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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3><STRONG> 编 后 语
</STRONG></FONT>
这是我的第二部语言文字论文集。第一部是1993年出版的《文字训诂论集》(中华书局出版)。那是从1985年以前的70多篇文章中选出来的，共30篇。50年代以前，大约写过三四十篇，曾在北大文学院主编的《益世报•读书周刊》以及抗战后期的《云南论坛》、《中央日报•史语周刊》等报刊上发表，在这部集子里已收了一篇，补充改写了两篇，其余的都没有收。因为有些文章的内容同语言文字没有直接联系，有些并无新意，不愿谬种流传。
近几年有几位学友多次劝我把1985年以后的文章编成第二本文集。迟迟没有动手，一个原因，是想多听听同行友好和读者的意见。这些年，我有幸熬到改革开放后的新岁月，中华民族在历经灾难后，开始伟大的复兴。我这棵历经风霜的枯木，也得到春风春雨的拂润得以复苏。因而这20年是我一生著述较多的一段，1988年出版了《通假概说》，1989年出版《训诂学新论》；《文字训诂论集》以后，又出版了《汉语汉字答问》，然后是和方有国合写的《汉字发展史纲要》(2000年)。除此外，还写了几十篇论文。在这些论著中，我提出了一些与时论很不相同的观点。有些观点得到认可，有些读者则提出非议。例如，《通假概说》出版后，一位中学语文教师曾写信给我，批评我的说法同王力先生《古代汉语》中的论点完全不同，让语文教师无所适从。——当然这只代表一部分读者的看法。我对这类看法并无反感，因为一种新的观点，总会引起人们的思考，不同的反馈是一种理论、一种假说在实践中被检验的正常现象。我这些年一直在注意着这些反馈。反复思考，对自己的“假说”加以更深入的考查。可坚持者更具信心，应修正或放弃者毫不犹豫。经过这些年来的思考，我心里有了底。觉得有必要把这第二个集子编出来，因为这个集子中的大多数文章都同几本专著有直接关系。我做学问，很欣赏几位老师的做法，先写论文，后写专著。例如，关于汉字发展史这个题目，过去有些专著。材料很丰富，很像一部著作的样子。但仔细一看，很多关键性的问题或则沿袭旧说，了无新意；或则一笔带过，避而不谈。我从二十多岁起就对这个课题感兴趣。听了沈兼士先生和唐兰先生的文字学课，对
他们提出的新观点很感兴趣，但觉得还不满足。于是初萌“雄心”，试验着钻研一两个关键问题，以“假借”这个问题为突破口，进而展开整个汉字历史的探讨，按照这个思路，写出了《论假借》等论文和《通假概说》一本小册子。
《通假概说》出版后，何志华先生和龚念涛(几位名家的笔名)曾倍加赞赏。何文说：“《通假概说》从文字发展史的角度，指出假借字的大量应用，是表意文字的标志，代表了文字发展的一种趋势。这一观点，对传统观念的冲击是很大的”。龚念涛在介绍中说：“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全面阐述汉字假借问题的专著。这部书的出版，一定会在学术界产生极大影响。”马学良是研究彝语彝文的专家。他对彝文的性质问题，很多年没有论定，早年认为彝文是表意文字，同好友陈士林的表音文字说针锋相对。后来把我关于假借的观点用于彝文，于是形成了他晚年对彝文性质的论点。我自己又花了两年的功夫用甲骨文同纳西文字作比较，于是对假借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也更增加了信心。回想一下，我在1957年提出的汉字发展三阶段说，当时心里还没有底。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把假借字当成一个发展阶段。这在当时的确有点“惊世骇俗”。这个大胆的假设能不能成立，必须加以验证。所以，我写的专门讨论假借字的论文或专著，都是为了写好“汉字发展史”这部专著。果然，后来撰写时，便觉得心里踏实得多。汉字发展史的轮廓自然浮现出来了。回想起来，我这个研究汉字史的突破口选得不错，这种先做专题论文再写专著的治学方法好。这种方法至今仍需要继承。我这次编成的第二本论文集，大部分文章都是这一类。一些讨论文字的文章，都是为《汉字发展史纲要》这部书作准备的。论文偏重于专题的微观考查，《纲要》则着眼于宏观的发展规律。
这本集子共选了47篇文章，有些可有可无的没有收入，还有几篇找不到或忘记的，以后再说。大致分为四部分：
一、文字篇——收13篇
