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FONT size=4> 中 文 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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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机会把这本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了却了我长期以来的一大心愿。虽然去国已有十数载，与很多旅美学子一样，笔者在关于日本的研究中无时不在思考中国的命运。就在即将完成本书中文版翻译的校对工作时，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日美关系项目邀请笔者于2004年9月底去做一个关于日本经济发展模式对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有何种意义的报告。准备这个报告使我进一步思考与这个中文版序直接相关的一些问题。
本书关于日本的分析对中国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两国经济体制在处理本书揭示的经济体制和企业治理中的两对内在矛盾时的异同，也包括两国经济体制与国际经济秩序之间的互动的异同。简言之，中国的企业治理与日本的企业治理相似，均强于协调但弱于监控，尽管两国在形成这个特点的制度性安排方面有很大的差异。而中国在处理政治稳定与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这对矛盾时的做法与日本则完全相反。
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之间的一大区别是对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本书揭示的日本银行放贷与企业投资中的过度竞争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极大地促进了日本企业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的培养。而中国企业则侧重于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直接参与全球生产链的分工。中国模式的特点是建立一个大量吸引外资、以进口和出口同时急剧扩张、大出大进为特征的世界工厂。这个模式使中国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实现了飞快的经济增长，显示出强大的活力。
但是，中国模式在实现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也在制造着四个结构性条件。这四者的合流和互动将使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几年中面临着重蹈日本泡沫经济覆辙的巨大风险。
第一，中国经济严重依赖美国市场，不断增长的中美贸易不平衡与美国经常账户上的整体逆差一起为美元带来强大的贬值压力。2003年中国GDP的美国市场依存率已经接近10％。根据美国官方的统计，2003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超过1200亿美元。中国经济在这样一种局面下面临着双重风险：一方面，美国必然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如果在现在的条件下回应这些要求，中国必然面临出口下降、经济发展减速的风险。但是，如果中国不理睬美国的要求，任中美贸易不平衡进一步扩大，必然推动美元危机的爆发。一旦爆发美元危机，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中国经济必将遭受沉重的打击。
必须指出，无论是中美贸易不平衡还是美元贬值压力中的中国因素，都只是很多因素中的一种，而且美国自身对二者也有很大的责任。中国完全可以据理力争，强调美国政府在计算美中贸易时香港地位的不合理性以及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对贸易不平衡的影响。中国也可以指出美国国内的储蓄率过低，政府、企业和个人靠举债度日是导致美国财政贸易赤字的根本原因。但是，这里的根本性问题在于无论是谁的责任，只要美国贸易赤字持续扩大，美元危机的可能性就进一步增加。只要美元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就要遭受沉重的打击。中国与其与美国理清责任的是非，不如对如何在这种前提下以一种全球性观点对维护本国利益进行战略性考量。
理查德•邓肯指出，目前的“美元本位制”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金本位制下，各国储备是黄金。在二战后至70年代初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储备的是美元和黄金，但美国必须储备黄金。在目前的美元本位制下，各国储备的是美元资产，而美国却用不着再储备黄金。美元本位制与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一个最关键的不同在于现在各国大量储备的美元不受任何实物支持。在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没有任何政府或企业可以凭空造出黄金来平衡国际收支逆差。而在美元本位制中，他们却可以制造出各种金融工具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个特点是美元本位制孕育金融风险的出发点。
