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前言
在我们这个社会交流系统发生转变的时代，换句话说，在这个媒体时代、全球化的时代，对于变化所属的类型所进行的诘问无处不在，包括图书馆所代表的这个较多得到保全的空间。书籍在我们已知的形式下，将会扮演怎样的角色?在印刷品似乎失去了长久以来一直属于它的垄断性而让位于那些“新媒体”的时代，书与图书馆的角色又将如何呢?继而，传统上在文字及其历史表现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一些民族集体将怎样定义呢?在这样一个文化越来越相互渗透、文化在相对的竞争和便利中得到确立的时代，这些民族集体将如何以一些可能的新的组织思想来理解和组织它们之间的关系呢?
面对这些重大现象，历史学家需要对自己提出问题，而书籍和媒体史的研究者则可能同时带来答案中的一些基本要素。可能做到这点，是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媒体革命肯定不是第一次了，其他一些“革命”已经发生过，另一些“革命”今后仍会发生。将我们新的千年的开端与谷腾堡(Cutenberg，约1398—1468)的肇始时期，与“纸谷”(paper valley)即莱茵河谷时代之间进行比较，对于这个问题是很切中要害的，可以使我们发现在长时段中的那些恒定属性。同样，虚拟(virtualite)的作用也不是一个新现象：1493年在纽伦堡(Nuremberg)，当安东•科贝格(Anton Koberger，约1445—1513)在哈特曼•舍德尔(Hartmann Schedel，1440—1514)的《编年史》(Liber chronicarum，见下面的图1与介绍)卷首插入根据内容按字母排序的索引的时候，他使我们意识到这个“外在化”(externalisation)的进程，是记忆外在化的出现，这一进程的加速标志着西方的现代性。在16世纪，书籍完全成为操纵世界的工具(故而也成为权力工具)，而图书馆则是这些操纵行为得到确立的实验室。虚拟世界是一个纸上世界，这个纸上世界的第一份清单是由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sner，1516—1565)列出的，纸上世界依靠的载体越单薄它就越强大。
但是历史学家所以能够带来答案的一些基本要素，还因为他早已习惯于文明间摩擦和全球化的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伴随的各种进程，比如“非本土化”(delocalisation)的进程。历史首先是一门关于相对性和比较的科学，是跨越时间的，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同样是跨越空间的，从一个集体到另一个集体。古老的欧洲因为语言、文化和民族上的极大的多样性，显然是发展出一种问题论的绝佳场所，这一问题论至今仍与我们直接相关——前南斯拉夫的不断瓦解就是一个证明。对于书籍的历程，在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比较，无疑从另一方面强调了市场在谷腾堡思想方式的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伴随着活字印刷术，书籍也成为了一种“商品”(让我们来重复费夫贺[Lucien Febvre，1878—1956]和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的绝妙用语)，而这一现象的结果是重大的。对于这一点，我们此处仅限于谈三点意见：
(1)之所以活字印刷术能够发明，并且于15世纪中期在欧洲被有系统地利用，那是因为相当数量的金融家投资了相当可观的金钱给那些由技师们所进行的实验，如谷腾堡、普洛科普•瓦尔德弗格尔(Prokop Waldfogel，15世纪)，甚至于延森(Jenson，1420—1480)和彼得•舍费尔(Peter Schoffer，约1425—1502)。
(2)这些投资之所以能进行，是因为存在着一个能从中获利的书籍的“潜在市场”，所以同样应当研究西方13—15世纪稿本书籍市场大大扩展的产生条件。
(3)最后，资本主义的思想方式和市场机制(供给与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解释了不久后人们在生意中和印刷所与书店的地理分布上所观察到的专门化，另外还解释了成为这一领域特色的产品革新的进程。在这些方面，中国与欧洲或西方的模式之间似乎有根本区别，至少一直到19世纪都是如此。最后，显然不用说在15世纪出现的将媒体作为商品来界定在当今已经达到了实际上是无穷的规模。
开辟比较的道路，进行或者深入交叉对话来同时深化共有的认识，这便是我们组织双边研讨会所追求的目标。本书收集了这次讨论会的论文。研讨会的计划是在北京与法国专家们一起合作才形成的，它肯定了交流的丰富与多样性。作为简短总结，我要说，重新回顾研讨会的过程，我们要感谢的人很多，这也是友谊的证明。我们在此仅能列举一些主要组织机构，首先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国家图书馆，他们支持了这个项目，并在善本部这个久负盛名的地方承办会议，这里对于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学家是多么有象征意义啊。另外，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一直努力使活动取得成功。在此，我们向所有人表示诚挚感谢。最后，这项工作并不会以这些论文出版而结束，这些论文标志着我们共同进行的新的交流和研究的开端。
