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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北京市教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同时又是得到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首都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和俄语语言文学专业支持之作。但它以如此面目问世，却让作者深感意外，然而修改起来难度颇大：我理解的学问，不是适时地在技术层面上摆弄理论、对不同类型的知识进行新的排列组合，而是经由生命体验和心灵感悟去对知识和理论的重新过滤，从而对所研究的课题有自己难以随便更改的独特理解(除非有更多的史料、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更有逻辑惯性的知识体系等方可推翻)，唯如此方能形成相对稳定的学术思想、学问立场、学术个性等，即生命体验的程度，决定着著述的深刻程度!(我给研究生上课时偶然提及了如此感受，无一不瞪大双眼：学问不就是专业化的知识生产吗?)由是铺陈这篇后记，尽管上一本书的后记给我带来了太多的麻烦。既然连学问是需要真诚的，要与读者分享著述经验的后记那就更如此了。
在《想象俄罗斯：关于俄国民族性问题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5月初版)中，著者在展示俄罗斯文明结构上复杂性基础上，从四个方面讨论俄国人对自身民族性问题的理解：俄国人对民族共同体形象塑造和人文学科发展的特殊之路、对私有制抵抗和通过接受德国抵御西化、以私人话语形式或公共话语形式表达对俄罗斯问题的理解、“求知”与“审美”这两个很重要的民族性行为在当代变迁等方面，共同显示出俄国民族性的复杂结构、俄罗斯知识分子在看待自身问题上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与一致性并存的矛盾。由此，在当代民族国家理论启示下，便借用了俄国诗人丘特切夫的名句“用理性无法理解俄罗斯……对她只能信仰”，把它归之于“想象俄罗斯”名下(这也是我很震惊的：1983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创造性地把普通民众的民族国家观念还原成“想象的社区”或“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吻合民族主义实际状态而看起来很奇特的概念，却很吻合俄国人对自己祖国的感受)。吊诡的是，俄罗斯作为民族国家的复杂性，事实上蕴含着给其他族群提供了多方位想象的可能性，只不过中国是从自己的立场上想象俄罗斯的，“想象”的目的并非是要揭示真正的俄罗斯。而“他者”对俄罗斯的想象，是无法与那个所谓客观存在的俄罗斯重叠的，更何况没人敢说他(她)理解的就是“真正的俄罗斯”。于是，“他者”的想象，就变成了对俄罗斯的“误读”。他者的“误读”与俄国本土对自身的想象显然是两种不同的解读，于是分开著述势在必然。
不仅如此，俄罗斯民族性问题具体呈现的每一个实际方面、俄国通过不同途径表达对自身民族性问题的多种理解，这也使得“他者”想象俄罗斯有了巨大的空间。可是，中国与西方对俄罗斯问题上的理解，彼此之间相互冲突，与俄罗斯本土也相差甚远。多年来，我一直关注俄国如何认识自己、西方怎样设定俄罗斯、中国又何以痴迷俄罗斯，发现不同的主体都试图按自己的理念描述一个自以为比较本真的俄罗斯，或借着想象俄罗斯而给理解和解决自己的问题制造一个口实。由是，我认真面对相关论题，诸如俄国人如何强烈认同自我、西方何以能清醒面对俄国，而中国接受俄国虽有客观情势所迫却何以一定要丧失主体性意识等等。俄国在物质层面的西化过程中，伴随有在精神上强调自身民族主体性的导向，这一导向成为每个时代知识界和民众孜孜以求的目标，并产生了极为神奇的结果，诸如两次卫国战争、以颠覆“面向西方的俄国”为特色的苏维埃和以解体苏联为基础而建立的“面向西方的俄联邦”、即使没有加入WTO却成为七国峰会的第八个成员并且被很多国家认定为市场经济国家等。对这些重要历史事件，西方和中国为何会产生截然相反的判断？况且，茅盾先生在1948年就有言，“中国和苏联接壤数千里。对于这样一位邻居，我们中国如果不用自己的眼睛和头脑去认识和了解，而颠倒去盲目从远隔重洋的反苏第一者的谰言，那实在是不智”(《杂谈苏联•后记》)。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也不能遵从苏俄人对自我的认同!于是，我试图分别清理中国和西方这两大族群想象俄罗斯的不同路径，原本打算合为一书的《中西方视野中的俄国形象》，因为论题太复杂、内容太多，不得不再度分开，各自成书。
这样一来，(自1995年成为俄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二年级以降)我一直就觉得很累。累在什么地方呢？2000年4月底的一天，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对照着阅读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俄文本与该作的纳博科夫漂亮而准确的英译本，当时是满怀兴致的，可是闭馆后顺便去斜对面的亚历山大花园散步时，因连续多日白天泡图书馆、晚上比较独立电视台和官方电视台节目到深夜，突然觉得困顿劳累得很，虽是春天已近，满园的郁金香正待绽放，莫斯科市民在此沐浴着春天的气息而安逸地休闲着，这些动人情景居然没有驱散我的倦意，我才突然领悟到要从中国、俄国和西方三个角度去关注俄罗斯，能不累吗？领悟到了这点就试图收缩关心的范围和角度。可是，每每去莫斯科大小书店或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总忍不住要翻阅俄国文学之外的图书、经常浏览多达20个版的报纸“Moscow Time”(住处旁边的一个超市免费赠阅顾客)。特别是，认真阅读斯拉夫派理论家霍米亚科夫(A.C.