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 精装李剑鸣作品系列

这是一个国家大变动时代的“众声喧哗”，精英与民众各自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举世瞩目的共和国的诞生中，政治文化的主流、统治体制的特征，一一道来。

本书旨在梳理美国革命时期从“建国之父”到普通民众诸多层面的思想特征和言辞辩论，以历史的经验表明：现代民主既非出自于理论家的构想，也不取决于精英领导人的英明决断，而主要是拥有自治愿望和自治能力的民众积极争取的结果，是一系列没有事先规划的事态演化的产物。美国革命既非一场经过事先周密谋划的事变，也就不存在指引整个过程的全盘计划，更没有任何人预先发布为革命者所一致遵从的“建国方略”。因此，美国的现代民主的形成是一个比通常的想象要复杂得多的故事。
 

李剑鸣，湖南常德人，曾执教于湘潭大学、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著有《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1992年）、《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1994年）、《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2001年）、《“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2016年）、《美国社会和政治史管窥》（2021年）、《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修订本）》（2023年）等。

本书博采国内外史家的相关研究成果，基于丰富多样的史料和其他文献，借鉴政治学、历史社会学和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遵循由宏观而入精微的探讨方式，对美国革命和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源流加以系统梳理，以揭示美国建国一代政治思维的方式、内涵及其意义，展现美国早期政治史上诸多纷纭复杂、变幻多姿的场景。本书采用精英和民众博弈的解释框架，结合美国革命各个阶段的具体历史语境，对大变动时代“众声喧哗”的政治言说加以仔细辨析和深入诠释，把关于现代民主的“竞争性想象”作为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并以“精英和民众的共治”来界定美国早期统治体制的特征。