巴比耶
(周莽 译)
面对这些重大现象，历史学家需要对自己提出问题，而书籍和媒体史的研究者则可能同时带来答案中的一些基本要素。可能做到这点，是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媒体革命肯定不是第一次了，其他一些“革命”已经发生过，另一些“革命”今后仍会发生。将我们新的千年的开端与谷腾堡(Cutenberg，约1398—1468)的肇始时期，与“纸谷”(paper valley)即莱茵河谷时代之间进行比较，对于这个问题是很切中要害的，可以使我们发现在长时段中的那些恒定属性。同样，虚拟(virtualite)的作用也不是一个新现象：1493年在纽伦堡(Nuremberg)，当安东•科贝格(Anton Koberger，约1445—1513)在哈特曼•舍德尔(Hartmann Schedel，1440—1514)的《编年史》(Liber chronicarum，见下面的图1与介绍)卷首插入根据内容按字母排序的索引的时候，他使我们意识到这个“外在化”(externalisation)的进程，是记忆外在化的出现，这一进程的加速标志着西方的现代性。在16世纪，书籍完全成为操纵世界的工具(故而也成为权力工具)，而图书馆则是这些操纵行为得到确立的实验室。虚拟世界是一个纸上世界，这个纸上世界的第一份清单是由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sner，1516—1565)列出的，纸上世界依靠的载体越单薄它就越强大。
但是历史学家所以能够带来答案的一些基本要素，还因为他早已习惯于文明间摩擦和全球化的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伴随的各种进程，比如“非本土化”(delocalisation)的进程。历史首先是一门关于相对性和比较的科学，是跨越时间的，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同样是跨越空间的，从一个集体到另一个集体。古老的欧洲因为语言、文化和民族上的极大的多样性，显然是发展出一种问题论的绝佳场所，这一问题论至今仍与我们直接相关——前南斯拉夫的不断瓦解就是一个证明。对于书籍的历程，在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比较，无疑从另一方面强调了市场在谷腾堡思想方式的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伴随着活字印刷术，书籍也成为了一种“商品”(让我们来重复费夫贺[Lucien Febvre，1878—1956]和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的绝妙用语)，而这一现象的结果是重大的。对于这一点，我们此处仅限于谈三点意见：
(1)之所以活字印刷术能够发明，并且于15世纪中期在欧洲被有系统地利用，那是因为相当数量的金融家投资了相当可观的金钱给那些由技师们所进行的实验，如谷腾堡、普洛科普•瓦尔德弗格尔(Prokop Waldfogel，15世纪)，甚至于延森(Jenson，1420—1480)和彼得•舍费尔(Peter Schoffer，约1425—1502)。
(2)这些投资之所以能进行，是因为存在着一个能从中获利的书籍的“潜在市场”，所以同样应当研究西方13—15世纪稿本书籍市场大大扩展的产生条件。
(3)最后，资本主义的思想方式和市场机制(供给与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解释了不久后人们在生意中和印刷所与书店的地理分布上所观察到的专门化，另外还解释了成为这一领域特色的产品革新的进程。在这些方面，中国与欧洲或西方的模式之间似乎有根本区别，至少一直到19世纪都是如此。最后，显然不用说在15世纪出现的将媒体作为商品来界定在当今已经达到了实际上是无穷的规模。
开辟比较的道路，进行或者深入交叉对话来同时深化共有的认识，这便是我们组织双边研讨会所追求的目标。本书收集了这次讨论会的论文。研讨会的计划是在北京与法国专家们一起合作才形成的，它肯定了交流的丰富与多样性。作为简短总结，我要说，重新回顾研讨会的过程，我们要感谢的人很多，这也是友谊的证明。我们在此仅能列举一些主要组织机构，首先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国家图书馆，他们支持了这个项目，并在善本部这个久负盛名的地方承办会议，这里对于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学家是多么有象征意义啊。另外，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一直努力使活动取得成功。在此，我们向所有人表示诚挚感谢。最后，这项工作并不会以这些论文出版而结束，这些论文标志着我们共同进行的新的交流和研究的开端。
巴比耶
(周莽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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