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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3><STRONG> 北京商务印书馆重排版序</STRONG></FONT>
陈鼓应
帛书《黄帝四经》和《管子四篇》是研究先秦黄老道家的重要文献，我先后对这两书作了详尽的解释，现在由北京商务印务馆以简体字重排出版。
战国百家争鸣，黄老独盛；黄老学说，可说是显学中的显学。
先秦是中国哲学的开创期，学界不少人由于对战国黄老缺乏基本的认识，因而对先秦各学派思想的交互流向显得含糊不清，例如保存在《管子》书中的材料，具有哲学内容的作品，多属黄老道家的遗著(其中以〈内业〉〈心术〉上、下与〈白心〉为代表)。又如《吕氏春秋》这一巨著中，黄老学说成为该书的主体思想。如果不了解黄老道家在战国中后期向各地传播的情况，就不会注意到《庄子》外、杂篇吸收了不少黄老的思想；也不会留意到荀子的自然观和认识论直接来自黄老思想；当然更不会想到《易传》由天道推衍人事的思维方式以及〈系辞〉“天尊地卑，贵贱位矣”等等思想观念可能受到《黄帝四经》的影响。
先秦道家派别繁多，早先我留意老、杨、列、庄四子，马王堆帛书出土后，才由老、庄而用心研究黄老。春秋末的老子到战国中期崛起的黄老学派和庄子学派之所以统称道家，由于他们都以形上之道为宇宙本体之最高范畴，并以道德统摄性命之学。道家各派间虽有很大的殊异特点，正如儒家中孟子不同于孔子而荀子又不同于孟子一样，但各派都有以“道”统摄众说的气概。
道家的开创者老子，首次视人的思想视野从现象界提升到“道”的领域，从而将道与物的关系纳入到整体性的理论建构中，老子在道论的哲学系统中，阐发自然、无为、虚静、有无等学说，凡此皆化为黄老与庄学等后继者共同倡导的哲学论题，一如孔、孟、荀共同发扬仁、礼、孝悌的人伦德行(儒、道在视角上最大的不同，不完全在政治议题上，而在于道家从事于哲学思考，儒家仅着眼于社会文化层面问题)。道家各派，有其共性，也有其个性，我们不可因其共性而无视于其殊性，更不可因其殊性而否定其共性。如庄子“游心”、“忘”境的哲学精神，不仅为老子思想中所未曾想像，而其〈逍遥游〉篇旨所展现的“以游无家”的精神境界和〈齐物论〉之表达的齐物思想，也为诸子百家所未曾触及。同理，黄老思想的殊性，也有别于老庄。
战国黄老在道家阵营中具有这些重要的特点：(1)引法入道：周代礼制社会到春秋末已呈礼崩乐坏之势，战国时代法制应时而兴，为治理政局所必需，黄老道家迎接时代思潮，乃在道论的前提下，援引礼、法以入道，《黄帝四经》开篇便揭示“道生法”的宗旨。(2)主时变：老子提示行动要掌握时机(“动善时”)，黄老更加强调主时变——掌握时代动脉，推动政治社会变革。(3)君臣各司其职：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意指不妄为就什么事情都做得好。黄老转化而为君主“无为”而臣下“无不为”——君主掌握基本方针政策(“主道约”)，不得越权干预下位者职务，各级官吏专职分工，各尽其能。黄老这一政治主张，影响至为深远(魏晋时郭象注庄子，犹反复倡导黄老各司其职的观点)。此外黄老倡导以“虚无为本，因循为用”以及采各家之长、动用众智等，黄老是老学治道更加向现实世界落实的一派学说。
<FONT size=3><STRONG> 本书序
</STRONG></FONT>
一九七三年底，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发掘中，发现了一批极有价值的古代帛书，尤其《老子》乙本卷前的古佚书《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四篇最为重要。据唐兰等学者考订，认为这便是见于著录而久已失传的《黄帝四经》。此帛书的发现，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并先后出版过几种校释、整理的本子，这其中有一九七四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一九七六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经法》、一九八○年文物出版社再出版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等，各本以后者为优。此外还有友人余明光教授著《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及其新作《黄帝四经今注今译》(湖南岳麓书社一九九三年版)。这些版本、著作，都是我主要的参考书。
一九九二年春天，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开帛书《黄帝四经》研究的课程，一方面我注意到这书和《管子》、《文子》、《鶡冠子》等战国黄老之学著作的内在联系，另方面我也留心到它和《易传》的思想脉络发展的关联。《黄帝四经》是现存最早也最完整的黄老道家的作品，它的出土，使我们对于在战国百家争鸣中取得思想界主导地位的黄老学派的发展线索，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与评估。可以说，由于它的问世，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也使得我们对先秦各学派之间的流脉关系需要做一番重新的省察与探索。为此，我投下了不少的心力来阐释这一珍贵的出土文献。
本书在撰写当中，试图建构起一个较完整的注译体系。出于这样的思考，因此体例是这样拟定的：每篇下列解题，每小节下列内容提要，每小段由原文、注释、今译、阐述等四部分组成，书末附《帛书黄帝四经校定释文》。“阐述”部分有助于更具体、更明确地了解全书的文义和思想底蕴。本书主要依据一九八○年帛书小组整理出版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本，书末所附即依据此帛书小组本为蓝本。
我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经常和北大哲学系副教授王博讨论书中的细节。在本书告竣即将付梓之时，我要特别感谢青年学者、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毕业硕士研究生赵建伟副教授，书稿的全部核对工作是由他帮助完成的。还要感谢《道家文化研究》主编助理沈红宇女士，她承担了全部书稿的打字工作。商务印书馆(台湾)负责本书编辑工作的陈淑芬小姐，为之付出极大的心力，在此一并致谢。
