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中的发现逻辑与对标研究 平装

陈玉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聚焦社会史、社会治理、社会科学方法论等研究领域，致力“社会（治理）是什么”“如何研究社会”等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创新提出“民－群”视角，构建样子使群、名分使群、名分秩序、过渡社会治理、社会参与层次、户际关系、家庭联结签约制、对标研究等理论范畴。

本书瞄准“社会世界”的可见性与创新发现，提出还原、剩余范畴等探索社会世界的路径和方法，揭示“导赏、表征、评判、干预”社会世界的科学活动逻辑程序，提出“评估、归纳、演绎、猜想”四种对标研究的思维方式。在回应社会科学方法论代表性观点基础上，通过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性来和解其科学性论战，兼顾方法论创新与科学规范建构，以期满足不同读者阅读兴趣。

 

第一章 社会世界之旅——“太太的红裙子”引发的学术思考
一、从经验到问题：“太太的红裙子”引起的思考
二、从感知到范畴：如何描述“太太的红裙子”
三、从行为现象到文化现象：太太为什么穿红裙子
四、从文化现象到心理现象：太太为什么穿红裙子
第二章 超越二元论——布迪厄以“身体”开启生成结构主义
一、起点：反思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
1.结构主义分析
2.现象学分析
二、超越：开启“身体”第三层面
三、余论：“中庸”的还是“社会性”的
第三章 还原、描述与回到社会现象——社会现象学方法建构与勘查
一、社会现象学方法建构
1.现象学现象
2.现象学普遍的信念基础：回到事情本身、还原与描述  
3.社会现象：基于现象学方法的社会研究
二、社会现象学研究勘查：舒茨、加芬克尔、福柯与布迪厄
1.回到生活世界：科学思维与日常思维
2.直观生活世界：直观方法建构与社会现象描述
3.历史先验：知识考古学与历史现象显现
4.身体与实践：关系性思维方式与反思社会学
三、结论与讨论：重建和重估社会现象学方法
第四章 剩余范畴——社会科学处境与社会发现方法
一、剩余范畴及其社会性
二、社会科学中的剩余范畴
1.“社会学”概念的剩余范畴
2.实证与剩余范畴
3.范式与剩余范畴
4.理想类型、历史个体及其剩余范畴
5.理论概念与剩余范畴
6.理论框架与剩余范畴
三、社会世界的剩余范畴
1.历史中的剩余范畴
2.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剩余范畴
3.游戏与沟通中的剩余范畴
4.结构中的剩余范畴
四、结论
第五章 反者道之动——社会科学中的创新发现与对标研究
一、引言
二、求真、求全、求新：社会科学的价值取向
1.求“真”
2.求“全”
3.求“新”
三、本体创新、解释创新、技术创新：创新发现的路径
1.发现现象与创新本体
2.走出本体与创新解释
3.革新利用与创新技术
4.描述、解释、建构：社会科学研究的三个维度
四、公共知识与学术问题：社会世界创新发现的知识效应与逻辑
1.名分化社会世界：社会世界的新发现与创新分类体系  
2.类型化社会世界：实证主义、解释学、建构主义、批判理论范式  
3. 公共价值：社会世界的知识生产与科学问题
4.继续说与重新说：创新发现从学术问题开始
五、创新发现过程：导赏、表征和干预社会世界的方法
1.导赏、表征、评判、干预社会世界
2.以名责实：“导赏”社会世界的方法
3.循证考据：“表征”社会世界的方法
4.技术检验：“干预”社会世界的方法
六、对标研究：“评判”社会世界的方法
1.证据化、文本化、理论化：对标研究的前提条件  
2.对标研究的特征
3.科学判断中的对标研究
4.对标研究的思维逻辑
5.对标研究统一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可能
七、实现科学性：对标研究的规范与限制
1.对标研究与科学性追求
2.理念与经验在对标研究中的表现形态
3.形式主义、唯理论、符合论：对标研究及其需要警惕的方面  
4.创新发现的评价维度
八、结论与讨论
第六章 “人文科学”知识的技术实现和德性规范——韦伯人文科学学说分析
一、人文科学及其处境、合法性和意义问题
二、韦伯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四步解析
1.从先验前提到文化现象：实在论和知识论作为人文科学研究的起点  
2.文化意义、科学兴趣：科学对象与学科界限
3.理想类型与因果联结解释：科学性的技术保障
4.价值中立、理智诚实与责任伦理：科学成果适用的德性要求  
三、结论

