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志随笔 精装

读《五行志随笔》，可神游万里，思接千年。接续“糟粕”处断裂的历史文化，展现古代中国人眼中的世界图景。

谈及中国传统文化，阴阳五行是绕不开的概念。“五行必合阴阳，阴阳说必兼五行。”阴阳五行相辅相成，构成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哲学。
《五行志》自东汉班固《汉书》始，至《清史稿》均有相关内容记载。何为“十妖”？何为“六祸”？为什么这些“怪力乱神”的现象会被记载在以“志”为名的史书上？今日我们看作传说怪谈的故事，却是古人眼中“真实客观”的外部世界图景。
《五行志》还记载了众多当下备受影视文学作品关注的历史人物。这里有“最坏的皇帝”“反叛的皇子”，还提到了数十位被史官认定为“害人者”的女性。吕雉、赵氏姐妹、独孤伽罗、杨玉环、武则天……从“红颜祸水”的恶名上升为“社会灾异”，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必然不会做出这样荒诞无稽的评价，那么古人为何会那样想呢？
《五行志》从天人感应的角度把人事、气象与灾祸联系在一起，有制衡君权的意图。今天来看自然有一些迷信附会，但保留了一些珍贵的古代气象资料及古人的气象观，也丰富了文学小说的创作素材，具有积极的科学文化价值。因此，这将会是一部兼具学术性和趣味性的随笔。
世间怪异事，尽在五行中。古人眼中的外部世界图像并非全然无稽，其中有朴素的科学观念，亦有灿烂的传统文化。
 

 

俞晓群，出版人、专栏作家。曾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万象》杂志主编，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社长。主持策划出版“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国学丛书”“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海豚书馆”“海豚文存”等。著有《自然数中的明珠》《数术探秘》《数与数术札记》《人书情未了》《一面追风，一面追问》《这一代的书香》《前辈》《蓬蒿人书语》《那一张旧书单》《可爱的文化人》《精细集》《我读故我在》《一个人的出版史》《杖乡集》《中国出版家•王云五》《书香故人来》《两半斋随笔》《书后的故事》等。

《五行志》从属于史书的“志”这一篇目，记录了各种奇怪的现象、灾害以及阴阳学说。从《汉书》初设《五行志》直至《清史稿》，中国古代正史中有十五部正史含《五行志》（或与“五行志”性质类同的志书）。千余年间，正史《五行志》的撰述绵延不绝，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 本书即针对二十五史中的《五行志》内容，对其进行记录、梳理和研究，如整理正史中的鬼、妖、孽，六祸、六痾和六眚六祥，讨论“最坏的皇帝”“最坏的妃子”，挖掘隐藏在“迷信”背后的历史发展和政治现象。 “五行志”从天人感应的角度把人事、气象与灾祸联系起来，看似充满迷信附会，实则保留了一些古代气象资料，以及古人的气象观，有一定参考价值，包含大量历史信息，生动反映了当时社会与政治的变化。

序一  周山  
序二  江晓原  
自序  
上编
十五史  
五行六事  
六咎
六恒
十妖
十二孽
六祸
六痾
五眚五祥
六沴
八鬼
下编
最坏的皇帝
后妃恶行榜
储君们
反叛的皇子
篡逆者
大臣的恶名
重要典籍记略
为皇家占卜
年号与吉凶
古史舛误考
天空的记忆
祥瑞物
后记

我对二十五史《五行志》及《灵征志》《灾异志》产生兴趣，起始于二〇〇〇年初。当时我刚刚出版一本小书《数与数术札记》，上卷是我阅读十三经时，以其中的数字为关键词，记下的读书笔记；下卷是关于数与数术的专题文章。成稿后，我请王充闾先生作序。我记得，最初王先生对我的学术功底不太了解，他还问我说：“你知道《易经》与《易传》的区别吗？”读过我的书稿之后，王先生大为感慨，写下一篇长序《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交到我手上时，他还将全文一字一句读给我听。然后一面感叹：“晓群啊，你有这么好的基础，为什么不做学者，却要去做编辑呢？”一面又对我说：“你的研究方向很有意思，但只读经书不够，还应该读一读史书，那里的内容更为丰富。”王充闾先生的提醒，引起我对读史的兴趣。但从何处入手呢？这让我想到二十五史中，与科技史研究关系密切的志书，如《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等。还有我在阅读中村璋八、安居香山《纬书集成》时，见到此书中文版前言中，说到中国古代皇家占卜，以谶纬为例说，主要有三种占法在发挥着作用，一是天文占，二是五行占，三是史事谶。在某种意义上，不弄懂弄通这些内容，要想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只能是雾里看花，水中捞月。为什么？因为在浩瀚的古史典籍中，相关的内容几乎无处不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以《五行志》为标的，开始了自己漫长的读史历程，时至今日，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光景。至于“漫长”的原因，大约有三个：一是内容太多。在二十五部所谓正史中，共有十五部史书设有《五行志》，或有类同的《灵征志》《灾异志》。就内容而言，它们又涵盖了整个二十五史。如《汉书·五行志》的内容，就没有局限于汉代的内容，而是上溯到春秋时期；《晋书·五行志》《宋书·五行志》的内容，涵盖了三国、两晋、刘宋时代；《隋书·五行志》的内容，涵盖了梁、陈、北齐、北周、隋等。所以就时间与内容而言，《五行志》的历史记载是连续的，全覆盖的。二是工作太忙。我的本职工作是出版，在辽宁工作时，时间还略为充裕些；二〇〇九年我来到北京工作，一直压力很大，尤其是自己的写作，重点放在撰写与业务相关的大量随笔上，十余年间，有十多本相关著作陆续面世。因此在时间上，也会影响到自己的《五行志》研究。三是难度太大。实言之，在研究《五行志》之初，我低估了这个项目的工作量，本以为像此前研究《十三经》那样，做一做笔记，查找一下前人的注释与解说，再附上自己的笔记就可以了。实则史书与经书研究大不相同，史书的文字量巨大，内容也比经书丰富、庞杂得多。还有《五行志》研究的背景，自古以来，历代史学家对这一门类的内容评价不高，称其牵强附会，众说不一。再有近现代以来，受到极端科学主义的影响，《五行志》一类学说，更是被归于历史糟粕，专门性的研究很少，因此可以参照的资料也很少。另外就内容而言，虽然班固《汉书·五行志》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五行志》体系，但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历代史官们在继承班固《汉书·五行志》基本框架的同时，根据自己的认知，不断改变《五行志》的记叙方式，甚至改变班固建立《五行志》的许多初衷，比如将祥瑞的内容，以及一些单纯的自然现象等内容，也简单地归入其中，这也为我的“纵向式古史研究”，增添了许多难度与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