Хомяков)文集时发现，他对“精神的完整性”／“完整精神”(цельность в духе／целостньгй дух)和俄国东正教的集体性或聚议性(соборность)概念非常专注，令我好奇；读弗洛连斯基、谢尔盖•布尔加科夫、特鲁别茨科伊和弗兰克等白银时代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时常触摸到这些概念如何演变成俄国学人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操守，无不使我感动。同样，阅读《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文集》、《尤里•洛特曼选集》、利哈乔夫的《俄罗斯文学的历史诗学》和《沉思俄罗斯》等重要俄文著作，也体会到了不局限于某一学科研究俄国问题及这种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价值。读俄国侨民哲学家著作，如列维茨基(C.A．Левицкий)的《俄国哲学概论》和津科夫斯基(B．Зеньковский)的《俄国哲学史》，也得到同样的启示。也就是说，俄国境内外那些严谨于俄国问题的力作，几乎都不限定在某个学科范围内进行，这也正如本作者在著作《民族主义的意义与悖论：关于20—21世纪之交俄国文化转型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初版)导言中所说，“‘俄罗斯问题’是综合性的，要研究清楚必须是跨学科的，最有效的方法是类似中国的‘国学研究’。而自18世纪彼得大帝启动现代化运动而使‘俄罗斯问题’被凸显以来，俄国历代著名知识分子论述本土文化问题时基本上是打破文类或学科限制的，有别于西方的学科体制”。既然俄罗斯本来就如此复杂，放弃原本已经形成的理解俄罗斯的惯例又困难重重，曾经冒出来的颓废想法也就逐渐消退了，即便是两度遭遇极大困难时期，坚持从西文、俄文和“五•四”以来汉语的经典文献人手识读俄罗斯，仍旧成为我研究的习惯，而且正是在这种广泛阅读中真正体悟到“不读诗，勿以言”、“开卷有益”及其快感。更有意味的是，每每阅读不同时代和不同学科文献，掩卷遐思，居然与清末文人孙宝瑄之《忘山庐日记》所言，即“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书也；以旧眼读新书，新书亦旧书也”有同感，且同感颇深。由此，我更信服这样的学术操守：“尊重前人和学界的学术成果”、“有一分根据说一分话”、“不要因自己的孤陋寡闻而否定自己所不理解或没接触到的东西”、“绝不能居心叵测地无端否定他人的创造和成就”、“学术乃天下公器”、“不以自己的成绩论英雄”、“不以自己所长攻他人所短”等，从而更有理由“反对以武断的偏执和无视人的尊严态度进行学术讨论”(这也是捷克学人普实克的思想：他在给著名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所写的书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中有论)。
而且，正是时代变迁和知识累积，尤其是对俄国进行专门的研究和亲身体验所形成的视野，促成我客观上关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关于俄国的经典论述和普遍意见，发现其中掩藏了很多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课题。早在1999年5月初应邀参加北京大学主办的“‘五•四’运动与20世纪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我的报告《误读的意义与陷阱：“五•四”时期中国对俄国文化的接受》得到大会不少的认可(欧阳哲生、金安平：《“五•四”运动二十世纪的中国》，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也深得包括金耀基和林毓生等在内的很多著名学者之肯定(修改稿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01年第1期，这期责任主编钱理群先生在“编后记”中也特地推荐之)，进而促使我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想象俄罗斯整体情形进行梳理(后来在《人文杂志》和《深圳大学学报》上发表了部分章节)。这些虽是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却意味着我那时就已经着手研究中国误读俄罗斯论题了。而且，这么多年来我基本上没有停止思考过这个论题，也一直在阅读相关文献，回过头来看1998年申请出国的原初材料，发现“俄国汉学”和“俄国人如何看待中国视野中的俄罗斯形象”居然是那次出国的研究课题之一。如此一来，本著作撰写和修缮前后持续五年有余矣!(何谓“五年有余矣”?托尔斯泰的《什么是艺术?》有如此叙述：“我已经尽我所能地写成了占去我十五年光阴的谈我最关切的事物——艺术——的论著。我说这文章占去我十五年光阴，意思并不是说我写了十五年之久，而只是想说，我十五年前就开始写艺术的论著，以为我一旦着手这一工作，就可以毫不间断地写下去，很快结束它……从那时起，我就不间断地思考这一论题，但是每次在写了相当多之后，感觉到自己没有能力把这部著作写完，就丢了一边，半途而废”。转引自《托尔斯泰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页)但是，我要声明：此乃并非苦思冥想的劳役，相反，是在正常的学术历程中所体验到的严肃面对历史的责任，即希望通过实际的学术工作，能让人们在俄国问题上认真而平心静气地面对既定观念和概念的限制，恰如狄德罗所言，“所有概念图式，所有进行单纯分类的尝试，都是偏狭的，不充分的，它们的用途仅仅在于描述特定时期的知识状态。我们不应该用这些图式和分类把任何限制强加于知识，也不应从它们推延出关于知识的未来状态的任何预言”(转引自E．卡西勒著、顾伟铭等译的《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7页)。很有意味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体验到严谨于学问的特殊快慰，诚如杨雄曰，“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法言•学行》)。不否认，尽管本著作完成于对大量不同语种经典文献的阅读过程中，并试图按规范的比较文学原则操作，可是这种宏愿实现起来真是不容易，回过头来看著述结果，诚如《文心雕龙•神思》所言，“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知多少，将于风云而并去矣。方其搦翰，气倍词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对俄国的丰富体验和学理上的多方探究，与下笔陈述这类体验和探究之间有如此出入意料的落差。具体说来，这种“落差”显露在以下诸多遗憾上：
