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是金：汤晓丹电影日记（全三册） 精装

　　著名电影导演汤晓丹的电影生涯记录，全面反映汤晓丹导演生涯，折射老一辈导演和电影人对电影艺术的热爱、执着和不懈的努力坚持。

　　汤晓丹 (1910.2.22－2012.1.21) 导演。福建华安人。童年时侨居印度尼西亚，十岁随父回国。1928年在厦门集美农林专科学校学习时，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后去上海，1931年入天一影片公司任布景师，次年任导演 。先后导演戏曲片《白金龙》、故事 片《飞絮》、《飘零》等。1934年后，在香港执导影片《翻天覆地》、《金 屋十二钗》等，揭露社会黑暗。抗日战争爆发后，导演抗日影片《上海火线后》、《小广东》、《民族的吼声》等。香港沦陷后，拒绝日本占领军 合作拍片的要求，潜往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回上海，拍摄了揭露国民党 腐败统治的《天堂春梦》等影片。1949年后入上海电影制片厂，相继导演反映革命战争和人民解放军战斗生活的 影片《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红日》《南昌起义》等。其中《渡江侦察记》于1957年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一等奖，并获个人一等奖。1979年导演的《傲蕾•一兰》获文化部1979年优秀影片奖。1983年导演传记片《廖仲恺》，真实地展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历史画卷，成功地刻画了廖仲恺的银幕形象，1985年获第五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 在五十六年的电影导演生涯中，特别是解放以后，电影界政治气候始终阴晴不定，多少才华横溢的艺术家都难免折戟沉沙，在历次运动中断送了大好前程。而汤晓丹却能一一涉险过关，一路走到今天，主要得益他的座右铭：“沉默是金。”事实上正是如此，汤晓丹1949年后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来自厂方分配的任务，而很少出自他的自主选择。 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对自己从事的事业没有记录，相反，在他的事业生涯中保存了相当篇幅的日记，其中相当一部是与电影有关的。在日记中,汤晓丹记述在电影界的所见所闻,更多的则是从事电影导演的工作的情况,涉及了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电影人物形象的塑造,国家电影政策的发展,而这些从是口头传达而非有文件可循的。对于研究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有极高的价值。 目前，汤晓丹日记已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主办的内刊《影博•影响》连载，已到1951年，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本书记录了一名老电影人对电影艺术的追求和坚持，折射出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1950—1991年）老一辈的导演和电影人对电影艺术的热爱、执着和不懈的努力坚持。日记中反映，汤晓丹从1950年开始，就是带病工作，与很多新中国第一代的著名编剧、制片人、摄影师、作曲家以及其他的电影人合作。拍摄时，为找到合适的外景地，路上不断遇险，碰上泥泞的山路车辆无法行进只能步行，出车祸，路上找不到吃饭的地方，路遇大雨洪水，等等，这些问题在为每一部电影寻找合适外景地的过程中不断地遇到、再遇到。在外景地艰苦的条件下拍摄，如遭遇不断的暴雨、洪水、地震，无法正常拍摄。剧组人员早出晚归，但因为天气不配合突然变天下雨，或者洪水地震，经常一天什么也拍不到，等等问题。三年自然灾害，缺吃缺喝的情况下摄制组自救开荒种地，坚持拍摄。作为导演如何面对协调和解决这些问题，在字里行间中都有栩栩如生的体现。同时，从本书的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在当时的特殊年代中，老一辈电影的日常生活琐事，家长里短，为生计“斤斤计较”，不多的收入支撑日常生活的艰辛。

　　1954年6月18日

　　我听说洪水会泛滥，心里特别急，担心《渡江侦察记》的任务完不成，所以叫×××找了一辆大吉普车，与葛鑫、李生伟、徐进等冒雨到荻港了解汛情。只到镇口车子就不能走了，因为一片汪洋，看不见可行车的公路。司机说，两天大雨，江水猛涨，倒流的江水冲垮了小堤，河水冲向公路。河水过膝，一般长筒套鞋都不顶用。我们只得脱了鞋，赤脚趟水向前走。沿途的民房和商店，都浸泡在水里。榨油公司门口，拉了粗绳子，系着大木桶游来游去作水上交通工具。老百姓坐在木桶里荡游来荡游去，他们被送到高坡上，周围堆满了从自己屋里搬出来的生活用品，有的还搭起了临时草棚挡风雨。本来有座高高的和平桥，现在只剩下一点桥面浮在水中，远远望去简直像只石头船停靠在河中。葛鑫冒出一句“我们的和平受到了威胁”。这时有条小船划向我们，愿意把我们送到对岸高坡上。我们告诉木船主人说： “我们不是要上高坡，我们是要向前到十里厂去。” 木船主人只走短途赚钱，远一点的地方不肯去，我们只好一步一步向前提脚涉水前进。很吃力才看见十里厂的美工布景人员围在一起束手无策，望水发呆。我们碰头后，决定连人带材料等车子来装好运回常兴乡住地。于是丁辰带我们去看另外一条堤。徐进还在附近找到一条大木船把十里厂景点的工人和器材运走。我们每人都是提着沉重的高筒套鞋，一手拄着粗木棒，沿着房屋顶下过膝的浑浊水往前走。在回程途中经过镇口时，发现本来就被洪水冲垮的堤的缺口更大了，泛滥到公路的水面更宽了，除了湍急汹涌的水流，水面上只有我们上影厂的几个人还在挣扎着往前走。饿着肚子回到住所，已经是下午快三点钟了。吃了中饭，没有休息，立即去“三山”景点查看。慕思荣和高营长执意与我们同去，因为慕思荣的腿有老伤，我们叫了吉普车，还有二辆摩托车在前面开路。 “三山”那条堤的堤外河水快浸越过堤高了。堤内的水与江水衔接，如果再继续涨很快就会淹没它的堤，根本无法加工拍戏。唯一的一点希望都被残酷的现实击碎了。回程途中，大家都低着头，闷声不响。晚上，紧急会议决定，把夜景的戏改成内景拍。堤的戏搬回上海崇明搭景拍，并且据荻港现有条件，灵活掌握能抢时间拍多少就拍多少。还把侦察兵上岸和吴老贵、小马送情报受阻的戏仔细研究了一番，力争能拍完再离开。反正大家出主意，大家按主意行动，不算心齐。这种特殊困难条件下，心齐就是力量，就是保证完成任务的基础。快凌晨三点了我才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