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前言
多年的愿望——写一本实用性的语法修辞书，终于实现了。自己能为社会多做一点工作，感到莫大的欣慰。
可以说，我和语言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1949年进入南京大学教育系学习，1951年因需要调出，在南京市领导机关做秘书工作。1951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同时连载吕叔湘、朱德熙先生的《语法修辞讲话》，在全国掀起了学习语法修辞的热潮。南京市为提高人们的文字运用能力，组织了领导干部和秘书约数百人进行学习，邀请了著名的语言学家、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方光焘教授等前来授课。机关领导同志指定我负责具体工作，并协助老师搜集材料，这使我开始对语言文字产生了兴趣。在机关工作的几年中，我们年轻人也常常要起草一些重要的文稿，这可真是个苦差事。理论水平低，分析能力差，生活阅历少，除了这些以外，就是在文字表达方面也是力不胜任的。领导同志说我们是“小人做大事”。起草的稿子老被打回来重写，开夜车加班不说，有时真改得心烦，不知道该怎么写才好。自己起草东西有苦恼，更伤脑筋的是修改别人的文章。有的内容不错，但文字毛病较多，既要把人家的意思保留下来，又要把毛病改掉，勾来画去，比自己写还难。那几年机关工作的磨炼，使我终身受益，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1956年我进入北大中文系学习，在诸多名师的谆谆教导下，系统地学习了有关语言以及其他方面的课程。毕业后留校担任写作课教学。同学们原来基础就好，而且勤奋好学，我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的至今还保持着联系。现在他们遍布全国各地，在担负着重要的工作了。“文革”后改任语法修辞课教学，同学们对语法修辞产生了浓厚兴趣，老要求我多出一些病句题让他们修改。不少人平时看报，浏览一下新闻就过去了，而今也开始琢磨起词句的运用来，有时在宿舍里会争得面红耳赤。
除校内教学外，社会上一些单位也不时邀请我讲课，有的还专门录了像。特别是在中南海业余大学的讲课使人难忘。80年代，我受聘在那里兼课，一直到1989年出国任教才停下来。听课的除年轻人外，还有一些领导干部、老同志，和从事文字工作的人。由于人数不断增加，教室更换了几个地方。这是不平常的学习对象，是学习上的有心人，特别认真刻苦。他们常常会提出一些非常实际但很有深度的问题。这使我进一步明白了他们的需要，促进了我的思考，改进、丰富了教学内容。大家反映这门课很实用，对他们帮助较大。有的同志告诉我，连我应某些报刊之约所写的有关语言文字方面实用性的文章，也剪下保存了。
也有社会上的青年找我讨论研究问题。记得“文革”后一位女同志想请教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找到系里，系里介绍她找到我。她拿出一篇稿子，和我一字一句地讨论起来。她酷爱写作，对用词造句，甚至标点都反复推敲，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谈着谈着，她拉过一把椅子挨着我坐下，从包里取出一份《人民日报》，那上面载有这位女同志写的一篇散文，她觉得某些地方还应该改一改。临走时非常高兴地说：“北大真是什么样的老师都有。”
每想起这些，心里常常很激动，仿佛看到了自己劳动的价值、意义，深切地感到社会对语言文字知识的渴求。于是萌动了一个念头：写一本有关语法修辞方面的书。
时光流逝，一晃几十年过去。回顾一生，每每感到不安，我的贡献、成就太少了。不过也比较宽慰，自己没有偷懒，把全部的精力都奉献给教学了。这本教材里所记录的虽是不足称道的心得体会，但都是我用汗水，用心血换来的。
