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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稿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要求作者写一前言或自序之类的文字。大学毕业，半是自觉，半是懵懂，半为事业，半为生活地走入历史的教学与研究领域后，虽也曾不揣愚浅地写过一些论文、小册子，甚至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地写过数十万字的所谓学术专著，但却未曾写过序言之类，特别是自序。总觉得这样做似乎有点卖弄滑稽。既然学界、出版界有此规矩，一介草民自然不可逆势而为，更何况自己也是一个俗人呢?只好于诚惶诚恐之下，勉为其难，循规蹈矩为之，以期能成方圆耳。
写些什么呢?实在有些犯难。
还是先从我所从事或者说稍稍熟悉些的政治史来谈起吧。大学读的是历史学专业，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之时，因此，所学几乎皆是政治斗争史的内容，其他诸如经济、思想、文化、军事、外交、社会、宗教等，只能说略知皮毛。毕业后，从“学生”突变成了“人师”。为了不误人子弟，同时也是为了别自己砸了自己的饭碗，只得老老实实地从研读史料入手，做起“学问”来。当自己初尝从事历史研究的苦辣酸甜之时，却发现很多人已经开始、甚至完成了“学术转向”，从政治史领域转向了文化、社会等热门学科。我则仍固守着政治史这一“鸡肋”不放。其原因，简单说来有二。一是我始终坚信，无论如何，政治史都是历史学科的主干，咬定岩石不放松，必也同样可以有所“斩获”；二是个人转向其他学科的知识储备不够，兼之生性愚笨疏懒，因畏难而苟安了。缘此，自毕业至今近三十年矣，始终在政治史领域中寻觅思索着。
“天道酬勤”是指别人。对于我来说，难说“勤”字，有的只是“苦”。“天道酬苦”对于我似更妥切些。也正因如此，自己对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一些问题，总算有了一点点的“感悟”，故此才杜撰出拙稿《晚清政治新论》。
其次，需对拙稿书名略作疏解。近十年来，史学界多以晚清政治史称谓中国近代史，以此区分清代前期历史与其后的民国史。故此，史学界所谓晚清政治史之“晚清”，是就时间概念而言的，即是指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2年清帝退位70余年的历史。所谓晚清政治史之“政治”，就其具体内容而言，是大政治，既包括这一时期所发生的一切政治事件、人物、过程等，也包括与此有关的其他方面。而拙稿所谓晚清政治，与史学界的理解略有不同。首先，拙稿之“晚清”，既是一个时间概念，即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2年清帝退位这段时间，同时又是一个历史概念，即主要是研究论述晚清以来清政府、清王朝、清统治阶级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所采取的各种政策上的应对，不再具体涉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
再次，须特别谈一谈拙稿的所谓“新论”。
“道德文章”，“学品如人品”。要做文章，首先做人；要想做好文章，首先要做好人。笔者一向以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自警自励。我的做人、作文原则是，不做媚时文章，不做应时文章，不强做文章。拙稿所谓“新”者，系个人用“笨功夫”，于习读史料后，确有所感，确有所悟后而发，决不敢亦不愿刻意标新而立异，炫玉而贾石。
新或可谓新矣!然“新”毕竟不等于“实”。只有为史者占有大量翔实史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经过全面、客观地慎思强辨后，建立在“实”的基础之上的“新”才可谓新。拙稿之“新”，主要是就某个具体问题或形式而言，其内容之新，特别是整体的内容之新，笔者实不敢自承。
拙稿中对于史学界中流行、或曾经流行过的一些学术观念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于此亦需作几点说明：
第一，笔者对于一些学术观点提出不同看法，决无丝毫对其原作者的不敬。我深知，我是在前人筚路蓝缕、创榛辟莽研究基础之上提出的“新观点”，没有他们以前的“旧”，根本不可能有自己今日的“新”。
第二，每一个人的时间与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事事精，事事通。就某一个人而言，无论其如何博闻强记，思精虑深，都会有其知识的弱项或盲点。如果说本拙稿中还确有一些可称之为“新”的地方，只能说自己在这一个点上有所得，自己的知识盲点可能比别人更多，只是还未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已。
第三，笔者学术上的“新”，无疑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千虑一得”。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理所当然地应比前人看得远些。这只是一种逻辑的必然，却未必是历史的必然，对于笔者这样的“不才”，尤其是这样。站得高，看得远，首先要知道何处才是真正的学术制高点，而不至于站在次高点或者低矮处，却仍在盲目地沾沾自喜。其次，要有不畏艰难，奋力攀登的精神，才有可能切切实实地站在了高处。最后，还要有较强的眼力，有科学的方法，否则难免“井底之蛙”、“夜郎自大”之讥。
