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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山久雄教授是日本当今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也是一位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十年前他从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的教授职位退下来之后，又受聘到日本最有名的私立大学之一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特任基础汉语教授，兼文学部研究院教授；并被东京大学授予荣誉教授称号。今年3月平山先生年届古稀，又从早稻田大学退休下来，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论文集，正是一个很好的纪念和祝寿活动。
平山久雄先生常常自谦地说，他没有出版过专著，但我的意见是，古往今来确乎有些学人只有论文行世，然而却是大家、大师，其原因在质而不在数。平山先生已经发表了80多篇论文。他的研究成果主要在汉语音韵学方面。他对汉语语法与汉语方言的研究也都很有独到之处，他的学术成就多在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和古代方音特别是古声调的构拟。在音韵学领域里，平山先生的研究也很广泛，无论传统的今音学、古音学、等韵学还是近代语音学也都有引人注目的丰硕成果。
这本文集共收论文17篇。
其中上古音1篇，即《用声母腭化因素<FONT size=1>*</FONT>j来代替上古汉语的介音*r》(1994)，这是针对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声母体系中为解释精组、端组分别演变出庄组与知组以及二等韵的来源，而构拟的介音*r，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平山先生认为中古的知组还未演变为卷舌音，*r介音就失去作用，还不如用腭化因素*j。记得平山先生在1993年9月大阪第26届国际汉藏语言学研讨会上宣读此文后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和讨论。
其他16篇大致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关于探讨中古音及其到近代或现代的演变规律的；一组是研究汉语声调史的，着重探讨现代汉语一些方音的变调现象，并分析其成因，或构拟其古调值的。
后一组共有11篇，其中《日僧安然<悉昙藏>里关于唐代声调的记载》(1987)主要从文献上进行分析，认为唐代平上去入四声已分轻、重，即阴、阳；还介绍了唐时日本与中国交往的历史及日本汉语音韵学史的情况，考证了日语里吴音与汉音之始(初时吴音叫和音，汉音称正音)，令我们增长不少见识。《中古汉语的清入声与北京话声调的对应规律》(1990)一文，对一般认为北京话里古清入字的演变无规律可寻的现象，从文言与白话的不同层次以及语法词性的区别重新作了深入的分析，找出了一些有趣的对应规律，视角新颖。1989年曾在北大讲台上作过报告，颇受欢迎，后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
《厦门话古调值的内部构拟》(1975)、《江淮方言祖调值的构拟和北方方言祖调值初案》(1984)、《从声调调值演变史的观点论山东方言的轻声前变调》(1998)、《官话和晋语方言中“上上变调”的类型及其成因》(1999)、《声调调值系统在官话方言中演变的不同类型及其分布》(2000)等是一组同类的论文。关于汉语的声调历史，特别是调值的演变历史，过去中外的汉语音韵学者都比较忽略，只注重声母与韵母的历史研究。平山先生却与众不同，他对此不仅有浓厚的兴趣，而且下了很大的功夫，既对南北一些具体方言的调值及其历史进行研究与构拟，又提出一套研究声调调值的理论与方法，这就是从描写、记录现代方言的变调现象入手，结合历史文献的分析，运用内部构拟和方言比较的方法，以拟测出该方言古调值或祖调值，从而说明声调调值的变化趋势。