陈鼓应
一九九五年春序于台北
陈鼓应
帛书《黄帝四经》和《管子四篇》是研究先秦黄老道家的重要文献，我先后对这两书作了详尽的解释，现在由北京商务印务馆以简体字重排出版。
战国百家争鸣，黄老独盛；黄老学说，可说是显学中的显学。
先秦是中国哲学的开创期，学界不少人由于对战国黄老缺乏基本的认识，因而对先秦各学派思想的交互流向显得含糊不清，例如保存在《管子》书中的材料，具有哲学内容的作品，多属黄老道家的遗著(其中以〈内业〉〈心术〉上、下与〈白心〉为代表)。又如《吕氏春秋》这一巨著中，黄老学说成为该书的主体思想。如果不了解黄老道家在战国中后期向各地传播的情况，就不会注意到《庄子》外、杂篇吸收了不少黄老的思想；也不会留意到荀子的自然观和认识论直接来自黄老思想；当然更不会想到《易传》由天道推衍人事的思维方式以及〈系辞〉“天尊地卑，贵贱位矣”等等思想观念可能受到《黄帝四经》的影响。
先秦道家派别繁多，早先我留意老、杨、列、庄四子，马王堆帛书出土后，才由老、庄而用心研究黄老。春秋末的老子到战国中期崛起的黄老学派和庄子学派之所以统称道家，由于他们都以形上之道为宇宙本体之最高范畴，并以道德统摄性命之学。道家各派间虽有很大的殊异特点，正如儒家中孟子不同于孔子而荀子又不同于孟子一样，但各派都有以“道”统摄众说的气概。
道家的开创者老子，首次视人的思想视野从现象界提升到“道”的领域，从而将道与物的关系纳入到整体性的理论建构中，老子在道论的哲学系统中，阐发自然、无为、虚静、有无等学说，凡此皆化为黄老与庄学等后继者共同倡导的哲学论题，一如孔、孟、荀共同发扬仁、礼、孝悌的人伦德行(儒、道在视角上最大的不同，不完全在政治议题上，而在于道家从事于哲学思考，儒家仅着眼于社会文化层面问题)。道家各派，有其共性，也有其个性，我们不可因其共性而无视于其殊性，更不可因其殊性而否定其共性。如庄子“游心”、“忘”境的哲学精神，不仅为老子思想中所未曾想像，而其〈逍遥游〉篇旨所展现的“以游无家”的精神境界和〈齐物论〉之表达的齐物思想，也为诸子百家所未曾触及。同理，黄老思想的殊性，也有别于老庄。
战国黄老在道家阵营中具有这些重要的特点：(1)引法入道：周代礼制社会到春秋末已呈礼崩乐坏之势，战国时代法制应时而兴，为治理政局所必需，黄老道家迎接时代思潮，乃在道论的前提下，援引礼、法以入道，《黄帝四经》开篇便揭示“道生法”的宗旨。(2)主时变：老子提示行动要掌握时机(“动善时”)，黄老更加强调主时变——掌握时代动脉，推动政治社会变革。(3)君臣各司其职：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意指不妄为就什么事情都做得好。黄老转化而为君主“无为”而臣下“无不为”——君主掌握基本方针政策(“主道约”)，不得越权干预下位者职务，各级官吏专职分工，各尽其能。黄老这一政治主张，影响至为深远(魏晋时郭象注庄子，犹反复倡导黄老各司其职的观点)。此外黄老倡导以“虚无为本，因循为用”以及采各家之长、动用众智等，黄老是老学治道更加向现实世界落实的一派学说。
<FONT size=3><STRONG> 本书序
</STRONG></FONT>
一九七三年底，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发掘中，发现了一批极有价值的古代帛书，尤其《老子》乙本卷前的古佚书《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四篇最为重要。据唐兰等学者考订，认为这便是见于著录而久已失传的《黄帝四经》。此帛书的发现，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并先后出版过几种校释、整理的本子，这其中有一九七四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一九七六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经法》、一九八○年文物出版社再出版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等，各本以后者为优。此外还有友人余明光教授著《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及其新作《黄帝四经今注今译》(湖南岳麓书社一九九三年版)。这些版本、著作，都是我主要的参考书。
一九九二年春天，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开帛书《黄帝四经》研究的课程，一方面我注意到这书和《管子》、《文子》、《鶡冠子》等战国黄老之学著作的内在联系，另方面我也留心到它和《易传》的思想脉络发展的关联。《黄帝四经》是现存最早也最完整的黄老道家的作品，它的出土，使我们对于在战国百家争鸣中取得思想界主导地位的黄老学派的发展线索，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与评估。可以说，由于它的问世，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也使得我们对先秦各学派之间的流脉关系需要做一番重新的省察与探索。为此，我投下了不少的心力来阐释这一珍贵的出土文献。
本书在撰写当中，试图建构起一个较完整的注译体系。出于这样的思考，因此体例是这样拟定的：每篇下列解题，每小节下列内容提要，每小段由原文、注释、今译、阐述等四部分组成，书末附《帛书黄帝四经校定释文》。“阐述”部分有助于更具体、更明确地了解全书的文义和思想底蕴。本书主要依据一九八○年帛书小组整理出版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本，书末所附即依据此帛书小组本为蓝本。
我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经常和北大哲学系副教授王博讨论书中的细节。在本书告竣即将付梓之时，我要特别感谢青年学者、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毕业硕士研究生赵建伟副教授，书稿的全部核对工作是由他帮助完成的。还要感谢《道家文化研究》主编助理沈红宇女士，她承担了全部书稿的打字工作。商务印书馆(台湾)负责本书编辑工作的陈淑芬小姐，为之付出极大的心力，在此一并致谢。
陈鼓应
一九九五年春序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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