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货可议：唐代货币史钩沉 平装

　　揭示唐代货币未解之谜  古钱币收藏者必备

 

　　1.本书是古钱币收藏者的必备书。书中详细介绍了唐代货币的铸造与流通，对于分辨唐代货币真伪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本书可作为唐代货币研究者的首选用书。目前关于唐代货币研究的书尚未少见，本书作者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解决了唐代货币研究中的一些基础问题，为后来者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3.本书作者研究方法之独到对于同类研究者具有借鉴意义。在占有大量一手资料的前提下如何灵活运用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本书作者的做法让人眼前一亮。

　　心珉自幼热衷于收藏古代钱币，硕士学习阶段又主攻明代货币史，在货币文物的鉴定和研究方面积累了二十余年的经验和心得。2012 年考取为我的博士生后，心珉表达了深入研究中国中古货币史的意愿，渴望在探索中国货币发展脉络的道路上有所建树，希望我能给予帮助和指导。在多次商议之后，确定了心珉的博士论文以唐代货币史为主要研究对象。
　　中国古代知识界对货币文物一直给予着持续的关注，自南梁顾烜首著《钱谱》，历朝历代均有相应的著作问世。特别是清季考据学兴起之后，文人学者对于古代货币的研究更加痴迷，涌现出以翁树培、刘燕庭、鲍子年、李佐贤为代表的一批卓有见识的泉坛名宿，但客观来看，当时对于货币文物的研究，还停留于单纯的收藏考证阶段，人们往往执着于对奇品、稀品的搜求，而忽视了其对于了解社会经济面貌之帮助。事实上，作为社会经济运转的物质载体，古代货币对于我们全面、细致地研究货币所行时代的经济史及相关问题，极为重要，帮助巨大。对相关货币的整理和研究，不仅可以弥补史料记载之不足，而且相对于文献史料来说，货币更具直观性、可靠性，无疑是重要的第一手材料。是故民国建立后，伴随着现代史学理论体系的发展，货币文物开始打破古董雅玩身份的束缚，逐步体现其真实的研究价值。一方面，以丁福保、郑家相等为代表的泉学家积极开拓视野，结社立刊。当时创办的《泉币》、《古泉学》等刊物，已让人明确感觉到泉坛的研究境界正在由潜兴猎奇向借物论理的层面提升；而另一方面，史学界也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货币文物的研究价值，在由社会经济史学泰斗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中，利用货币材料，甚至直接讨论货币发展相关问题的文章，为数不少。然而随着抗战爆发，泉学社团终止活动，《食货》杂志亦告停刊，学界对于货币文物和货币史的关注重新归于沉寂。
　　新中国建立以后，货币史研究领域成果层出不穷，其中尤以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一书影响最为深远。彭氏既精于货币文物的研究，又有深厚的史学功底，加之以治学严谨，视野开阔，用力勤苦，故其所作《中国货币史》学术质量之高，诚为中国货币史研究领域之翘楚。所憾者唯因篇幅所限，对各朝代之货币流通具体情况，不及作更深入细致之解释，为后世学者继续探索提供了空间。多年来，在《中国经济史》一类的经济通史著作中，虽然也对各断代的货币问题有所论述，但限于体例，亦难以全面展开深入探讨。2003 年，汪圣铎《两宋货币史》出版，该书对有宋一代货币之铸造、发行、流通等诸问题，皆作了细致入微的解答，开货币断代史研究之先河，而在唐代货币史方面，学界至今还没有体系化的成果。有鉴于此，我建议心珉发挥自身优势，将货币史研究的时空坐标，划定于有唐一代，在兼顾实物考证的同时充分挖掘货币所蕴藏的史料价值，以期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取得较大的突破。
　　目标明确后，心珉即全身心地投入到文献阅读、史料搜集、相关货币理论学习及有唐一代货币实物的全面搜集、考证中去。数年之中，除上课之外，心珉废寝忘食，孜孜矻矻，经常为一款货币之流行时间、地域范围，影响大小，反复推敲，数年之后，终于推出了这部唐代货币史研究的专著。这一成果，不仅有从实物出发的考证推敲，也包含立足于经济史角度的探索和分析，且所论多有新意，博士论文答辩时，颇得诸评审专家之好评，后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为其博士学习生涯画上了圆满句号，亦可谓不负我望了。近日得其来电称此作将由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出版面世，作为一个青年学者，能够得此机遇，亦足以作为其执着向学的回报了。欣喜之余，草成此文代为作序。专著虽已出版，研究却无穷期！希望其不忘初心，继续努力，再攀高峰。
李天石
丁酉年春于随园