序

 

太太穿着一身红裙子，盛装打扮来看望正在食堂午餐的先生，不料，先生见到太太后却满脸不悦地说：“穿的啥啊！”遭到先生鄙视的太太，心情自然跌到冰点，转身就走了。两年后，先生想起此事，并对此进行反思。凑巧的是，先生是一位社会学家，因此很自然地采用了社会学的方法来展开这一反思过程，由此便开启了一位社会学家对社会世界中的一个微小事件的科学考察之旅。更幸运的是，在完成了这一科学考察之旅后，先生不厌其详地将整个考察过程的主要环节记录了下来，并公之于众，从而使读者获得了一次通过跟随先生的思想旅程，来一窥社会学研究之奥秘的宝贵机会。做完这件事，先生大概觉得还不过瘾，又索性将自己在此事前后写过的，几篇以社会学研究方法方面的思考为主题的论文集合成集，一并奉献给读者，由此也便有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

 

毋庸置疑，由“太太的红裙子”这一极为平常的小故事所引发的社会学研究之旅，的确引人入胜。但对于已经具备了一些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知识基础的读者来说，作者在本书其他几篇文章中对的部分。而在“红裙子”故事之外的这几章中，最重要或最核心的部分，又应当是“剩余范畴（residual categories）——社会科学处境与社会发现方法”“反者道之动——社会科学中的创新发现与对标研究（Benchmark Analysis）”这两章。在这两章中，“剩余范畴——社会科学处境与社会发现方法”一章的研究，可以说是为“反者道之动——社会科学中的创新发现与对标研究”一章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或前提，“反者道之动——社会科学中的创新发现与对标研究”这一章，则可以说既是对“剩余范畴——社会科学处境与社会发现方法”一章研究的延伸，同时也是全书的中心论旨所在。因此，这两章的内容值得我们特别加以关注。

 

在“剩余范畴——社会科学处境与社会发现方法”这一章中，作者借助于从帕森斯等人那里借鉴而来的“剩余范畴”概念，试图发展出一个被作者称为“剩余范畴知识论”的知识论体系。所谓剩余范畴，简单说就是现实中实际存在，但却被我们的“象征化语言”所“遮蔽”或未能明确、清晰地加以呈现的那些内容。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帕森斯曾经指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每一种理论或概念体系，都必然集中注意于范围有限的一些经验事实，这就使得每一种科学理论或概念体系，都必然会有自己的一些盲区。如果将科学理论所欲描述和解释的现实本身，描述为一个有待我们用手电筒的光束去加以照亮的黑暗世界，那么，理论或概念体系就是可以用来帮助我们去看清现实世界的那些光束，每一种理论或概念体系为我们所呈现的那些事实，就可以被看作原本对我来说黑暗一片的现实世界在手电筒照射下熠熠发亮的光点，而“剩余范畴”就是依社会学研究之“发现逻辑”所展开的探索之旅，才是更令人产生兴趣然处于手电筒光束范围之外的那些黑暗区域。只有当我们不断移动手电筒的光束（即改变理论视角、提出新的概念等），我们才能将这些原本一直隐没在黑暗之中的区域逐一显现出来。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不断发明新的理论或概念来消除剩余范畴，扩大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知识。或者借用帕森斯的话来说就是：“发展科学理论之显然无法达到但可以逐渐接近的目标，是从科学里面消除一切剩余性范畴，以便有利于产生意义明确的、能够凭经验加以验证的概念。”在“剩余范畴——社会科学处境与社会发现方法”一章中，作者从社会科学和社会世界两个层面，详细地讨论了“剩余范畴”的存在，论证了不仅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而且在社会世界（如日常生活、历史记忆、游戏与沟通、社会或心智结构等）当中，不断消除剩余范畴都是人们永无止境地要去承担的一项课题。作者总结说：“我们发现，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韦伯理想型是以非理想类型作为剩余范畴立命的，其历史个体也只是概念之光照射下的有限历史领域；帕森斯以清除前人社会行动概念的剩余范畴来建立其社会行动体系；亚历山大以清除反帕森斯时期诸理论范式的剩余范畴建立综合性理论框架；证实和证伪理论都是依靠作为未来剩余范畴领域的新证据来确证新命题或新理论；范式理论更是将范式革命的根源定在反常经验上面。社会科学研究同样表明，社会生活领域充满了剩余范畴，如福柯勘查的思想史遮蔽的疯狂史；当下‘这是’的现象学领域；沟通中为共识目的而需要消除的游戏中涌现的剩余范畴；结构的深层二分法则作用下的各种剩余范畴。