由于美国不用储蓄就可以借债，美国积累了大量的对外债务。由于美元作为各国外汇储备关键货币的地位，美国积累了巨额的贸易逆差。对那些拥有对美国贸易巨额顺差的国家来说，如果它们的中央银行把这些美元换成本国货币拿回国内，势必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它们都把这些外汇储备用来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或股票以及房地产。仗着美元为各国外汇储备的关键货币这一特殊地位，美国没有任何先储蓄后消费或先生产后消费的负担，完全可以靠政府和私人的举债来消费。美元本位制使美国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在现行的美元本位制下，各国外汇储备的关键货币美元的背后没有黄金的支持，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的背后也没有美国国内储蓄的支持。这种只由纸币而不是黄金支持的信用创造，经常导致全球范围内以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暴涨为特征的信用泡沫。邓肯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国的经常账户已经累计积累了3万亿美元的赤字。当这3万亿美元的货币进入拥有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国家的银行系统，这些国家就开始了一个制造泡沫的过程。商业银行开始疯狂地扩大信贷，经济空前地繁荣，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以及企业利润急速上涨。由于每个产业都可以获得低息贷款，它们都建造了多余的生产能力。当投资和经济成长异乎寻常地加速时，资产价格的泡沫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邓肯预言，由于大部分泡沫化的信用都要成为永远无法追回的不良资产，这个由美元纸币搭起的经济大厦早晚要坍塌。它将再一次提醒世界各国为什么几千年来人类总爱用黄金而不是纸币来作为保值的最佳手段。
一旦人民币或是由于国际压力或是由于美元危机急剧升值，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世界工厂模式马上就要面临很大的压力。如果人民币在未来的五年里也像日元在80年代一样对美元的汇率升值50％，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恐怕在顷刻之间就会大打折扣。中国至今仍然没有像日本一样建立起以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这就是为什么在WTO宽限期即将结束之际中国国内掀起了一系列产业政策的大辩论，无论在关于汽车，还是关于京沪高速列车，或者“运十”的辩论中，人们潜意识里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中国是否应该继续依靠以廉价劳动力为主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一直等到这个优势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度的上升彻底夺走，还是从现在开始就向以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为基础的比较优势转变。当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真的大幅度上浮时，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是否有除了廉价劳动力以外的比较优势，马上会成为对中国经济来说生死攸关的大问题。这将直接决定中国到时候是像今天的日本还是像今天的墨西哥。
本书为中国揭示了日本在处理与国际金融秩序的关系时的经验教训。二战以来，日本在两次国际金融秩序面临危机时都没有能够处理好本国面临的挑战。第一次是在60年代末期。当时美国的贸易赤字大增，美元必须贬值才能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日本坚决拒绝日元升值。结果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尽管日本经济学家一致公认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日本却不愿作任何努力去维持这个体系的生存。第二次是在80年代中期。这次日本积极地、却又在没有准备的条件下回应了美国的要求，结果是日本经济产生了泡沫，并在泡沫的破灭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
第二，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大量吸引外资，在贸易方面大出大进的世界工厂模式使中国过早地进入与其他国家之间在能源和资源方面的冲突并被认为抢走他国的工作机会。积极吸引外资的结果是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设厂甚至建立地区总部。世界工厂的崛起已经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为了维持世界工厂的运转，中国必然需要一个与其生产规模相匹配的世界级的供销科，大量使用能源、原材料和设备。尽管这可以为其他国家增加就业机会，但也可以使中国与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摩擦和冲突骤然加剧。这并不是说中国不应该发展，也不是说中国不应该与他国争夺能源和资源，而是说中国应该考虑资源争夺效益比，要思考在一定的能源资源争夺水平上如何能实现更高的发展水平，或者反过来说，在追求一定的发展水平时如何降低与他国在能源资源方面的冲突。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思考，在恶劣的能源资源条件下，发展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既能在国际贸易里获得更大的利润，同时又在很大的程度上减少与他国在资源方面的冲突，以便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
像本书揭示的那样，日本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将产业结构进行了巨大的调整，由资源消耗型的钢铁、造船和化工转向资源节省型的家电和汽车。而中国侧重制造加工型的发展模式在日益恶化的国际能源条件下必然遇到巨大的增长瓶颈。在近来的石油价格大幅度攀升之前，很多人对把中国模式与印度模式相比不屑一顾，认为印度至少还得追赶二十年才能赶上中国。如今，能源条件的骤然恶化一下子把世界工厂与世界办公室之间在度过石油危机能力方面的区别显示得淋漓尽致。我们在全世界到处找油的同时也应该想一想中国发展模式本身是否隐含着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因素。