　　我自幼痴迷于泉道，搜求不绝，继而对历史亦渐感兴趣，于是在立志于从事学术研究之后自然而然地也将关注点放在货币史一隅。藏界一些朋友以货币文物俯拾皆是，且土锈斑驳，远不如书画瓷玉之属光鲜亮丽，多有心中暗笑我“玩得太小”者。史学界一些同行则认为货币文物与历史发展之规律方向无甚直接关联，亦窃言我“眼光太窄”，即所谓“学术视野不够开阔”者，然我与货币文物之兴趣纯系天然，且自谓尚能领悟其学术价值之一二，故虽不得广泛之关注，于摩挲青蚨之际撰成三两篇小文自娱，亦可谓自得其乐了。
　　我于随园求学之际，向恩师李天石教授表达了希望继续开展货币史研究的愿望，李老师对我的志趣颇为赞许，并希望我能够在目前尚未有体系化专著的唐代货币史领域开展研究，我亦有志成就这一期许，然学术研究，本以“站立于巨人肩上”为基本方法之一，而欲于鲜受关注之领域挖掘具有创新意义之成果何其困难，故在研究开展过程中，我一心一身皆扑于书山泉海之中，诚可谓行食坐卧，满眼皆“钱”，终于积得此作。
　　尽管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一再重视体系化的意义，然因个人能力有限，一些原本寄希望解决的问题仍然难有突破。如唐钱自开元通宝以降，背有多种星月纹标记，而针对其作用功能及文化背景学者们亦颇有争论，有谓之为钱监、钱炉记号的，有谓之为记时方式的，而彭信威于《中国货币史》中则称此类星月纹或与西人新月崇拜有关，但无论何种说法均缺乏翔实可靠之证据。
　　我曾一度把探究这一问题作为研究重点内容之一，但穷尽史籍亦难以发现与之直接相关的证据，所得者唯一堆难以延伸的头绪而已，草率间断不敢成论，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又“飞钱”通行于中唐，学界多以异地汇兑视之。然以凭信取钱物，唐时柜坊中亦颇常见，而以信物易主取货的例子也颇多，可知对执信者之身份，收受寄存钱物方没有特别的要求。从这一角度看，存款方在经营“飞钱”处获得之凭证，在理论上完全可直接用于市场交易之中，无论易主几番执凭者均可以此直接换取钱绢。换言之如“飞钱”凭信不易主交易，则其不过是汇兑的凭证，而如凭信能于市场交易中直接使用，那么它毫无疑问已具备了纸币的部分职能，则货币史或亦将改写。然我竭尽所能，亦没有发现文献中存在以“飞钱”凭信用于直接交易的证据，故所论也仅仅成立于理想状态，在此权留点滴思路，若后世有相关新材料发现，则可补论据之缺。

　　杨心珉，1985年7月出生于浙江杭州，2015年6月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获中国史博士学位，主攻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与金石学，来在《江苏社会科学》《浙江社会科学》《艺术百家》等国内知名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历任浙江省收藏协会理事、江苏艺术强省研究基地专家组成员、江苏省书画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现执教于湖州师范学院社会发展与管理学院。

　　本书以唐代货币史的一些基础性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立足于文献的基础上借鉴金石学、考古学、文物学等学科之研究法，对有唐一代流通的各类钱币之铸造年代、流通时间和具体性质进行详细地考证，对唐代钱币铸造的基本方法、工艺细节、管理制度进行细致地推敲，对唐代货币政策的变迁和影响进行体系化地梳理，对唐代贵金属的流通问题进行冷静地再分析，所论多有新意。在目前唐代货币研究的书尚属少见的情况下，本书的出版对今后唐代货币更为深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借鉴。

绪　论..........................................................................1
第一章 对唐代各品种钱币的新探索.................................................23
第一节 开元通宝钱的相关考证与研究.......................................23
第二节 乾元重宝钱的相关考证与研究..............................................39
第三节 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非安西都护府铸造说：兼谈单字钱的性质问题56
第四节 咸通玄宝为马楚政权铸造说.................................................68
第五节 现定刘氏诸钱为史氏政权铸造说..........................................78
第二章 唐代钱币的铸造与生产......................................................92
第一节 唐钱的基本铸造方法研究................................................92
第二节 唐钱的金属成分问题探讨..................................................107
第三节 唐代铸币机构辨析.........................................................125
第四节 铸币审核制度的萌芽：唐宋两代进呈样制度之对比..................136
第三章 唐代钱币的流通与管理.............................................139
第一节 私铸问题的延续与初唐政府的缉私政策......................................139
第二节 开元、天宝之际的货币制度改革........................................151
第三节 肃宗、代宗时期的币值变动与中晚唐的钱荒问题......................165
第四章 唐代金银的货币化问题....................................................188
第一节 初唐时金银货币地位的丧失...............................................188
第二节 中唐时金银货币功能不能恢复的原因...................................191
第三节 晚唐时期金银货币功能的逐渐复苏..........................................196
第四节 晚唐时金银货币功能复苏的原因分析.......................................200
第五节 晚唐时期金银流通的局限性................................................204
第六节 对岭南地区货用金银问题的再考察..........................................205
参考文献............................................................................210
后 记.........................................................................222

第一章  对唐代各品种钱币的新探索

第一节 开元通宝钱的相关考证与研究

　　在唐王朝发行的各种货币中，开元通宝无疑是铸造量最大且最为人所熟知的一种，然而一直以来，由于史料记载的相对简略，学界对于这种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货币尚缺乏系统而详尽的认识。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大量极有价值的一手资料开始涌现，使得原有史料的性质和价值获得了新的诠释。

