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稿 平装刘节作品系列

《中国史学史稿》是以刘节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于中山大学讲课讲稿为基础整理而成，它的出版，对于建设中国史学史这门新学科是一项具有特殊意义的贡献。这部著作见解独到，材料丰富，集中体现了刘节先生对于古代史学的丰富学识和几十年的治史经验。以前出版的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也是一部有学术见解、材料丰富的著作。不过书中没有讲到历史哲学，现在刘节先生这部著作讲到了，这就前进了一步。它在内容上和写法上所取得的成就，为推进史学史研究和写好这方面的专门著作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经验。
 

刘节（1901-1977），原名翰香，字子植，号青松，浙江永嘉（今温州市鹿城区）人。1926年毕业于上海国民大学哲学系，1928年再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历任南开大学、河南大学、燕京大学、浙江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职，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兼金石部代主任，中英庚款会协助研究员，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主要著作有：《楚器图释》、《历史论》、《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论》、《群书叙录》、《古史考存》、《中国史学史稿》、《广韵校稿》（未出版）等。治学范畴包括中国古代思想史、先秦古史、金石学、考古学、古器物学、古音韵学、古语言文字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方面。

《中国史学史稿》为著名历史学家刘节先生遗著，为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多年教课的讲稿，初稿写成于1955年，后做过多次补充修改。该书对于中国古代的历史学、考据学、文字学、金石学、史料学以及思想史和史学史都有研究，书中对于研究历史学、史料学和史学史的对象人物、目的要求和方法态度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

一、叙论...................................................................1
二、释史.................................................................11
三、古代史籍的雏形及其蜕变 ..............................17
四、古代史官与史学..............................................28
五、两汉史学概观..................................................47
六、司马迁与班固..................................................60
七、魏晋南北朝史学概观......................................74
八、文学、玄学与史学........................................114
九、隋唐五代史学概观........................................143
十、刘知幾的史学................................................180
十一、两宋史学概观............................................197
十二、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235
十三、郑樵的史学................................................253
十四、宋元以来史籍刊刻的经过 ........................269
十五、辽金元明史学概观....................................285
十六、王夫之的史论............................................322
十七、《明史》修订的经过 .................................342
十八、清代史学概观............................................372
十九、章学诚的史学............................................431

导读：史学史学科“必传之作”
陈其泰
刘节（1901—1977），字子植，浙江永嘉（今温州市鹿城区）人，现代著名史学家。父刘景晨先生是著名学者，于1904年考取京师大学堂，中华民国成立后，曾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温州市政协副主席。刘节先生的学术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曾回忆说“幼时父亲灌输文学、哲学、历史知识甚多”。