 

诸如此类，我们无不要说明这个观点，社会科学的任务首先是发现和确证剩余范畴，反之，剩余范畴的存在使社会科学成为可能。”“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标准不在证实，不在证伪，也不在范式革命；不在解释，不在批判，而是在实证、解释和批判反思共同归宿的源头，发现和确证剩余范畴本身。如果说剩余范畴是通向神性的必经之路，那么，社会科学继宗教和形而上学想象力之后，以另一种启示性话语，告诉人们看清楚面前无限宽广的作为神域的剩余范畴，以便人们摆脱黑暗，行走在光明的地带。而实证、解释和批判反思，只是呈现和确证剩余范畴领域的不同方法而已，我们还有更多的方法。”

 

那么，人们应该如何来进行通过不断消除剩余范畴来扩展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知识这项活动的呢？这就是“反者道之动——社会科学中的创新发现与对标研究”这一章所欲回答的问题。在这一章中，作者首先指出，在西方社会学或社会科学领域中，围绕着社会世界的本质及研究方法等问题，存在着各种各样相互竞争的理论主张，如“唯理论与经验论两种认识论，本质主义和表象主义两种科学观，符合论、融贯论、冗余论、约定论、实用论、语义论等多种真理观，归纳与演绎两种逻辑思维，实证主义、解释学、批判理论、建构主义四大理论流派，定量与定性两种研究方法，证实与证伪两种科学检验方式，价值中立与价值无涉两种科学态度，等等”，但我们也发现，各种理论主张或者“主义”都认为可以将“世界统一于其阐明的主义之中”，这就恰恰证明了这样一点，即“世界可从不同角度观察并均能达成其自身的整体性”，因此，可以说，世界本身是统一的，“社会科学研究不过是不断探索发现社会世界的过程，我们必须采取现实主义态度回到产生这种二元对立的社会科学活动本身，阐明社会科学行动的逻辑”。而社会科学行动的实质内容及其目标，正如前面所说，就是不断“发现和确证剩余范畴”。在此基础上，作者对社会科学如何通过不断发现和确证剩余范畴来扩展关于社会知识的方法论逻辑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并提出了以下主要观点：

 

首先，社会科学的主要目标是要创新。社会科学研究既要像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要求“真”（获得关于社会世界的真实知识）、求“全”（获得关于社会世界的完整知识），但更要求“新”，要不断地为人类认识社会世界贡献新知识。这正是因为科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要通过不断发现和确证剩余范畴，来扩展我们关于社会世界的知识，而所谓不断发现和确证剩余范畴的过程，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因此，创新发现是学术价值的追求和学术规范的要求。对于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来说更是如此：由于现代社会科学源于西方世界，非西方社会的经验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这种源于西方世界的社会科学既有理论或概念体系范围之外，成为这些理论或概念体系的盲区，需要通过通常被称为“本土化”的创新过程来对这些盲区加以清除。因此，创新发现也是社会学本土化的重要旨趣和必然效应，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必然要求。

 

