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和城市

<STRONG><FONT face=楷体_GB2312 size=4>　　　　　　  《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FONT></STRONG>

<FONT face=仿宋_GB2312 size=3>　　　　　　　　  　　编　选　说　明

</FONT>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创建(1985)以来，在努力致力于研究生教育的同时，作为研究机构，更重视推动日本学研究的发展。此次出版的“译丛”正是其中成果之一。

　　中心社会研究室一直从事日本社会的研究，也不断跟踪了日本的社会学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考虑到把该领域日本的代表性著作翻译到中国来，具有很大的学术和文化意义，因而策划和准备了此次共10册的《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在策划之中，以研究室成员为中心，组织了课题组，和中日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意见交流，并选定了合适的原作，委托了合适的译者。

　　过去，关于近现代日本社会的日本人的著作也不是没有介绍过来，但数量十分有限，而且也不系统。鉴于这种情况，课题组着眼于大量的最新成果，同时更从建设“中国的日本学研究”这个根本的原则、方针出发，进行了选编。最终本译丛大致包括了以下三种著作：即1．属于社会学一般理论的。2．关于日本社会的社会学理论分析的。3．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现代日本社会特质的。

　　本来选择就不可能是绝对的，社会学的领域又从理论到现状分析，非常广泛和多重，应该参考的著述不胜枚举。但是，我们在奉行上述方针原则时深信，我们所选的和现代日本社会分析以及日本的社会学研究理论探索相关的这些著作，每一本都是重要的文献和研究素材。

　　随着国际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间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变得越来越不可缺少。中日双方也在进行着各种不同的日本论和中国论的交流。但是，在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化界，日本人的学术著作以原汁原味的形式被直接利用还是很少的。从这一点看，作为日本人对日本社会的自我分析和自我理解，此次该套研究专著译丛的出版，必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衷心期待，本译丛不仅为日本学研究者和有志青年学生所利用，也为中国的学术界、文化界所接受，在各种形式和各种层次上得到利用。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前主任教授　本丛书顾问

　　　　　　　　　　　　　　　　　　　　野村浩一(日本立教大学名誉教授)

　　　　　　　　　　　　　　　　　　　　　　　　　　　　2002年8月10日

<FONT face=楷体_GB2312 size=4><STRONG>　　　　　　《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总序

</STRONG></FONT>

　　翻译、出版这套《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缘故。

　　一个是社会学研究本身的缘故。

　　社会学诞生于近代的欧洲，在我国是一种“舶来”的学问。自70年代末社会学得以恢复以来，我国社会学界大量学习和引进了欧美的社会学理论和实践，但对邻国日本的社会学很少进行系统的了解。日本和我国同处亚洲的东方，又同属蒙古人种。由于这种地缘和人缘的因素，日本的社会学研究应该是可以直接给我国的社会学研究提供借鉴作用的。实际上，日本社会学者在运用社会学原理探索日本东方式社会结构方面是作出了很大成就的。在农村社会学和家庭社会学上，50年代就出现了福武直和有贺喜左卫门等杰出学者。近年来以富永健一的现代化论为代表，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不少新的成果。学习、借鉴日本社会学的这些新成果，无疑对我国的社会学研究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举措，这正是我们翻译和出版这套《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的主要意义之所在。

　　另一个是日本社会研究的缘故。

　　日本是我国的一个发达的邻国，日本的发展进程一直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关注，可以说主要出于对受中国文明影响的异族的文化人类学式的兴趣，近代中国人对日本的探索，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试图通过日本的崛起验证东方文化对抗西方文化能力的文化比较，现代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虽然还延续着近代的动力，但随着现实需要增长和学问的发展，开始步入了全方位的学术研究阶段。通过研究日本社会的基本结构、变化过程去理解日本社会现象和日本文化特征，已经被人们当作了认识、理解日本的基本途径。要了解和研究日本社会，当然首先应该参考日本学者对自己社会的研究。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很奇怪，我们更了解其他外国人对日本社会的研究，比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赖肖尔的《日本人》以及中国人自己的《日本国志》（黄遵宪）、《日本论》（戴季陶）等等，几乎全是日本研究者必定读过的，而日本人对自己社会的研究我们知之甚少。其实，战前姑且不论，战后日本的社会自我研究是有了很大发展的，除了已经介绍到我国来的《依赖心理的结构》（土居健郎）和《纵式社会》（中根千枝）等名著之外，还有许多优秀的著作不断问世。尤其是90年代以后，可以说在社会学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一些引起社会反响的研究力作。如果能够及时地把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来，对我们认识日本社会也同样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推动作用。

