
对万献初论文的方法，我是持肯定态度的。《经典释文》是一部保留不同年代、不同地域音义资料的训诂书，它的资料具有泛时的特点，所以，研究这部书不能用绝对描写的方法，对书中大量的音义材料，需要一点一点地确定它们的实质，梳理它们的脉络。在因果关系上，以音正义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以义正音有更重要的意义，是一般人了解不多的。万献初在处理大量的材料时，用的是文献学和语言学相互参照的方法，看起来烦琐，实则对《经典释文》必须如此。认为语言学与文献学必须严格划清界限的人也许对这种方法还有不同的意见，不过，这一番清查与梳理的工夫，恐怕没有受过严格传统语言文字学训练的人也是难以达到的。既然他的这部书已经得到了出版的机会，就待出版后慢慢讨论吧!
我的推荐是负责的，后面的话是我作的一点补充。
王宁
2004年9月北师大
<STRONG><FONT size=3>序 二</FONT></STRONG>
这些年来，献初和我一道从事《古音汇纂》的编纂工作，他是《汇纂》第一个数据库——《经典释文》语料库的主要筹划人。四年前，他提出了以《释文》音切类目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构想。近几十年来，语言学界有关《释文》研究的热点大都集中在《释文》音系的构建、个别音类的讨论和《释文》所引诸家音系的研究等问题上，献初却绕开热点，选择了音切类目研究这样一个冷僻的基础性研究课题，在我看来，他的选题是有眼力的。
《经典释文》集汉魏南北朝音义书之大成，是汉语言文字研究的资料宝库。其海量的音切资料累积了先秦至南北朝一千多年间不同历史层面、不同地域范围的复杂的语言文字信息，它好比一座地质条件异常复杂的矿藏，开采不易。人们采矿，总得先了解有关的地质构造，了解矿体的深浅、层次与走向，开采起来才不会走弯路。同样，只有在真正理解音义书的性质、弄懂《释文》的条例以及各类音切术语的含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把它的海量音切资料一一置于本来的时空层面之上。这样，在进行音切系联、类聚与比较时，才不至于鱼龙混杂、张冠李戴。献初在书中强调：“不整体地系统地研究《释文》的音切术语、体例，弄清准确的含义，要想作更深一层的语言本体方面的研究，无异于沙上造塔，根基不稳。”这是从前人研究的成败得失、正反经验中感悟出来的认识，值得我们重视。
在过去，面对《释文》数以万计的音切资料，靠手抄笔录，有很多事情我们想做而无法去做。今天，此书的作者借助新的研究手段，凭借电脑强大的数据检索与信息处理功能，使海量的音切资料终于得以进行穷尽性的系统分析和研究，这无疑是该研究领域的新的突破。透过对《释文》复杂多样的音切术语的性质内容所作的深入分析，作者探讨了与之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如：“首音”并非都是“标准音”；“要正确区分真值注音音切和假性注音音切”；《释文》在反切大行之后还并用多种注音方式是为了适应析音义辨字形的多重需要；《释文》音切是叠合了多个语音层面的文献语言读书音，等等。这些观点反映了《释文》基础性研究的新进展。
重视音、义之间的关联，是此书的一个特点。有的学者认为，《释文》实以注音为主，释音详而释义略。他们看重《释文》在音韵研究上的价值，而忽略或轻视它在语义研究领域中的作用。其实，《释文》为先秦十四部经典的经文与注文作音注，解释字的读音和意义，目的是为了释义通经。正如沈兼士先生所言，其“注音之字，往往示义，而释义之文，亦往往示音”，注音往往是释义的手段。所以，《释文》海量音切资料蕴含着同样是海量的语义信息，这是我们万万不可忽视的。透过各个音切类目的语音资料，深入辨析和探讨汉语音变构词、同源通假以及古今字的复杂情况与演变轨迹，这是贯串此书的一条主线。作者与此相关的论述，充分展示了《释文》在汉语语义、语法研究领域中的巨大价值。可以预期此书将会推动《释文》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拓展。
《<经典释文>音切类目研究》即将出版，我期待作者更多的新著问世。
宗福邦
2004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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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献初的博士论文《<经典释文>音切类目研究》，在商务印书馆获得语言学出版基金，即将出版。他在从宗福邦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曾在北师大我们学科点上作过一年访问学者，之后在北师大获得硕士学位。我推荐他从师宗福邦先生，又是他博士论文答辩的主席。北师大和武汉大学的学术渊源一脉相传，都是章黄学术的嫡传地段。如此众多的原因，使我觉得应该在这本书前说一点该说的话。不过，商务出版基金规定，申请出版基金者，需要附上推荐人的意见，以示推荐者的责任。现在，我把2002年5月29日对这部书的推荐信原封不动地放在下面，然后再说我想说的话。