二、词源篇——收6篇
三、书序篇——收13篇
四、治学篇——收16篇
分这四篇，只是为了读者翻阅的方便，不是严格的学科分类。例如，“书序篇”的序，包括门类不一。“治学篇”中的文章也是如此。这些都不必计较。
编辑这个集子的目的有三：一是结一结账。今年已经90多岁了，做了60多年的书生。应该给自己结个账，作个交代。二是希望同行学友和读者对我的一些观点提出批评、指正，我自知见闻浅陋，有许多应该掌握的知识和工具都不懂，这已无法补救。但对于自己一生辛勤耕耘的一小片田畦的收获，却非常执着，希望得到助益，以期达到“至善”。关心者的批评和不同的见解，都会使我受益。三是对后来者有所期待。从当前的时代来看，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全面复兴的盛世。这个盛世来之不易。我1913年出生，长期处在民族危亡的时代。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能熬到这个盛世可真不容易。一个知识分子，无论从事什么行当，总要在自己选定的岗位上，发挥各自的才能，作出无愧于这个盛世的贡献。当前语言学界的人数很不少，有许多人学有专长，已经作出了很多贡献。许多中青年学者正在步入这一领域。这一学科的重任，已经落在这些人身上。21世纪一定会出现各学科的大师级人物，这些人就出在现在的青年学者中。有许多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华民族复兴气魄的学术著作将会完成。在语言方面，有几项巨大的工程必须完成。例如，关于汉字的规范问题，目前正准备开展讨论，然后制定规范——达到在海内外14亿华人“书同文字”的目标。这需要做一些认真的调查研究。这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目前我们国家正在一日千里地前进，影响越来越大，汉语汉字研究的成果，不能不跟上去。汉字是全世界华人共同的书面交际工具，是共谋中华振兴、交流心声的凝聚力的重要工具。两千多年前的李斯，在秦国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帝国之后，实行了“书同文字”政策。这是历史上实行汉字规范的成功先例。在这方面，我们将会做得更好。
在汉语方面，我们需要编一两部高水平的大型汉语字词典。这个问题我谈得很多，这里就不多说了。当然，还有别的重要项目。
为了现在中青年语言学者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我想在此提出几点建议：一是要把自己的前途同国家人民联系起来，时时注意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使自己具有一种向上的精神面貌。这种精神面貌是一切真正投入民族振兴大业的人都应该具有的。这本文集中的《怀念罗庸先生》一文，请大家读一读，罗庸先生给西南联大做的一篇校歌歌词，很能说明那个时代的学者们的心态和人生境界。那种忧患心情，那种对中国前途的企盼和信心，正是那个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精神。现在的情况变了，知识分子精神面貌也大为不同。但仍然应该具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五六千年肥沃土壤中培养出来的自强不息的精神。
其次，在做学问的方法和态度上要吸取前人的经验，“温故”而又能“知新”。在对待同行方面，应该力戒“以己之长，轻人之短”。现在搞语言文字的人，师承不同，专业各有所偏，应该发扬学术民主的风度，反对拉党结派。前天(10月16日)中国载人飞船神舟五号胜利返航成功。我们在振奋之余，还应该学习他们上下一心，互相支持，成千上万的参与者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共同努力的精神。
第三，我们要吸取国外语言学之长，总结我国传统语言学的成就，创造有中国特点的语言学理论。