第三，中国大进大出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大大地提高了本国GDP的贸易依存率，并大大地增加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来自国际市场的风险。直接受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以吸引外资为手段、建立大出大进的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影响，中国GDP贸易依存率在近年急剧上升，2002年还在50％左右，2003年就上升至60．2％。据预测，中国GDP贸易依存率要上升到70％以上。这样高的GDP贸易依存率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国际市场发生大起大落，中国经济必然要受到严重的影响。
日本一直把GDP贸易依存率控制在较低的水平。有人会说，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相似的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的GDP贸易依存率并不算太高。关键在于中国有许多与他国不同的地方。小国的经济总量也小。小国办世界工厂，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当年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冷战期间鼓励出口时，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很少被认为形成对他国的威胁。它们也不会受到像今天中国面对的压力。这第三个趋势本身单独出现就已经是一个严重问题，如果与第一个和第二个趋势同时出现，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就显示得更为清楚。
第四，中国发展模式与日本发展模式相比，在处理政治稳定与经济结构升级换代之间的矛盾时采取完全相反的做法，这种以政治稳定为代价追求经济结构升级换代的做法隐含巨大的政治风险。日本长期以来以稳定为优先目标。尽管从70年代以来，日本面临着一系列的外部经济环境的挑战却始终坚持以稳定为主，特别是注意保护对就业有直接影响的农业和零售业。当然，日本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直到去年为止，日本经济一直在困境中挣扎。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另一面是尽管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其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却依然如故。中国则显示出一种大刀阔斧对经济结构进行升级换代的魄力。中国经济不仅在开放程度方面远远地把日本经济抛在后面，而且在经济结构上也迅速地在低技术产业、中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同时追赶，显示出极大的活力。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对社会保障付出的努力远远不及日本。三农问题、下岗职工的问题以及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已经成为社会与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在加入WTO协定中，中国在农业与零售业方面作出远远超过许多发达国家的让步。当然，这里的逻辑是如果中国加入WTO后，通过扩大出口、制造足够的新就业机会，就可以充分吸收这些让步造成的失业。但是，随着反倾销正在成为许多国家抵制中国产品的新手段并有大幅度蔓延的趋势，中国在农业和零售业的让步能否顺利度过后WTO时代来临的冲击还有待观察。
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必须建立在低工资的基础之上。这种发展模式如果不加以调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会严重束缚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中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滞后的结果是收入不平等过大，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种分配不平等的后果是国内需求疲软。而国内需求疲软不仅导致通货紧缩，而且又使得中国GDP总值中国内部分所占比例相对较低，从而使GDP对贸易依存度过大。如果中国在GDP对贸易依存度过大的条件下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国际市场的任何急剧变化都会使国内经济遭受重创。这时，长期以来没能得到很好解决的不平等问题反过来就很有可能以突然爆发的形式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从这层意义上而言，去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农村问题、下岗职工的问题以及提出振兴东北的问题，不仅仅是在解决不平等的问题，也是在为中国经济外部环境可能发生的变化提前做准备。
中国发展模式伴随的以上四种趋势如果合流或者在更深刻的层次上互动的话，可能给中国经济在最近的将来带来严重的挑战。这种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吸引外资、靠大出大进维持的世界工厂模式，不仅在国际上增加了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与能源方面的风险，而且在国内削弱了中国经济抗拒外部冲击的能力，并埋下了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当年的日本虽然在第一种趋势上与中国相似，在第二种趋势上与今天的中国相比风险要小得多。日本到了80年代已经成功地降低了在能源方面对石油的依赖。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中国目前面临的第三种和第四种趋势。换言之，日本模式的国内风险，无论是在GDP的贸易依存率代表的抗拒外部冲击方面还是与社会保护紧密相连的政治稳定方面的风险，都要比中国模式小得多。