刘节先生1926年毕业于上海国民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先生研习古代史。1928年毕业，到南开大学任讲师，1930年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曾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金石部代主任。1935年以后历任燕京大学、上海大夏大学、重庆中央大学、成都金陵大学等校教职。自1946年起，长期担任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1950年至1954年任系主任），达31年之久。
刘节先生在古代史、古文字学和古器物学、先秦诸子思想、史料学和史学史等诸多领域均有重要建树。1927年撰成的《洪范疏证》是学术界首次对《尚书•洪范》篇撰成年代进行系统、严密考证的名文。他成功地运用比较归纳方法，广引先秦典籍及青铜器铭文考辨分析，举出篇中“皇”字之训义、韵语的协韵规则等项确证，论证其撰成必在战国时期，此说后来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说：“凡此皆经科学方法研究之结果，令反驳者极难容喙。其余诸条，亦多妙解，可谓空前一大发明。”次年作《好大王碑考释》，征引包括历史学、地理学、文字学、音韵学、金石学、考古学等门类的典籍，及朝、日文献，详密地考证高句骊国好大王在半岛上扩张过程中有关国家、部族、城邑、山川的地理位置，以及部族渊源和活动范围等，成绩大大超过前人。1943年著《管子中所见之宋钘一派学说》，发掘出《管子》书中的《心术》（上下）和《白心》、《内业》四篇是宋钘一派的著述，并系统地探讨其“白心”说的内容、体系、渊源和演进途径，很受学术界的重视。总之，勇于提出新见、考证严密详实为其治史主要特色。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古史考存》一书，为其主要考证文章之结集。前期著作还有《历史论》、《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论》等。
《中国史学史稿》是以刘节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于中山大学讲课讲稿为基础整理而成，它的出版，对于建设中国史学史这门新学科是一项具有特殊意义的贡献。这部著作见解独到，材料丰富，集中体现了刘节先生对于古代史学的丰富学识和几十年的治史经验。以前出版的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也是一部有学术见解、材料丰富的著作。不过书中没有讲到历史哲学，现在刘节先生这部著作讲到了，这就前进了一步。它在内容上和写法上所取得的成就，为推进史学史研究和写好这方面的专门著作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经验。
第一，把重点论述各个时代的主要史家与综述一个时期史学发展的概况结合起来。
这是本书在内容和表述上的突出优点。各个历史时代所产生的成就卓著的史学家，撰写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著作，代表一个时期史学的最高成就。“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所写的名句用到史学发展史上同样是很恰当的。史学史著作必须对这些主要史家作深入的论述，这对于阐明史学演进规律，总结史学遗产，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史学史又应该反映出一个时期史学发展的概貌，扼要地论述到其他史家作出的贡献。本书做到了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书中对一些最重要的史家，如司马迁、班固、刘知幾、杜佑、司马光、郑樵、王夫之、章学诚，都辟有专章或专节论述，讲生平事迹、学术贡献和对后代的影响，既讲成就也讲不足。最值得我们重视，也是最突出显示刘节先生的学术功力与高明史识的，是书中所设《司马迁与班固》这一专章。刘节先生十分精辟地论述《史记》、《汉书》创立纪传体史书这一辉煌成绩在史学史上的巨大意义，肯定《史》、《汉》都是有思想体系、有严密组织的巨著，论述班固虽然变《史记》之通史为断代史，但《汉书》中仍然贯穿了会通之义，指出光从通史和断代史上区分马班之高下优劣并不正确。其论云：“中国史学界出现了司马迁与班固，真是要大书特书的事。……在这样早的年代，我们中国就有这样有思想体系、有具体计划和严密组织的著作，而且用光华灿烂的文字写出来，是一件很值得纪念的事。这是因为中国的史学，在先秦时代已经奠定了基础，《春秋》、《国语》、《国策》、《世本》，是先秦时期的四部大著。司马氏、班氏父子，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辉煌的成绩来。从此以后，纪传体的所谓正史，就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要体制。不只是国内，就是东亚各国如《大日本史》、《三国史记》、《高丽史》、《大越史记》，这些日本、朝鲜、越南各国的正史，都是受他们的影响的。这功劳不能不说是很巨大的！纪传体的创立是司马迁父子之功，断代为史的创例，是班固之功。……事实上，即使是断代为史，会通之义照样可以贯串在里面的，不一定上下古今，才能算是会通。所以郑樵之推崇司马迁是不错的，一定说断代为史没有会通之义，就不正确了。照我们现在看来，为便于收集史料，断代修史，确乎有许多好处。不过司马氏与班氏的著作内容很丰富，若光从通史与断代上分优劣，还很不够的。”又说：“班固《汉书》体制模仿《史记》，而改通史为断代，于二百三十年间史事之记述则甚整齐划一。所以刘知幾《史通•六家篇》中说他：‘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至于《汉书》十志，远远超过司马迁。”当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曾评价说，《中国史学史稿》在20世纪的史学史著作中，标志着重视对历史思想作分析、评价之新风格开始出现，因而是必传之作。从上面举出的刘节先生对《史》、《汉》的评论，即可见一斑。刘节先生又指出《史记》“考核之功则不足”。对于班固，著者说：“《汉书》十志，远远超过司马迁。”这样评价马班史学的优缺点，是中肯的。