在这方面，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向外国学习，有几个阶段。最早是外国传教士用罗马字母拼注汉语，引起汉字注音方法的改革。以后是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语法研究热潮。在文字方面，欧洲语言学界是一个弱项，因为他们对拼音文字的研究比较深入，但对于埃及圣书字、苏美尔文字、汉字这些古文字的研究很肤浅，他们把拼音文字以外的文字一概加以贬斥。实在不应该全盘接受这种理论。在那时的时代气氛下，我们一直跟在国外谬说的后面，亦步亦趋。那是时代使然，不能责怪哪一个人。最近一些年，有眼光的语言学家，逐渐有所觉醒。比如，有些人批评《马氏文通》是“拉丁语法汉证”，说黎锦熙先生的《国语文法》是“英语语法汉证”。这种批评实在过分，但也包含着一种觉醒，对于照搬国外理论的办法不满，感到应该从汉语汉字的特点出发，对中国传统语言学理论加以整理，参考国外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创立中国特点的语言学理论。这是一个认识上的飞跃。这种趋势，在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好多领域都可以看出来，我们应该自觉地把握这个趋势。
我这本集子里，有几篇文章谈到上述三方面的问题，这里又重新写出，表示一个老兵的希望。
我虽年过九十，精力渐衰。但多年来养成了以读书、写作为乐的习惯，至今还能写点东西，也还打算稍稍扩大一点读书的范围。因此，这本文集不是最后一本，在日益壮大的语言文字队伍中，一个一瘸一拐跟在队伍后面的老兵还会含笑前进。眼下还有两三本小册子要写，日益强大的祖国，使我忘记了老年。
这本文集是张博同她的两位学友编辑打印、校对的。2003年1月，我突然生病，住了五个月的医院。去年出院后，坐了几个月的轮椅。后来逐渐恢复，能在旁人扶持下散步，能打太极拳。“故态复萌”，每天又可以写点东西了。曾写了一首打油诗，诗云：
病中梦到丰都城，阎君出郭笑相迎：
“《录鬼簿》中名未列，缘何孟浪来鬼城?
中华万事皆兴振，书生何得当逃兵?”
梦闻此言如雷震，天命未答愧此生。
一生坎坷志未舒，幸逢盛世得笔耕；
案头觅得小毛锥，日书千言一老翁。
病愈后，幸喜还能做点事。又可跟在诸位的后面做个拉拉队员了。
2005年6月1日
92岁于重庆西南师大苍槐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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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第二部语言文字论文集。第一部是1993年出版的《文字训诂论集》(中华书局出版)。那是从1985年以前的70多篇文章中选出来的，共30篇。50年代以前，大约写过三四十篇，曾在北大文学院主编的《益世报•读书周刊》以及抗战后期的《云南论坛》、《中央日报•史语周刊》等报刊上发表，在这部集子里已收了一篇，补充改写了两篇，其余的都没有收。因为有些文章的内容同语言文字没有直接联系，有些并无新意，不愿谬种流传。
近几年有几位学友多次劝我把1985年以后的文章编成第二本文集。迟迟没有动手，一个原因，是想多听听同行友好和读者的意见。这些年，我有幸熬到改革开放后的新岁月，中华民族在历经灾难后，开始伟大的复兴。我这棵历经风霜的枯木，也得到春风春雨的拂润得以复苏。因而这20年是我一生著述较多的一段，1988年出版了《通假概说》，1989年出版《训诂学新论》；《文字训诂论集》以后，又出版了《汉语汉字答问》，然后是和方有国合写的《汉字发展史纲要》(2000年)。除此外，还写了几十篇论文。在这些论著中，我提出了一些与时论很不相同的观点。有些观点得到认可，有些读者则提出非议。例如，《通假概说》出版后，一位中学语文教师曾写信给我，批评我的说法同王力先生《古代汉语》中的论点完全不同，让语文教师无所适从。——当然这只代表一部分读者的看法。我对这类看法并无反感，因为一种新的观点，总会引起人们的思考，不同的反馈是一种理论、一种假说在实践中被检验的正常现象。我这些年一直在注意着这些反馈。反复思考，对自己的“假说”加以更深入的考查。可坚持者更具信心，应修正或放弃者毫不犹豫。经过这些年来的思考，我心里有了底。觉得有必要把这第二个集子编出来，因为这个集子中的大多数文章都同几本专著有直接关系。我做学问，很欣赏几位老师的做法，先写论文，后写专著。例如，关于汉字发展史这个题目，过去有些专著。材料很丰富，很像一部著作的样子。但仔细一看，很多关键性的问题或则沿袭旧说，了无新意；或则一笔带过，避而不谈。我从二十多岁起就对这个课题感兴趣。听了沈兼士先生和唐兰先生的文字学课，对