　　出于上述缘故，我们有幸得到日本学术界的协助和国际交流基金的支持，和商务印书馆合作，隆重推出《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这项大型的学术工程，争取把9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学领域出版的主要最新学术成果翻译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此次日本社会学名著的翻译，鉴于人力物力的限制，首先翻译介绍10种日本社会学名著。这些著作的选定，反复征求了日本社会学专家的意见，入选的基本都是90年代以后出版的最新学术著作，在日本学术界均有很好的定评，甚至是学术畅销书。在类别上也涉及了社会学的多个分枝，如社会学理论、家庭研究、社会文化研究、社会经济研究、性差研究、城市研究等等。虽然10本书不足以全面网罗日本社会学界的最新成果，但也大致可以反映日本社会学界的最新学术进展。

　　担任此次《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学术顾问的分别是日本著名学者、原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日方主任教授野村浩一先生和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学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教授李强先生。担任译丛翻译的译者，都是曾毕业于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硕士课程的研究生，他们大都已在国外获得了博士学位或正在攻读博士课程。

　　我们相信，这一批日本社会学名著的翻译，不仅可以直接帮助我国对日本社会的研究，对我国本国社会学的研究也会有很大的参考作用。


　　　　　　　　　　　　　　　　　　　　　　　　　　　　　　周维宏


<FONT size=3><STRONG>　　　　　　　　　　　　中文版序言


</STRONG></FONT>　　拙著得以在中国出版并呈现于各位读者面前，作为作者，我深感荣幸。可以想像，在以上海、香港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为首的中国各城市，“越境流动人群”——“越境移民族群”——的经济活动和他们与移居国社会居民之间形成的多元族群共同体(multiethnic community)的问题今后将进一步发展，并将日趋尖锐地向现有教育制度、福利制度等各项制度提出各种挑战。在欧美各国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越境移民族群”和其“互动者”所形成的各种关系将进一步展开，各国在行政上对此所采取对策的力度也将会逐渐加大，一个崭新的架构正在逐步形成。中国当然也不可能超然事外。据说，中国城乡居民在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的形成方式上很不一样。我认为，随着人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各种问题也将会相应地浮出水面，将不可避免地作为各种变量复合进去，势必会影响到上述迥然而异的城乡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的形成方式。

　　1990年，日本修改了自己的移民法“出入境管理法及难民资格认定法”。随后，流入日本社会的日裔巴西人、秘鲁人以及亚洲各国的越境移民便急剧增加。本书将焦点对准这些越境移民，描述了他们在适应各自移民目的地社会时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实践方式、与移居国居民之间的共存(多元族群共存，multiethnic coexistence)过程以及该过程给现有制度世界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当然，关于移民与移居国社会的居民携手共建移民社会的过程的研究，在美国和欧洲都各自拥有自己的悠久历史。特别是在美国，在移民涌入的1920年代、1950年代以及1965年以后的各个时期，都曾涌现出大批有关著作。不过，针对近年来移民流入的现象，人们把越境流动人群的适应方式的问题、其经济活动的展开问题以及他们同移居国社会居民之间各种关系的形成问题提升到了美国社会研究自身的高度，以至于有人说，越境移民研究的重点已从城市中移民社会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限定领域转移到了移民城市或移民社会是如何形成的方面[朗勃特(R．Rumbaut)、戈尔德(S．Gold)、福尔纳(N．Forner)，2000年]。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我把自己在1990年至1997年期间所进行的各项调查研究的成果汇集成了此书，并荣幸地在1999年获得了“日本城市社会学会”的第一届城市社会学会奖。自本书问世以来已过去了5年左右，在我涉及的“越境移民族群”与其“互动者”的实践、共同纽带的形成、共存架构的建立等问题所体现的社会意义的研究方面，不断有一些新成果问世，它们都对其本质进行了自己的探索和研究。

