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 言
洎汉明感梦，中土始闻能仁之主；浮屠西来，洛阳爰立白马之寺。 自兹而降，香风弥繁。逮至三唐，人主礼敬项日之王，士庶乐闻西天净土。况兼天威大振，交通畅行，四裔辐辏，宾贡络绎。故而高僧振锡，震旦多有异国头陀；硕德裹粮，天竺屡见取经法师。有唐三百载，梵音远扬，佛法之盛，趋及峰巅。
佛教之隆兴，伽蓝琳宫堪为标识。佛有轮回之说，人悦利益之报。 崇衷像教，龙象相望于都邑；驻念津梁，宝塔骈罗乎郊野。神道辅教，梵呗与雅颂并远；崇饰金刹，佛宇同皇居共辉。弃象马若脱屣，何独王公?合资财如遗迹，岂唯帝胄!或念父母之恩，思种福田；或悼亡故之魂，遂舍宅园。浸染所及，遂致士庶奔兢，争构兰若。庄严洞龛，屡见北方山麓；寺塔金影，常映南国碧水。沉香袅袅，初疑佛国；殿堂峨峨，何异乾竺!
且夫丹青妙手，施绝技于寺壁；文场秀士，题佳什于粉垣；硕德耆宿，演微旨于祗园；缁流隽才，引禅意于诗境。况兼俗讲变相，诱引众生；凄惨泥犁，驯化群氓；远摄亭台，启迪文思。伽蓝岂惟像教之殿堂，实亦文化之廛会也。考究佛法之演衍，推求人文之递嬗，盍可忽焉!
然麻姑接待，三见沧桑；风雨摧残，胜迹依稀；文献有征，时或可睹；顾惟零散，检索不易。杨街之伽蓝之记，段柯古寺塔之述，传诸后代，世所珍重，因窃慕焉。慨地域之广大，亲历为难；叹莲宫如星汉，目接不易。是所辑者，止于诗文志乘之所见。爬梳检择，积千有奇；排比董理，裒为一集。虽不能尽见唐蓝之全貌，亦可管窥玄豹之一斑。求索群籍，犹如扁舟泛海；出入文史，何啻沥砂觅金。而舆地区划，代有更迭，前后对应，时有凿枘；又兼资性钝鲁，学无根殖，内乏慧识，笔欠生花。 虽殚精而竭虑，恐谬误所不免。执献芹曝，期求教于明达；磨砺铅刀，必咨禀乎大千。倘读者得涓涣之益，则作者是幸。
甲申年孟春
李芳民谨识于西北大学新村知困斋
《唐五代佛寺辑考》就要与读者见面了，但我的心中却并没有产生早先预想的那种如释重负般的轻松与跃然而起的兴奋。我此时的感受，真难以用一个简单的词语来概括。一方面，回想起自己数年来在这一领域的劳作，今天终于有了这样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能够表明自己不曾空耗生命的存在，我就像一个不计风雨阴晴而终年在自己的田地里耕耘的农人于收获季节看见自己的收获物一样，心中别有一种属于自己的喜悦。也许这收获并不丰厚，但它毕竟浸透着自己的汗水，见证着如陶渊明“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诗句所写的那种往日岁月。另一方面，我的心里又难以自抑的产生一种类似古诗中描写的新嫁娘所有的那种惴惴不安。“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人时无?”对于朱庆余写这首《闺意献张水部》诗时的心情，我现在可说多了一点感同身受的理解。自然，一部学术著作，其价值或许并不在于是否能够赢得社会普遍的喝彩，不过，给读者带来助益而得到首肯，则是每个著述者的愿望，这当是无疑义的。缘于此，我在惴惴不安的同时，也殷切地期待着来自读者、来自同行的出于爱护的批评与教益。
回顾我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可说历有年稔，但是细究起来，现在这个成果却与我本初的设想略有些出入。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因做研究生毕业论文，遂将《全唐诗》作了认真地阅读。当时有一种感觉，即唐代诗人与僧人交往之频繁、唐人诗歌中以佛教寺院及与僧人交往为题材的诗歌数量之众多，在前此的诗人及其诗歌创作中是罕见的。这似乎应是唐代诗歌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当时学术界正处于学术研究观念的转型而注重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时期，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不少学者都在进行文学与宗教的关系研究。不过就当时的成果看，相关的研究多注重的是宗教思想对文学的渗透与影响，而对于宗教活动场所与活动其中的宗教徒和文人创作之间的关联进行探讨者却不多见。因此，我想如果就唐代佛教寺院与文人及其创作的关联作一探索，也许会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起到一些补充作用。但因毕业论文的题目已定，相关的构想设计也已基本就绪，所以当时也就把这种感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进一步探究的愿望暂时搁置了起来。研究生毕业后，为了训练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力，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把自己的工作领域放在我研究生论文的选题中，将当时未及深入的地方继续深化加强，希望借助自己较为熟悉的材料与内容，取得较快的学术训练的收效。