2003年出现的这四种趋势合流并互动的初步预兆，是对未来数年中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的一个极大警示。直到2002年底，笔者仍然以为对中国来说要面临日本80年代那样的挑战恐怕还是2008年至2010年左右的事。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挑战会来得这么快。转眼间到了2003年春天，就开始出现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强大国际政治压力。到了夏天，国内国外更是开始纷纷议论中国经济过热的问题。十分明显，中国面临着一个比当年日本面临的更为急剧变化的国际环境。
其实，如果我们把前面提到的邓肯关于美元危机的分析稍加引申，就可以找到2003年中国经济过热的根源。2002年以来，美元汇率一路下跌，这对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国外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弱势美元导致了美国贸易赤字的急遽增加。美国政府的大规模减税在2003年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复苏。经济复苏使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大增。美国人又开始大手大脚地花钱。同时，为给2004年的总统大选做准备，美国政府在2003年一直采取弱势美元的政策。这样做的目的是增强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以便在美国制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从而为布什赢得选民的支持。美元在2003年与日元和欧元的汇率分别贬值17％和14％。一方面，经济的复苏刺激了进口，另一方面，弱势美元使美国进口时的费用增加。结果是美国2003年的贸易赤字达创纪录的4894亿美元。
弱势美元对中国经济有直接的影响。第一，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当美元贬值时，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汇率随之贬值。这大大增强了中国商品在美国以外的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第二，由于中国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美国经济复苏导致的美国购买力的增强使得美国从中国进口了更多的商品，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到空前的幅度。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的结果是中国2003年的出口比前一年增长近40％。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增长了40．8％，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033亿美元。与2002年相比，中国的外汇储备多出了1900多亿美元。
2003年新增出来的19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导致了中国货币发放大幅度增加，银行信贷的急剧扩张以及中国经济的局部过热。由于中国实行外汇管理，出口的企业必须把赚取的外汇在指定银行兑换成人民币。为了兑换这1900多亿美元，如果按照大致1美元兑8．2元人民币的汇率计算，中国的银行就不得不增发15000多亿元的人民币的基础货币。这就使得中国的银行系统被突然注入了大笔可供发放信贷的资金。2003年中国的银行发放的新增贷款达到3万亿元人民币。比2002年多出了12000亿元。可见，2003年新增的外汇储备额大于新增的银行贷款额。我们可以推测，中国经济2003年非凡的增长与美元汇率有很强的相关性。这当然不是说中国经济去年发展的推动力都来自美国，而是说美元贬值这一因素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中国经济去年与往年相比超常加速发展，即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信贷急剧扩大。
历史将证明，我们如何高度评价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的宏观调控的意义都不为过。因为它将成为中国经济在未来数年里应付国际政治经济严重挑战的一场预演。与今后几年即将面临的泡沫风险相比，2003年的中国经济过热可能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挑战。在未来的几年里，几个导致当年日本泡沫经济出现的基本条件将会全部出现在中国：在国际资本流动与外包日益发展的大趋势下，中国将日益变成世界工业制成品的主要产地，中国出口的飞速发展导致的中美两国贸易之间的不平衡以及中国经济对世界能源市场、资源市场和工作机会的冲击将会带来要求人民币升值，或采用浮动汇率，甚至开放资本账户的强大国际政治压力。这些冲击的效果将被中国国内的几个已经注定要上马的大型发展项目(包括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及西部开发和振兴东北)进一步放大。一直存在的虽然机制不同、但与日本性质相同的重协调轻监控的中国企业治理在这些条件下很容易制造经济泡沫。至今为止，中国在一个以稳定汇率(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与不开放资本账户为特征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创造了一个发展速度与日本相似的经济奇迹。正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带来了日本经济体制的逆转一样，如果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强大的国际政治压力下真的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中国经济体制在监控方面的弱点可以成为直接威胁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死穴。
我将感到无限欣慰，如果在这样一个时点上呈现给国内读者的这本关于日本经济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起源的书对人们关于中国命运的思考有些许的借鉴意义的话。
高 柏
