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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约写于1874年)
对于离我们较远的人们,我们只需了解他们的目的,便可以从整体上对他们加以褒贬。而对于离我们较近的人们,我们则根据他们用以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对其做出评判:我们往往责难他们的目的,却因为他们实现自己意愿的手段或方式而喜欢他们。只有对于它们的创立者而言,哲学体系才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所有后来的哲学家来说,这些体系往往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而在智力更为低下的人看来,则是真理和谬误的混合体。但归根结底,这些体系是一个错误,因而,可以弃之不用。所以,很多人对所有哲学家进行非难,因为哲学家的目的不同于他们自己的目的;哲学家是远离他们的人。与此相反,谁喜欢伟人,谁也就会喜欢这些体系。就算它们也是完全错误的,但它们毕竟有确定无疑之处,有一种个人的情调和色彩。人们可以利用这种情调和色彩获得哲学家的肖像,正如人们可以从一个地方的植物推断出其土壤状况一样。总而言之,这种生活方式,这种看待人事的方式曾经存在过,因而是可能的:“体系”就是这块土壤上的植物,或者至少该体系的一部分是如此。
我要简要地讲述那些哲学家的历史:我会仅仅从每一个体系中抽出这样一点,它构成历史必须加以保护的“个性”的一部分,并且属于不可反驳、不可争辩之列。这是一个开端,旨在通过比较重获和重塑那些天性,使希腊天性的复调音乐有一天能再度响起。它的任务在于阐明我们必须始终加以“珍爱”和“崇敬”的东西,这也是任何后来的知识都不能从我们心中夺走的东西:这就是伟人。
序二(约写于1879年年末)
这种讲述古希腊哲学家历史的尝试,因其篇幅短小而有别于类似的尝试。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这里所谈到的只是每个哲学家的很少一部分学说,就是说,它是有所取舍的。但是,选出的这些学说,却能最鲜明地体现一个哲学家的个性。相比之下,如果像平常的手册所惯用的那样,悉数列举流传下来的一切可能的原理,则必然会使一个哲学家的个性归于沉寂。这样的叙述会变得极为乏味:因为正是那些个性的东西才使我们对那些被驳倒的体系感兴趣,也只有这样的东西永远不能被驳倒。通过三件轶事,便可给出一个人的肖像。我试图从每个体系中抽出三件轶事,对于余下的,则只能忍痛割爱。
对于离我们较远的人们,我们只需了解他们的目的,便可以从整体上对他们加以褒贬。而对于离我们较近的人们,我们则根据他们用以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对其做出评判:我们往往责难他们的目的,却因为他们实现自己意愿的手段或方式而喜欢他们。只有对于它们的创立者而言,哲学体系才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所有后来的哲学家来说,这些体系往往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而在智力更为低下的人看来,则是真理和谬误的混合体。但归根结底,这些体系是一个错误,因而,可以弃之不用。所以,很多人对所有哲学家进行非难,因为哲学家的目的不同于他们自己的目的;哲学家是远离他们的人。与此相反,谁喜欢伟人,谁也就会喜欢这些体系。就算它们也是完全错误的,但它们毕竟有确定无疑之处,有一种个人的情调和色彩。人们可以利用这种情调和色彩获得哲学家的肖像,正如人们可以从一个地方的植物推断出其土壤状况一样。总而言之,这种生活方式,这种看待人事的方式曾经存在过,因而是可能的:“体系”就是这块土壤上的植物,或者至少该体系的一部分是如此。
我要简要地讲述那些哲学家的历史:我会仅仅从每一个体系中抽出这样一点,它构成历史必须加以保护的“个性”的一部分,并且属于不可反驳、不可争辩之列。这是一个开端,旨在通过比较重获和重塑那些天性,使希腊天性的复调音乐有一天能再度响起。它的任务在于阐明我们必须始终加以“珍爱”和“崇敬”的东西,这也是任何后来的知识都不能从我们心中夺走的东西:这就是伟人。
序二(约写于1879年年末)
这种讲述古希腊哲学家历史的尝试,因其篇幅短小而有别于类似的尝试。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这里所谈到的只是每个哲学家的很少一部分学说,就是说,它是有所取舍的。但是,选出的这些学说,却能最鲜明地体现一个哲学家的个性。相比之下,如果像平常的手册所惯用的那样,悉数列举流传下来的一切可能的原理,则必然会使一个哲学家的个性归于沉寂。这样的叙述会变得极为乏味:因为正是那些个性的东西才使我们对那些被驳倒的体系感兴趣,也只有这样的东西永远不能被驳倒。通过三件轶事,便可给出一个人的肖像。我试图从每个体系中抽出三件轶事,对于余下的,则只能忍痛割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