　　因此，我针对本书出版后产生的有关“越境移民族群”问题的新情况，特别是伴随共生现象的发展所产生的情况和“越境移民族群”存在本身所具有的意义，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调查并撰写了一些论文。我准备把这些论文增补进去，形成《新版越境移民族群与城市》，并于不久后出版。在中文版即将发行之际，我想结合新版内容并放眼新的情况，就本书所研究的现实状况和所进行的有关考察的意义，为各位中国读者做一说明。

　　我所探讨的问题是，应该如何认识“越境移民族群”、其“互动者”和他们建立的跨境或不跨境的社会性世界或社会性空间。

　　在现代社会中，“移民”越境流动，建立起自己的多元族群社会，还从事一些经济活动，如创办移民企业等……。其实，关于这些现象所带来的问题，最近在美国学者中出现了很多研究成果，认为这都是越境行为(transnationalism)的具体展开。特别要提到的是，“民间越境行为(transnationalism from below)”概念的提出就是这些研究成果中的一个。

　　这里所说的“民间越境行为”的具体展开指的是什么呢？美国社会学者A.波尔特(A.Portes)和M.P.史密斯(M.P.Smith)等人参考了文化人类学者N.格利克-希勒(N.Glick-Schiller)等人所下的定义，指出“它是一个各种结构的构筑过程，移民们在这些结构中培育和维系了把祖国和移居国社会连接起来的各种关系；它也是一个在当今社会中多数移民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上的边界建立社会性领域的过程”。他们认为，在上述过程中“民间越境行为”向现有社会制度提出了各种问题[巴施(Basch)、格利克-希勒、布兰克(Blanc)，1994年；史密斯、瓜尔尼佐(Guarnizo)，1998年；波尔特，1999年]。

　　我在这里尤其想说的是，与其说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越境移民族群”与其“互动者”所形成的社会是一个被资本的全球化、支撑资本全球化的国家性和超国家性的法规和架构等因素所制度化的世界，不如说它昭示了这种制度性社会中的落伍者所进行的各种日常实践是如何发展成为一场规模巨大的社会运动的。我认为，由“越境移民族群”与其“互动者”所构成的社会实际情况确实与“民间越境行为(Transnationalism from Below)”的具体展开这一表述非常符合。每一个实践只不过是极其普通的人们的日常性质的实践而已，但这些实践汇总起来就会成为向所在国家提出各种问题的一场运动，而且这些实践有时会表现为一场超越现有各项国家制度的运动。换言之，在“越境的(Trans-National)”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民间越境行为的具体展开。附带提一下，A.波尔特注意到了由这种“民间越境行为”的具体展开——对政治性边界的跨越——而导致的共同体的出现，并把这种共同体称之为“越境共同体”，指出有一种不同于单纯性同化的适应模式和各种经济活动与之同时展开，这些经济活动将会逐渐向现有国家内部业已形成的各项制度提出挑战，有可能建立起一个依托于越境移民的进取精神的社会性领域(波尔特，1996年) 。

　　具体地说，本书所研究的对象是1990年以后跨越国界而来到日本的人群及其在日本社会中的“互动者”。他们跨越国界，以横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形式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社会。当然，由于这种存在方式，他们不得不生活在一种不同于越境移居国人民的社会和法律条件之下，即不得不作为“移民族群”而生活。但是，与我们当初的印象不同，他们并不一定满足于这种“夹缝中”的存在方式，而是通过具体的越境行为，意识到了自己所具有的异质性。即使面临与周围社会一样的条件，他们也在既定的条件下，或者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重新解释和绕行这些条件，或者通过各种行动改变这些条件，建立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支撑这种“生活方式”的社会。与移民接触的日本居民，特别是其中的移民的“互动者”也同样如此。他们也在这种过程中意识到自己的异质性，也同样在对认同进行重新确认的同时不断进行着各种实践。