<FONT face=黑体><STRONG>推荐信</STRONG></FONT>
<FONT face=楷体_GB2312>万献初《<经典释文>音切类目研究》一文，在大量搜集和分析了此前关于《经典释文》研究的成果后，明确提出了以前对《经典释文》的“基础研究不足”的结论。作者对《经典释文》全书的材料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在精确量化的基础上作出若干判断，在此基础上，从清理术语、贯通条例入手，把全书的类目分成音、反切、如字、某某之某、读、假借和协韵几大类，逐一分析它们的内涵，用理论规律和音韵训诂原则对同一类目下不同的语言、文字现象加以分析综合，道出了这些现象的实质。这是一种十分科学的研究方法，使《经典释文》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论文的创新之处非常明显：第一，全面、准确地清理了《经典释文》的术语，促进了实用音韵学与训诂学的科学化；第二，对先秦至魏晋汉语典籍的明音、用字习惯与规律作了基本符合事实的总结；第三，在追溯了单音音变构词诸多事实的基础上，分清了以音明义与音变构词这两种不同的现象，澄清了许多比较模糊或走入误区的问题。
以上三点，以第三点最有价值，下面对这一点再加申述：对《经典释文》一书反映的音义现象，有人只认识到是以音明义，也有人笼统地认为存在音变构词现象，但从来没有全面分析和将诸多现象系统厘清过。在这一问题讨论过程中，又加入了一个关于去声的问题，涉及到去声是否后出和以去声别义的词义是否全部晚出的问题。后一个声调问题，更有许多模糊认识。万献初此文清理了给字注音与以音明义这两个层次，又清理了以音明义与音变构词这两个层次，把单音造词即将结束时期产生的现象划分得十分清晰。关于去声是否晚出与如何别义的问题，本文虽未作出十分明了的答复，但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材料，其实，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本文深得《经典释文》一书之要领，优点甚多，是一篇十分优秀的论文。
</FONT> 万献初到我这里作访问学者的第一天，我曾对他说：“你是否愿意永远献身于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如果你愿意，我会按这个路子为你安排学习；如果不愿意，我不会勉强你，也会按照另一个路子为你安排学习。”他的回答是：“我不用考虑，要是不学传统语言学，我不会到您这儿来。”他跟我听了一段课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整理章太炎的日本讲《说文》的笔记，后来他的硕士论文题目就是《章太炎的<说文>学》。我要他系统探讨太炎先生的《说文》学，是希望他能领略中国传统语言学在20世纪初期悲壮的历程，然后参加到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中国传统语言学新的发展历程中来。100年了，我们这一代在深深的爱国心驱使下理解了中国本土学问精华的人又要退出历史舞台了。比起我们的前辈，我们的条件受到了太多的限制，所做的实在太少太少，惟一的希望是还要有下一代人。万献初的弱点是出手快而不细致，这对传统语言学是相当不利的。我建议他到细心而严格的宗福邦先生那里去磨炼，我从他的这个选题和完成选题的方法中看到了这种磨炼，是宗福邦先生造就了他。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遭遇到太多的挫折。20世纪50年代以来，苏化和西化都直接对它否定，在“批判地继承”口号盛行的时候，似乎不批判，就没法继承。其实，许多人把真正的工夫都花在了“批判”上，在并没有弄懂前人的意思的时候，已经在曲解中批判了他，或者在批判中曲解了他。21世纪初是个西化占上风的时代，人们了解中国传统学问的机会本来就少，固有的偏见还相当地深，很多前人的精辟见解一直不被接受，改变一种看法实在是难上加难。我们跟从传统“小学”的老师所受的教育是：“先弄懂它，有选择地继承。”这就使我们的治学历程悲而不壮，充满了不被理解的遗憾和苦恼。这种内心的经历使我们越发不愿再去误解别人，不愿再去挫伤别人的自信。很多分歧不再引起争论，常常是我们这种心态促成的。
对万献初论文的方法，我是持肯定态度的。《经典释文》是一部保留不同年代、不同地域音义资料的训诂书，它的资料具有泛时的特点，所以，研究这部书不能用绝对描写的方法，对书中大量的音义材料，需要一点一点地确定它们的实质，梳理它们的脉络。在因果关系上，以音正义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以义正音有更重要的意义，是一般人了解不多的。万献初在处理大量的材料时，用的是文献学和语言学相互参照的方法，看起来烦琐，实则对《经典释文》必须如此。认为语言学与文献学必须严格划清界限的人也许对这种方法还有不同的意见，不过，这一番清查与梳理的工夫，恐怕没有受过严格传统语言文字学训练的人也是难以达到的。既然他的这部书已经得到了出版的机会，就待出版后慢慢讨论吧!
