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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中国辞赋的经典流变,概念今人的文学担当
不遗余力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为学术界提供前沿理论。
定价:¥58.00
探究中国辞赋的经典流变,概念今人的文学担当
不遗余力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为学术界提供前沿理论。
本书选录1960年代以来发表于《文史哲》的近三十篇辞赋研究作品,而以当代的辞赋研究为主。其中包括对重要的辞赋家如司马相如等研究,也包括对重要的辞赋作品、赋学现象、辞赋史和辞赋理论的研究,还涉及辞赋的文化层面的研究。编选的论文涉及辞赋研究多年讨论的焦点问题,如汉赋的文学自觉问题,杜甫的诗名赋名问题,等等;辞赋的体式、辞赋与政治生态、文化生活以及文本生成等方面的内容。
杜甫曾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题》),诗人对自己在文学领域取得的成就是自知的,然而他对自己仅以“文章”之名享誉文坛而诗名却衰微不彰的现实,却只能报以无限的感慨与无奈。杜甫的文名鹊起于天宝九载末的献赋,此后其卓著的赋名就如一檠炽烈的灯盏,被世人认作了杜甫的标志性符号。而正是由于其赋名的光芒过于耀眼,乃至出现了“灯下黑”的现象,使得杜甫在诗歌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一度被掩盖起来,一直为当时的诗歌选家及其朋辈所忽略。直至杜甫去世近半个世纪后的中唐,人们对杜甫文学成就的认识和评价才逐渐趋于公允。此后随着时间距离的拉长,人们对杜甫当年的煊赫赋名已逐渐模糊乃至淡忘,杜甫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变得完全由其诗歌成就所决定了。正是因为在杜甫生前和死后的接受中存在着这样一个不易察觉的转换过程,所以当代学界在讨论杜甫生前诗名为何不彰的原因时,才会忽略了杜甫当时赋名这个因素,因而就偏离了历史的真实,现在是到了该澄清和扭转这一认识的时候了。
杜甫与李白、王维、高适、岑参等著名诗人均有交往,然而我们只见杜诗中称道李白等人的诗才,却不见上述诗人对杜甫诗歌哪怕只言片语的赞誉。如前所述,当时文人也有不少称赞杜甫诗才的,这些赞誉多是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诗人的少年时期,有李邕、王翰、崔尚、魏启心等人;另一时期,则是诗人的晚年,有郭受、韦迢等人。杜甫《壮游》诗曰:“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诗后自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我们注意到崔尚和魏启心在赞誉少年杜甫文学才华的时候,称其“似班扬”。在中国文学史上,班固和扬雄都以赋闻名,可见这两位文坛耆宿对少年杜甫的称赞,是针对其文赋创作中显露的才华而言。也许是出于科举入仕的目的,杜甫此时的文字训练似乎主要还是集中在文赋上,还未倾其全力于诗歌创作。无独有偶的是,作于大历三年(768)秋的《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云:“视我扬马间,白首不相弃。”可见老友顾诫奢也是以扬雄和司马相如来比拟杜甫的,这与当年崔尚和魏启心的评价真是惊人的相似!作于天宝七载(748)的《奉寄河南韦尹丈人》曰:“有客传河尹,逢人问孔融。”题下原注:“甫故庐在偃师,承韦公频有访问,故有下句。”可见河南尹韦济曾以孔融之才称誉杜甫。在建安七子中,孔融亦以文章擅名,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称其为“扬、班俦也”。因此从韦济称赞杜甫的话中,我们也隐约可见杜甫早年倾力于文赋创作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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