　　一、开元通宝的发行和武德开元版式的确定

　　作为唐王朝的主要通货，开元通宝发行于唐代建国之初，《旧唐书·食货志》载其事如下：

　　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 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

　　另外，《新唐书·食货志》对此事的记载如下：

　　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钱重一两，得轻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隶三体。

　　除此之外，《通典》亦对此事亦有如下记载：

　　大唐武德四年，废五铢钱，铸“开通元宝”钱。每十钱重一两，计一千重六斤四两，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便之。

　　另同书又有自注文如下：

　　欧阳询为文书，含八分及隶体。

　　通过对比三部史料的记载可以发现，《旧唐书》与《通典》皆称开元钱文含隶、八分二体，惟《新唐书》认为应含八分、篆、隶三体。根据现存开元通宝钱面文看，其“开”字“门字框”不从一般篆、隶、分书作“門”，其左右两部分皆与《说文解字》中“户”字篆体写法极类似，应是依托于小篆结构的创制，而“通”字中“甬”的部分则完全采用了篆书的结体，可见在这一问题上《新唐书·食货志》的记载更为客观。但与字体的描述相比，另一个问题恐怕更为重要，那就是有关钱文的书写者的记载。《旧唐书》与《通典》均明确提到，开元钱钱文的书写者为初唐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但从现存实物看，存世的唐代开元钱面文写法各不相同，从细节着手至少可以发现数十种变化，故这些面文不可能都为欧阳询一人所书，这不禁让人对史料的真实度产生了怀疑。另一方面，唐人张怀瓘在《书断》中称欧阳询“八体尽能”，而其中“篆体尤精”，可见篆书可能是欧阳询最为擅长的书体。朱关田曾在《欧阳询书迹考略》一文中对传世欧阳询书迹进行过统计，但在91 件可靠作品却没有一件以篆体书写，故开元钱文恐怕是一窥其篆书造诣的唯一窗口。这样看来，对开元钱文作者的考证就同时具有了来自史学和书学两大领域的要求，其意义不言而喻，而要完成这一目标，还要借助于考古资料的帮助。

　　在唐代，开元通宝的基本钱式一直是得到保护的，唐高宗曾在诏书中将其规定“为万代之法” c，故后世历代李唐君主可能均铸造过不同数量的开元钱。尽管钱文的结字可以大致模仿，但要想达到风格和细节的统一自然是不可能的，这正是开元通宝版别复杂的原因所在。从这一角度看，如欧阳询确为开元钱文的书写者，那么只有武德年间最初铸造的开元通宝是其真正的书迹。

　　在笔者之前，钱币学界已有学者对开元钱版别与时代的关系作了相应的探索，但由于专业领域的局限，这些成果多从钱币学的角度，将形制特点、工艺精度等因素作为划分其时代的证据，其所使用的标本多数也并非经正规考古发掘所得，因此其判断显然是缺乏严谨性的。杜维善在其所著《开元通宝系年汇考》一书中称：“虽然已经有很多的专题论文和书籍涉及开元通宝的分类，但有些是推断，并没有引用考古学出土方面的资料故要了解史料的真实性。” 因而不具备判断时代的能力，这样的批评应是比较公正的。

　　在其专著中，杜氏将开元钱的版式整理后以唐玄宗开元元年与唐武宗会昌五年两个时期为界，划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早期又以唐高宗麟德元年为界分为早、晚两个时段，并强调其“型式分类主要是根据已发表的考古资料”，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看似详尽的时代划分同样存在着严谨性上的问题。首先，杜氏在该书中并未明确指出其选择时代界限的具体理由，是故其所作的划分同样有流于推测的嫌疑，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考古资料亦有其局限之所在。一方面，钱币文物并非是考古发掘详细考察的重点，因此可以利用的图像资料本就不足，因此有限的信息不可能支撑其准确的断代工作；而另一方面，即便是时代最为准确的纪年墓，也只能确保出土文物年代的下限，而不能对其上限作出判断。对于这一问题，杜氏本人似乎也有认识，他在书中指出：“晚期墓葬或窖藏虽有大量开元通宝出土，但大多数是早、中、晚期的混合钱，实际上对分型没有太大的帮助。”a 而事实上，他本人对于中期开元钱，以及早期早、晚二段开元钱的划分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各期钱混合的问题。由此笔者认为，要对开元钱版别作明确清晰的时代划分，在理论上恐怕是不可能的。

　　尽管详尽的时代划分难以建立，但这并不表示考古资料对开元钱版别的时代考察完全没有帮助。虽然各期钱混合出土的问题对判断时代干扰很大，但这种干扰却并不能完全阻碍武德开元钱版式的判定工作。作为开元钱最初发行时的版式，这种开元钱必然经历过一定时间的单独流通状态，是故如果在有明确记年的初唐早期墓葬中出土的开元钱能够表现出特征上的一致性的话，那么武德开元钱版式就可以得到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