做工作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从事语法修辞教学，也要研究人们运用语言文字的实际，拥有大量具体的实例。平时，我白天忙于教学，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晚上还得“复习”、修改第二天上课的讲稿，只有夜深人静才是属于我的时间。带着几分倦意而又十分轻松的心情，进行每天的最后一项活动。我倒上一点葡萄酒，吃着东西，打开报纸，边浏览一天国内外大事，边收集语言文字材料。爱人在学校机关工作，下班时总是把各种报纸带回来让我看一看。这可真是在语言艺术之海里畅游，那深邃的寓意，那生动的描述，那新颖鲜活的用语，我反复品味，往往手不忍释。有时同样一则报道，但各报标题不同，琳琅满目，各有特色。才华在这里展现，智慧在这里闪光，可谓美不胜收。作家、文艺评论家秦牧有一本集子叫《艺海拾贝》，我也有相同的感受。每当收集到一条好例子，那高兴劲就像捡到了一枚美丽的贝壳一样。研究修辞，语言大师的作品必须认真学习，放在突出的地位；但当前社会生活中的语言运用也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报刊以及其他传媒，反映社会生活又广又快，语言生动活泼，充满了新鲜气息，是一片广阔的天地。为了省却一字一句抄写之苦，自己也订了多种报纸，可以任意剪留。几十年来，手写的卡片加上剪报，恐怕已是数以万计了。这些丰富的材料大大开拓了我的眼界，深化了我的思考，本教材许多认识就源自这些材料的启发。
实用性的语法修辞教材和学术著作不同，它不是进行学术性、理论性的探讨，而是把具体的知识介绍给学习对象，使他们易于理解、掌握和运用，这是教材的特点，也是教材的难点，语法知识这方面尤其明显。不少学过语法的人反映，它抽象、枯燥，时间一久，就只记得一些名词术语了。这确实是应该解决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基本知识的理解不深不透，二是和日常写作，也就是和知识的运用脱节。因此，我根据平时的教学经验，在编写这本教材时，特别注意做到“融会贯通”和“学以致用”。什么是“融会贯通”?语法是一个层级体系，同一个平面上的各项之间，特别是不同层级之间的内在联系，相互关系，理解掌握起来比较困难，而这又是十分重要的。本教材区别难易，注意在难点上多下工夫，详细讲，反复讲。什么是“学以致用”?就是把知识和语言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对一些语言现象，引导学习对象去注意，去研究分析。这样不仅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而且抽象的知识也就化成了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东西，容易在脑子里生根。本教材收集了较多语言运用不当的例子，包括实词的运用、虚词的运用、句子的组织、复句的组织等等，运用介绍的语法知识去分析其语言表达，指出什么地方偏离了组词造句的规则，不符合文从字顺的要求，以及怎样修改。
“著书立说”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和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我记取前人的教导，也努力这样做。语法修辞看似单纯，其实涉及的领域很广，有关语言的学科不用说了，其他比如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逻辑学等等也都十分重要。“文革”后不久，复旦大学郭绍虞先生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问世。其中提出了汉语音乐性的问题，对我很有启发，这是一个应该深入探讨的方面。为了进一步研究，我去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求教，设法弄一些学习资料。北京广播学院距北大较远，半道上“风云突变”，下起滂沱大雨，马路上空无一人。淋着雨，心里想，“取经”难哪，这是老天在考验我呢。我国著名播音员、时任播音系主任的齐越先生接待了我。他很热情，可“四人帮”粉碎不久，百废待兴，许多工作他们也还没有来得及开展，不过还是搜集了一些送给我。平时，我很喜欢听广播，除了内容，那悦耳动听的语流也很吸引人。它或是舒缓优美，流畅平和，或是急速铿锵，激情澎湃，其中分明有着节律。我常常打着拍子，聆听、欣赏、辨析、思考。“双音节化是现代汉语的主要节奏倾向”，这一论断不只是表现在双音词的选用较多上，还表现在四音节语音段落的顿歇上，尤其是成语，不论语法结构如何，一般均可二字一顿。不可思议的是，散落的句子，特别是书面语，你读得慢一点，某些结构上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单音词，竟然也可以连在一起。这种复杂的语言现象，其中有语法问题，也有修辞问题，甚或和某些双音词的构成都有关系。这些只有留待年轻人来进一步研究了。
