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书籍：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出版业 精装启蒙文库

启蒙是文明的起点，书籍是启蒙的火种。

 

启蒙运动真正的发动机是出版繁荣。

——俞晓群，著名出版家

这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是对书籍史和启蒙运动研究的重大贡献。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著名书籍史学者、密歇根大学教授

这部学术著作成就非凡，对所有图书馆都必不可少。它主要探讨了苏格兰如何成为启蒙运动书籍的源泉；作者认为，这项艰苦的成就，是作者和出版商共同努力的结果。

——《图书馆杂志》

本书是一部杰作，资料丰富翔实，语言生动鲜活，多层次地描述了作者、书籍、出版商、印刷者及在书籍流通过程中其他各种对象的互动关系。既是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书（附大量图表和参考书目），也是一本引人入胜的读物。

——《美国研究评论》

 

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使苏格兰从欧洲最贫穷落后的国家成为“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这一跃迁的实现离不开书籍出版带来的知识的广泛传播。今天的读者早已明白书籍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但书籍出版过程是如何影响和推动启蒙运动却少有人关注。本书正是介绍神秘而丰富的苏格兰出版活动的读物，作者运用实证的学术方法，呈现了书籍出版具体如何影响和推动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进程。为不满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读者提供了一段有趣的、值得探索的历史。

理查德•B.谢尔，美国著名史学教授，新泽西理工学院联合历史学院主席。研究方向为启蒙运动、书籍史和印刷文化、知识分子史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格拉斯哥启蒙运动》（1997年9月），《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教会与大学》（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
译者简介：
启蒙编译所，出版编辑服务机构，从事非虚构类图书的翻译、编辑、校对等工作，涉及领域有文、史、哲、法、政、经及自然科学。

本书以115位苏格兰作家以及他们的360部主要作品的故事，阐释了书籍出版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决定性作用。其论说语境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史、文字史和学术史，讨论的核心不单是书籍作者和文本价值带来的影响，而是在从文本到形成书籍的过程中作者与书商之间的丰富活动。本书不仅展现了书籍出版翔实的细节，并且多层次鲜活地描述了作者、书籍、出版商、印刷者及在书籍流通运程中其他各种对象的互动关系。这是一部非常有用的参考书，附有大量图表和参考书目，它们同样也是本令人兴味盎然和激动人心的读物。

导论
       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书籍史
       设计与免责声明
  
第一部分 书籍世界中的苏格兰作者
     第一章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构成
       印刷带来的进步
       苏格兰启蒙运动作者和书籍数据库的建立
     第二章 苏格兰作者的身份认同和多样性
       作者身份的社会语境
       合并与代表
     第三章 作者身份的报酬
       赞助者、出版者和职位
       版税及其用途
   第二部分 伦敦与爱丁堡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出版
     第四章 伦敦-爱丁堡出版业轴心的形成
       合作出版的框架
       创始出版者和他们的公司
     第五章 苏格兰启蒙运动出版业最繁荣的时代
       斯特拉恩和卡德尔出版社
       继承人和竞争对手
     第六章 威廉•克里奇的成就
       书商生涯
       一个书商的名声
   第三部分 苏格兰启蒙运动书籍在都柏林和费城的重印
     第七章 爱尔兰重印业的兴衰
       出版者还是盗版者？
       都柏林书商行会
     第八章 美国的苏格兰书籍制造，1770—1784年
       苏格兰启蒙运动与美国图书业
       苏格兰启蒙运动书籍重印业在美国的涌现
     第九章 费城，1784—1800年
       横跨大西洋：凯里、多布森、扬和坎贝尔
       移民书商与苏格兰学术作品
     
     结语
       伦敦-爱丁堡出版轴心的瓦解
       苏格兰启蒙运动书籍史的模式
     
注释
     附录
     参考文献
     插图目录
     索引

“真正关心社会和自己国家福祉的人，一定会很乐意对知识和文明的飞速进步和全面传播进行反思。当下的英国，就处在这样一个知识和文明飞速进步和全面传播的时代。”威廉•格思里（William Guthrie）先生的《地理、历史与商业新语法&当今世界几个王国的现状》一书的序言是这样开头的。该书1770年在伦敦第一次出版，是18世纪后期最受欢迎的著作之一。该书的序言比较了英国政治文化状况和充满“狭隘的偏见”的“欧洲其他几个王国”的政治文化状况，然后得出结论：“在我们这里，知识不再被局限在哲学家的学院或伟人的宫廷里，而是和所有上天赐子人类的最伟大的优势一样惠及每一个人。”英国不仅在知识的“飞速进步”上走在前列，在知识的传播上也是如此，因为只有在英国，“知识的全面普及”使“多数人”得以共享知识。发生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 “英国人民生活富裕，有强大的影响力，自然会要求一定程度的关注”——也就是说，他们构成了“公众”。另一方面，英国的“书籍已经去掉了充满学院气息的术语，不再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也不再只满足学者的嗜好，而适应了更多家境一般的人的需要，这些人过去为其他事务所累，没有闲暇获取知识”。通俗读物对知识传播的推动甚至超过了“我们的培根、洛克和牛顿这类大人物的作品”。通过这种途径，“我们的大多数国民”比其他国家的人获得了“更好的提升”。

格思里的《地理》序言中描述的现象，已经为启蒙运动和18世纪英国文化的学习者所熟悉。已故的罗伊•波特对英国启蒙运动有一句著名的论述：“事实证明，印刷是传播启蒙思想和价值观的巨大发动机。”波特用了不同的词来形容这一时期印刷业的发展：“印刷爆炸”“印刷繁荣”“印刷资本主义”“文学成为能以各种形状和尺寸流通的商品”，以及“英国淹没在印刷品中”。随着书籍供应端的发展，消费结构的变化也如期而至，“阅读成为英国大部分地区民众的第二天性”。类似地，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对18世纪英国发生的“印刷革命”的评价极具洞察力，认为这场“革命”不仅包括“英国出版行业的巨变”（他有时称之为“出版革命”或者“出版物革命”）以及阅读群体的数量扩张和类型多样化，还包括为人们提供阅读便利的各种机构比如书店、各种图书馆（例如会员制图书馆、流通图书馆、教会图书馆、咖啡馆图书馆）、读书俱乐部以及私人藏书机构。与波特以及格思里《地理》序言的作者一样，布鲁尔认为这些进步和“现代商业与文明” 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学术上的发现、知识的普及、开明的态度、经济上的富裕、文明开化以及广泛和高度商业化的公共文化事业的兴起，这一切与布鲁尔不止一次提到的“书籍无所不在”的现象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