正确评价著名史家的学术贡献固然甚为困难，而要写好一个时期史学发展的概貌也是不容易的。本书对各个时代史学概况的论述，常能提纲挈领而又避免空泛。如《隋唐五代史学概观》一章，著者首先从五个方面说明其发达情况：官修正史制度的确立：《史通》对前代史家的总结：《通典》产生，标志着“以制度为中心的政书体”的出现；又有会要体等，“收集当时的制度、文物、社会组织、风俗习惯”等资料；五代时期仅五十年，史学也有成就，十国都有史书。举此五项提挈全章，是著者在熟悉史学演进情况的基础上所作的概括，给读者以清晰的印象。以下分节作了具体介绍。在“唐代的历史家和他们的历史哲学”一书中，对以往史学史研究者所忽视的柳宗元、刘禹锡的史论作了评述，见解独到。指出柳宗元论历史家的责任所讲的“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等话，“是完全正确的”。并肯定了《封建论》“认为社会的发展，原是一种自然之势，决不是那种种神秘而不可解释的原因。”（同上页）赞扬刘禹锡《天论》中所表达的“人定胜天”的进步观点。
第二，总结、评析不同时期史学所具有的时代特点。
历史家的作品是凭借各不相同的时代条件，为了回答各不相同的时代课题而写的，不同时期的史学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如何把史学著作跟它所产生的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联系起来考察，说明其独特的时代色彩，揭示其实质意义，这是史学史研究中必须足够注意的问题。本书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例如，论述魏晋时期史学时特别拟定了“文学、玄学与史学”这一标题来说明其时代特点。刘节先生说：“这个时代的史学界有一种特殊风气，与汉代以前固然是不同，与隋唐以后也大不相同，我们讲史学史的人，必须把这个时代的精神讲出来，才可以说是完成任务。”“就一般风气来说，当时一般文人都是兼通玄学的。”“这就可以看出当时人治史，并不满足于千头万绪弄不清的历史事件，还想要在这些错综纷乱的历史事件中归纳出原理原则来。”“在当时的社会里，其要求有二：其一，是通古今；其二，是笃名教。”袁宏《后汉纪序》就是典型代表。这些都是紧扣时代特点来论述的。
再如，刘节先生联系到明清之际的历史大变动，提出王夫之史论的主要贡献是“极丰富的反传统精神”。围绕这一中心，书中论述了王夫之的历史哲学的基础是具有唯物思想的“道”“理”论；论述了王夫之的“人类社会发展史观”，他认识到人类是从野蛮进化到文明，所谓三代盛世是不能与后代相比的，反对复古主义；论述了王夫之反对正统说，反对专制统治，提出“天下，非一姓之天下”的进步主张。这些见解，都相当深刻地揭示了王夫之史论的时代意义。
又如，《章学诚史学》一章同样突出地密切联系时代的特点来论述章氏的学术思想。刘节先生说：“章氏所生存的时代，就是清朝考据学正盛行的时代。当时的朴学大家戴震正在高视一世，成为一代宗师。但是章氏就在这个时候提出‘六经皆史’一句口号来告诉一般考据家、经学家、说明他们的工作原就是考辨史料这一个道路。若要这一个史学家，单单作一些史料考订工作，还是很不够！”又说，当时的许多学者，“都不知道把哲学同历史结合起来谈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并且要在这个过程中，看出将来社会的趋向，这是历史家的基本任务。章氏居然掌握了这一基本精神，来批判当时的思想界、学术界，真是一伟大而有创见的学者。”刘节先生尤其赞扬章学诚与当时盛行的理学唯心主义相对立，能从社会生活来认识所谓“道”。并认为，“这样一种对于道的看法，分明是经过戴东原向程朱学派进一步打击之后的更深刻的分析。”由于著者确实把章学诚的思想学说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来考察，因而作出的论断就更有说服力。
第三，注重阐述史学演进的渊源联系，考镜学术源流。
刘节先生认为，历史学中考据、疑古二派，到了宋代“都有鲜明的旗帜，而且都有很强有力的代表，足以为后世史学打下坚实的基础。”考据一派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北齐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有《音辞》、《书证》诸篇，对于古籍考订实开其先声。“到了唐朝，其族孙颜师古，著《匡谬正俗》一书，其书与后来王应麟之《困学纪闻》，实同为考据学的先锋。”可见宋代之历史考据学，实渊源于颜之推、颜师古。后来王应麟的考史方法，“对于清代学者顾炎武以下影响皆甚大。”宋代疑古一派的渊源，则可上溯到孟子、王充知幾等人。由于受他们的影响，宋代有更多的史家表现出疑古精神，如司马光对于上古一些事情的怀疑，欧阳修直斥河图、洛书说法的“怪妄”，王安石对《春秋》及三传的怀疑等等。而宋代史家提出来的疑古课题，“到了清代，都得到进一步的深入。”这些论述，很能说明本书注重阐明学术渊源流变的特色。