我于1974年做了胃大部切除手术，身体一直很不好，自己虽然有写一本语法修辞教材的愿望，但迟迟不敢动笔；完成平时教学任务已感费力，更何况这是一项要求甚高、难度不小的工程啊。也曾有出版社请我写一本这方面的书，我有畏难情绪，不敢接，谢绝了。1999年，商务印书馆张万起同志从蒋绍愚同志(同在一个系，又住在一起)那里了解到我的一些情况，又提出这个问题，约请我写一本《实用语法修辞》。我们都是同窗好友，他鼓励我，应该对自己一生的教学作一个总结，并宽我的心，说在交稿日期上可以不限。这增加了我的勇气，坚定了我的决心。2000年，因系里交给我一项紧迫任务，不得已，只好半途停下，2002年底才又重新拾起来。这个教材拖延日久，内心很是歉疚，可又不敢也不愿马虎从事。我很羡慕有的人才思敏捷，效率甚高，而我，却像老牛破车，非常吃力。一章一节，一个意思的解说，乃至一个例子的分析，都非常艰难，简直是在进行一场“巷战”，建筑物在一座一座地夺取。2004年，终于完成。但是，随后的体检发现残留的胃部长了肿瘤，而且较大，必须立即手术。——此前一年体检时，就发现有可疑阴影，医嘱要作进一步检查。当时急于完成书稿，加上一些其他原因，没有理会。2005年4月底，住院手术前夕，在老伴的“保驾护航”下，将书稿送到了出版社。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现在胃已全部切除，可我并不后悔。要是早一年停下来，那这个教材就夭折了，因为别人是难以接手的。何况那个“残胃”也已破破烂烂，切了倒是根除了一个隐患，今后我再不会犯“胃病”了。
本教材编写时，学习、参考了许多语法修辞方面的著作，受益甚多。
限于水平，教材中缺点、错误一定不少，衷心地欢迎批评指正。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陆俭明、马真、蒋绍愚、苏培成等教授给予了很多帮助，特别是侯学超教授不辞辛劳，审阅了全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商务印书馆张万起编审、谢仁友博士、曲清琳同志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热情地予以支持。这里，谨致深深的谢意!
李庆荣
2006年1月16日
可以说，我和语言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1949年进入南京大学教育系学习，1951年因需要调出，在南京市领导机关做秘书工作。1951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同时连载吕叔湘、朱德熙先生的《语法修辞讲话》，在全国掀起了学习语法修辞的热潮。南京市为提高人们的文字运用能力，组织了领导干部和秘书约数百人进行学习，邀请了著名的语言学家、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方光焘教授等前来授课。机关领导同志指定我负责具体工作，并协助老师搜集材料，这使我开始对语言文字产生了兴趣。在机关工作的几年中，我们年轻人也常常要起草一些重要的文稿，这可真是个苦差事。理论水平低，分析能力差，生活阅历少，除了这些以外，就是在文字表达方面也是力不胜任的。领导同志说我们是“小人做大事”。起草的稿子老被打回来重写，开夜车加班不说，有时真改得心烦，不知道该怎么写才好。自己起草东西有苦恼，更伤脑筋的是修改别人的文章。有的内容不错，但文字毛病较多，既要把人家的意思保留下来，又要把毛病改掉，勾来画去，比自己写还难。那几年机关工作的磨炼，使我终身受益，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1956年我进入北大中文系学习，在诸多名师的谆谆教导下，系统地学习了有关语言以及其他方面的课程。毕业后留校担任写作课教学。同学们原来基础就好，而且勤奋好学，我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的至今还保持着联系。现在他们遍布全国各地，在担负着重要的工作了。“文革”后改任语法修辞课教学，同学们对语法修辞产生了浓厚兴趣，老要求我多出一些病句题让他们修改。不少人平时看报，浏览一下新闻就过去了，而今也开始琢磨起词句的运用来，有时在宿舍里会争得面红耳赤。
