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经济增长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经济增长对于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引起了东西方经济学家的普遍关注，始终是经济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剖析了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提出了剥夺剥夺者的政治结论，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马克思的分析，尽管有其明确的指向，但却是以经济增长为前提展开的，并大量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蕴涵着丰富的经济增长思想。西方经济学家则把经济增长、财富增加作为研究的主题，从各个侧面探讨了经济增长问题，尽管有其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的动机，但却对经济增长机理做了较为系统深入的分析，对实际经济增长有重要的操作意义。特别是二战后，一大批民族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纷纷把发展民族经济、摆脱旧经济秩序的束缚、增强国力作为首要目标，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更为强烈，从而强化了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实践的指导作用，又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经济增长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建国初期医治战争创伤、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兴建了一批大型项目，使国家走上了经济增长的正常轨道。但随之而来的各种政治运动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等等，使经济增长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发展目标逐渐被人们淡忘，不仅完全偏离了发展经济、增强国力的方向，而且将经济增长的既有基础基本消耗殆尽。也正是在此期间，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发达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声而起，多个国家同时进入持续高速经济增长期，一批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实现了经济跳跃发展，迈入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这一时期经济增长上采取的截然相反的动作，拉大了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我国经济增长被远远甩在了后面，并进而影响到国内经济和国际地位，形势愈加严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地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澄清了对发展生产力、推进经济增长的模糊认识，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是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起基础性作用。关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揭示了我国现阶段最大的实际和最本质的特征，揭示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基本规律，从而为我国新阶段的经济增长奠定了理论基础。二十多年来，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8．3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4040元，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我国的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随着经济增长的快速推进，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结构问题、效益问题等逐渐显现，如何保持适度增长，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如何在经济增长中不断节能降耗减排，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理论上和实践上需要切实解决的紧迫课题。我国正面临着一个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生产和技术发生着革命性变革的经济增长的新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丰富经历，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提供了多姿多彩的实践场景；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为经济增长理论探索开拓了富有想象力的研究视野；我国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创新动力。
我的研究方向是发展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浓厚兴趣，使我始终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经济学研究，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博士期间，我被20世纪70年代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令人炫目的经济快速增长所吸引，下决心深入研究经济增长的规律性问题，把研究的重点聚焦在经济增长的路径上，通过对亚洲“四小龙”等经济跳跃发展轨迹的剖析，揭示了经济增长中的跳跃发展规律，创新了经济增长理论。而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结构变化，经济跳跃发展以主导产业的联系带动为前提，由主导产业的不断更替所引起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是经济增长的又一关键环节。因此，我进入吉林大学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后，把研究的重点又聚焦在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上，通过理论分析和对典型国家经济增长中结构变化的系统考察，揭示了经济增长中结构变化的规律，丰富了经济增长理论。
我从事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是我亲历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进程，特别是亲身投入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实践中，直接进行了操作。近年来，我先后任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地级市副市长、省教育厅副厅长、省政府体改办主任、省长科教助理、省信息产业厅厅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经济增长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建国初期医治战争创伤、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兴建了一批大型项目，使国家走上了经济增长的正常轨道。但随之而来的各种政治运动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等等，使经济增长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发展目标逐渐被人们淡忘，不仅完全偏离了发展经济、增强国力的方向，而且将经济增长的既有基础基本消耗殆尽。也正是在此期间，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发达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声而起，多个国家同时进入持续高速经济增长期，一批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实现了经济跳跃发展，迈入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这一时期经济增长上采取的截然相反的动作，拉大了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我国经济增长被远远甩在了后面，并进而影响到国内经济和国际地位，形势愈加严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地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澄清了对发展生产力、推进经济增长的模糊认识，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是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起基础性作用。关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揭示了我国现阶段最大的实际和最本质的特征，揭示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基本规律，从而为我国新阶段的经济增长奠定了理论基础。二十多年来，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8．3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4040元，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我国的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随着经济增长的快速推进，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结构问题、效益问题等逐渐显现，如何保持适度增长，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如何在经济增长中不断节能降耗减排，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理论上和实践上需要切实解决的紧迫课题。我国正面临着一个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生产和技术发生着革命性变革的经济增长的新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丰富经历，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提供了多姿多彩的实践场景；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为经济增长理论探索开拓了富有想象力的研究视野；我国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创新动力。
我的研究方向是发展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浓厚兴趣，使我始终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经济学研究，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博士期间，我被20世纪70年代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令人炫目的经济快速增长所吸引，下决心深入研究经济增长的规律性问题，把研究的重点聚焦在经济增长的路径上，通过对亚洲“四小龙”等经济跳跃发展轨迹的剖析，揭示了经济增长中的跳跃发展规律，创新了经济增长理论。而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结构变化，经济跳跃发展以主导产业的联系带动为前提，由主导产业的不断更替所引起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是经济增长的又一关键环节。因此，我进入吉林大学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后，把研究的重点又聚焦在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上，通过理论分析和对典型国家经济增长中结构变化的系统考察，揭示了经济增长中结构变化的规律，丰富了经济增长理论。
我从事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是我亲历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进程，特别是亲身投入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实践中，直接进行了操作。近年来，我先后任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地级市副市长、省教育厅副厅长、省政府体改办主任、省长科教助理、省信息产业厅厅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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