导　言
第一章　革命中的精英与民众
　　一　边缘地带的“世界主义者”
　　　　1　革命精英的知识结构
　　　　2　历史意识和世界眼光
　　　　3　绅士共和主义者
　　二　政治行动中的普通民众
　　　　1　社会分层与普通民众的构成
　　　　2　革命运动的主力
　　　　3　普通民众的政治意识
　　三　共同事业中的不同立场
　　　　1　分歧与较量
　　　　2　偏见和疑惧
　　　　3　互动与博弈
第二章　大变动时代的政治想象
　　一　政体的想象与实际
　　　　1　立宪与立国
　　　　2　政体想象的光谱
　　　　3　政府原则和形式的革命
　　二　重新界定“人民”
　　　　1　“人民”一词的用法
　　　　2　作为道德整体的人民
　　　　3　作为实体的人民
　　三　人民主权：共识与分歧
　　　　1　有争议的主权者
　　　　2　立宪权与立法权
　　　　3　虚构与真实
第三章　以“自由”立国
　　一　自由的语言
　　　　1　自由至上
　　　　2　自然权利
　　　　3　自由话语
　　二　权力与自由
　　　　1　生命、自由和财产
　　　　2　对权力的恐惧
　　　　3　权威、秩序与自由
　　三　“自由的政府”
　　　　1　共和制
　　　　2　权利法案
　　　　3　“自由的人”
第四章　代表制的理念
　　一　代表制的起源和演变
　　　　1　英国的代表制
　　　　2　北美的代表制
　　二　关于代表制的分歧与争论
　　　　1　代表者与被代表者
　　　　2　“代理人”与“受托人”
　　　　3　实际代表与实质性代表
　　三　代表制的革新
　　　　1　代表构成的变化
　　　　2　对平等代表权的追求
　　　　3　对代表的指导和控制
　　　　4　代表制功能的多样化
第五章　“民主”概念的重构
　　一　革命之前的“民主”
　　　　1　“民主”与殖民地政治
　　　　2　混合政体中的“民主”
　　　　3　“民主”的辩护者
　　二　“民主”含义的多样化
　　　　1　多样化的用法
　　　　2　不同的态度
　　　　3　“民主”与“共和”
　　三　“代表制民主”的形成
　　　　1　所有官员都是人民的代表
　　　　2　新型代表制政体
　　　　3　并未结束的争议
第六章　“现代民主”的形成
　　一　共和制的现代转化
　　　　1　共和政体的制度创新
　　　　2　共和政体的价值转向
　　　　3　共和政体与国土规模
　　二　“民主”的古今之辨
　　　　1　雅典的两种形象
　　　　2　对罗马的超越
　　　　3　古代遗产与现代民主
　　三　民众与精英的共治
　　　　1　重建精英体制
　　　　2　“民主的贵族制”
　　　　3　国家的中立化
结　语
参考书目
索　引
后　记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援美法军总司令罗尚博麾下有一名陆军少将，名叫弗朗索瓦-让·德·博瓦尔，也称沙特吕侯爵。此人虽在行伍，却也饱学多识，擅长文墨，曾入选法兰西学术院（the French Academy）。他在军旅之余还颇有游兴，曾几度远赴美国各地游历，其足迹北至新英格兰，南达切萨皮克湾。他沿路参观战争遗址，体味风土人情，把晤大陆军将领和闻达之士，先后会见过乔治·华盛顿、詹姆斯·鲍登、罗伯特·莫里斯等人，对美国正在发生的事变可谓有亲眼观察。1781年冬季某一天，他在邦联国会主席塞缪尔·亨廷顿家里吃过晚饭，便匆匆去赴塞缪尔·亚当斯的“舒适之约”。亚当斯时任马萨诸塞驻邦联国会代表，寓居费城。沙特吕侯爵精通英语，两人相谈自是顺畅无碍。他们从殖民地反抗母国议会征税的往事说起，接着转到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这就是美国各州新的政府形式。沙特吕侯爵乐于同亚当斯谈论这个问题，因为后者亲身参与了1780年马萨诸塞宪法的制定。
这时，沙特吕侯爵的语气却透出几分担忧。他说，现在革命已然发生，共和制也正在实行，所有纳税人都有投票选举代表的权利；目前每个公民都生活平等而舒适，共和制的运转自然是不成问题的。可是，这一宪法的基础本身却并不牢靠，因为一旦出现贫富严重分化所导致的不平等，权势必然倒向财产一边，而掌握选票的穷人又不愿忍受富人的压迫，那时难免就政府形式发生无休无止的争斗，最终很可能陷于贵族制和无政府状态两极的对抗，那又将如何是好？亚当斯则请侯爵稍安勿躁。他解释说，美国人在设计政府体制时，就像一个人在乡间盖一所房子，自然要考虑到将来孩子长大以及成家立业一类的问题。马萨诸塞宪法乃是人民审议和批准的结果，这是自古希腊的莱库古时代以来还没有第二例的事情。在这一政府中，人民选举代表组成立法机构中的众议院，对他们必须服从的法律表达同意，因而人民乃是真正的主权者，而且这也体现了自由政府的精髓。不过，为了避免人民一时的激情和不成熟的想法变成法律，又另设参议院以审议甚至否决众议院的法案，此外还赋予执行长官对立法的否决权。于是，这种体制就得以平衡多种权力，能够兼顾社会的不同利益，使穷人和富人都得到代表。就人民选举代表以表达对法律的同意而言，这种体制无疑是“纯粹民主的”；参议院虽然带有贵族制的特点，却只拥有温和的协调性权力。总之，这种综合多种制度长处的共和制，必然能够应对将来种种未可逆料的局面。
如果沙特吕侯爵所记不误，那么他们两人的谈话就触及了美国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当时美国许多人确实已经意识到，他们正在经历的事变乃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尽管前路艰险曲折，外界疑虑重重，但它必然会走向胜利，而且必将在人类历史中产生深远的影响。不过，他们当初所理解的美国革命，同后世史家的阐述却有着显著的不同。他们通常把革命和独立战争联系在一起，把它视作一场政治变革。在他们看来，革命的起点乃是反抗母国的“暴政”，终点则是新型“美利坚政体”的建立。因此，革命所造成的巨大变化集中在政治领域，涉及政府结构、权力关系和政治观念各个方面。托马斯·潘恩和托马斯·杰斐逊不约而同地把美国革命理解为政府原则或形式的革命。詹姆斯·麦迪逊在称颂美国完成了“一场人类社会编年史上未有其匹的革命”时，也肯定这场革命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建立了“地球上尚无先例的政府架构（fabrics of governments）”。约翰·亚当斯晚年曾几度发表他对美国革命的看法。他认为，美国革命并不等于独立战争；“人民在原则、意见、观点和感情方面的剧烈变化，乃是真正的美国革命”。据他的理解，这场发生于“人民的思想和心灵”中的革命，意味着美国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放弃了对母国的热爱，为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安全”而认同于新的政治权威，由此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an independent nation）。换言之，这是一场以价值和情感为重心的政治文化变革。归结起来说，美国革命的结果体现为“政府或国家状态的变化”；而根据当时权威词典的诠释，这正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表明，当时人大都把美国革命理解为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像后世史家那样，将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元素注入美国革命之中，把它说成一场包罗广泛、主题多样、内容驳杂的事变。因之不足为怪的是，在1783年以后，当欧洲和美国的精英人士开始反思这场“刚刚过去的革命”（the late Revolution）时，最受关注的正是它在政治方面所带来的变化。
那么，置于整个人类政治变迁的历史脉络中来看待，这种“政府或国家状态的变化”的方向和轨迹究竟是什么呢？对其内涵和意义又应如何理解呢？美国革命的最大成就，难道真如塞缪尔·亚当斯所说，乃是建立了一种以民主为主导并辅以贵族制机制的新型共和政体吗？关于这些问题，在当时人的观点和后世史家的解释之间，同样存在许多分歧。