　　“越境移民族群”及其“互动者”在一个不同于自己文化的社会中认识到了自己所具有的异质性，经历了认同上的动摇，努力在一种新的状况下获得一种新的认同。而且，他们的这种行为超越了对所在社会的单纯适应过程，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实践。在实践中，他们有时对抗依托于国家和资本的全球政治经济机制而产生的社会过程，有时与该过程相互重合。

　　也许移民是作为劳动力而进入日本社会的，但是他们却担负着作为“越境移民族群”的文化使命，将会最终获得作为现代城市社会中日常实践的行为主体的角色和价值。接纳他们的当地居民——移民互动者——也同样如此。这些人最终通过与移民们所进行的携手行动而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进行着各种实践。他们在实践中，有时对抗以国家和资本为依托的全球政治经济机制所产生的社会过程，有时与该过程相互重合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越境移民的族群经历、异质性认识过程以及认同的重新形成过程，超越了移民狭义上的单纯适应层面，使生活在现代城市中的我们从中隐约地看到了他们与我们自身的生活方式互相进行共振的一些问题。

　　此外，涉及他们适应的各种实践，移民企业的发展，同当地居民间的冲突和为共存所做的努力，为争取新认同所做的努力——即移民自发地展开自己的越境行为的各个过程——具体地说，都是以作为流动据点的场所为起点而进行的。支撑他们进行越境流动的各种设施、组织和制度都是在这里形成的。上述各过程以这些设施、组织和制度为轴心，通过移民与其“互动者”之间所形成的各种关系网——我称之为“移民族群网络”——的各个节点的不断累积而在此具体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越境行为是在跨国领域中产生的，同时也是在我们身边的场所和人们的实践中产生的。

　　另一方面，由于越境行为的不断发展，作为移民或“越境移民族群”羁留地的一些地区将会逐渐演变成“跨区域的(Trans-Local)”或“区域联合的(Local to Local)”地区，而不会成为一种封闭性的地区(史密斯和瓜尔尼佐，1998年)。随着人员的流动，把作为羁留地的各地区连接起来，形成特定的历史、地理关系的那些关系在越境移民、其移居地和移出地之间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关系。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将会在这种关系中诞生，并且“越境移民族群”及其“互动者”接受异质性的共存过程与其认同的重新发现过程也将在这种关系中展开。我们确实也有必要把如今在上海、横滨、洛杉矶、波士顿以及纽约等大城市产生的有关移民和“越境移民族群”的社会现象解释为上述这种动态的具体反映。

　　当然，这里所形成的“移民族群网络”和越境社会空间(我在本书第四章中将其称为回路性社会)与其说一定与现存国家产生对立，不如说它是作为越境移民穿越现存国家的缝隙对自我的可能性进行实践的一个间隙性空间(Interstitional Space)而形成的。该社会与其说是一个业已形成的稳定性世界，不如说是在越境移民的日常实践和人们的各种阐述中正逐渐形成的一个日常性世界，一个逐渐建构中的世界，这一点是认识该社会的关键所在。

　　即使在思考“移民族群网络”与其“互动者”的“日常实践”的意义时我们也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参考M.塞尔托所使用的概念，把“日常实践”定义为移民为应付自己所处的状况而进行的各种实践活动。在这种日常实践中，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据自身的需要错开，或者根据自己的条件去重新解释各种未必对他们有利的条件，通过这种办法来绕行或克服自己的困难处境(塞尔托，1987年)。按照塞尔托本人的说法，“日常实践”有时与现有制度性世界相重合，有时在该领域周围展开，是一种在“没有自己领域”的社会中所进行的实践。