然而早先埋藏于心底的关于唐代佛教寺院与诗人创作关联的课题，却时不时地会浮现于心头。而我终于确定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大约是在90年代中后期。为了给自己的研究作可行性论证分析，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将《全唐诗》中涉及相关题材的诗歌作了初步的统计与索引，其结果是积极的。我最初的直感，此时有了相当的资料上的支持，从事这一课题研究的打算，在我心中也就较为明确了。自兹以后，相关的研究准备工作也就渐次展开。1999年，我将此一课题申请我供职的西北大学所设立的青年教师科研基金，结果荣幸地获得了立项并得到了研究经费上的资助。这笔现在看来不算丰裕的资助，却为我研究工作最基本的资料建设提供了极大的助益，研究工作后来能够得以有效的开展，这笔研究经费的资助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回顾起来，我真的很感谢我的母校西北大学所设立的青年教师科研基金的支持，感谢当时参与并审议我申请立项与经费资助答辩的老师对这一研究课题的肯定。
在获得资助后，我的这一课题的研究取得了部分成果，我将其在学术会议上与同行进行了交流，得到了一些学界友人的鼓励。不久，其中一些成果也先后公开发表。此后本可以继续沿着原来设想的研究思路前行，但到后来我却改变了本来的设计。原因是我在自己的研究过程遇到了可能许多从事唐代诗歌研究的同行都可能遇到的问题，即：唐诗中所涉及的数量众多的佛教寺院，其地域所在与沿革如何?这其中有很多往往是后人感到难以了然于心的。而每遇涉及于此的诗歌，因为不得其详，有时会因此影响到对作家及其作品的深入理解。在历经千有余年的漫长岁月后，这些当时的宗教活动场所，或毁于战乱兵火、或隳于风雨摧残，其能够留存于今世者，得什一之数，已属大幸。唐诗注家遇到这类问题，大多是向地志一类的书籍求助，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是，地志之书对此的记载，也常常是详大而略小。特别是由于历史变迁，一些前朝可能备受檀越供奉的寺院，因种种原因在后来却归于消亡，嗣后的地志因此而失载，就是十分平常的事。读唐诗而借助于后来的地志希冀解决此类疑难，其不能凑全效也是可以料想到的。如所周知，中国是一个重视史的国度，大至一代王朝之兴衰，小到郡国县邑之风土，莫不有史、志记载。特别是宋元以降，为加强王朝的皇权一统意识，总志与方志的纂修，不仅受到王朝中央政府的重视，常给予财力、人力的有力支持，而且周期性的续修也几乎成为惯例。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因此方志数量之大，可想而知。要在浩若烟海的史、志记载中查找一个自己阅读所及的唐寺名称，无奈其如俗语所谓“大海捞针”乎?!另外，佛寺之名，虽其来源各异，然异地而同名，以及名称之变化反复，乃是极为普遍的现象，稍不留心，由此而致混淆，就在所难免。即使在古籍文本电子化而带来检索便捷化的今天，要想准确无误地解决问题，也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一连串检索词语，逐一辨析，不仅要费时费神，而且还未必会得到自己希望得到的信息。我从自己的研究中推想，这可能是研究唐诗的学者都可能会碰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既然如此，能为大家解决这一问题，不是更有意义吗?于是便改变了原来的研究计划，希望能做一点为学人提供方便的切实有用的工作。
今天我回顾这一研究设计的改变，真感到自己当年实在是有点“暴虎冯河”的鲁莽者勇。佛教自炎汉传人中土，其传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是其他宗教所远不能比拟的。它不仅征服了中国古代知识界的精英，征服了中国古代的上层统治者阶层，而且在中国古代社会最广大部分的普通民众中，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地接受、容纳中国本土的儒家观念来适应中土的伦理道德习尚，以利佛法之传播流布，更使中国人与佛教之间的关系趋于密切。比如强调“孝道”是儒家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佛教则宣称为佛造寺立像，可布福田。于是自南北朝以降，借造寺立像以为尊亲追福，成为社会上流行于各阶层的习尚。皇族藉政治之优势，广造伽蓝；朝士借舍宅为寺，以示虔敬；乡邑之民，共建佛堂兰若，以为礼敬之所。积久成俗，遂使佛寺之创建，无代无之、无处无之。说中国大地佛寺之数量如恒河之沙或许过分，但云其数量之巨，指不胜屈，恐不会有异词。而历代正史无寺观之专志，至后世总志及方志出，方有寺观祠祀见于载录。尽管后世方志纂修者抱“邑之有记，犹国之有史也”的编纂之旨，力求编摩考据，记类核真，以信实传后，但或因文献不足征而详略不齐，或因累世层积，前后相承而虚实难明，这在方志书的载录中并非鲜见。于烟海茫茫中寻踪觅迹，已属艰辛，若加以论定是非，追其源流，在不能接触第一手资料，又不能亲历目接的情况下，戛戛乎其难哉!