2004年10月于美国杜克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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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机会把这本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了却了我长期以来的一大心愿。虽然去国已有十数载，与很多旅美学子一样，笔者在关于日本的研究中无时不在思考中国的命运。就在即将完成本书中文版翻译的校对工作时，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日美关系项目邀请笔者于2004年9月底去做一个关于日本经济发展模式对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有何种意义的报告。准备这个报告使我进一步思考与这个中文版序直接相关的一些问题。
本书关于日本的分析对中国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两国经济体制在处理本书揭示的经济体制和企业治理中的两对内在矛盾时的异同，也包括两国经济体制与国际经济秩序之间的互动的异同。简言之，中国的企业治理与日本的企业治理相似，均强于协调但弱于监控，尽管两国在形成这个特点的制度性安排方面有很大的差异。而中国在处理政治稳定与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这对矛盾时的做法与日本则完全相反。
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之间的一大区别是对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本书揭示的日本银行放贷与企业投资中的过度竞争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极大地促进了日本企业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的培养。而中国企业则侧重于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直接参与全球生产链的分工。中国模式的特点是建立一个大量吸引外资、以进口和出口同时急剧扩张、大出大进为特征的世界工厂。这个模式使中国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实现了飞快的经济增长，显示出强大的活力。
但是，中国模式在实现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也在制造着四个结构性条件。这四者的合流和互动将使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几年中面临着重蹈日本泡沫经济覆辙的巨大风险。
第一，中国经济严重依赖美国市场，不断增长的中美贸易不平衡与美国经常账户上的整体逆差一起为美元带来强大的贬值压力。2003年中国GDP的美国市场依存率已经接近10％。根据美国官方的统计，2003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超过1200亿美元。中国经济在这样一种局面下面临着双重风险：一方面，美国必然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如果在现在的条件下回应这些要求，中国必然面临出口下降、经济发展减速的风险。但是，如果中国不理睬美国的要求，任中美贸易不平衡进一步扩大，必然推动美元危机的爆发。一旦爆发美元危机，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中国经济必将遭受沉重的打击。
必须指出，无论是中美贸易不平衡还是美元贬值压力中的中国因素，都只是很多因素中的一种，而且美国自身对二者也有很大的责任。中国完全可以据理力争，强调美国政府在计算美中贸易时香港地位的不合理性以及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对贸易不平衡的影响。中国也可以指出美国国内的储蓄率过低，政府、企业和个人靠举债度日是导致美国财政贸易赤字的根本原因。但是，这里的根本性问题在于无论是谁的责任，只要美国贸易赤字持续扩大，美元危机的可能性就进一步增加。只要美元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就要遭受沉重的打击。中国与其与美国理清责任的是非，不如对如何在这种前提下以一种全球性观点对维护本国利益进行战略性考量。
理查德•邓肯指出，目前的“美元本位制”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金本位制下，各国储备是黄金。在二战后至70年代初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储备的是美元和黄金，但美国必须储备黄金。在目前的美元本位制下，各国储备的是美元资产，而美国却用不着再储备黄金。美元本位制与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一个最关键的不同在于现在各国大量储备的美元不受任何实物支持。在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没有任何政府或企业可以凭空造出黄金来平衡国际收支逆差。而在美元本位制中，他们却可以制造出各种金融工具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个特点是美元本位制孕育金融风险的出发点。