平山先生把他这个理论称之为“环流说”。这是在坚实的基础上的创新，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声调调值变化环流说”的形成和应用过程》一文就是他研究汉语声调调值演变史的理论总结，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关于研究中古音及其至近、现代演变规律的论文收有5篇。《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的结构特点》(1990)通过对《毛诗音》的几种主要残卷注音形式的分析研究，指出其反切结构基本相同，当来自隋代的一个祖本；揭示其反切结构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反切上字的选用上，即贯彻了切上字与被切字洪细开合一致的原则。这篇文章的内容平山先生也曾在北大作过报告，所以我的印象比较深。《重纽问题在日本》(1997)是他在台湾一次重纽专题国际研讨会上作的报告，着重介绍了日本前辈汉学家有坂秀世、河野六郎等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运用日本的“万叶假名”和朝鲜语与越南语中的汉字读音对《切韵》音系里的重纽进行考察及其对重纽的看法(即认为重纽的区别在于介音上)，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修订意见。《中古唇音重纽在<中原音韵>齐微韵里的反映》(1991)一文也很有意思，在现代河北省顺平县方言里也有相似的反映(参看刘淑学的《中古入声字在河北方言中的读音研究》)。这表明平山先生思想敏锐，观察细致，研究深入。《隋唐音系里的唇化舌根音韵尾和硬腭音韵尾》(1998)一文根据赖惟勤、三根谷彻、李方桂和蒲立本等先生的看法，也主张“把中古汉语里舌根音韵尾韵部拟分为带唇化和非唇化两种舌根音韵尾的韵母”，并列表附其音值；但他不同意赖惟勤、河野六郎、桥本万太郎和蒲立本等将《切韵》音系梗、曾二摄的韵尾拟为另一套硬腭韵尾的意见。观点鲜明。平山先生做学问写文章，有个突出的特点，非常尊重前辈学者的研究，并详细介绍前人的成果。因为一切学问的创新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的结果。其次，平山先生十分重视文献材料，他学识渊博，汉学功底扎实，所有论著无论篇幅长短都言之有据，为学界所推崇。
关于《昆明为什么不读Gunming?》(1995)，平山先生引证了大量的历史音韵材料并进行逻辑的推理，认为“昆”等同小韵的系列字由古浑切改读为苦昆切是由于避讳，即避“裈”字(亵衣，即内裤，又作“裈”、“裩”)。“‘昆’等字若按其见母的本音念出来，就会使人联想到那个秽字，感到不快和滑稽”；“如果‘古浑切’小韵没有‘裈’字，我们今天就会把‘昆明’‘崑山’说成Gunming，Gunshan的。”对此我有个小小的疑点，即“裈”(或“裈”、“裩”)，是个比较偏僻的字(古人口语里是否常用有待证明)，也算不上秽字，无必要回避它。我从明代徐孝的《合并字学集韵》的收字得到一点启发。其平声卷第一十九昏(韵)，[见]“裩、孤温切”小韵下共收有51字；正如平山先生所指出，其中“昆琨鵾锟”等字又见于[溪]“坤，枯村切”小韵(共收34字)下，而“恽(裈、裩)”仅有孤温切一读。但还有一种现象，即“崑、崐(山名)”却只有枯村切一读。这表明用于山名、地名、古国名的“崑(崐)”字最先改读，其原因待研究，也许是受方音或少数民族语言的读音影响。“崑崙”本又可作“昆侖”，声符又相同，所以也跟着变读了。我的这个想法也很不成熟，提出来向平山先生请教。