遗憾之一是没有对俄国东方学家的汉学研究做出相对等的回应。在第一次留学俄国时，我曾专门查考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俄罗斯国立外国文学图书馆和国立历史图书馆等所收藏的汉学著作(仅20世纪的就超过千种)，并很认真地翻阅近20年来国际汉学著名丛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общество в Китае)，发现俄国汉学研究在世界上有其独特而强大声音，并且对俄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有相当的影响力，从而制造出一个延续西方启蒙运动并渗透有俄国民族性考量的俄罗斯式中国形象(期间在《Chinese Scholar in Russia》上发表的《俄国视野中的中国形象》，获得大使馆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优秀论文奖)。在后来从事俄国比较文学问题研究时(《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我又阅读了俄国两百年来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论著。这些阅读和研究经验促使我不断关心俄国汉学进展，至今如此。然而，我在此所辨析的中国所塑造的俄罗斯形象，是经由还原中国现代性变体形式的生成过程而呈现出来的，虽不只是在基本历史知识层面上进行，但没有充分顾及俄国汉学因素。
另一个遗憾也是要说明的：有好几位师长和不少读者或当面批评我以前的种种著述只提出问题而不提供结论，或来信询问我何以停留在对问题的描述层面和对具体情景的解释状态上，很少对所述问题进行旗帜鲜明的判断并得出明确结论，甚至有人怀疑我的立场何在。谢谢善意关心我的这些人，在这里还是达不到您的要求：可能随着年岁增长更有自知之明，明白了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所主张的“文学研究决不可能建立在预设的价值判断基础上”。何止是文学研究需要保持中立的立场呢?陈独秀早就声言，“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并举例说文学、史学、音乐、医药等各有其独立之价值。在学术操作层面上，我很信服法国的历史年鉴学派、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尤其是俄国学院派的历史诗学，即结论和判断来自文献和对文献的处理、归纳。这样一来，我只能尽力还原中国塑造了怎样的俄国形象实际状态，以及尽量呈现这些俄国形象塑造于中国现代性问题复杂化之历史影响。吾辈不才，无能对这些历史过程妄下所谓的科学结论(更不敢对自己没有研究的课题说三道四)。
还有，细心读者会觉得本书结语有些突兀：通篇鲜有触及西方的俄罗斯形象问题，何以会在开篇导言和最后结语中分别提及西方塑造俄国形象问题?这仅仅是为了让读者理解起来更方便些而插进来的，因为在著述本书的同时还在研究北京留学归国人员科技择优市重点研究项目《拒绝俄罗斯：关于西方视野中的俄国形象研究》，很有感触地借用了西方在这个论题上的参照系功能。
幸亏在修缮本著作同时，又在进行教育部省属重点文科基地的相关项目《中国现代诗学理念与俄国文化的影响》研究，得以能静下心来细细查询并仔细品味《民铎》、《新青年》、《小说月报》和《文艺复兴》等杂志所刊载的有关文献，又先后受益于陈建华教授的《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史》和他与汪介之教授合作的《悠远的回声》所提供的史料(关于这两部书，我写有书评《“中国问题”与俄国关系》，载《书评周刊》2003年6月13日)，以及徐凤林、张百春、戴桂菊等教授有关俄国东正教研究或翻译著作，我可以更方便查找更多的原始文献，否则“落差”感更为严重。
而上述遗憾又是与著述和修缮本书的灾难性过程息息相关的。本著作与《想象俄罗斯：关于俄国民族性问题研究》过程有相似之处，因而在那本书后记中所提及的糟糕心情，也严重干扰了本著作的进程，甚至还增加了一些新的麻烦。这期间，我体悟到梁启超和蔡元培先生对大学的描述可能是一种罗曼蒂克的幻想，与他们几乎同时代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对大学的严峻叙述可能更切实际。在韦伯看来，“以恰当方式将科学问题呈现出来，使一个未曾受学但具备领悟力的头脑能够理解这些问题，继而能使他们进行独立的思考(对我们来说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大概是教育事业中最艰难的任务”，“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如果有年轻的学者请教，对他给予鼓励几乎会引起难以承担的责任……你对每一个求问的人都要凭良心问一句……”，(20世纪初的学术)“已经达到了空前专业化的阶段，而且这种局面会一直继续下去。