　　因此，我曾一直把由这种日常实践所形成的“跨国社会领域(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看成是一条不断向特定“场所”汇聚，同时又以此为起点不断向外扩散的关系链。现在，我认为与其把它看成是一个已经形成的稳定性社会，还不如看成是在越境移民的日常实践和人们的各种阐述中所逐渐形成的一个日常性的世界。正如我在本书各章中所指明的那样，它实际上是在“越境移民族群”的流动，支撑其生活的各种设施的形成和“越境移民族群”与其“互动者”间的共存这三个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最后要谈的是，“越境移民族群”和当地接纳他们的那些人所进行的各种实践，向我们提出了共同关系的再创造过程的问题和“生存方式的文化涵化过程”的问题。我认为，这些课题才是城市社会研究和城市共同体理论所形成的研究领域中的本质性课题。

　　现将上述内容梳理如下。

　　用外籍劳工、移民以及少数民族这些范畴未必能完全概括“越境移民族群”及其“互动者”所具有的意义。“越境移民族群”及其“互动者”首先是现代社会中“日常实践”的主体。

　　他们所形成的社会性空间是以所形成的越境网络和作为其据点的地区为磁场，在人们的各种具体实践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如果我们把此处的网络称为“移民网络”或“移民族群网络”的话，那么它是由援助移民进行流动的设施、组织和跨国创业实践等因素来支撑的。而且，正是由于存在着作为这种网络“节点”的各种设施、人员、组织以及制度，被称为“跨国社会领域(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的另一个“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得以形成，而该公共领域则是在异质性接受者之间的共存过程和他们的认同形成过程之中出现的。

　　本书从以上视点，逐次在流动者和定居者的适应过程之中、其自身的异质性认识和网络形成之中、其共存过程的变化之中，分析了其追求自我可能性的方式和方法。这样，也就考察了对最终会在其中形成一个怎样的社会性世界的问题。

　　本书所研究的是由“越境移民族群”与其“互动者”所组成的社会，它正是由上述意义上的最基层民众的日常实践所缔造出来的，是时隐时现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越境行为而进行具体展开的一宗案例。各位读者读后若能感受到这一点，我作为作者将不胜荣幸。

　　最后，请允许我表示一下我衷心的谢意。特别要感谢策划本书中文版翻译的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周维宏教授，还要感谢实际从事本书翻译工作的外交学院的马铭先生。我本人也翻译过几本英语文献，深知翻译工作的个中辛劳。在这个意义上，我谨对承担本书翻译的马先生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正如本文肇始所言，承蒙中国的各位读者和研究人士惠读此书，使我感到无上的光荣。依我看，国际化、全球化以及越境行为的深入发展的巨大潮流今后也必将席卷中国各个城市，中国人民也将会在这种时代潮流中进行各种有关的实践。如果拙著能够多少有助于各位理解“越境移民族群”届时在中国所展现的各种社会现象，那么对笔者来说则不啻为一份意外的荣幸。

　　从1991年冬季到1996年夏季这段时间里，我曾对“越境移民族群”及其“互动者”所形成的社会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和研究，并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他们所提出问题的意义。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上由两者汇编而成的。书中所涉及的，主要是以横滨市鹤见区为中心所形成的日本血统南美人社会的情况，但是我考察的重点，与其说是其社会本身，倒不如说是在于其作为“新移民”所特有的“生活方式”，移民社会的形成以及研究他们及其“互动者”所形成的社会——我在书中称之为越境移民族群网络——在城市社会学上所具有的意义。

　　我认为，通过自始至终地关注每一个“独立个体”所具有的越境移民族群经历(ethnic experiences)及其在特定“场所”中所建立起来的相互关系，既可以考察这些近年来成为全球性问题的有“适应而不同化”之称的“新移民”与我们共同生活在日本社会中的形态，同时也得以重新考察他们绕行或克服各种既定条件的行为以及由“共同体”这个词在产生该行为的日常网络中所指明的实际社会状态所具有的城市社会学意义。