他们提出的新观点很感兴趣，但觉得还不满足。于是初萌“雄心”，试验着钻研一两个关键问题，以“假借”这个问题为突破口，进而展开整个汉字历史的探讨，按照这个思路，写出了《论假借》等论文和《通假概说》一本小册子。
《通假概说》出版后，何志华先生和龚念涛(几位名家的笔名)曾倍加赞赏。何文说：“《通假概说》从文字发展史的角度，指出假借字的大量应用，是表意文字的标志，代表了文字发展的一种趋势。这一观点，对传统观念的冲击是很大的”。龚念涛在介绍中说：“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全面阐述汉字假借问题的专著。这部书的出版，一定会在学术界产生极大影响。”马学良是研究彝语彝文的专家。他对彝文的性质问题，很多年没有论定，早年认为彝文是表意文字，同好友陈士林的表音文字说针锋相对。后来把我关于假借的观点用于彝文，于是形成了他晚年对彝文性质的论点。我自己又花了两年的功夫用甲骨文同纳西文字作比较，于是对假借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也更增加了信心。回想一下，我在1957年提出的汉字发展三阶段说，当时心里还没有底。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把假借字当成一个发展阶段。这在当时的确有点“惊世骇俗”。这个大胆的假设能不能成立，必须加以验证。所以，我写的专门讨论假借字的论文或专著，都是为了写好“汉字发展史”这部专著。果然，后来撰写时，便觉得心里踏实得多。汉字发展史的轮廓自然浮现出来了。回想起来，我这个研究汉字史的突破口选得不错，这种先做专题论文再写专著的治学方法好。这种方法至今仍需要继承。我这次编成的第二本论文集，大部分文章都是这一类。一些讨论文字的文章，都是为《汉字发展史纲要》这部书作准备的。论文偏重于专题的微观考查，《纲要》则着眼于宏观的发展规律。
这本集子共选了47篇文章，有些可有可无的没有收入，还有几篇找不到或忘记的，以后再说。大致分为四部分：
一、文字篇——收13篇
二、词源篇——收6篇
三、书序篇——收13篇
四、治学篇——收16篇
分这四篇，只是为了读者翻阅的方便，不是严格的学科分类。例如，“书序篇”的序，包括门类不一。“治学篇”中的文章也是如此。这些都不必计较。
编辑这个集子的目的有三：一是结一结账。今年已经90多岁了，做了60多年的书生。应该给自己结个账，作个交代。二是希望同行学友和读者对我的一些观点提出批评、指正，我自知见闻浅陋，有许多应该掌握的知识和工具都不懂，这已无法补救。但对于自己一生辛勤耕耘的一小片田畦的收获，却非常执着，希望得到助益，以期达到“至善”。关心者的批评和不同的见解，都会使我受益。三是对后来者有所期待。从当前的时代来看，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全面复兴的盛世。这个盛世来之不易。我1913年出生，长期处在民族危亡的时代。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能熬到这个盛世可真不容易。一个知识分子，无论从事什么行当，总要在自己选定的岗位上，发挥各自的才能，作出无愧于这个盛世的贡献。当前语言学界的人数很不少，有许多人学有专长，已经作出了很多贡献。许多中青年学者正在步入这一领域。这一学科的重任，已经落在这些人身上。21世纪一定会出现各学科的大师级人物，这些人就出在现在的青年学者中。有许多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华民族复兴气魄的学术著作将会完成。在语言方面，有几项巨大的工程必须完成。例如，关于汉字的规范问题，目前正准备开展讨论，然后制定规范——达到在海内外14亿华人“书同文字”的目标。这需要做一些认真的调查研究。这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目前我们国家正在一日千里地前进，影响越来越大，汉语汉字研究的成果，不能不跟上去。汉字是全世界华人共同的书面交际工具，是共谋中华振兴、交流心声的凝聚力的重要工具。两千多年前的李斯，在秦国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帝国之后，实行了“书同文字”政策。这是历史上实行汉字规范的成功先例。在这方面，我们将会做得更好。