类似的论述精彩的地方还有不少。讲清代浙东学派可以溯源到宋代的吕祖谦、陈亮，因为“他们都是主张学问必须见之于事功”。而黄宗羲，又是“浙东学派的祖师”。讲章学诚的学术渊源时，则理出了如下一条线索：“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文史之学，已有专著阐发其中相关之理。如刘勰《文心雕龙》有《原道》、《征圣》、《宗经》、《史传》各篇。到了初唐，刘知幾著《史通》，就以专论史家著史为目的。宋代的郑樵著《通志》，其中《校雠略》上继刘歆、班固，但是深辟断代史之非。同时又有高似孙著作《史略》，评骘五代以前史籍略尽。章学诚的学问，主要出于这一系统，而尤重刘向、歆父子的辨章学术流变之学。”（第377页）重视历史的联系，不孤立地看问题，这对于我们是很有启发的。书中论述崔述《考信录》也是这样，说自他以后，“中国史学界才真正出现了疑古风气，而这种风气一直影响于清代的今文学派。”
第四，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材料。
例如《东观汉记》一书，一般只被简略提及而已。本书则引用各种材料说明：最早受命作《东观汉记》者是班固，他与陈宗等共撰世祖本纪等二十八篇；著书出力最大者是刘珍，在他手里书已基本完成；《东观汉记》实际上是第一部官修史书，体例为纪传体，又设有载记，载刘玄以下至公孙述，又有百官表，与《汉书》相同。这样就使读者对《东观汉记》一书有较多的了解。又如，“唐代史官及注记制度”一节，引用了《册府元龟》、《文献通考》、新旧《唐书》的志和传、高似孙的《史略》、陈鳣《续唐书•职官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资治通鉴》等十几种记载加以说明。再如，书中对宋代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玉牒所、会要所等的设置和修撰情况叙述也甚详，其中广引《东京记》、《山堂考索》、《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十几种记载。书中还写有“《明史》修订的经过”一章，详引了有关材料，“意在给研究《明史》者开辟一条途径。”
上述四项，对于推进史学史研究和撰写专著，都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经验。此外，书中有些见解，是刘节先生结合自己多年的治史体会总结出来的。“叙论”中讲到“历史家对人类要负一些什么责任”，应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著者对历史考据学的看法也值得注意，他说：“历史考据学是为发现社会发展规律一义服务的，如果认为历史考据学包括了整个历史科学，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对于考据学大盛的清代，著者肯定其成就，说：“清代学者，更从名物训诂、地理沿革等等方面，旁证曲喻，以明郢书燕说之非，使事事皆合物理事理之实，这是澄清历史著作中主观主义的好方法”；同时又指出，清代史学虽“深透细致可称，而波澜壮阔则不足”，“问题就在历史家不敢接触到社会实际”，“因而距离社会发展规律一义日远，停留于就事论事，不敢深入研究社会的内幕，更无发扬蹈厉的气象可言了。如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类伟大著作，就一部也没有了。”（第5页）考史本是刘节先生的一项专长，他在建国初期曾有《古史考存》一书问世，而他对考据学却有这样比较清醒的认识，显然是解放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结果。清代考据学的评价问题在学术史上曾一再被提出来，刘节先生的这些意见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本书还反映了刘节先生在学风上敢于说出自己的见解又能采纳别家之所长的特点。如，书中明言讲《通鉴》是参考了张须先生《通鉴学》的成果；讲王夫之史论，是参用了侯外庐先生的看法。关于史学史的分期，既说明了著者原来的看法，又声明他更加赞同当时其他学者的见解。在学术问题上，毫无主见、随波逐流与囿于己见、排斥异说两种态度都是有害的。刘节先生注意学习别人长处的态度，对于我们也很有启发。
刘节先生留下的这部讲稿得以整理出版，其中包含着中山大学曾庆鉴等几位同志的辛勤劳动。同时，也因为本书原来是一部讲稿，所以存在一些缺点也是毋庸讳言的，如有的材料选择不甚严格，在提法上有的尚欠允当之处。然而某些不足并不影响本书在总的方面具有的重要价值。
毫无疑问，《中国史学史稿》是刘节先生给我们留下的一份珍贵的学术遗产。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担负的任务既重要又艰巨，因为这里涉及到的是要对众多历史家及其学术作出评价，必须知人论世，方能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正如恩格斯所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8页）前人的成就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作为继续前进的基础。时代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更加努力。

201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