　　正是出于对上述问题的关注，我在第一章中聚焦他们的“越境移民族群经历”，安排了从调查笔记中所选出的“非同化”形态以及对解释这种<STRONG>个人具体情况</STRONG>的理论架构(关于异质性认识的理论架构)所做的一些分析和研究。在第二章，我聚焦他们的适应形态、“生活方式”以及“越境移民族群网络”——该网络作为一种日常关系，构成了前两者的基础——安排了一些案例调查和分析研究。在第三章，调查分析了在其“生活方式”与现有制度性社会的交汇点上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在第四章，聚焦他们(及其“互动者”)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生活方式”及其社会，并以城市共同体理论为素材，讨论了该方法的城市社会学意义。

　　在讨论这些新移民的生活方式及其社会的城市社会学意义时，我把“城市共同体理论”的“问题意识”和共同体概念本身作为论述的依据。我认为，“越境移民族群”(关于此概念的含义，参见序章中所做的说明)研究向城市社会学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本身就是对现代城市中“城市共同体”的意义进行重新认识的结果。正是这种看法构成了我采用上述方法的依据。在终章，论述了结合城市共同体研究来进一步研究“越境移民族群”所显示的“日常实践”以及支撑它的关系的必要性，并把它作为我今后研究的课题。

　　附带说明一下。在本书各章的构成上，我往往将“案例调查”置于“分析研究”之前，这是出于我对上述课题均来自“实地调查现场”的考虑。

　　最后，谨向为拙著付梓和每次调研提供帮助的所有老师、同仁以及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我在立教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的导师中央大学奥田道夫教授，在研究上给了我很多建议和鼓励。尤其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对体现在日裔南美人中的“越境移民族群”的生活方式及其社会所做的调查和研究工作还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理解。尽管如此，奥田老师还是对我的调查研究工作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并提供了很多发表这些成果的机会。对此，我谨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在那段时间里，我教的一些本科生和研究生配合我对那些聚焦个人经历的案例进行调查和研究，并就有关问题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讨论；最令我感动的是，包括横滨市鹤见区U地区在内的各地区的居民和有关人士，对上述笔者所关注的问题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莫大的帮助。在此虽然不能逐一录下上述每位的尊姓大名，请允许我谨此奉上诚挚的谢意，并禀告拙著最终得以出版发行。


　　　　　　　　　　　　　　　　　　　　　　　　　　　　广田康生

　　　　　　　　　　　　　　　　　　　　　　　　　　　　1997年3月

　　我第一次接触来日本打工的日裔人士是在1991年。当时，由于在横滨市的研究工作的关系，我曾对位于该市鹤见区的生麦地区中心进行了一些问询调查。这些调查使我有机会登门拜访了本书第一章第一节中所介绍的W先生。从那以后，我结识了好几位日裔人士及有关的日本人，他们给我讲述了各种各样有关的事情。

　　就像我在卷首所开宗明义的那样，本书既不是一本日裔移民专著，也不是一本外籍劳工论著，而是一项对“越境移民族群”形成的网络世界及其城市社会学意义所进行的研究。老实说，在做这项研究时，我不揣菲薄，时时参照和借鉴了那些见之于192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派各有关专著中的城市研究成果。我之所以把芝加哥社会学派各专著置于本研究背后的参照物的位置，是基于以下两点不太成熟的考虑。首先，尽管日本的情况还没有发展到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当时所面对的芝加哥市那样的程度，但近年来由“越境移民”建立的“文化飞地(移民族群飞地)”正在我国城市社会中逐渐形成。其次，为了充分认识这种移民族群飞地，我总觉得必须首先从他们与现实中人们的接触之中去认识其支撑物——城市共同体——的特点。当然，我绝没有因此而自负地认为本研究已经达到了上述境界——我丝毫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至少我印象中的芝加哥城市社会学的各专著都把城市社会学这个词所蕴含的与生成某物的世界的接触作为自己从事研究的动机。

　　虽说如此，但现在的“越境移民”所建立的“文化飞地”，与其说给人以封闭的印象，不如说给人以很强的跨越边境和对外开放的印象。即使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不同于1920年代的“移民族群飞地”。不过，在此我再一次感到，涉及城市移民族群问题的城市社会学目前所直接面临的状况，就是必须从越境移民与现实中人们的接触之中去构思自己的研究课题。这就意味着，我们面临的正是一项令人激动不已的研究课题。