无论是就表面还是本质上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业余与专业的不同，只在于前者的工作方法缺乏严整的确定性，因此他通常做不到对他的想法所包含的全部意义进行控制、评估和贯彻到底……在科学领域，个性是只有那些全身心服膺于他的学科要求的人才具备的……在科学领地，假如有人把他从事的学科当作一项表演，并由此登上舞台，这样的认识不具备‘个性’……以信奉科学为业的问题，也即以科学为业对于献身者的意义问题，已经变成了另一个问题：在人的生命整体中，科学的职业是什么，它的价值何在?”(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1998年汉译本，第17—35页)。大学的这种情状显然要求从业人员严谨于学业和人生!我自大学执教12年来，一直为这样的情景所痴迷，并侥幸以为社会整体进步会着力改变中国学术界状况。没想到，屡屡遭遇各种麻烦，有些情形如李泽厚在《历史本体论》后记中所言，“我尝自省，这一生也算兢兢业业，直道而行；虽然缺点很多，但从不敢心存不良，惹是生非”，却偏偏常常遇“恶人”滋事，即“与我极少往来、素无瓜葛却不知为什么(我实在弄不明白)对我非常仇恨，无端攻击、谩骂”。这样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也有如此遭遇，颇让我不解。
但是，回首本著作著述过程——成就于阅读汗牛充栋的俄文、汉文和英语文献基础上，期间又夹杂着诸多人生变故，辛苦和难产自不待言，却又意外发现，反而是著述本书的热诚，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种种落寞心境：在俄罗斯国立历史图书馆，遇到在莫斯科大学攻读经济学副博士学位的台湾研究生，她对西方如何看待俄国计划经济问题很感兴趣，我们便在图书馆闭馆后去附近的“中国城”地铁站边街心小公园里跨学科地交流西方误读俄罗斯问题，尽管海峡两岸少有就这个论题举行过学术研讨会，可是这不妨碍“同行所见略同”；忆癸未年春节，朋友们早已忙于回故里闹新春，就在发愁不知如何度过这个节日时，周荣胜和王柏华这对博士夫妇邀请我一同守岁，大年三十子夜我们站在18层高楼上眺望城烟花四起的北京，快乐之感在灿烂的美丽夜景中不断涌起；甲申年春节，我想回老家过年，居然没走成，楼下陈恭让教授盛邀我去和他一家人过年，没想到，我还能在身边吃着很有家乡风味的大餐……本著作撰写和修缮前后，到了2003年春季已经脱稿在望了，可是内外交困的生活已经搅得心情极为烦躁，不久SARS肆虐北京城，国家图书馆关闭，我无法查找和阅读一些必要的文献，有不少日子坐卧不宁，幸亏父母兄弟姊妹和李冰梅教授等时常电话分忧，使这段原本灰暗的时光有不少亮光，以至于对期间和此后遇到的很多烦忧事和历史留下的诸多后遗症，也能坦然置之。当然，经历了那么多社会磨难的父母能沉着面对历史的情景，在激励着我的同时，常常给我以慰藉。这也就是本著作何以献给父母和家人的原因
本著作能最终顺利问世，首先要感谢首都师范大学和文学院给我提供的申报机会(其中包括科技处杨阳和段蕾两位老师的辛勤工作)、北京市教委专家组的公正评审、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的支持(比较文学系和俄语系分别把本著作列为本科生读本、研究生教材)；同时，要感谢同事周荣胜和王柏华、在彼得堡求学的意大利朋友Giorgio Meloni(尚文)和在莫斯科求学的王海燕同学，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尤其是以外文外借处顾平、冯庆昌和张金柱等老师)、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俄罗斯国立历史图书馆等给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献支持；李今研究员和向祖文先生给我的研究工作以莫大鼓励、同事隋然教授和友人达吉扬娜夫妇(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帮我解除不少俄语疑难问题、师兄吴俊忠教授和李正荣教授在我困惑时的睿智指点等，对此我要表达深深的谢意。尤其是多年来关心我的白春仁教授(我第一本书是他审校的)和刘利民教授，这次又冒着炎炎酷暑、耗时两月有余认真审阅本书，各自分别提出了不少弥足珍贵的修正意见，白教授还提供了很重要的补充文献、费近半年之时添上了诚挚的序言，对这类用“深深感动我”之语不足以形容的壮举，我更应郑重致谢。当然，对陆续刊发本书部分章节的《外国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外语学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外国文学研究》、《俄罗斯文艺》、《东方丛刊》等学术期刊，我也是要表达深深的谢意的。
对商务印书馆，我心存的远不只是感念：在具体研究中国在现代性成型过程中俄罗斯的作用问题时，我阅读了商务印书馆1910—1930年代出版的几乎全部俄国文学作品、文学史和理论的翻译或研究之作，对该馆在那个年代有如此壮举，叹为观止，从而希望自己从事的先辈们未竟事业也能经由这儿为薪火相传尽力。如此宏愿，得到商务印书馆专家和领导的认可，他们相当信任作者的学力、本著作的学术价值，这足以使本作者没有理由不认真于学术。这些连同责任编辑郭红女士对本书的热情而严谨工作，使得我理所当然地要把本研究工作做得更好些。由此，我心甘情愿经历了这样一个反复过程：非典过后不久，商务印书馆就通过了本书选题，这个决定鼓舞了我，一个月后(2003年8月)我便结束了已经持续了四年多的研究工作；可是，商务印书馆要求的是30来万字，面对52万字初稿我不知所措了，与此同时，所在单位上上下下动员起来参加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工作，等到这件事情过去已经是接近年底了，因而我的修改工作进展得缓慢，直到今年春节才完成修改稿；此后半年来，为最终著述好作为项目的著作，学校和文学院给了专门的科研假期，我除了正常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工作之外，就只做这一件事情——修缮本书到自以为不愧对商务印书馆的声望为止。如此一来，在我的心底，对商务印书馆和郭红，以及对本著作出版给予过特别关怀的王明毅先生和刘晖博士、冯华英博士等，要表达特别谢意。