由于美国不用储蓄就可以借债，美国积累了大量的对外债务。由于美元作为各国外汇储备关键货币的地位，美国积累了巨额的贸易逆差。对那些拥有对美国贸易巨额顺差的国家来说，如果它们的中央银行把这些美元换成本国货币拿回国内，势必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它们都把这些外汇储备用来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或股票以及房地产。仗着美元为各国外汇储备的关键货币这一特殊地位，美国没有任何先储蓄后消费或先生产后消费的负担，完全可以靠政府和私人的举债来消费。美元本位制使美国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在现行的美元本位制下，各国外汇储备的关键货币美元的背后没有黄金的支持，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的背后也没有美国国内储蓄的支持。这种只由纸币而不是黄金支持的信用创造，经常导致全球范围内以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暴涨为特征的信用泡沫。邓肯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国的经常账户已经累计积累了3万亿美元的赤字。当这3万亿美元的货币进入拥有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国家的银行系统，这些国家就开始了一个制造泡沫的过程。商业银行开始疯狂地扩大信贷，经济空前地繁荣，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以及企业利润急速上涨。由于每个产业都可以获得低息贷款，它们都建造了多余的生产能力。当投资和经济成长异乎寻常地加速时，资产价格的泡沫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邓肯预言，由于大部分泡沫化的信用都要成为永远无法追回的不良资产，这个由美元纸币搭起的经济大厦早晚要坍塌。它将再一次提醒世界各国为什么几千年来人类总爱用黄金而不是纸币来作为保值的最佳手段。
一旦人民币或是由于国际压力或是由于美元危机急剧升值，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世界工厂模式马上就要面临很大的压力。如果人民币在未来的五年里也像日元在80年代一样对美元的汇率升值50％，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恐怕在顷刻之间就会大打折扣。中国至今仍然没有像日本一样建立起以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这就是为什么在WTO宽限期即将结束之际中国国内掀起了一系列产业政策的大辩论，无论在关于汽车，还是关于京沪高速列车，或者“运十”的辩论中，人们潜意识里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中国是否应该继续依靠以廉价劳动力为主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一直等到这个优势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度的上升彻底夺走，还是从现在开始就向以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为基础的比较优势转变。当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真的大幅度上浮时，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是否有除了廉价劳动力以外的比较优势，马上会成为对中国经济来说生死攸关的大问题。这将直接决定中国到时候是像今天的日本还是像今天的墨西哥。
本书为中国揭示了日本在处理与国际金融秩序的关系时的经验教训。二战以来，日本在两次国际金融秩序面临危机时都没有能够处理好本国面临的挑战。第一次是在60年代末期。当时美国的贸易赤字大增，美元必须贬值才能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日本坚决拒绝日元升值。结果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尽管日本经济学家一致公认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日本却不愿作任何努力去维持这个体系的生存。第二次是在80年代中期。这次日本积极地、却又在没有准备的条件下回应了美国的要求，结果是日本经济产生了泡沫，并在泡沫的破灭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
第二，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大量吸引外资，在贸易方面大出大进的世界工厂模式使中国过早地进入与其他国家之间在能源和资源方面的冲突并被认为抢走他国的工作机会。积极吸引外资的结果是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设厂甚至建立地区总部。世界工厂的崛起已经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为了维持世界工厂的运转，中国必然需要一个与其生产规模相匹配的世界级的供销科，大量使用能源、原材料和设备。尽管这可以为其他国家增加就业机会，但也可以使中国与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摩擦和冲突骤然加剧。这并不是说中国不应该发展，也不是说中国不应该与他国争夺能源和资源，而是说中国应该考虑资源争夺效益比，要思考在一定的能源资源争夺水平上如何能实现更高的发展水平，或者反过来说，在追求一定的发展水平时如何降低与他国在能源资源方面的冲突。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思考，在恶劣的能源资源条件下，发展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既能在国际贸易里获得更大的利润，同时又在很大的程度上减少与他国在资源方面的冲突，以便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
像本书揭示的那样，日本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将产业结构进行了巨大的调整，由资源消耗型的钢铁、造船和化工转向资源节省型的家电和汽车。而中国侧重制造加工型的发展模式在日益恶化的国际能源条件下必然遇到巨大的增长瓶颈。在近来的石油价格大幅度攀升之前，很多人对把中国模式与印度模式相比不屑一顾，认为印度至少还得追赶二十年才能赶上中国。如今，能源条件的骤然恶化一下子把世界工厂与世界办公室之间在度过石油危机能力方面的区别显示得淋漓尽致。我们在全世界到处找油的同时也应该想一想中国发展模式本身是否隐含着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因素。