除校内教学外，社会上一些单位也不时邀请我讲课，有的还专门录了像。特别是在中南海业余大学的讲课使人难忘。80年代，我受聘在那里兼课，一直到1989年出国任教才停下来。听课的除年轻人外，还有一些领导干部、老同志，和从事文字工作的人。由于人数不断增加，教室更换了几个地方。这是不平常的学习对象，是学习上的有心人，特别认真刻苦。他们常常会提出一些非常实际但很有深度的问题。这使我进一步明白了他们的需要，促进了我的思考，改进、丰富了教学内容。大家反映这门课很实用，对他们帮助较大。有的同志告诉我，连我应某些报刊之约所写的有关语言文字方面实用性的文章，也剪下保存了。
也有社会上的青年找我讨论研究问题。记得“文革”后一位女同志想请教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找到系里，系里介绍她找到我。她拿出一篇稿子，和我一字一句地讨论起来。她酷爱写作，对用词造句，甚至标点都反复推敲，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谈着谈着，她拉过一把椅子挨着我坐下，从包里取出一份《人民日报》，那上面载有这位女同志写的一篇散文，她觉得某些地方还应该改一改。临走时非常高兴地说：“北大真是什么样的老师都有。”
每想起这些，心里常常很激动，仿佛看到了自己劳动的价值、意义，深切地感到社会对语言文字知识的渴求。于是萌动了一个念头：写一本有关语法修辞方面的书。
时光流逝，一晃几十年过去。回顾一生，每每感到不安，我的贡献、成就太少了。不过也比较宽慰，自己没有偷懒，把全部的精力都奉献给教学了。这本教材里所记录的虽是不足称道的心得体会，但都是我用汗水，用心血换来的。
做工作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从事语法修辞教学，也要研究人们运用语言文字的实际，拥有大量具体的实例。平时，我白天忙于教学，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晚上还得“复习”、修改第二天上课的讲稿，只有夜深人静才是属于我的时间。带着几分倦意而又十分轻松的心情，进行每天的最后一项活动。我倒上一点葡萄酒，吃着东西，打开报纸，边浏览一天国内外大事，边收集语言文字材料。爱人在学校机关工作，下班时总是把各种报纸带回来让我看一看。这可真是在语言艺术之海里畅游，那深邃的寓意，那生动的描述，那新颖鲜活的用语，我反复品味，往往手不忍释。有时同样一则报道，但各报标题不同，琳琅满目，各有特色。才华在这里展现，智慧在这里闪光，可谓美不胜收。作家、文艺评论家秦牧有一本集子叫《艺海拾贝》，我也有相同的感受。每当收集到一条好例子，那高兴劲就像捡到了一枚美丽的贝壳一样。研究修辞，语言大师的作品必须认真学习，放在突出的地位；但当前社会生活中的语言运用也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报刊以及其他传媒，反映社会生活又广又快，语言生动活泼，充满了新鲜气息，是一片广阔的天地。为了省却一字一句抄写之苦，自己也订了多种报纸，可以任意剪留。几十年来，手写的卡片加上剪报，恐怕已是数以万计了。这些丰富的材料大大开拓了我的眼界，深化了我的思考，本教材许多认识就源自这些材料的启发。
实用性的语法修辞教材和学术著作不同，它不是进行学术性、理论性的探讨，而是把具体的知识介绍给学习对象，使他们易于理解、掌握和运用，这是教材的特点，也是教材的难点，语法知识这方面尤其明显。不少学过语法的人反映，它抽象、枯燥，时间一久，就只记得一些名词术语了。这确实是应该解决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基本知识的理解不深不透，二是和日常写作，也就是和知识的运用脱节。因此，我根据平时的教学经验，在编写这本教材时，特别注意做到“融会贯通”和“学以致用”。什么是“融会贯通”?语法是一个层级体系，同一个平面上的各项之间，特别是不同层级之间的内在联系，相互关系，理解掌握起来比较困难，而这又是十分重要的。本教材区别难易，注意在难点上多下工夫，详细讲，反复讲。什么是“学以致用”?就是把知识和语言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对一些语言现象，引导学习对象去注意，去研究分析。这样不仅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而且抽象的知识也就化成了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东西，容易在脑子里生根。本教材收集了较多语言运用不当的例子，包括实词的运用、虚词的运用、句子的组织、复句的组织等等，运用介绍的语法知识去分析其语言表达，指出什么地方偏离了组词造句的规则，不符合文从字顺的要求，以及怎样修改。