其次，作者指出，创新发现包括本体创新、解释创新、技术创新三个方面。社会科学的任务不仅是要对社会世界做出真实准确的描述，使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社会世界“是什么”；而且还要对这一世界为何是这样做出解释，使我们知道其“为什么”是这样；除此之外，社会科学还要能够对我们如何在如此这般的这个世界中更好地生存，提出应对之道，使我们知道为了更好地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我们该“怎么办”。不断地对我们所处的社会世界本身做出新的描述，这就是“本体创新”。它使我们得以知道，我们所处社会世界中越来越多的领域“是什么”。“本体创新表达为范畴创新或剩余范畴建构。社会世界的本体创新相当于生物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博物学，是社会世界的‘博物学’，比如斯科特发现‘日常抗争’，就是社会世界之社会运动或社会抗争类型的新发现，定义了此前尚未得到学术研究的社会现象。”而对我们新发现的本体性“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就是“解释创新”。它包含对以下几个问题的探索：“新本体的生产逻辑和机制是什么，即其他本体如何孕育新本体（因变量）”，“新本体将导致怎么样的社会效应，即对其他本体产生什么影响（自变量）”，“新本体变迁的协变因素是什么，即与其他本体时空变迁有什么逻辑关系（协变量）”。在本体创新和解释创新的基础上，我们便可能提出一些新的，可以帮助我们去干预社会世界，使之更符合我们生存理想的实践策略和技术知识。

 

这便是“技术创新”。“社会世界的本体创新及其解释创新，通常表达为对社会群体及其生活状况的‘取值’概念与‘价值’评判，最终形成名分秩序，并最终激发人们的‘理想’追求。为此，人们创新改变生活状况的管理学、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等技术知识。比如，社会工作研究侧重技术创新，探索和验证社工实务方法。技术创新的目的在于干预社会世界，使其符合人类生活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在这三种创新活动当中，“本体创新”是一项更为基础性的环节，因为“本体的解释和建构必须以本体的描述为前提，本体创新是基础性的”，“所有社会科学研究最终统一到社会世界的本体创新和本体描述。”

 

再次，作者对创新发现活动的方法做了进一步的深入考察。作者认为，任何本体创新在逻辑上都必然历经导赏（guide）社会世界、表征（show）社会世界、评判（judge）社会世界、干预（intervene）社会世界的过程。这其中的每一环节都存在着一些特殊的路径、程序和规则，这些路径、程序和规则就是社会研究的一些具体方法。所谓“导赏社会世界”的方法，就是那些引导我们进入社会世界的方法。这类方法如同导游一样，引领研究者和读者从不同视角或路径去进入和赏析社会世界。实证主义、解释学、建构主义等等，其实都是这样一些引导我们去进入和赏析社会世界的方法。这些方法实际上以其方法之名指引和规范了研究者所研究的社会之实，因此，实际上遵循的是一种“以名责实”的原则：“实证主义指引研究者通向实在世界，解释学指引研究者通向意义世界，建构主义引导研究者通向话语世界，批判理论引导研究者通向价值世界。”所谓“表征社会世界”的方法，就是那些帮助我们将进入社会世界后所观察到的现象表征出来的具体方法，如实验法、文献法、调查法、实地考察法等。它们遵循的是“循证考据”原则。所谓“评判社会世界”的方法，则是在我们用概念、范畴对所发现的新事实进行整理之后，对这一整理所得结果是否具有科学性进行评价时所采用的那些方法。它们所遵循的原则则是“对标研究”。作者借鉴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见解（作者在本书最后一章“‘人文科学’知识的技术实现和德性规范——韦伯人文科学学说分析”中更为详尽地考察了韦伯的方法论见解）指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可分为四步理解：基于先验前提确立文化现象，基于文化意义和科学兴趣确立研究对象和理想类型，基于范畴整理事实确立科学性，基于价值中立和责任伦理为科学结论的适用立法。其中，第三步范畴整理是在表明，只有当研究者建立明确的概念范畴或者理论假设（即理念），以及阐明明确的经验现象（即经验）之后，用理念评判经验，或者用经验检验理念（假设）之时，才可尽最大可能做到价值中立。这种采取‘理念’与‘经验’互相印证的研究策略，就是‘对标研究’。”为了更好地贯彻对标研究的原则，人们也发明了许多具体方法，如归纳和演绎、定量和定性，以及操作化等等，如何来看待和统一这些方法，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最后，所谓“干预社会世界”的研究方法，主要指的是在前三步的基础上，为了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更理想的社会世界中，而研究提出一些对后者进行干预和改进的技术创新时所使用的方法，如方案研究、行动研究等。这些方法“主要通过某技术具体的实现程度和效果为经验现象，以某技术设定的目标为理念，通过描述实际效果与理想目标之间的差距，解释造成该差距的原因，提出改进技术的办法”。它们“需要理论支撑，需要运用理论来解释某技术的效果”，因而主要遵循“技术检验”策略。