需要补充的是：本书涉及现代中国受俄国影响的四大方面，而每个方面又包含了至少是三个以上具体大论问题，并且组成这些具体论题的因素也是很多的。可以说，这四大方面、十二个以上具体论题，有些完全需要继续进行专门研究，诸如现代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与发展同俄国文化深刻影响的问题。当然，有些论题则超出了作者的学力和专业，如国际共运对中国建构现代性的影响。这也就意味着，本书作者在未来的若干年，还会进一步讨论误读俄国文化所带来的问题，并且因研究条件的改善，期望会有更深入的思考。
2004年12月北京花园村新居
在《想象俄罗斯：关于俄国民族性问题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5月初版)中，著者在展示俄罗斯文明结构上复杂性基础上，从四个方面讨论俄国人对自身民族性问题的理解：俄国人对民族共同体形象塑造和人文学科发展的特殊之路、对私有制抵抗和通过接受德国抵御西化、以私人话语形式或公共话语形式表达对俄罗斯问题的理解、“求知”与“审美”这两个很重要的民族性行为在当代变迁等方面，共同显示出俄国民族性的复杂结构、俄罗斯知识分子在看待自身问题上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与一致性并存的矛盾。由此，在当代民族国家理论启示下，便借用了俄国诗人丘特切夫的名句“用理性无法理解俄罗斯……对她只能信仰”，把它归之于“想象俄罗斯”名下(这也是我很震惊的：1983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创造性地把普通民众的民族国家观念还原成“想象的社区”或“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吻合民族主义实际状态而看起来很奇特的概念，却很吻合俄国人对自己祖国的感受)。吊诡的是，俄罗斯作为民族国家的复杂性，事实上蕴含着给其他族群提供了多方位想象的可能性，只不过中国是从自己的立场上想象俄罗斯的，“想象”的目的并非是要揭示真正的俄罗斯。而“他者”对俄罗斯的想象，是无法与那个所谓客观存在的俄罗斯重叠的，更何况没人敢说他(她)理解的就是“真正的俄罗斯”。于是，“他者”的想象，就变成了对俄罗斯的“误读”。他者的“误读”与俄国本土对自身的想象显然是两种不同的解读，于是分开著述势在必然。
不仅如此，俄罗斯民族性问题具体呈现的每一个实际方面、俄国通过不同途径表达对自身民族性问题的多种理解，这也使得“他者”想象俄罗斯有了巨大的空间。可是，中国与西方对俄罗斯问题上的理解，彼此之间相互冲突，与俄罗斯本土也相差甚远。多年来，我一直关注俄国如何认识自己、西方怎样设定俄罗斯、中国又何以痴迷俄罗斯，发现不同的主体都试图按自己的理念描述一个自以为比较本真的俄罗斯，或借着想象俄罗斯而给理解和解决自己的问题制造一个口实。由是，我认真面对相关论题，诸如俄国人如何强烈认同自我、西方何以能清醒面对俄国，而中国接受俄国虽有客观情势所迫却何以一定要丧失主体性意识等等。俄国在物质层面的西化过程中，伴随有在精神上强调自身民族主体性的导向，这一导向成为每个时代知识界和民众孜孜以求的目标，并产生了极为神奇的结果，诸如两次卫国战争、以颠覆“面向西方的俄国”为特色的苏维埃和以解体苏联为基础而建立的“面向西方的俄联邦”、即使没有加入WTO却成为七国峰会的第八个成员并且被很多国家认定为市场经济国家等。对这些重要历史事件，西方和中国为何会产生截然相反的判断？况且，茅盾先生在1948年就有言，“中国和苏联接壤数千里。对于这样一位邻居，我们中国如果不用自己的眼睛和头脑去认识和了解，而颠倒去盲目从远隔重洋的反苏第一者的谰言，那实在是不智”(《杂谈苏联•后记》)。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也不能遵从苏俄人对自我的认同!于是，我试图分别清理中国和西方这两大族群想象俄罗斯的不同路径，原本打算合为一书的《中西方视野中的俄国形象》，因为论题太复杂、内容太多，不得不再度分开，各自成书。
这样一来，(自1995年成为俄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二年级以降)我一直就觉得很累。累在什么地方呢？2000年4月底的一天，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对照着阅读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俄文本与该作的纳博科夫漂亮而准确的英译本，当时是满怀兴致的，可是闭馆后顺便去斜对面的亚历山大花园散步时，因连续多日白天泡图书馆、晚上比较独立电视台和官方电视台节目到深夜，突然觉得困顿劳累得很，虽是春天已近，满园的郁金香正待绽放，莫斯科市民在此沐浴着春天的气息而安逸地休闲着，这些动人情景居然没有驱散我的倦意，我才突然领悟到要从中国、俄国和西方三个角度去关注俄罗斯，能不累吗？领悟到了这点就试图收缩关心的范围和角度。可是，每每去莫斯科大小书店或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总忍不住要翻阅俄国文学之外的图书、经常浏览多达20个版的报纸“Moscow Time”(住处旁边的一个超市免费赠阅顾客)。特别是，认真阅读斯拉夫派理论家霍米亚科夫(A.C.Хомяков)文集时发现，他对“精神的完整性”／“完整精神”(цельность в духе／целостньгй дух)和俄国东正教的集体性或聚议性(соборность)概念非常专注，令我好奇；读弗洛连斯基、谢尔盖•布尔加科夫、特鲁别茨科伊和弗兰克等白银时代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时常触摸到这些概念如何演变成俄国学人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操守，无不使我感动。同样，阅读《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文集》、《尤里•洛特曼选集》、利哈乔夫的《俄罗斯文学的历史诗学》和《沉思俄罗斯》等重要俄文著作，也体会到了不局限于某一学科研究俄国问题及这种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价值。