“观点新”与“基础实”的统一，是笔者以前、现在习史治学的“目标”，更是自己将来追求的“鹄的”。但愿天不负我，别让我离这一目标太远。
“抛砖引玉”是每个学者的自谦与期待。吾之期待则更甚于自谦，所期、所待者，师长同仁之批评，尤其指正是也。谨以此序敬告读者，亦以此序自励。
王开玺
2005年12月6日
草于北师大丽泽斗室
写些什么呢?实在有些犯难。
还是先从我所从事或者说稍稍熟悉些的政治史来谈起吧。大学读的是历史学专业，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之时，因此，所学几乎皆是政治斗争史的内容，其他诸如经济、思想、文化、军事、外交、社会、宗教等，只能说略知皮毛。毕业后，从“学生”突变成了“人师”。为了不误人子弟，同时也是为了别自己砸了自己的饭碗，只得老老实实地从研读史料入手，做起“学问”来。当自己初尝从事历史研究的苦辣酸甜之时，却发现很多人已经开始、甚至完成了“学术转向”，从政治史领域转向了文化、社会等热门学科。我则仍固守着政治史这一“鸡肋”不放。其原因，简单说来有二。一是我始终坚信，无论如何，政治史都是历史学科的主干，咬定岩石不放松，必也同样可以有所“斩获”；二是个人转向其他学科的知识储备不够，兼之生性愚笨疏懒，因畏难而苟安了。缘此，自毕业至今近三十年矣，始终在政治史领域中寻觅思索着。
“天道酬勤”是指别人。对于我来说，难说“勤”字，有的只是“苦”。“天道酬苦”对于我似更妥切些。也正因如此，自己对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一些问题，总算有了一点点的“感悟”，故此才杜撰出拙稿《晚清政治新论》。
其次，需对拙稿书名略作疏解。近十年来，史学界多以晚清政治史称谓中国近代史，以此区分清代前期历史与其后的民国史。故此，史学界所谓晚清政治史之“晚清”，是就时间概念而言的，即是指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2年清帝退位70余年的历史。所谓晚清政治史之“政治”，就其具体内容而言，是大政治，既包括这一时期所发生的一切政治事件、人物、过程等，也包括与此有关的其他方面。而拙稿所谓晚清政治，与史学界的理解略有不同。首先，拙稿之“晚清”，既是一个时间概念，即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2年清帝退位这段时间，同时又是一个历史概念，即主要是研究论述晚清以来清政府、清王朝、清统治阶级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所采取的各种政策上的应对，不再具体涉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
再次，须特别谈一谈拙稿的所谓“新论”。
“道德文章”，“学品如人品”。要做文章，首先做人；要想做好文章，首先要做好人。笔者一向以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自警自励。我的做人、作文原则是，不做媚时文章，不做应时文章，不强做文章。拙稿所谓“新”者，系个人用“笨功夫”，于习读史料后，确有所感，确有所悟后而发，决不敢亦不愿刻意标新而立异，炫玉而贾石。
新或可谓新矣!然“新”毕竟不等于“实”。只有为史者占有大量翔实史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经过全面、客观地慎思强辨后，建立在“实”的基础之上的“新”才可谓新。拙稿之“新”，主要是就某个具体问题或形式而言，其内容之新，特别是整体的内容之新，笔者实不敢自承。
拙稿中对于史学界中流行、或曾经流行过的一些学术观念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于此亦需作几点说明：
第一，笔者对于一些学术观点提出不同看法，决无丝毫对其原作者的不敬。我深知，我是在前人筚路蓝缕、创榛辟莽研究基础之上提出的“新观点”，没有他们以前的“旧”，根本不可能有自己今日的“新”。
第二，每一个人的时间与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事事精，事事通。就某一个人而言，无论其如何博闻强记，思精虑深，都会有其知识的弱项或盲点。如果说本拙稿中还确有一些可称之为“新”的地方，只能说自己在这一个点上有所得，自己的知识盲点可能比别人更多，只是还未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已。
第三，笔者学术上的“新”，无疑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千虑一得”。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理所当然地应比前人看得远些。这只是一种逻辑的必然，却未必是历史的必然，对于笔者这样的“不才”，尤其是这样。站得高，看得远，首先要知道何处才是真正的学术制高点，而不至于站在次高点或者低矮处，却仍在盲目地沾沾自喜。其次，要有不畏艰难，奋力攀登的精神，才有可能切切实实地站在了高处。最后，还要有较强的眼力，有科学的方法，否则难免“井底之蛙”、“夜郎自大”之讥。
“观点新”与“基础实”的统一，是笔者以前、现在习史治学的“目标”，更是自己将来追求的“鹄的”。但愿天不负我，别让我离这一目标太远。
“抛砖引玉”是每个学者的自谦与期待。吾之期待则更甚于自谦，所期、所待者，师长同仁之批评，尤其指正是也。谨以此序敬告读者，亦以此序自励。
王开玺
2005年12月6日
草于北师大丽泽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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