 

通过这些分析，作者认为，既往科学或者社会科学领域中，围绕哲学认识论真理观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所发生的那些争论，其关键在于没有弄清楚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社会世界到底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多种主义争论不休，将社会世界描绘为客观经验世界、意义世界、话语世界、价值世界等，在引入现象学和语言学后，更是发现了深层语言本身是统一的，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论观点只是我们在进入、表征、评判和干预社会世界过程的不同阶段或环节中，可以分别采用的不同方法而已。“导赏、表征、评判、干预不同的社会世界必然服从不同的研究方法”。而当前人们在归纳与演绎、定量与定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等方面的争论，通常是由于“没有区分不同社会世界，没有区分导赏、表征、评判、干预社会世界的不同阶段”，比如，没有意识到“定量研究必须以定性研究和理论研究为基础”等，因而很难达成共识。作者在撰写本书的相关章节时所抱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试图通过“确定创新发现社会世界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承认社会世界的多样性，明确社会世界研究的阶段性，阐明创新发现不同的社会世界、发现社会世界的不同阶段所用研究方法的规则和逻辑”来消弭人们在社会科学认识论、方法论方面所产生的这些分歧，帮助人们尽可能地形成一些必要的共识。

 

我认为，作者在这两章中围绕着社会科学认识论、方法论所展开的探索，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作者提出了一个无论对于国内还是国外，无论对于社会学者还是社会科学者来说，都十分具有针对性的问题，即到底如何来看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不同理论观点之间围绕着社会科学认识论、方法论而发生的那些争议？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作者对于这个问题所给出的回答也的确别具一格。其中包含的许多观点，如社会世界其实只有一个，不同的理论或概念体系只是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不同途径而已，它们只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将这个统一的社会世界呈现给我们，其中的每一个都会导致自身独特的剩余范畴，只有将它们结合起来才能使这些剩余范畴得到最大可能的消结构、身体现象、日常生活世界等多种社会世界类型和处境。这些世界观的不同，导致哲学真理观和科学方法论的差别。”其实，社会世界除，而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其实也是各有所用、相互补充的，等等。虽然不一定是最终“真理”，但却都是值得我们反复去回味和思考的。除此之外，作者在“超越二元论——布迪厄以‘身体’开启生成结构主义”和“还原、描述与回到社会现象——社会现象学（social phenomenology）方法建构与勘查”两章中，对布迪厄的“生成结构主义”理论以及社会现象学所进行的考察和评论，也包含了诸多有价值的真知灼见，如社会现象学更多的是一种运动、一种方法，“一门勘探和展示社会现象的灵巧手艺”，而非一种流派。因此，和其他方法一样，在面对社会问题之时，社会现象学方法不会因社会研究者在社会本体论等方面的理论立场（如是社会物理学家还是社会现象学家）而发生效力改变，“它们能够互相介入并共同服务于问题的解决，并为其他更有效的社会研究方法进入尚未得到详细说明的社会实践留下足够空间”，等等。总而言之，无论是对于一个初入社会学门的读者来说，还是对于一个在社会学研究方面有一定基础的读者来说，本书在社会学研究认识论、方法论方面所展开的理论探索都可以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启迪，值得他们认真一读。我甚至相信，本书的出版，对于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也一定会有相当的助益。因此，我真诚地期待着本书早日与读者见面。

 

谢立中

2022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