读俄国侨民哲学家著作，如列维茨基(C.A．Левицкий)的《俄国哲学概论》和津科夫斯基(B．Зеньковский)的《俄国哲学史》，也得到同样的启示。也就是说，俄国境内外那些严谨于俄国问题的力作，几乎都不限定在某个学科范围内进行，这也正如本作者在著作《民族主义的意义与悖论：关于20—21世纪之交俄国文化转型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初版)导言中所说，“‘俄罗斯问题’是综合性的，要研究清楚必须是跨学科的，最有效的方法是类似中国的‘国学研究’。而自18世纪彼得大帝启动现代化运动而使‘俄罗斯问题’被凸显以来，俄国历代著名知识分子论述本土文化问题时基本上是打破文类或学科限制的，有别于西方的学科体制”。既然俄罗斯本来就如此复杂，放弃原本已经形成的理解俄罗斯的惯例又困难重重，曾经冒出来的颓废想法也就逐渐消退了，即便是两度遭遇极大困难时期，坚持从西文、俄文和“五•四”以来汉语的经典文献人手识读俄罗斯，仍旧成为我研究的习惯，而且正是在这种广泛阅读中真正体悟到“不读诗，勿以言”、“开卷有益”及其快感。更有意味的是，每每阅读不同时代和不同学科文献，掩卷遐思，居然与清末文人孙宝瑄之《忘山庐日记》所言，即“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书也；以旧眼读新书，新书亦旧书也”有同感，且同感颇深。由此，我更信服这样的学术操守：“尊重前人和学界的学术成果”、“有一分根据说一分话”、“不要因自己的孤陋寡闻而否定自己所不理解或没接触到的东西”、“绝不能居心叵测地无端否定他人的创造和成就”、“学术乃天下公器”、“不以自己的成绩论英雄”、“不以自己所长攻他人所短”等，从而更有理由“反对以武断的偏执和无视人的尊严态度进行学术讨论”(这也是捷克学人普实克的思想：他在给著名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所写的书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中有论)。
而且，正是时代变迁和知识累积，尤其是对俄国进行专门的研究和亲身体验所形成的视野，促成我客观上关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关于俄国的经典论述和普遍意见，发现其中掩藏了很多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课题。早在1999年5月初应邀参加北京大学主办的“‘五•四’运动与20世纪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我的报告《误读的意义与陷阱：“五•四”时期中国对俄国文化的接受》得到大会不少的认可(欧阳哲生、金安平：《“五•四”运动二十世纪的中国》，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也深得包括金耀基和林毓生等在内的很多著名学者之肯定(修改稿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01年第1期，这期责任主编钱理群先生在“编后记”中也特地推荐之)，进而促使我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想象俄罗斯整体情形进行梳理(后来在《人文杂志》和《深圳大学学报》上发表了部分章节)。这些虽是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却意味着我那时就已经着手研究中国误读俄罗斯论题了。而且，这么多年来我基本上没有停止思考过这个论题，也一直在阅读相关文献，回过头来看1998年申请出国的原初材料，发现“俄国汉学”和“俄国人如何看待中国视野中的俄罗斯形象”居然是那次出国的研究课题之一。如此一来，本著作撰写和修缮前后持续五年有余矣!(何谓“五年有余矣”?托尔斯泰的《什么是艺术?》有如此叙述：“我已经尽我所能地写成了占去我十五年光阴的谈我最关切的事物——艺术——的论著。我说这文章占去我十五年光阴，意思并不是说我写了十五年之久，而只是想说，我十五年前就开始写艺术的论著，以为我一旦着手这一工作，就可以毫不间断地写下去，很快结束它……从那时起，我就不间断地思考这一论题，但是每次在写了相当多之后，感觉到自己没有能力把这部著作写完，就丢了一边，半途而废”。转引自《托尔斯泰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页)但是，我要声明：此乃并非苦思冥想的劳役，相反，是在正常的学术历程中所体验到的严肃面对历史的责任，即希望通过实际的学术工作，能让人们在俄国问题上认真而平心静气地面对既定观念和概念的限制，恰如狄德罗所言，“所有概念图式，所有进行单纯分类的尝试，都是偏狭的，不充分的，它们的用途仅仅在于描述特定时期的知识状态。我们不应该用这些图式和分类把任何限制强加于知识，也不应从它们推延出关于知识的未来状态的任何预言”(转引自E．卡西勒著、顾伟铭等译的《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7页)。很有意味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体验到严谨于学问的特殊快慰，诚如杨雄曰，“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法言•学行》)。不否认，尽管本著作完成于对大量不同语种经典文献的阅读过程中，并试图按规范的比较文学原则操作，可是这种宏愿实现起来真是不容易，回过头来看著述结果，诚如《文心雕龙•神思》所言，“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知多少，将于风云而并去矣。方其搦翰，气倍词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对俄国的丰富体验和学理上的多方探究，与下笔陈述这类体验和探究之间有如此出入意料的落差。具体说来，这种“落差”显露在以下诸多遗憾上：