　　鉴于上述我自己对城市社会学学术领域的理解以及有关“越境移民族群”和“移民族群飞地”问题的现实情况，我基本上采用了通过人际关系展开问询调查的方式。首先，我把反映越境移民族群的网络世界当作了最重要的实施内容。不论对方是地区中心的工作人员、移民餐馆的经营者，还是教师、人才派遣公司的经营者，我通过作为连通其世界的各“节点”的人员和设施，连接起问询调查的链条，并从中描绘出越境移民族群世界或“移民族群网络”的全貌。当然，由于此类调查的特点，本书所描述的越境移民族群世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地反映实际情况，老实说，还必须有待于今后许多从事同类调查的人士在实践中去加以检验。

　　尽管如此，笔者还是非常感激有关人士在调查现场所惠赐的各种指导，真不知道如何表达我的谢意。也许各位读者觉得繁琐，本书还是原封不动地收录了在每篇调查报告之后所写下的谢词。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要在邂逅相遇之余见缝插针地进行调查研究，这件事本身如果没有这些人士的鼎力配合是根本无法进行的，更不可能以这种形式汇编成书了。实际上，每当调查及考察工作进展不下去时，我总是不揣冒昧，强行造访，让本书第一章中的W先生、第二章中的T先生及其朋友们陪着聊个天，借以排遣。T先生所经营的餐馆也已在1997年春季重新装修，如今已焕然一新了。

　　本书各章除序章和终章外，基本上都是对已经发表的各篇论文进行增补和修订后而形成的。当然，其中有的是对原文大幅增补和修正的结果，也有一些是原封不动地加以收录的。现将原始论文展示如下。


　　第一章

　　第一节 《日裔家庭的生活方式》，奥田道大、广田康生、田嶋淳子编：《外籍居民和日本地区社会》，明石书店，1994年。

　　第二节 《亚裔新移民问题调查和研究的视点》，同前引书。


　　第二章

　　第一节、第二节 《移民族群网络的展开和发挥回路作用的城市》，奥田道大编：《共同体和移民族群》(《21世纪城市社会学》第二卷，劲草书房，1995年)。

　　补节 《来自一个城市的消息：圣保罗市自由大街和越境精神》，同前引书。


　　第三章

　　第一节 《外籍劳工和教育》，《法学教程》第155期，有斐阁，1993年。

　　第二节 《多元文化共同体形成的可能性和发挥回路作用的学校》，《地区开发》第348期，日本地区开发中心，1993年。


　　第四章

　　第一节 《城市移民族群和城市共同体——城市社会学认识的一个层面》，奥田道大编：《城市移民族群的社会学》，密涅瓦书房，1997年。

　　第二节 《“城市共同体理论”的重新定义背景——聚焦异质性和共同性》，地区社会学编：《地区社会学年报第八集 地区社会学的回顾与展望》，时潮社，1996年。


　　尽管调查活动仅仅是在最近这四五年中进行的，但在把每次所发表的论文汇集成册的过程中，我却总觉得仿佛时间过去了很久似的。

　　现在，我教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已经有许多人开始去横滨市鹤见区和群马县大泉町进行参观和采访了。我本人也希望今后能与同好者一起在曾经得到帮助的地方继续展开有关的调查和研究。

　　最后，谨向为将本书汇集成册而鼎力相助的有信堂出版社编辑室的田边道子女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广田康生

　　　　　　　　　　　　　　　　　　　　　　　　　　 1997年3月

中文版序言

前言

序章　对越境移民族群问题的关注——此项研究的前后经过及我所关心的对象

　　1．观察“越境移民族群”问题的视点

　　2．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及本书的结构

第一章 拒绝同化的人的“生活方式”及其越境移民经历

　　第一节 来自调查现场的报告

　　　　1．我所关心的对象

　　　　2．“越境移民经历”的各种形态

　　　　　(1)单身外籍劳工

　　　　　(2)家庭

　　　　　(3)未成年人

　　　　　(4)一位女性的“生活方式”