第三，中国大进大出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大大地提高了本国GDP的贸易依存率，并大大地增加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来自国际市场的风险。直接受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以吸引外资为手段、建立大出大进的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影响，中国GDP贸易依存率在近年急剧上升，2002年还在50％左右，2003年就上升至60．2％。据预测，中国GDP贸易依存率要上升到70％以上。这样高的GDP贸易依存率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国际市场发生大起大落，中国经济必然要受到严重的影响。
日本一直把GDP贸易依存率控制在较低的水平。有人会说，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相似的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的GDP贸易依存率并不算太高。关键在于中国有许多与他国不同的地方。小国的经济总量也小。小国办世界工厂，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当年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冷战期间鼓励出口时，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很少被认为形成对他国的威胁。它们也不会受到像今天中国面对的压力。这第三个趋势本身单独出现就已经是一个严重问题，如果与第一个和第二个趋势同时出现，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就显示得更为清楚。
第四，中国发展模式与日本发展模式相比，在处理政治稳定与经济结构升级换代之间的矛盾时采取完全相反的做法，这种以政治稳定为代价追求经济结构升级换代的做法隐含巨大的政治风险。日本长期以来以稳定为优先目标。尽管从70年代以来，日本面临着一系列的外部经济环境的挑战却始终坚持以稳定为主，特别是注意保护对就业有直接影响的农业和零售业。当然，日本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直到去年为止，日本经济一直在困境中挣扎。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另一面是尽管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其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却依然如故。中国则显示出一种大刀阔斧对经济结构进行升级换代的魄力。中国经济不仅在开放程度方面远远地把日本经济抛在后面，而且在经济结构上也迅速地在低技术产业、中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同时追赶，显示出极大的活力。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对社会保障付出的努力远远不及日本。三农问题、下岗职工的问题以及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已经成为社会与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在加入WTO协定中，中国在农业与零售业方面作出远远超过许多发达国家的让步。当然，这里的逻辑是如果中国加入WTO后，通过扩大出口、制造足够的新就业机会，就可以充分吸收这些让步造成的失业。但是，随着反倾销正在成为许多国家抵制中国产品的新手段并有大幅度蔓延的趋势，中国在农业和零售业的让步能否顺利度过后WTO时代来临的冲击还有待观察。
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必须建立在低工资的基础之上。这种发展模式如果不加以调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会严重束缚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中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滞后的结果是收入不平等过大，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种分配不平等的后果是国内需求疲软。而国内需求疲软不仅导致通货紧缩，而且又使得中国GDP总值中国内部分所占比例相对较低，从而使GDP对贸易依存度过大。如果中国在GDP对贸易依存度过大的条件下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国际市场的任何急剧变化都会使国内经济遭受重创。这时，长期以来没能得到很好解决的不平等问题反过来就很有可能以突然爆发的形式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从这层意义上而言，去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农村问题、下岗职工的问题以及提出振兴东北的问题，不仅仅是在解决不平等的问题，也是在为中国经济外部环境可能发生的变化提前做准备。
中国发展模式伴随的以上四种趋势如果合流或者在更深刻的层次上互动的话，可能给中国经济在最近的将来带来严重的挑战。这种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吸引外资、靠大出大进维持的世界工厂模式，不仅在国际上增加了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与能源方面的风险，而且在国内削弱了中国经济抗拒外部冲击的能力，并埋下了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当年的日本虽然在第一种趋势上与中国相似，在第二种趋势上与今天的中国相比风险要小得多。日本到了80年代已经成功地降低了在能源方面对石油的依赖。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中国目前面临的第三种和第四种趋势。换言之，日本模式的国内风险，无论是在GDP的贸易依存率代表的抗拒外部冲击方面还是与社会保护紧密相连的政治稳定方面的风险，都要比中国模式小得多。
2003年出现的这四种趋势合流并互动的初步预兆，是对未来数年中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的一个极大警示。直到2002年底，笔者仍然以为对中国来说要面临日本80年代那样的挑战恐怕还是2008年至2010年左右的事。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挑战会来得这么快。转眼间到了2003年春天，就开始出现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强大国际政治压力。到了夏天，国内国外更是开始纷纷议论中国经济过热的问题。十分明显，中国面临着一个比当年日本面临的更为急剧变化的国际环境。