我的推荐是负责的，后面的话是我作的一点补充。
王宁
2004年9月北师大
<STRONG><FONT size=3>序 二</FONT></STRONG>
这些年来，献初和我一道从事《古音汇纂》的编纂工作，他是《汇纂》第一个数据库——《经典释文》语料库的主要筹划人。四年前，他提出了以《释文》音切类目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构想。近几十年来，语言学界有关《释文》研究的热点大都集中在《释文》音系的构建、个别音类的讨论和《释文》所引诸家音系的研究等问题上，献初却绕开热点，选择了音切类目研究这样一个冷僻的基础性研究课题，在我看来，他的选题是有眼力的。
《经典释文》集汉魏南北朝音义书之大成，是汉语言文字研究的资料宝库。其海量的音切资料累积了先秦至南北朝一千多年间不同历史层面、不同地域范围的复杂的语言文字信息，它好比一座地质条件异常复杂的矿藏，开采不易。人们采矿，总得先了解有关的地质构造，了解矿体的深浅、层次与走向，开采起来才不会走弯路。同样，只有在真正理解音义书的性质、弄懂《释文》的条例以及各类音切术语的含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把它的海量音切资料一一置于本来的时空层面之上。这样，在进行音切系联、类聚与比较时，才不至于鱼龙混杂、张冠李戴。献初在书中强调：“不整体地系统地研究《释文》的音切术语、体例，弄清准确的含义，要想作更深一层的语言本体方面的研究，无异于沙上造塔，根基不稳。”这是从前人研究的成败得失、正反经验中感悟出来的认识，值得我们重视。
在过去，面对《释文》数以万计的音切资料，靠手抄笔录，有很多事情我们想做而无法去做。今天，此书的作者借助新的研究手段，凭借电脑强大的数据检索与信息处理功能，使海量的音切资料终于得以进行穷尽性的系统分析和研究，这无疑是该研究领域的新的突破。透过对《释文》复杂多样的音切术语的性质内容所作的深入分析，作者探讨了与之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如：“首音”并非都是“标准音”；“要正确区分真值注音音切和假性注音音切”；《释文》在反切大行之后还并用多种注音方式是为了适应析音义辨字形的多重需要；《释文》音切是叠合了多个语音层面的文献语言读书音，等等。这些观点反映了《释文》基础性研究的新进展。
重视音、义之间的关联，是此书的一个特点。有的学者认为，《释文》实以注音为主，释音详而释义略。他们看重《释文》在音韵研究上的价值，而忽略或轻视它在语义研究领域中的作用。其实，《释文》为先秦十四部经典的经文与注文作音注，解释字的读音和意义，目的是为了释义通经。正如沈兼士先生所言，其“注音之字，往往示义，而释义之文，亦往往示音”，注音往往是释义的手段。所以，《释文》海量音切资料蕴含着同样是海量的语义信息，这是我们万万不可忽视的。透过各个音切类目的语音资料，深入辨析和探讨汉语音变构词、同源通假以及古今字的复杂情况与演变轨迹，这是贯串此书的一条主线。作者与此相关的论述，充分展示了《释文》在汉语语义、语法研究领域中的巨大价值。可以预期此书将会推动《释文》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拓展。
《<经典释文>音切类目研究》即将出版，我期待作者更多的新著问世。
宗福邦
2004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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