平山先生的许多论文曾发表在日本的刊物上，而且不少是用日文写的，中国同行不一定看得到、看得懂。十多年前我就建议他在中国出版一本自选文集。 目的是让我们中国学者能更好地学习、借鉴平山先生及他的论文中涉及的其他日本学者的学术观点、方法等等。时任商务印书馆副总编的李思敬兄也很支持我的提议。可是平山先生非常谦虚，多次以自己的东西还不成熟、没有时间整理修改为由而婉言辞谢。平山先生做学问勤奋、严谨，为人也很宽和、诚恳，乐于助人，凡是与他交往过的中国学者都有同样的感受和认识。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所有到过日本东京大学进行访问、任教或开会的人无不受到他无私的关爱与照顾。我本人就深有体会。1993年9月我应邀到日本大阪参加第26届国际汉藏语言学研讨会。平山先生是研讨会筹备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会务繁忙，还亲自到机场接我们从中国来的一行四位与会者(李荣先生、孙宏开兄、戴庆厦兄和我)，第二天又领我游览大阪与神户。会后他又送我到京都，让木津祐子博士陪同我到60年代初就相识的老朋友、老前辈池田武雄教授府上。此后数日游览奈良、仙台、东京，都是平山先生早已安排妥的，一路上有大西克也、花登正宏、远藤光晓、古屋昭弘、中岛干起等教授和折笠摄子博士陪伴关照，已令我感激不已。在我回国前一天，他在百忙中一早带我去游箱根，先乘新干线到小田原，改乘公交车上山，参观雕塑博物馆，尝了硫磺温泉煮的黑鸡蛋。他说这次已来不及洗温泉澡了，于是坐观光缆车下山，乘轮船游了芦之湖，又漫步在旧日东海道驿道的杉木林荫道上，是晚准时回到东京一家越南餐馆，参加预订的送别宴会。十年过去了，但当时的情景犹历历在目，因为平山先生对我的关怀太深刻了。
去年秋天平山先生终于来信同意出版他的论文集了，他说：“我并不是不愿意在中国出版论文集，这样自然就能更多的接受中国学者的批评和指教，但主要是由于对自己论文的质量没有把握，总是犹豫不定，偏向于消极。这次承蒙先生热情劝诱，我觉得也许应该往积极方向考虑问题。”而且因为今年3月他就要从早稻田大学完全退下来，比较有时间和精力进行整理、选编，于是我即与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副主任何宛屏女士联系，她见告平山先生的论文集已列入“著名语言学家论文集系列”，希望他尽快交稿。此后往返数次交换信件，今年3月平山先生就将选定的17篇论文及其主要论文目录邮寄给何女士，并转给我，另来信要我写篇序。我甚感惶恐，实在不敢接受。但平山先生说：“我以为自己的论文集属‘著名语言学家论文集系列’和先生写序应该是两回事，所以让我再次恳请先生写序文，为拙著添光彩。不管长短，对论文的内容表示怀疑都行。”恭敬不如从命。于是再拜读先生的大作，写了以上一点粗浅的读后感；同时也是对平山先生的信任与关爱表示我的感激之情。
唐作藩
2003年8月6日于北京蓝旗营小区
平山久雄先生常常自谦地说，他没有出版过专著，但我的意见是，古往今来确乎有些学人只有论文行世，然而却是大家、大师，其原因在质而不在数。平山先生已经发表了80多篇论文。他的研究成果主要在汉语音韵学方面。他对汉语语法与汉语方言的研究也都很有独到之处，他的学术成就多在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和古代方音特别是古声调的构拟。在音韵学领域里，平山先生的研究也很广泛，无论传统的今音学、古音学、等韵学还是近代语音学也都有引人注目的丰硕成果。
这本文集共收论文17篇。
其中上古音1篇，即《用声母腭化因素<FONT size=1>*</FONT>j来代替上古汉语的介音*r》(1994)，这是针对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声母体系中为解释精组、端组分别演变出庄组与知组以及二等韵的来源，而构拟的介音*r，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平山先生认为中古的知组还未演变为卷舌音，*r介音就失去作用，还不如用腭化因素*j。记得平山先生在1993年9月大阪第26届国际汉藏语言学研讨会上宣读此文后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和讨论。
其他16篇大致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关于探讨中古音及其到近代或现代的演变规律的；一组是研究汉语声调史的，着重探讨现代汉语一些方音的变调现象，并分析其成因，或构拟其古调值的。