在汉语方面，我们需要编一两部高水平的大型汉语字词典。这个问题我谈得很多，这里就不多说了。当然，还有别的重要项目。
为了现在中青年语言学者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我想在此提出几点建议：一是要把自己的前途同国家人民联系起来，时时注意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使自己具有一种向上的精神面貌。这种精神面貌是一切真正投入民族振兴大业的人都应该具有的。这本文集中的《怀念罗庸先生》一文，请大家读一读，罗庸先生给西南联大做的一篇校歌歌词，很能说明那个时代的学者们的心态和人生境界。那种忧患心情，那种对中国前途的企盼和信心，正是那个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精神。现在的情况变了，知识分子精神面貌也大为不同。但仍然应该具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五六千年肥沃土壤中培养出来的自强不息的精神。
其次，在做学问的方法和态度上要吸取前人的经验，“温故”而又能“知新”。在对待同行方面，应该力戒“以己之长，轻人之短”。现在搞语言文字的人，师承不同，专业各有所偏，应该发扬学术民主的风度，反对拉党结派。前天(10月16日)中国载人飞船神舟五号胜利返航成功。我们在振奋之余，还应该学习他们上下一心，互相支持，成千上万的参与者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共同努力的精神。
第三，我们要吸取国外语言学之长，总结我国传统语言学的成就，创造有中国特点的语言学理论。
在这方面，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向外国学习，有几个阶段。最早是外国传教士用罗马字母拼注汉语，引起汉字注音方法的改革。以后是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语法研究热潮。在文字方面，欧洲语言学界是一个弱项，因为他们对拼音文字的研究比较深入，但对于埃及圣书字、苏美尔文字、汉字这些古文字的研究很肤浅，他们把拼音文字以外的文字一概加以贬斥。实在不应该全盘接受这种理论。在那时的时代气氛下，我们一直跟在国外谬说的后面，亦步亦趋。那是时代使然，不能责怪哪一个人。最近一些年，有眼光的语言学家，逐渐有所觉醒。比如，有些人批评《马氏文通》是“拉丁语法汉证”，说黎锦熙先生的《国语文法》是“英语语法汉证”。这种批评实在过分，但也包含着一种觉醒，对于照搬国外理论的办法不满，感到应该从汉语汉字的特点出发，对中国传统语言学理论加以整理，参考国外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创立中国特点的语言学理论。这是一个认识上的飞跃。这种趋势，在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好多领域都可以看出来，我们应该自觉地把握这个趋势。
我这本集子里，有几篇文章谈到上述三方面的问题，这里又重新写出，表示一个老兵的希望。
我虽年过九十，精力渐衰。但多年来养成了以读书、写作为乐的习惯，至今还能写点东西，也还打算稍稍扩大一点读书的范围。因此，这本文集不是最后一本，在日益壮大的语言文字队伍中，一个一瘸一拐跟在队伍后面的老兵还会含笑前进。眼下还有两三本小册子要写，日益强大的祖国，使我忘记了老年。
这本文集是张博同她的两位学友编辑打印、校对的。2003年1月，我突然生病，住了五个月的医院。去年出院后，坐了几个月的轮椅。后来逐渐恢复，能在旁人扶持下散步，能打太极拳。“故态复萌”，每天又可以写点东西了。曾写了一首打油诗，诗云：
病中梦到丰都城，阎君出郭笑相迎：
“《录鬼簿》中名未列，缘何孟浪来鬼城?
中华万事皆兴振，书生何得当逃兵?”
梦闻此言如雷震，天命未答愧此生。
一生坎坷志未舒，幸逢盛世得笔耕；
案头觅得小毛锥，日书千言一老翁。
病愈后，幸喜还能做点事。又可跟在诸位的后面做个拉拉队员了。
2005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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