遗憾之一是没有对俄国东方学家的汉学研究做出相对等的回应。在第一次留学俄国时，我曾专门查考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俄罗斯国立外国文学图书馆和国立历史图书馆等所收藏的汉学著作(仅20世纪的就超过千种)，并很认真地翻阅近20年来国际汉学著名丛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общество в Китае)，发现俄国汉学研究在世界上有其独特而强大声音，并且对俄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有相当的影响力，从而制造出一个延续西方启蒙运动并渗透有俄国民族性考量的俄罗斯式中国形象(期间在《Chinese Scholar in Russia》上发表的《俄国视野中的中国形象》，获得大使馆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优秀论文奖)。在后来从事俄国比较文学问题研究时(《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我又阅读了俄国两百年来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论著。这些阅读和研究经验促使我不断关心俄国汉学进展，至今如此。然而，我在此所辨析的中国所塑造的俄罗斯形象，是经由还原中国现代性变体形式的生成过程而呈现出来的，虽不只是在基本历史知识层面上进行，但没有充分顾及俄国汉学因素。
另一个遗憾也是要说明的：有好几位师长和不少读者或当面批评我以前的种种著述只提出问题而不提供结论，或来信询问我何以停留在对问题的描述层面和对具体情景的解释状态上，很少对所述问题进行旗帜鲜明的判断并得出明确结论，甚至有人怀疑我的立场何在。谢谢善意关心我的这些人，在这里还是达不到您的要求：可能随着年岁增长更有自知之明，明白了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所主张的“文学研究决不可能建立在预设的价值判断基础上”。何止是文学研究需要保持中立的立场呢?陈独秀早就声言，“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并举例说文学、史学、音乐、医药等各有其独立之价值。在学术操作层面上，我很信服法国的历史年鉴学派、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尤其是俄国学院派的历史诗学，即结论和判断来自文献和对文献的处理、归纳。这样一来，我只能尽力还原中国塑造了怎样的俄国形象实际状态，以及尽量呈现这些俄国形象塑造于中国现代性问题复杂化之历史影响。吾辈不才，无能对这些历史过程妄下所谓的科学结论(更不敢对自己没有研究的课题说三道四)。
还有，细心读者会觉得本书结语有些突兀：通篇鲜有触及西方的俄罗斯形象问题，何以会在开篇导言和最后结语中分别提及西方塑造俄国形象问题?这仅仅是为了让读者理解起来更方便些而插进来的，因为在著述本书的同时还在研究北京留学归国人员科技择优市重点研究项目《拒绝俄罗斯：关于西方视野中的俄国形象研究》，很有感触地借用了西方在这个论题上的参照系功能。
幸亏在修缮本著作同时，又在进行教育部省属重点文科基地的相关项目《中国现代诗学理念与俄国文化的影响》研究，得以能静下心来细细查询并仔细品味《民铎》、《新青年》、《小说月报》和《文艺复兴》等杂志所刊载的有关文献，又先后受益于陈建华教授的《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史》和他与汪介之教授合作的《悠远的回声》所提供的史料(关于这两部书，我写有书评《“中国问题”与俄国关系》，载《书评周刊》2003年6月13日)，以及徐凤林、张百春、戴桂菊等教授有关俄国东正教研究或翻译著作，我可以更方便查找更多的原始文献，否则“落差”感更为严重。
而上述遗憾又是与著述和修缮本书的灾难性过程息息相关的。本著作与《想象俄罗斯：关于俄国民族性问题研究》过程有相似之处，因而在那本书后记中所提及的糟糕心情，也严重干扰了本著作的进程，甚至还增加了一些新的麻烦。这期间，我体悟到梁启超和蔡元培先生对大学的描述可能是一种罗曼蒂克的幻想，与他们几乎同时代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对大学的严峻叙述可能更切实际。在韦伯看来，“以恰当方式将科学问题呈现出来，使一个未曾受学但具备领悟力的头脑能够理解这些问题，继而能使他们进行独立的思考(对我们来说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大概是教育事业中最艰难的任务”，“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如果有年轻的学者请教，对他给予鼓励几乎会引起难以承担的责任……你对每一个求问的人都要凭良心问一句……”，(20世纪初的学术)“已经达到了空前专业化的阶段，而且这种局面会一直继续下去。无论是就表面还是本质上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业余与专业的不同，只在于前者的工作方法缺乏严整的确定性，因此他通常做不到对他的想法所包含的全部意义进行控制、评估和贯彻到底……在科学领域，个性是只有那些全身心服膺于他的学科要求的人才具备的……在科学领地，假如有人把他从事的学科当作一项表演，并由此登上舞台，这样的认识不具备‘个性’……以信奉科学为业的问题，也即以科学为业对于献身者的意义问题，已经变成了另一个问题：在人的生命整体中，科学的职业是什么，它的价值何在?”(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1998年汉译本，第17—35页)。大学的这种情状显然要求从业人员严谨于学业和人生!我自大学执教12年来，一直为这样的情景所痴迷，并侥幸以为社会整体进步会着力改变中国学术界状况。没想到，屡屡遭遇各种麻烦，有些情形如李泽厚在《历史本体论》后记中所言，“我尝自省，这一生也算兢兢业业，直道而行；虽然缺点很多，但从不敢心存不良，惹是生非”，却偏偏常常遇“恶人”滋事，即“与我极少往来、素无瓜葛却不知为什么(我实在弄不明白)对我非常仇恨，无端攻击、谩骂”。这样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也有如此遭遇，颇让我不解。