其实，如果我们把前面提到的邓肯关于美元危机的分析稍加引申，就可以找到2003年中国经济过热的根源。2002年以来，美元汇率一路下跌，这对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国外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弱势美元导致了美国贸易赤字的急遽增加。美国政府的大规模减税在2003年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复苏。经济复苏使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大增。美国人又开始大手大脚地花钱。同时，为给2004年的总统大选做准备，美国政府在2003年一直采取弱势美元的政策。这样做的目的是增强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以便在美国制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从而为布什赢得选民的支持。美元在2003年与日元和欧元的汇率分别贬值17％和14％。一方面，经济的复苏刺激了进口，另一方面，弱势美元使美国进口时的费用增加。结果是美国2003年的贸易赤字达创纪录的4894亿美元。
弱势美元对中国经济有直接的影响。第一，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当美元贬值时，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汇率随之贬值。这大大增强了中国商品在美国以外的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第二，由于中国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美国经济复苏导致的美国购买力的增强使得美国从中国进口了更多的商品，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到空前的幅度。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的结果是中国2003年的出口比前一年增长近40％。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增长了40．8％，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033亿美元。与2002年相比，中国的外汇储备多出了1900多亿美元。
2003年新增出来的19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导致了中国货币发放大幅度增加，银行信贷的急剧扩张以及中国经济的局部过热。由于中国实行外汇管理，出口的企业必须把赚取的外汇在指定银行兑换成人民币。为了兑换这1900多亿美元，如果按照大致1美元兑8．2元人民币的汇率计算，中国的银行就不得不增发15000多亿元的人民币的基础货币。这就使得中国的银行系统被突然注入了大笔可供发放信贷的资金。2003年中国的银行发放的新增贷款达到3万亿元人民币。比2002年多出了12000亿元。可见，2003年新增的外汇储备额大于新增的银行贷款额。我们可以推测，中国经济2003年非凡的增长与美元汇率有很强的相关性。这当然不是说中国经济去年发展的推动力都来自美国，而是说美元贬值这一因素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中国经济去年与往年相比超常加速发展，即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信贷急剧扩大。
历史将证明，我们如何高度评价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的宏观调控的意义都不为过。因为它将成为中国经济在未来数年里应付国际政治经济严重挑战的一场预演。与今后几年即将面临的泡沫风险相比，2003年的中国经济过热可能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挑战。在未来的几年里，几个导致当年日本泡沫经济出现的基本条件将会全部出现在中国：在国际资本流动与外包日益发展的大趋势下，中国将日益变成世界工业制成品的主要产地，中国出口的飞速发展导致的中美两国贸易之间的不平衡以及中国经济对世界能源市场、资源市场和工作机会的冲击将会带来要求人民币升值，或采用浮动汇率，甚至开放资本账户的强大国际政治压力。这些冲击的效果将被中国国内的几个已经注定要上马的大型发展项目(包括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及西部开发和振兴东北)进一步放大。一直存在的虽然机制不同、但与日本性质相同的重协调轻监控的中国企业治理在这些条件下很容易制造经济泡沫。至今为止，中国在一个以稳定汇率(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与不开放资本账户为特征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创造了一个发展速度与日本相似的经济奇迹。正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带来了日本经济体制的逆转一样，如果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强大的国际政治压力下真的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中国经济体制在监控方面的弱点可以成为直接威胁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死穴。
我将感到无限欣慰，如果在这样一个时点上呈现给国内读者的这本关于日本经济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起源的书对人们关于中国命运的思考有些许的借鉴意义的话。
高 柏
2004年10月于美国杜克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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