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传记文学二十讲 平装

　　《史记》文学价值研究力作，彰显传记文学之魅力。

　　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时，曾给本科生与研究生开过“《史记》研究”与“古代传记文学研究”两门选修课。为配合上课，也曾出版过一些相关的教材，如《史记选注集说》、《史记评议赏析》、《中国传记艺术》等。1998年退休以后，我对这两方面的研究动态，还是很关心的，也参加过一些相关的学术活动。
　　在这次出版的《〈史记〉与传记文学二十讲》中，有几篇是写于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如《司马迁与先秦士风之终结》、《司马迁的文学观》等四五篇，但更多的是退休以后新写的，如有关楚汉战争与汉代历史的一些篇章，以及《〈史记〉十表总论》、《有关〈孔子世家〉的几点再思考》、《〈史记〉叙事中的自相歧异》等。有关唐宋作家的几篇，有的部分曾见于我旧著的《中国传记艺术》，但现有的几篇都是经过重新修改增补或是改写过的。说心里话，我之所以愿意出版《〈史记〉与传记文学二十讲》这本小书，就是为了向读者朋友们推荐韩愈、欧阳修、苏轼等人与“传记文学派生艺术”中的一些好文章。我对这部分内容实在是太喜欢了，每当想起韩愈、苏轼，尤其是欧阳修那些脍炙人口的碑文、墓志铭，那些闪现着时代风采，那些忧国忧民、关心现时政治的文章，不由得令人内心为之怦怦然。
　　2013年，中华书局新校本《史记》出版之日，《博览群书》杂志第12期出了一期专号，邀请研究《史记》的一些老人撰稿以示庆祝。编者邀我写了一篇《我怎样与〈史记〉结缘》。碰巧这一年恰好是我跟着蒋先生学《史记》，研究生三年期满的第50年，也正好是我回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第50年，也正好是我80周岁。于是我就把50年前我如何开始跟着蒋先生学《史记》，以及毕业后的几十年间如何研究《史记》、如何讲《史记》，以及对国内、国外如何宣传《史记》等作了一些回忆。如今商务印书馆要给我出一本《〈史记〉与传记文学二十讲》，其中主要讲的是《史记》和一些与《史记》有关的内容，我用《博览群书》发表的文章作为这本书的前言，并于后记志之。感谢《博览群书》杂志，感谢过去一道工作的师友伙伴，感谢当时积极热情的同学们。

韩兆琦
2016年7月28日

　　韩兆琦，男，1933年生，天津市静海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随后考入复旦大学，师从蒋天枢先生学治古代文史，1963年研究生毕业。此后长期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从事古代文史方面的教学与研究，曾出版《史记笺证》（2004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全本全注全译《史记》（2010年，中华书局）、《史记讲座》（2008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传记艺术》（1998年，内蒙古教育出版社）、《中国古代散文专题》（200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等著作。现为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

　　《〈史记〉与传记文学二十讲》是《史记》与传记文学研究大家韩兆琦先生关于传记文学的研究成果的文集。韩先生以《史记》为中心，并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几位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人物的写作风格和代表作品为研究对象，深度研究了传记文学这种文学重要文体在中国的发展历程。韩先生追踪溯源，认为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成熟应该以《史记》为起点。《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史记》首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描绘了众多历史人物，它凸显了传记文学这种文体的基本特征和不同于普通人物传记的强大艺术感染力。

第一讲 司马迁与先秦士风之终结　// 1
第二讲 司马迁的文学观　// 11
第三讲 司马迁的审美观　// 26
第四讲 从项羽、刘邦二本纪的写法看司马迁的史学与文学　// 42
第五讲 “汉三杰”的历史功勋与其各自的人生道路　// 69
第六讲 吕后执政的历史教训　// 97
第七讲 “文景之治”与其神圣光环下的黑暗　// 109
第八讲 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与其晚年悲剧　// 123
第九讲 关于《史记•孔子世家》的几点思考　// 140
第十讲 《史记》十表总论　// 153
第十一讲 《史记》书法释例　// 179
第十二讲 《史记》中的特殊修辞与畸形句例　// 198
第十三讲 《史记》叙事中的若干自相歧异　// 222
第十四讲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略论　// 242
第十五讲 韩愈的传记艺术　// 262
第十六讲 柳宗元的传记艺术　// 282
第十七讲 欧阳修的传记艺术　// 298
第十八讲 苏轼的传记艺术　// 319
第十九讲 《新五代史》的思想与艺术　// 334
第二十讲 传记文学的派生艺术光映千秋　// 355
后 记　// 393

　　中国是传记文学成熟最早的国家

　　“传记”作为一种文体是客观存在，人们都不能不承认。一般说来，“传记”是历史著作的一个分支，从图书分类上说应归于历史类。“传记文学”是后起的一种称呼，有些人不承认它的存在，或者说不愿意让它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但事实上又往往不能阻挡人们使用这个称呼，因为有一部分传记作品的文学性的确很强，而且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时至今日，以“传记文学”命名的刊物，以“传记文学”命名的学会，以及用“传记文学”为题目写作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已经日渐其多，是不是还要继续讨论这种文体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呢？鲁迅说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成熟，应该是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文学著作。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记》开拓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的以人物为中心的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史记》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现了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史记》的高度艺术成就不仅彪炳于传记文学一个门类，而且给后代的小说、戏剧以无与伦比的影响。中国现代的文学家李长之与当代美国的汉学家蒲安迪（Andrew H. Plaks）都把《史记》称作中国古代的“史诗”，说它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就如古代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之影响后代欧洲文化一样。

　　《史记》之所以能在历史与文学两方面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一方面固然取决于司马迁个人的天才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先秦时期已经产生了相当卓越的历史与文学著作，诸如《尚书》、《左传》、《国语》、《国策》、《诗经》、《楚辞》、《孟子》、《庄子》等。尤其是其中的《左传》、《国语》、《国策》、《楚辞》、《庄子》，对司马迁的历史观、文学观、审美观的形成及其具体的艺术操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没有《左传》、《国语》、《国策》等的卓越成就，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史记》。《左传》、《国语》、《国策》的许多章节，其叙事写人的方法，其描述用语以及其人物辞令的巧妙，都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有些地方比《史记》还要高超。所不同的就在于它们还都不是以人物为中心，它们写人仍是为了服务于叙事。先秦也曾有过从名称上类似于传记的著作，如《穆天子传》、《晏子春秋》，可惜它们的目的仍不是在于写人，前者颇似一种“起居注”，一种“大事记”；后者则像是一本轶闻趣事的资料汇编。因此，真正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文学的创始权就只有归之于司马迁了。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 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 年，死于公元120 年，著有《列传》（也称《比较列传》）、《希腊罗马名人传》、《希腊罗马英雄传》等，共50 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司马迁晚生191 年。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