但是，回首本著作著述过程——成就于阅读汗牛充栋的俄文、汉文和英语文献基础上，期间又夹杂着诸多人生变故，辛苦和难产自不待言，却又意外发现，反而是著述本书的热诚，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种种落寞心境：在俄罗斯国立历史图书馆，遇到在莫斯科大学攻读经济学副博士学位的台湾研究生，她对西方如何看待俄国计划经济问题很感兴趣，我们便在图书馆闭馆后去附近的“中国城”地铁站边街心小公园里跨学科地交流西方误读俄罗斯问题，尽管海峡两岸少有就这个论题举行过学术研讨会，可是这不妨碍“同行所见略同”；忆癸未年春节，朋友们早已忙于回故里闹新春，就在发愁不知如何度过这个节日时，周荣胜和王柏华这对博士夫妇邀请我一同守岁，大年三十子夜我们站在18层高楼上眺望城烟花四起的北京，快乐之感在灿烂的美丽夜景中不断涌起；甲申年春节，我想回老家过年，居然没走成，楼下陈恭让教授盛邀我去和他一家人过年，没想到，我还能在身边吃着很有家乡风味的大餐……本著作撰写和修缮前后，到了2003年春季已经脱稿在望了，可是内外交困的生活已经搅得心情极为烦躁，不久SARS肆虐北京城，国家图书馆关闭，我无法查找和阅读一些必要的文献，有不少日子坐卧不宁，幸亏父母兄弟姊妹和李冰梅教授等时常电话分忧，使这段原本灰暗的时光有不少亮光，以至于对期间和此后遇到的很多烦忧事和历史留下的诸多后遗症，也能坦然置之。当然，经历了那么多社会磨难的父母能沉着面对历史的情景，在激励着我的同时，常常给我以慰藉。这也就是本著作何以献给父母和家人的原因
本著作能最终顺利问世，首先要感谢首都师范大学和文学院给我提供的申报机会(其中包括科技处杨阳和段蕾两位老师的辛勤工作)、北京市教委专家组的公正评审、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的支持(比较文学系和俄语系分别把本著作列为本科生读本、研究生教材)；同时，要感谢同事周荣胜和王柏华、在彼得堡求学的意大利朋友Giorgio Meloni(尚文)和在莫斯科求学的王海燕同学，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尤其是以外文外借处顾平、冯庆昌和张金柱等老师)、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俄罗斯国立历史图书馆等给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献支持；李今研究员和向祖文先生给我的研究工作以莫大鼓励、同事隋然教授和友人达吉扬娜夫妇(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帮我解除不少俄语疑难问题、师兄吴俊忠教授和李正荣教授在我困惑时的睿智指点等，对此我要表达深深的谢意。尤其是多年来关心我的白春仁教授(我第一本书是他审校的)和刘利民教授，这次又冒着炎炎酷暑、耗时两月有余认真审阅本书，各自分别提出了不少弥足珍贵的修正意见，白教授还提供了很重要的补充文献、费近半年之时添上了诚挚的序言，对这类用“深深感动我”之语不足以形容的壮举，我更应郑重致谢。当然，对陆续刊发本书部分章节的《外国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外语学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外国文学研究》、《俄罗斯文艺》、《东方丛刊》等学术期刊，我也是要表达深深的谢意的。
对商务印书馆，我心存的远不只是感念：在具体研究中国在现代性成型过程中俄罗斯的作用问题时，我阅读了商务印书馆1910—1930年代出版的几乎全部俄国文学作品、文学史和理论的翻译或研究之作，对该馆在那个年代有如此壮举，叹为观止，从而希望自己从事的先辈们未竟事业也能经由这儿为薪火相传尽力。如此宏愿，得到商务印书馆专家和领导的认可，他们相当信任作者的学力、本著作的学术价值，这足以使本作者没有理由不认真于学术。这些连同责任编辑郭红女士对本书的热情而严谨工作，使得我理所当然地要把本研究工作做得更好些。由此，我心甘情愿经历了这样一个反复过程：非典过后不久，商务印书馆就通过了本书选题，这个决定鼓舞了我，一个月后(2003年8月)我便结束了已经持续了四年多的研究工作；可是，商务印书馆要求的是30来万字，面对52万字初稿我不知所措了，与此同时，所在单位上上下下动员起来参加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工作，等到这件事情过去已经是接近年底了，因而我的修改工作进展得缓慢，直到今年春节才完成修改稿；此后半年来，为最终著述好作为项目的著作，学校和文学院给了专门的科研假期，我除了正常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工作之外，就只做这一件事情——修缮本书到自以为不愧对商务印书馆的声望为止。如此一来，在我的心底，对商务印书馆和郭红，以及对本著作出版给予过特别关怀的王明毅先生和刘晖博士、冯华英博士等，要表达特别谢意。
需要补充的是：本书涉及现代中国受俄国影响的四大方面，而每个方面又包含了至少是三个以上具体大论问题，并且组成这些具体论题的因素也是很多的。可以说，这四大方面、十二个以上具体论题，有些完全需要继续进行专门研究，诸如现代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与发展同俄国文化深刻影响的问题。当然，有些论题则超出了作者的学力和专业，如国际共运对中国建构现代性的影响。这也就意味着，本书作者在未来的若干年，还会进一步讨论误读俄国文化所带来的问题，并且因研究条件的改善，期望会有更深入的思考。
2004年12月北京花园村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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