　　　　　(5)矢志创业的人

　　　　　(6)鹤见区的地区特点以及旅日日裔外籍居民的应对者

　　　　3．“越境移民族群”所提出的各种问题

　　第二节 研究方法及其理论架构

　　　　1．关心之所在

　　　　2．“族群性再生”理论与新移民

　　　　3．适应形态及研究方法之关键

　　　　　(1)适应形态——“非零和型”和“异质性认识”

　　　　　(2)家庭研究——“经历”的形成与现实之间的调整

　　　　　(3)对移民未成年子女所做的研究——社会化过程和学校文化问题

　　　　　(4)考察认同和“族群网络”问题时的视点

　　　　4．对今后研究的展望

第二章 日常实践和越境移民族群网络

　　第一节 “越境移民族群”与其“互动者”所形成的社会

　　　　1．关心之所在

　　　　2．“越境移民族群网络”的形成及其展开

　　　　　(1)作为羁留点的一个“场所”鹤见区

　　　　　(2)羁留点及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案例

　　　　　(3)网络性世界的展开

　　第二节 “越境移民族群网络”的含义

　　　　1．越境流动的各种形态——对“生活方式”所进行的主体性选择

　　　　2．主体性“生活方式”的形态——关于日常实践的含义

　　　　3．构成主体的形态——阶层和共生

　　　　4．作为一个“回路”的城市所具有的意义

　　　　5．对“个体潜质”和“生成环境”的展望

　　补节 城市调查报告——圣保罗市自由大街与越境精神

　　　　1．关心之所在

　　　　2．圣保罗市自由大街与日裔居民

　　　　3．作为一个族群的日本移民的“生活方式”

　　　　　(1)第一代城市日裔

　　　　　(2)在城市中长大的第二代日裔巴西人

　　　　4．超越国家的“城市”的含义

　　　　5．展望城市特有的“城市理论”

第三章 制度性社会的应对——外籍未成年学生及学校

　　第一节 问题的产生及展开

　　　　1．外籍未成年学生的定义

　　　　2．外籍未成年学生问题的含义及形态

　　　　3．日语辅导班中所发生的情况

　　第二节 学校中的多元文化经历

　　　　1．越境移民族群世界的形成及学校

　　　　2．族群性得以重新发现的回路

　　　　3．各种形态的移民族群经历

　　　　　(1)日语辅导班与日裔南美人

　　　　　(2)华侨未成年学生和M小学

　　　　　(3)旅日韩国未成年学生及N小学

　　　　　(4)归国未成年学生与E小学

　　　　4．从学校实践到地区实践

第四章 “越境移民族群”与城市社会学——从同化到共存的形态变化过程

　　第一节 “城市移民族群理论”的建立及其城市社会学意义

　　　　1．城市社会学及族群研究

　　　　2．“城市移民族群理论”目前的形态

　　　　　(1)“越境移民族群”的社会意义

　　　　　(2)“场所”和日常“关系”

　　　　　(3)认识方法的问题

　　　　3．“城市移民族群理论”的城市社会学意义

　　　　　(1)何谓“越境移民族群”的“共同性”

　　　　　(2)“共同性”和“城市共同体理论”

　　　　　(3)作为一个“社会结构”的世界

　　　　　(4)城市的“表层”和“深层”

　　　　4．梳理和展望

　　第二节 “异质性认识”和“共同性”研究的脉络——兼论“城市共同体理论”

　　　　1．结合“城市共同体理论”进行定位的原因

　　　　2．族群网络的含义

　　　　　(1)再论“移民族群网络”

　　　　　(2)共同纽带的形成和“异质性认识”

　　　　3．对“城市共同体理论”问题的重新思考

　　　　　(1)“异质共存”研究的发展过程

　　　　　(2)“异质共存”与“和而不同”

　　　　4．对城市社会学的期待

终章 为了城市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

　　　　1．“越境移民族群世界”的多面化和深化

　　　　2．“非同化共存”的现实及地区条件

　　　　3．日常实践及城市共同体探究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