后一组共有11篇，其中《日僧安然<悉昙藏>里关于唐代声调的记载》(1987)主要从文献上进行分析，认为唐代平上去入四声已分轻、重，即阴、阳；还介绍了唐时日本与中国交往的历史及日本汉语音韵学史的情况，考证了日语里吴音与汉音之始(初时吴音叫和音，汉音称正音)，令我们增长不少见识。《中古汉语的清入声与北京话声调的对应规律》(1990)一文，对一般认为北京话里古清入字的演变无规律可寻的现象，从文言与白话的不同层次以及语法词性的区别重新作了深入的分析，找出了一些有趣的对应规律，视角新颖。1989年曾在北大讲台上作过报告，颇受欢迎，后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
《厦门话古调值的内部构拟》(1975)、《江淮方言祖调值的构拟和北方方言祖调值初案》(1984)、《从声调调值演变史的观点论山东方言的轻声前变调》(1998)、《官话和晋语方言中“上上变调”的类型及其成因》(1999)、《声调调值系统在官话方言中演变的不同类型及其分布》(2000)等是一组同类的论文。关于汉语的声调历史，特别是调值的演变历史，过去中外的汉语音韵学者都比较忽略，只注重声母与韵母的历史研究。平山先生却与众不同，他对此不仅有浓厚的兴趣，而且下了很大的功夫，既对南北一些具体方言的调值及其历史进行研究与构拟，又提出一套研究声调调值的理论与方法，这就是从描写、记录现代方言的变调现象入手，结合历史文献的分析，运用内部构拟和方言比较的方法，以拟测出该方言古调值或祖调值，从而说明声调调值的变化趋势。平山先生把他这个理论称之为“环流说”。这是在坚实的基础上的创新，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声调调值变化环流说”的形成和应用过程》一文就是他研究汉语声调调值演变史的理论总结，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关于研究中古音及其至近、现代演变规律的论文收有5篇。《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的结构特点》(1990)通过对《毛诗音》的几种主要残卷注音形式的分析研究，指出其反切结构基本相同，当来自隋代的一个祖本；揭示其反切结构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反切上字的选用上，即贯彻了切上字与被切字洪细开合一致的原则。这篇文章的内容平山先生也曾在北大作过报告，所以我的印象比较深。《重纽问题在日本》(1997)是他在台湾一次重纽专题国际研讨会上作的报告，着重介绍了日本前辈汉学家有坂秀世、河野六郎等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运用日本的“万叶假名”和朝鲜语与越南语中的汉字读音对《切韵》音系里的重纽进行考察及其对重纽的看法(即认为重纽的区别在于介音上)，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修订意见。《中古唇音重纽在<中原音韵>齐微韵里的反映》(1991)一文也很有意思，在现代河北省顺平县方言里也有相似的反映(参看刘淑学的《中古入声字在河北方言中的读音研究》)。这表明平山先生思想敏锐，观察细致，研究深入。《隋唐音系里的唇化舌根音韵尾和硬腭音韵尾》(1998)一文根据赖惟勤、三根谷彻、李方桂和蒲立本等先生的看法，也主张“把中古汉语里舌根音韵尾韵部拟分为带唇化和非唇化两种舌根音韵尾的韵母”，并列表附其音值；但他不同意赖惟勤、河野六郎、桥本万太郎和蒲立本等将《切韵》音系梗、曾二摄的韵尾拟为另一套硬腭韵尾的意见。观点鲜明。平山先生做学问写文章，有个突出的特点，非常尊重前辈学者的研究，并详细介绍前人的成果。因为一切学问的创新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的结果。其次，平山先生十分重视文献材料，他学识渊博，汉学功底扎实，所有论著无论篇幅长短都言之有据，为学界所推崇。
