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的镜子——司马迁笔下的矛盾与冲突 平装海外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丛书

一部经典的海外汉学作品，一种解读《史记》与司马迁的新视野
我们以史为鉴，却为什么又说《史记》这面镜子有些朦胧？

汉学家看待中国经典的眼光总是很独特，侯格睿把《史记》看作客观世界的微观模型，司马迁凭借这个“竹简”搭就的微观模型，战胜了秦始皇武力征服建立的青铜世界；在杜润德眼中，《史记》是一面镜子，“对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来说，《史记》是一面用来反映它之前一切的镜子”，却是一面朦胧的镜子，它折射出的是司马迁笔下的矛盾与冲突。



 

杜润德（Stephen Durrant），教授，现任教于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为当代美国汉学界中极具影响力的《史记》研究学者。杜润德教授在《史记》研究领域重要贡献主要体现于1995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朦胧的镜子：司马迁笔下的矛盾与冲突》），合著The Siren and the Sage: Knowledge and Wisdom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海妖与圣人：古希腊和古典中国的知识与智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
译者简介：
丁波，历史学博士，编审。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北京史记研究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尤其在《史记》方面用力最多。在《史学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学术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史记•将相表倒书考》等学术论文20余篇。

本书是欧美学界对《史记》与司马迁研究的经典著作，作者杜润德是美国汉学界史记学研究领域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中译本属于“海外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丛书”第二种。全书共六章。第一章中作者探讨了司马迁写史的历史背景，第二章介绍了司马迁所描述的孔子，第三章追溯了中国古代六经传统与司马迁对儒家经典所做出的贡献；第四、第五两章考察了司马迁对中国早期最有影响力的两部著作《左传》和《战国策》的改编问题。最后一章，探索了后世学者试图在《史记》中寻求一个连贯一致的理念的问题。在本书中，作者系统地介绍了司马迁的历史世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史记》文本的文学性研究之上，对司马迁内心世界的精辟分析得到了美国汉学界的高度评价。

导言
第一章 孔子二世的挫折
第二章 司马迁笔下的孔子
第三章 司马迁、六艺和《春秋》
第四章 亡父和活着的记忆
第五章 名垂青史
第六章 思想者或讲述者
结语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司马迁生活在一个艺术史家经常以青铜镜子标识的时代。这些珍贵的铜镜，一面是抛光的金属，另一面布满了丰富而又神秘的图像，它们不仅实用，也是给死者陪葬的珍贵的驱邪物。人们相信，镜子可以捕捉光线，照亮坟墓的黑暗，而背面的符号可能代表了宇宙，为灵魂在另一个世界的旅程指引方向。
在中国文明中，镜子是历史的隐喻。这种联系最早出现在司马迁的作品中：“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孔子家语》，一部司马迁死后约百年从更早来源中收集而成的文本，阐述了这个隐喻：“夫明镜所以察行，往古者所以知今。”
事实上，司马迁死后一千多年，另一位复姓司马的伟大历史学家司马光（ 1019—1086），写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可以与天才般的《史记》媲美的通史《资治通鉴》。通过阅读他编写的历史，司马光希望为当时和之后的统治者提供清晰的借鉴，让他们了解自己的行为及其必然的后果。与此一致的是，中国历史至今经常被认为是最实用、最现代的学科。事实上，现代中国人仍然习惯以古论今。
正如司马迁所描述的，《春秋》是辨别一个人真实面貌的最好的镜子：“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司马迁作为古典儒家传统的继承者，将呈现一面和《春秋》一样的清晰的镜子，通过“见诸行事”，实现“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
尽管司马迁有这样的目标，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的动机并不是成为一个明确的儒家道德传统的传道者，司马迁说：“恨私心有所不尽。”作为一个曾遭受困难的人，司马迁相信所有杰出的文学家都生于困难中，他不仅收集并试图从古代丰富的文本中找到意义，而且也通过由一系列痛苦而奇特的事件塑造的人物内心倾诉自己的情感。正如我们努力展示的，这些情感深刻地塑造了《史记》，并赋予了它一些在关于司马迁生平的文本中同样可以看到的问题和模糊性。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司马迁对自己经历的描述，核心是他与权威的复杂关系。他告诉我们，对父亲敦促他追随孔子的记忆，坚定了他决心忍受另一个权威汉武帝残酷的刑罚。在这场纠结中，他的父亲成为重要的权威，并把他引向了对孝道的极端宣扬。在一篇题为“自我与他人”的颇具煽动性的文章中，杜维明试图展示儒家思想中的孝顺是如何从属于自我实现的，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忤逆父亲是合理的。一般来说，我不会质疑杜维明对孝道的温和建构，但我相信，司马迁被这种美德的极端表达所感动，这比杜维明的模式所认可的程度更深。我们已经分析过伍奢和伍员的故事，他们的生死都背负着孝道的沉重负担。关于这种责任的另一个让人震惊的例子出现于《卫康叔世家》（卷 37）。这是卫宣公（公元前 718—前 700 年在位）和他两个儿子的故事，司马迁根据《左传》的记载改写了这个故事。
我们这里的重点不是就《史记》和《左传》这两个版本进行仔细对比，尽管这种对比表明，《左传》中简洁的叙述与《史记》中动机明确的故事之间存在重大差异。目前，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宣公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密谋杀害自己的儿子，卫国的太子。宣公密令凶手伏击并杀死携带白旗的过路者，而白旗是他交给太子的。一个忠诚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向太子透漏了这个阴谋，太子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躲避这场灾难。他说：“逆父命求生，不可。”这个孝子不像传说的舜帝，杜维明称赞舜不“屈服于他父亲的残暴”。但这个故事甚至更极端。同父异母的弟弟为了救太子，他夺取了白旗，抢先进入了杀手的埋伏。他被杀死了，但是太子坚持一起赴死，他对杀手抗议说：“所当杀乃我也。”在这个故事最后的评论中，司马迁称赞太子“恶伤父之志”，他进而惊呼“何其悲也！”
司马迁的评论体现了他史学中相互关联和批判的两个方面：第一，他自己过去的回忆不断萦绕在他关于历史的叙述中；第二，他既情绪化又理智地投入了自己的故事中。司马迁不是修昔底德，他“客观地”建构了对过去的理性解释。他把自己呈现为一个完整的人，我相信，他深深地纠缠在自己的历史中。
司马迁的镜子是一面扭曲的、阴云密布的镜子，之所以如此，既有个人的焦虑，也因为过去的冰冷。他给我们的“古代的教义”是不容易辨别的。事实上，在他的镜子中，最有趣的轮廓往往是故事的轮廓，而这些故事从其叙事和道德复杂性中不断获得力量和持续的兴趣。我们经常翻阅《史记》，就像我们翻阅世界上其他的伟大的经典著作一样，因为《史记》和生活本身一样令人费解。司马迁镜中的阴云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人的图案，这些云或多或少地困扰着我们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