且佛寺资料，除总志方志所载者外，散见于其他历史、宗教、文学文献者，亦所在多有。中国典籍之富，向来甲冠宇内，为异邦他国所不及，如要穷尽所有文献，徒然生庄周“吾生也有涯”之慨。特别是要按照地域区划，在尽可能地程度上呈现唐五代佛寺分布的历史风貌，更添不少困难。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区划，常所更改，世所熟知。不惟随历代王朝之更迭而有疆域区划之变，即一朝一代中地理名称与区划屡见变更，亦为寻常之事。见诸后代志乘所载的佛寺，要重新使其“重现”于唐代的区划中，其间出现凿枘不谐，自是难免。凡此种种，都是最初所未曾预料到的。至于要完全实现自己本初的设计，其间因材料的不足等原因而未能尽如人愿，更是颇多遗憾。
不仅如此，就个人的学殖素养论，从事这一研究，其力不从心也犹如驽骀之负大乘。出生于60年初，于80年代进入大学学习的我们这一代学子，在一生中接受知识的最佳阶段，却正赶上中国的基础教育偏离教育规律的特殊时期。就我个人而言，在记忆的黄金时期却荒废了本应该进行的扎扎实实的“童子功”训练。而中国农村地区教育的落后、人才的匮乏、书籍的稀缺，不可能给正处于知识发育阶段的学生以充足的营养，这是今天生活于大城市的青年一代所难以想象的。记得在那个时候，喜欢读书却常常连当代的文艺小说类书籍都不易得，更遑论诗文辞赋等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了。直到进入大学，我才对中国古代的文学典籍有了初步的认识，而同时也因为兴趣与爱好，才有了后来的进一步深入学习。但特定时代造成的先天不足，却是后天无论如何的勤奋也难以弥补的。这种学殖上的谫陋是我所不敢讳言的。另外，就这一课题的研究而言，其内容实际上已溢出了纯粹的文学研究的范围，而兼及历史、历史地理学乃至宗教史等内容。因此，希冀将一个尽善尽美的成果奉献于学界，愈到后来就愈成了我的一种良好的愿望。
时光不居，岁月如流。屈指算来，我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已近十载。回想当年贾岛写“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的诗句时，他对自己磨砺出的宝剑之精光照眼、寒气逼人，该是多么自信!而我今天并没有贾岛那种“霜刃未曾试”的豪情。前已言及，中国的佛寺不仅数量多，而且所涉及的文献材料又十分广泛，所以求全求尽恐怕未必现实，而将之作为一种理想境界不断地去接近似乎更为可行。就本书今所考订辑汇者言，尚不足盛唐时寺数的三分之一，以后随着所见文献资料的增广而续有增补，是完全可以预料的事。即使现在所考，缘于天资禀赋、学殖功力等原因所导致的疏漏与谬误，也必然是在所难免的，因此，我衷心地希望得到来自学界同仁与读者的关爱、批评与指教。
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许多师友都给予了关注与帮助，这是我所不能忘记的。我的硕士导师梁超然先生，曾对我从事这一课题研究多所鼓励，增强了我的信心。阎琦教授、尚永亮教授，关爱后学，于本研究的成果多有奖掖，其大德胸怀，令人感念不已。李浩、贾三强、张弘、傅光、刘卫平等师友处，多有切劘咨禀，惠我者多。朱玉麒、吴相洲等友人，不远千里，邮寄资料，感荷曷已。薛瑞生、韩理洲、房日晰、李志慧等先生，在看到我的一些成果后，也都勖勉有加。而我所供职的西北大学文学院以及学校"211办”、科研处等相关部门的领导，对本书之面世，则及时给予了切实有力的支持，作为作者，感激之情，实难尽言。商务印书馆著作室常绍民主任，为本书之出版，费心尤多，他与本书之责编，不避琐屑饾饤，细心审读，使本书减少了许多应可避免的失误。凡此高情盛谊，一个“谢”字讵能尽了?!此外，本书电子文本之输入，内子与弱息，时时相助，行末志之，聊做忆念，世之澄怀清雅士，不以“未能免俗”见讥则幸!
李芳民
2005年10月5日记于西北大学新村寓所
该书汇辑了唐初到五代末的佛寺，展现了当时佛寺的创建和分布面貌。主要依凭《全唐诗》、《全唐文》、两《唐书》、《资治通鉴》等文献史籍及相关石刻资料。附录收入的论文探讨了唐代佛寺与诗歌创作的关系。该书是研究唐代佛教与文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作者李芳民现任西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曾任《唐代文学研究》编委，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近年来主要从事唐代佛教寺院与诗歌创作的关联性研究。
弁言
凡例
正文细目
正文
索引
附录
佛宫南院独游频
——唐代诗人游居寺院习尚探赜
水亭山寺长年吟
——唐代诗人寺院之游与诗歌创作
红叶寺游诗兴多
——唐长安的佛教寺院与诗人的诗歌创作
故事的来源、场景与意味
——唐人小说中佛寺的艺术功能与文化蕴涵
所在待考佛寺
引用书目及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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