关于《昆明为什么不读Gunming?》(1995)，平山先生引证了大量的历史音韵材料并进行逻辑的推理，认为“昆”等同小韵的系列字由古浑切改读为苦昆切是由于避讳，即避“裈”字(亵衣，即内裤，又作“裈”、“裩”)。“‘昆’等字若按其见母的本音念出来，就会使人联想到那个秽字，感到不快和滑稽”；“如果‘古浑切’小韵没有‘裈’字，我们今天就会把‘昆明’‘崑山’说成Gunming，Gunshan的。”对此我有个小小的疑点，即“裈”(或“裈”、“裩”)，是个比较偏僻的字(古人口语里是否常用有待证明)，也算不上秽字，无必要回避它。我从明代徐孝的《合并字学集韵》的收字得到一点启发。其平声卷第一十九昏(韵)，[见]“裩、孤温切”小韵下共收有51字；正如平山先生所指出，其中“昆琨鵾锟”等字又见于[溪]“坤，枯村切”小韵(共收34字)下，而“恽(裈、裩)”仅有孤温切一读。但还有一种现象，即“崑、崐(山名)”却只有枯村切一读。这表明用于山名、地名、古国名的“崑(崐)”字最先改读，其原因待研究，也许是受方音或少数民族语言的读音影响。“崑崙”本又可作“昆侖”，声符又相同，所以也跟着变读了。我的这个想法也很不成熟，提出来向平山先生请教。
平山先生的许多论文曾发表在日本的刊物上，而且不少是用日文写的，中国同行不一定看得到、看得懂。十多年前我就建议他在中国出版一本自选文集。 目的是让我们中国学者能更好地学习、借鉴平山先生及他的论文中涉及的其他日本学者的学术观点、方法等等。时任商务印书馆副总编的李思敬兄也很支持我的提议。可是平山先生非常谦虚，多次以自己的东西还不成熟、没有时间整理修改为由而婉言辞谢。平山先生做学问勤奋、严谨，为人也很宽和、诚恳，乐于助人，凡是与他交往过的中国学者都有同样的感受和认识。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所有到过日本东京大学进行访问、任教或开会的人无不受到他无私的关爱与照顾。我本人就深有体会。1993年9月我应邀到日本大阪参加第26届国际汉藏语言学研讨会。平山先生是研讨会筹备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会务繁忙，还亲自到机场接我们从中国来的一行四位与会者(李荣先生、孙宏开兄、戴庆厦兄和我)，第二天又领我游览大阪与神户。会后他又送我到京都，让木津祐子博士陪同我到60年代初就相识的老朋友、老前辈池田武雄教授府上。此后数日游览奈良、仙台、东京，都是平山先生早已安排妥的，一路上有大西克也、花登正宏、远藤光晓、古屋昭弘、中岛干起等教授和折笠摄子博士陪伴关照，已令我感激不已。在我回国前一天，他在百忙中一早带我去游箱根，先乘新干线到小田原，改乘公交车上山，参观雕塑博物馆，尝了硫磺温泉煮的黑鸡蛋。他说这次已来不及洗温泉澡了，于是坐观光缆车下山，乘轮船游了芦之湖，又漫步在旧日东海道驿道的杉木林荫道上，是晚准时回到东京一家越南餐馆，参加预订的送别宴会。十年过去了，但当时的情景犹历历在目，因为平山先生对我的关怀太深刻了。
去年秋天平山先生终于来信同意出版他的论文集了，他说：“我并不是不愿意在中国出版论文集，这样自然就能更多的接受中国学者的批评和指教，但主要是由于对自己论文的质量没有把握，总是犹豫不定，偏向于消极。这次承蒙先生热情劝诱，我觉得也许应该往积极方向考虑问题。”而且因为今年3月他就要从早稻田大学完全退下来，比较有时间和精力进行整理、选编，于是我即与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副主任何宛屏女士联系，她见告平山先生的论文集已列入“著名语言学家论文集系列”，希望他尽快交稿。此后往返数次交换信件，今年3月平山先生就将选定的17篇论文及其主要论文目录邮寄给何女士，并转给我，另来信要我写篇序。我甚感惶恐，实在不敢接受。但平山先生说：“我以为自己的论文集属‘著名语言学家论文集系列’和先生写序应该是两回事，所以让我再次恳请先生写序文，为拙著添光彩。不管长短，对论文的内容表示怀疑都行。”恭敬不如从命。于是再拜读先生的大作，写了以上一点粗浅的读后感；同时也是对平山先生的信任与关爱表示我的感激之情。
唐作藩
2003年8月6日于北京蓝旗营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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