“著书立说”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和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我记取前人的教导，也努力这样做。语法修辞看似单纯，其实涉及的领域很广，有关语言的学科不用说了，其他比如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逻辑学等等也都十分重要。“文革”后不久，复旦大学郭绍虞先生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问世。其中提出了汉语音乐性的问题，对我很有启发，这是一个应该深入探讨的方面。为了进一步研究，我去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求教，设法弄一些学习资料。北京广播学院距北大较远，半道上“风云突变”，下起滂沱大雨，马路上空无一人。淋着雨，心里想，“取经”难哪，这是老天在考验我呢。我国著名播音员、时任播音系主任的齐越先生接待了我。他很热情，可“四人帮”粉碎不久，百废待兴，许多工作他们也还没有来得及开展，不过还是搜集了一些送给我。平时，我很喜欢听广播，除了内容，那悦耳动听的语流也很吸引人。它或是舒缓优美，流畅平和，或是急速铿锵，激情澎湃，其中分明有着节律。我常常打着拍子，聆听、欣赏、辨析、思考。“双音节化是现代汉语的主要节奏倾向”，这一论断不只是表现在双音词的选用较多上，还表现在四音节语音段落的顿歇上，尤其是成语，不论语法结构如何，一般均可二字一顿。不可思议的是，散落的句子，特别是书面语，你读得慢一点，某些结构上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单音词，竟然也可以连在一起。这种复杂的语言现象，其中有语法问题，也有修辞问题，甚或和某些双音词的构成都有关系。这些只有留待年轻人来进一步研究了。
我于1974年做了胃大部切除手术，身体一直很不好，自己虽然有写一本语法修辞教材的愿望，但迟迟不敢动笔；完成平时教学任务已感费力，更何况这是一项要求甚高、难度不小的工程啊。也曾有出版社请我写一本这方面的书，我有畏难情绪，不敢接，谢绝了。1999年，商务印书馆张万起同志从蒋绍愚同志(同在一个系，又住在一起)那里了解到我的一些情况，又提出这个问题，约请我写一本《实用语法修辞》。我们都是同窗好友，他鼓励我，应该对自己一生的教学作一个总结，并宽我的心，说在交稿日期上可以不限。这增加了我的勇气，坚定了我的决心。2000年，因系里交给我一项紧迫任务，不得已，只好半途停下，2002年底才又重新拾起来。这个教材拖延日久，内心很是歉疚，可又不敢也不愿马虎从事。我很羡慕有的人才思敏捷，效率甚高，而我，却像老牛破车，非常吃力。一章一节，一个意思的解说，乃至一个例子的分析，都非常艰难，简直是在进行一场“巷战”，建筑物在一座一座地夺取。2004年，终于完成。但是，随后的体检发现残留的胃部长了肿瘤，而且较大，必须立即手术。——此前一年体检时，就发现有可疑阴影，医嘱要作进一步检查。当时急于完成书稿，加上一些其他原因，没有理会。2005年4月底，住院手术前夕，在老伴的“保驾护航”下，将书稿送到了出版社。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现在胃已全部切除，可我并不后悔。要是早一年停下来，那这个教材就夭折了，因为别人是难以接手的。何况那个“残胃”也已破破烂烂，切了倒是根除了一个隐患，今后我再不会犯“胃病”了。
本教材编写时，学习、参考了许多语法修辞方面的著作，受益甚多。
限于水平，教材中缺点、错误一定不少，衷心地欢迎批评指正。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陆俭明、马真、蒋绍愚、苏培成等教授给予了很多帮助，特别是侯学超教授不辞辛劳，审阅了全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商务印书馆张万起编审、谢仁友博士、曲清琳同志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热情地予以支持。这里，谨致深深的谢意!
李庆荣
2006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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